基本介紹
- 中文名：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 出現時間：1929年夏
- 出現會議：中山大學“十天大會”
誕生日期,人員名單,成員簡介,文革迫害,
誕生日期
1925年秋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學，是孫中山聯俄政策的產物之一。因此，這所大學才會以孫中山的名字出現。儘管這所學校以孫中山的名字命名，但其招生的對象並不僅限於國民黨人，而是包括更多的共產黨人在內的中國學生。可以說，中山大學是為當時國共合作的中國大革命培養政治理論骨幹的特殊學校。比如，在中山大學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學生名單中，就有如下一些人的名字：
當然，與一般人不同，這批國民黨要人的子女都是以“保送”的方式被送進中山大學的。與這些“幸運兒”相比，其他人則只能通過另外兩種方式實現去中大的願望：報名考試，接受選拔；或由組織上秘密推薦選派。
從1925年開始，到1929年，每年都有一批人由中國遠涉重洋，輾轉趕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那幾年裡，莫斯科成為當時中國的革命精英薈萃的地方。 1927年7月26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聲明：“取締”中山大學，並與之斷絕一切關係，同時命令各級組織嚴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學生。1930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學宣布解散，走完了短短5年的歷程。但是，中山大學對中國現代史的影響卻是相當深遠的，其中“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就是在中山大學誕生的。
根據普遍的說法，都認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是在1929年夏召開的中山大學“十天大會”上誕生的。正是在那次會議上，有28個人投票贊成黨支部局的意見，還有一個“搖擺不定的人”，忽而贊成，忽而不贊成，“二十八個半”便由此而來。
這種說法，基本上是可信的，但還存在一些錯漏之處。
最明顯的一點就是，被稱為“二十八個半”頭頭的王明，其實那時候並沒有出席“十天大會”。早在1929年3月，王明就被共產國際派回了中國。 因此，可以這樣說，“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一專用名詞是在“十天大會”上產生出來的，但其具體人物則不是在那次會議上確定的。
也就是說，在大會上投贊成票的人，不一定就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人；沒有參加那次大會的人，也不一定就不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人。
事實上，人們是藉助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一專用名詞，來譏諷和嘲笑當時以“百分之百正確的布爾什維克”自居的王明和他的追隨者。
人員名單
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是一些1927年底時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中國留學生組成的鬆散團體。他們由於持相近的理念得名。他們自稱是共產國際最堅定的支持者和當時中國共產黨瞿秋白路線的堅決反對者，也有一種說法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指其中的徐以新的立場搖擺不定。包括：
王明（陳紹禹）：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領袖人物，1931年在前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出任中共領袖，1931年到1937年在蘇聯，其間毛澤東取得對中共的領導權，批判王明的路線。王明回中國後與毛澤東展開爭論失敗。1956年赴蘇聯，中蘇決裂之後批判中共，1974年在蘇聯病逝。
孟慶樹（孟慶緒）（女）：安徽壽縣人，婦女運動領導人。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為中山大學第三期學生。1930年回國，被分配到上海滬東區委，在婦委會做女工工作，11月與王明成婚。1932年王明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孟慶樹隨往。1937年11月回國。 1984年死於莫斯科。
博古（秦邦憲）：王明的摯友，王明去蘇聯之後的中共領袖，遵義會議中失勢，但仍是黨的領導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也解散。延安整風時被批判。1946年在重慶飛往延安的飛機失事中死亡。
張聞天（洛甫）：一度支持張國燾，在遵義會議上出任中共名義上的領袖，曾把中共總書記的職位讓給張國燾，後一直擔任中共名義領袖直到194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外交部副部長，廬山會議中支持彭德懷，被打倒。
