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類苑

《宋朝事實類苑》，日本木活字本稱《皇宋事寶類苑》，省稱《皇朝類苑》，七十八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事實類苑》，六十三卷。宋江少虞編纂。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宋朝事實類苑
• 創作年代：宋
• 作者：江少虞

賞析及節選

節選

党進徼巡京師，市井間有畜鷹鷂音禽者，進必令左右解縱之，罵曰：“不能買肉供父母，反以飼禽乎？”大宗有藩邸，有名鷹鷂，令圉人調養。進忽見欲解放，圉人曰：“晉王令養於此。”且欲走白晉王。進遽止之。與錢令市肉。謂之曰：“汝當謹視此，無使貓狗所傷。”小民傳之為笑。 （選自江少虞《事實類苑》）

譯文

党進在京師巡迴檢查，市集裡有飼養鷂鷹和鸚鵡的主人，党進見了就命令左右把鷂鷹和鸚鵡放了，並罵道：“不能買肉來供養父母，反而用來餵養鳥兒？”大宗（周代宗法以始祖的嫡長子為大宗）有府第，有名鷹鷂，命令飼養的人調養它。党進忽然看見了就想放了它，圉人（古代養馬的人，這裡指養鷹的人）說：“晉王命令養在這裡的。”並且要跑去告訴晉王。党進立刻阻止他。給錢讓圉人去買肉。並對圉人說：“你應當恭謹地看護它，不要讓貓狗傷了它。”百姓把他這種厚此薄彼的表現傳為笑話。

賞析

上文是北宋政和年間（公元1111年左右），天台學官江少虞在他的《事實類苑》一書中寫的一篇諷刺作品，文章的成就可與俄國契訶夫的《變色龍》媲美。但它的產生年代卻比《變色龍》早了770多年。

全文雖短，卻有一波三折的情節，使中心含而不露，短小精悍、犀利幽默，令人回味無窮。首先，所記事件雖簡單，但情節安排錯落有致，迭宕起伏，層層深入地刻畫了党進的奴才性格，令人啼笑皆非，收到了含蓄深刻的藝術效果。其次，文中僅有三 句對話，但富有戲劇性，起到了表現人物性格和推動情節發展的作用。文中沒有描寫和評述性的語言，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活動都是通過人物對話表現出來，可以說，對話是人物性格外化的一種手段。情節發展到關鍵之處，人物的語言又引起了新的矛盾，增強了故事的曲折性。再次，作者運用了對比手法，使故事鮮明生動。文章不直接採用諷刺和嘲笑的手法來鞭撻党進，而是通過党進前後矛盾的語言，前後變化的態度兩相對照，暴露出了他的愚蠢和可笑。總之，全文場面集中，結構嚴謹，刻畫細膩、使一個媚上欺下，出爾反爾，察言觀色、見風使舵的反面形象躍然紙上，讀之不禁令人啞然失笑。

作者介紹

《事實類苑》·六十三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江少虞撰。少虞始末未詳。據序首自題，稱左朝請大夫權發遣吉州軍州事。而《江西通志》亦未載其履貫，蓋已不可考矣。其書成於紹興十五年，以宋代朝野事跡見於諸家記錄者甚多，而畔散不屬，難於稽考，因為選擇類次之。分二十二門，各以四字標題，曰祖宗聖訓，君臣事跡，德量智識，顧問奏對，忠言讜論 ，典禮音律，官政治跡，衣冠盛事，官職儀制，詞翰書籍，典故沿革，詩賦歌詠，文章四六，曠達隱逸，仙釋僧道，休祥夢兆，占相醫藥，書畫技藝，忠孝節義，將相才略，知人薦舉，廣智博識，風俗雜記。自序作二十八門，蓋傳錄之訛也。所引之書，悉以類相從，全錄原文，不加增損。各以書名注條下，共六十餘家。凡十四年而後成，故徵采極為浩博。其中雜摭成編，有一事為兩書所載而先後並存者。又如邊鎬稱邊和尚等事，及諸家《詩話》所摘唐人詩句與宋朝事實無所關者，亦概錄之，未免疏於簡汰。然北宋一代遺文逸事，略具於斯。王士禎《居易錄》稱為宋人說，部之宏構，而有裨於史者，良非誣也。其間若國朝事始，《三朝聖政錄》、《三朝訓鑒》、《蓬山志》、《忠言讜論》、《元豐聖訓》、《傅商公佳話》、《兩朝寶訓》、《熙寧奏對》、劉真之《詩話》、李學士《叢談》等書，今皆久佚，藉此尚考見一二，是尤說家之總匯矣。王士禎載此書作四十卷，今本實六十三卷，檢勘諸本皆同，疑為士禎筆誤，或一時所見偶非完帙歟