王稼祥：很早就支持毛澤東，遵義會議上被選為中共軍事負責人之一，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多年。曾任中國駐蘇聯大使、外交部副部長、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於1974年去世。
楊尚昆：遵義會議後投向毛澤東，1980年代成了中國共產黨、國家和軍隊的最高領導之一，是中共八大元老之一。
陳昌浩：支持張國燾，在張失勢後被派去領導西路軍，失敗後留在中共進行黨史研究，文革中自殺。
張琴秋（女）：1904年11月15日生，浙江桐鄉人。1924年4月，經楊之華和中共上海地委負責人徐梅坤的介紹，張琴秋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於同年11月轉入了中國共產黨。1925年11月，張琴秋與沈澤民舉行了新式婚禮。1925年11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1926年5月，張琴秋生下了女兒張瑪婭。由於生孩子，張琴秋留級一年，與博古、楊尚昆、李伯昭等成為同學。1931年5月任彭（湃）楊（殷）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主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婦女獨立師長。沈去世後的1936年7月，在第三次過草地之前，張琴秋與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結婚，陳去去蘇聯治病後由於蘇德戰爭的爆發而無法回國，後張於1943年和原紅四方面軍的總醫院院長蘇井觀結婚。1949年10月任紡織工業部部長。文革中因不堪受到誣陷和迫害，於1968年4月22日跳樓身亡，終年64歲。1979年4月，平反昭雪，同年6月23日，召開追悼會。
王盛榮：1907年生，湖北武漢人。1926年5月參加革命，7月參加共青團，任童子團團長，從事青年工人工作，參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1927年5月轉為中共黨員，同年調武漢任中共湖北省委交通員。同年9月到上海。11月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文化班學習。1930 年10月回國，任共青團上海滬西區委副書記，1931年11月至1933年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蘇區中央局委員、少先隊總隊長。1937年11月任漢口八路軍辦事處高級參謀。1938年起歷任新四軍第八團政治委員、中共河南省豫南特別區委員會書記、新四軍挺進支隊政治委員、中共豫南省委委員、中央管理局秘書長。1945年4月至6月作為華中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1945年底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嫩江省工委委員、齊齊哈爾市委書記兼衛戍司令部政治委員。1950年3月至11月任重工業部副部長，中南工業部副部長，兼有色金屬管理局局長。1952年“三反”運動中受迫害，1953年至1957年任中南工程局企業處副處長。1957年任湖北省冶金廳副廳長。1959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9年徹底平反。2006年9月1日13時50分在家鄉武漢去世，終年99歲，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中最長壽的人。[1]。
徐以新（徐一新）：1911年11月14日生，浙江衢州人，1927年1月加入北伐軍，1927年12月作為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幹部赴蘇聯留學。1933年3月在張國燾所屬的紅四方面軍任參謀主任時，曾與西北軍楊虎城將軍的全權代表孫蔚如談判，達成秘密協定，為受圍的紅軍開闢出一條紅色交通線。同年8月，因反對張國燾分裂黨的路線，被逮捕關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外交部歷任蘇聯東歐司副司長、司長，駐阿爾巴尼亞、挪威、敘利亞大使、外交部副部長、文革後任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1994年12月30日去世，終年83歲。
凱豐（何克全）：反對王明。曾被國民黨逮捕坐牢，堅貞不屈，不久被營救出獄。在遵義會議中堅持支持博古，後來改變路線支持毛澤東反對張國燾。《抗日軍政大學校歌》作者。曾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總書記和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54年去世。
何子述：在中共華北局工作，在1929年被國民黨逮捕處決。
沈澤民：茅盾的弟弟，張國燾紅四方面軍的部下。在領導遊擊戰爭中1933年11月病逝於紅安。
宋潘民（宋盤民）：張國燾紅四方面軍的部下，因反對夏曦的清肅而在1933年被處死。
陳原道（陳源道）：回國後曾任中共河南、江蘇的負責人，後來被國民黨逮捕在南京處決。
殷鑑：在華北唐山煤礦進行工運時和薄一波一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被營救之前死於獄中。