《事實類苑》說明

江少虞，字虞仲，常山人，宋政和進士，調天台學官，後歷任建、饒、吉三州太守，據明凌迪知《萬姓統譜》卷三稱：『治狀皆第一。』生卒年不詳。他編纂《事實類苑》一書，前後歷時凡十四年。這部書成書於宋紹興十五年（公元一一四五年），當時他正擔任吉州太守。他的著作，除了這部書，還有雜著經說奏議百餘卷，惜已散佚。

『宋代朝野事跡見於諸家記錄者甚多，而畔散不屬，難於稽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江少虞將諸家記錄中有關宋代的朝野事跡，匯集一起，選擇類次，編纂成這部《事實類苑》。全書分為二十四門（自序作二十八門，恐系筆誤），各以四字標題，並再分列子目，頗便檢閱。書中所記，為宋太祖至宋神宗約一百二十餘年間（公元九六0─一0八五年）的史事。這是宋代前期，亦即宋朝歷史上最繁盛的時期。

江少虞是北宋末、南宋初年人，離開宋代前期不遠，有關宋代前期的諸家記錄，當時蒐集較易。因此，他在《事實類苑》中引用的諸家記錄，即有五十種左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是『共六十餘家』，這個數字不確），而其中半數以上現已失傳或殘缺，賴此書才保存下來。

例如記載北宋政制、掌故等方面事跡的范鎮的《國朝事始》、羅畸的《蓬山志》和錢惟演的《金坡遺事》三種書，後世僅《說郛》卷七十七引用了《金坡遺事》中的兩條。而《事實類苑》引用這三種書，卻各有數十條之多。如本書卷三十《詞翰書籍》門引用《國朝事始》記學士院故事的二十多條，卷三十一引《蓬山志》記秘閣藏書的二十多條；《職官儀制》門、《典故沿革》門和《書畫伎藝》門引用《蓬山志》和《金坡遺事》許多條，為研究北宋的政治、文化和藝術提供了不少材料。至於那些《三朝聖政錄》、《國朝寶訓》、《三朝訓鑒》、《元豐聖訓》、《元豐寶訓》和《兩朝寶訓》之類著作，雖然大都是宣揚封建政治思想的，可是，『正史』中的《本紀》和《列傳》，不少內容卻正是根據此類著作寫成的。這些著作也僅見於本書，作為史料看，也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的。

又如記載楊億平生見聞的《楊文公談苑》十五卷和宋元豐初年人張師正記載其平生見聞的《倦遊雜錄》八卷，原書也早已散佚。《楊文公談苑》一書，《說郛》卷二十一僅引了十一條，曾慥《類說》卷五十三雖然引了六十多條，但文字都經刪節。《倦遊雜錄》一書，《說郛》卷十四、卷三十七合起來才引了十八條，曾慥《類說》卷十六雖然引了五十多條，但文字也都經刪節。而《事實類苑》引用這兩種書中有關宋代事實的材料（這兩種書中也有一些內容與宋代事實無關），《楊文公談苑》約有一百幾十條，《倦遊雜錄》也有近百條，數量頗為可觀。從已經引用的各條來看，這兩種書涉及範圍狠廣，上至朝章典故，將相名人的遺聞逸事，邊政外交，下至各地民情風俗，里巷瑣事，無所不有，有助於了解宋代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情況。至於記載當時宋朝與朝鮮、日本之間文化交流各條，更可補其他記載的不足。

再如這部書中引用的幾種北宋詩話，《名賢詩話》和《三山居士詩話》兩種，其他各書均未見引用；《李希聲詩話》、《漢皋詩話》和《西清詩話》等，也都可補《苕溪漁隱叢話》等書引文的脫訛。

《事實類苑》中引用的有些書，現在雖然還有傳本，但江少虞所據者均為當時版本，而且又是照錄原文，不加刪節，同現在流傳的本子，文字常有出入。例如司馬光的《涑水紀聞》，在南宋初年秦檜禁止私史時，已遭毀損。現在流傳的本子，並非全書。但是，南宋初年的人還能看到原本。近人夏敬觀於一九一七年校訂此書時，曾以宋刻本朱熹的《五朝、三朝名人言行錄》所引的數十條參校，不僅文字方面勝於通行各本，且有八條為今本所無。這八條即全見於《事實類苑》，兩書文字也幾乎完全相同。《事實類苑》引用《涑水紀聞》共有數百條，其中一部分為今本《涑水紀聞》所無，另一部分雖已收入今本《涑水紀聞》，但文字也較今本為多，可以用來校正脫訛之處甚多。又如王辟之的《澠水燕談錄》，現存各本，脫文訛字也狠嚴重。《事實類苑》引用此書較多，同樣可以用來校正脫訛。類似情形，還可以舉出不少。

《事實類苑》引用諸家記錄甚多，因而書中也出現了一些引書誤注的情況。例如卷一開頭四條，注『並《涑水紀聞》』，經檢原書，僅第二條見今本《涑水紀聞》，第一、第三條並見魏泰《東軒筆錄》，第四條見釋文瑩《玉壺清話》。卷八末條注『出《廬陵居士集》』，而卷五十七又重引此條，注『《東坡集》』，經檢原書，應為『《東坡志林》』。卷二十六《堂札子》、《宣頭》兩條，注『並《湘山野錄》』。但其中一條的開頭講到他曾為『史館檢討』。案，《湘山野錄》著者為釋文瑩，不可能做史館檢討。原來這兩條引自沈括《夢溪筆談》。同時，《事實類苑》對引書並不逐條註明，凡遇引同一種書兩條以上或多至一二十條時，只在最末一條注『以上某書』、『並某書』、『以上出某書』，而實際上所引各條並非出自一書。如卷十六《余襄公》以下至《範文正》第一條，共十一條，注『以上出《筆談》』，其實祇有《範文正》一條引自《夢溪筆談》，其他十條都見《澠水燕談錄》。另外，還有一些引文失注出處。如卷十六《薛簡肅》條，卷五十末四條，均未注出處。經查考，前一條見《湘山野錄》，後四條均見《夢溪筆談》。以上情況，在全書中，幾乎各卷都有，這是我們引用時應該注意的。

由於《事實類苑》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對於研究文學和歷史，特別是研究宋史具有較大的參考價值，為此，上海古籍出版社將這部書加以整理出版。

《事實類苑》成書後，宋紹興二十三年（公元一一五三年）麻沙書坊曾出版過刻本。此後歷經元、明、清三代，我國迄未重新刻印出版。因國內久無刻本，加之鈔本亦流傳甚少，因此，這部書一直不大為人所注意。清代編修《四庫全書》時，蒐集到的為傳鈔本，六十三卷。六十三卷本有宋紹興二十八年（公元一一五八年）江少虞的自序，寫此序時間已在麻沙書坊刻印本出版之後。因此，七十八卷本和六十三卷本的關係，現尚不狠清楚。我國國內雖無刻本流傳下來，但是日本卻在元和七年（公元一六二一年，明天啟元年）出版過木活字本。日本木活字本目錄首行題為『麻沙新雕皇朝類苑卷第目錄一』，目錄第三卷末又有『紹興二十三年癸酉歲中元日麻沙書坊印行』十八字，可見日本木活字本完全是根據我國宋紹興麻沙本翻印的。公元一九一一年，日本木活字本傳至我國，同時，武進董康亦據以重刻，從此，我國方才又有七十八卷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