李竹聲：回國後曾任中共上海的負責人，1934年被國民黨逮捕後叛變，出賣了不少從前的同志。1949年後被抓獲，1973年病死獄中。
盛忠亮（盛岳）：中共上海領導人之一，被李竹聲出賣後為國民政府情報機關中統工作。之後移居美國，撰寫了關於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回憶錄《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革命》。
袁家鏞（袁孟超、宋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1934年和李竹聲一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改名嚴英。1934年11月保釋出獄。後在中統監視下，主編《世界文化》《中蘇文化》雜誌。於1987年平反，恢復黨籍
王雲程：曾任中山大學支部局組織部副部長。1931年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1932年任團中央書記，後兼任上海局常委。1933年被國民黨綁架之後叛變和李竹聲合作。並使羅登賢、廖承志等被捕。
孫濟民（孫際明）：和王雲程一起被捕、叛變。
夏曦：（1901—1936）由於他在1933年到1935年間在湘鄂西蘇區三次“肅反”的過程中造成了紅二方面軍4萬人以上死亡（包括洪湖紅軍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段德昌和毛澤東詩詞中“我失驕楊君失柳”中的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在長征中落水無人救助而死。因為他是在長征中死的而得以成為“烈士”。
朱阿根：回國後曾任中共領導，但退黨。一說叛變。
汪盛荻：回國後曾任中共領導，但退黨。
李元傑：淡出政治、平淡生活。
王保禮（王寶禮）：淡出政治、平淡生活。
朱自舜（朱子純）（女）：孟慶樹的好友，回國後淡出政治、平淡生活。
杜作祥（女）：淡出政治、平淡生活。
成員簡介
楊尚昆、李竹聲是1926年進校的第二期學生；其他的人員，基本上都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進入中山大學學習的。
還有一個人比較特殊，那就是夏曦。他是1928年春成立的特別班（或稱老頭子班）里的一名學員。這個班的學員有不少都是年紀較大、經驗較豐富的中共領導人，如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楊之華、楊子烈、施靜宜等。
從性別上看，“二十八個半”中有女性4人，即孟慶樹、張琴秋、朱自舜、杜作祥。
“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歸國以後，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和形勢的不斷變化，也發生了十分巨大的變化：王稼祥到達中央蘇區後不久，就支持毛澤東擔任紅軍的領導工作，在遵義會議上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鬥爭中作出了重大貢獻；張聞天也站在正確的路線方面，以後在長期的工作中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革命與建設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秦邦憲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並在領導《解放日報》、新華社以及在同國民黨談判的鬥爭中，作出了非常積極的貢獻； 楊尚昆、張琴秋等很早就認識和改正了錯誤，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為黨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 何克全（凱豐）在遵義會議時仍然堅持不改，但在後來也改正了錯誤； 夏曦後來在戰鬥中成為烈士，殷鑑則在唐山煤礦工作時被捕犧牲；李竹聲、王雲程、孫濟民、盛忠亮、汪盛荻、朱阿根等少數幾個人回國後便脫離了革命隊伍，成為中國革命的叛徒；另有一些人，在歸國後沒有什麼令人矚目的表現，如朱自舜、宋潘民、李元傑等，既沒有什麼好事，也沒有做什麼壞的事，平平淡淡，不知所蹤，遠不如他們在中山大學時那樣“領風氣之先”； 只有教條宗派的頭頭王明和其妻孟慶樹，對於自己所犯的錯誤始終不予悔改，而是一意孤行，一錯到底。
文革迫害
此外還有一個常見名單，是柳溥慶根據回憶寫在他一個黑色筆記本上的是以下這29人，1博古(秦邦憲)、2殷鑑、3楊尚昆、4張琴秋、5卜業奇、6汪盛荻、7傅繼英、8徐孝祥、9杜卓強、10王雲程、11陳昌浩、12孟慶樹(王明的妻子)、13劉傑(劉英)、14肖特夫、15謝建民、16李竹聲、17盛忠亮(盛岳)、18孫濟明、 19毛子芳(毛齊華)、20潘方、21徐以新(團員)、22章漢夫、23夏曦、24譚國輔(夏曦妻子)、25洛甫(張聞天)、26沈澤民、27陳鐵錚(孔原)、28陳達邦、29朱自純。
黨和國家卓越領導人楊尚昆同志曾經說過，“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個流傳很廣的說法不合事實,也不準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