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經學家文學思想研究》是一本劉奕編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在2012年5月5日出版的書籍。
基本介紹
- 書名：乾嘉經學家文學思想研究
- ISBN：9787532560943
- 頁數：276
- 定價：48
-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2年5月5日
基本信息,編輯推薦,內容簡介,圖書目錄,書評,
基本信息
外文書名：Research On The Literary Thoughts Of The Classicists In Middle Qing Dynasty
正文語種：中文
ISBN: 9787532560943
字 數：307000;
開 本：16開
紙 張：膠版紙
印 次：1
I S B N：9787532560943
包 裝：平裝
定 價：48:00
品 牌：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A S I N：B007FNZ9HE
編輯推薦
《乾嘉經學家文學思想研究》以代表清代學術巔峰時期的乾嘉經學家的文學思想作為研究對象，涉及一代學術與文學的多重互動關係，無論是對乾嘉經學家作為文學力量的崛起背景及內因的推究，還是對經學家向桐城派文論的挑戰與影響的分析，更有關於經學家擅長文類的創作意識及審美取向等的闡發等，都是深思冥會，新見迭出，並能予人以王夫之所謂“設身於古之時勢如己之所躬逢”的神交古人之感。
本書作者劉奕以“實事求是，護惜古人”的求真之心，對前賢時彥的若干誤解也作出了令人信服的駁正，對於清代學者的文集和經史著作，做了極其廣泛深入的閱讀，對於海內外已有的相關著作有深切的把握，同時折衷群言，直抒所見，新意迭出。
內容簡介
決定清代中期文學思想面貌的基本力量有哪些?是否只是傳統看法中的性靈詩學?《乾嘉經學家文學思想研究》一書提出乾嘉“經學家”的文學創作與文學思想也是決定性力量之一，並分別從 文思、詩情、詞意三個角度展開細緻論述。
《乾嘉經學家文學思想研究》涉及一代學術與文學的多重互動關係，諸如：乾嘉學術如何推動古文文體的演進、駢文及詞學觀念如何在經學本位的視域中展開、性情與學問的關係如何被思考以及乾嘉新義理學如何影響學人文思等。作者劉奕以“實事求是，護惜古人”的態度，做沉潛往復之思，折衷群言，直抒所見，書中所提出的問題與所得出的結論,大多富有新意，值得參考。
圖書目錄
出版說明
序
緒論
第一章 與文學的相互凝視——乾嘉經學家學術概貌
第一節 乾嘉經學的興盛與發展
一、興起與興盛的原因
二、學派與代際
三、漢學弊端
第二節 治學方法與為學精神
一、治學方法
二、為學精神
第二章 文思：經學視域中的古文與駢文
第一節 “義法”說的反動
一、對義法說的態度
二、具體的批評
三、經學家的古文觀
第二節 對學術文體的自覺
一、“說經之文”的提出與總結
二、學術史視野中的學人傳記
第三節 道、學、文
一、義理、考據、詞章
二、文對道、學的反作用：經學家的認識與實踐
第四節 文筆說的重提與發展
一、清代駢文家的一般觀念
二、文筆說：凌廷堪及汪中的重提
三、阮元的總結
第三章 詩情：新與舊的交織
第一節 性情諸論
一、經學家性情論的一般意見
二、溯源：朱熹的性情論與沈德潛的詩學性情論
三、洪亮吉：對袁枚詩論的修正與補充
第二節 學問與性情
一、學問在詩歌中存在的兩個方面
二、學問與性情的諸種關係
第三節 焦循的性靈說與性情說
——戴派義理學推展與運用的例證
一、性靈、性情釋義
二、性靈文論
三、性情詩說
第四章 詞意：經學、詩學與詞學的視域融合
第一節 《詩》學：調整與貫徹——從清代前中期《詩經》學到張惠言詞論
第二節 與詩離合——其他經學家的詞學思想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書評
在多數人的心目中，乾嘉經學家是一群嚴肅而略顯古板的學者。他們孜孜不倦地以整理文獻、疏證經義為畢生職志，大多博學廣識而風格謹嚴，與標舉風流、筆寫性靈的文學家形象大相逕庭。然而，當我們細數乾嘉時期最負盛譽的經學家時，卻發現他們實際上也是清代文學史上卓有成就的大家，如王昶、翁方綱、汪中、洪亮吉、孫星衍、張惠言、阮元等，無一不是乾嘉文壇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尤記得孫星衍在致著名文人袁枚的詩中，有“愧我千秋無第一，避公才筆去研經”之語，則其於己之詩學，亦不無自負之意。
這樣一個以研修經學為主而兼具極高文學素養的文人群體，其思想必然也會糅合經學、文學兩種特質。而就清代文學思想史而言，有了這樣一群經學家的參與，也必然會隨之產生許多深遠而複雜的影響。遺憾的是，於此一節，學界的討論與研究似乎並不多。
作者首先對乾嘉時期最具代表性的經學家的學術概貌進行了全面而系統的梳理，對清人治學方法、為學精神加以概括。在這一過程中，於所涉清代學者的文章著述信手拈來、運用自如，同時對海內外學者的相關理論、研究成果，亦是如數家珍、了如指掌，足見作者眼界之開闊。更難得的是，作者能於博覽群書的同時融會貫通，故常於眾說紛紜中梳理出自己的獨到見解。尤其是對清代經學研究領域中幾位著名學者曾經提出過的某些重要觀點，如孟森先生“政治壓迫”之說（針對乾嘉經學興盛的原因）、艾爾曼先生學術研究“職業化”之說等，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當然，梳理經學史，是為了在此基礎上對經學家的文學思想作出研究。因此在之後的三章中，作者就分別從文思、詩情、詞意三個層面開始展開探討，並提出了許多令人耳目一新又確然可信的觀點。如對姚鼐有意整合方苞、劉大櫆兩極的原因，作者強調，“姚鼐的理論，一定要同時放在桐城派的縱向序列和其身處時代的橫向的文化體系中審視，才能看清其面目”，這無疑是極具眼光的。而作者將清代駢文的中興，與經學家的活躍聯繫在一起，並由此推演到文筆說的重提，尤其是其中對從凌廷堪、汪中再到阮元一脈相承關係的梳理，尤見眼光、筆力之精到。
筆者因曾治袁枚，故對全書第三章關於“詩意”之分析，關注尤多。此章對乾嘉時期兩種詩派之代表——沈德潛與袁枚的詩學展開分析，將二人詩論中所及之“性情”區分為以性統情（沈）和即情求性（袁），認為二人的分歧正落在對性、情關係的不同理解與處理上，這一理解是頗為到位的。在此基礎上，作者又進一步分析“情”字，特別拈出朱熹對孟子“四端”之情的理解，將情析分為道德情感與自然情感，並認為不當以今人對情的理解而妄揣古人之情，這是很能夠說明問題的。今之學者，頗有從語源學角度剖析“性靈”之淵源的，然多未細察同一辭彙之下所隱含的巨大差異。正如袁、沈之同講“性情”，其實則遠矣。
全書在立論、取證及論證中，所用角度與方法亦始終不乏可圈可點之處。如第二章中將姚鼐《古文辭類纂》與王昶《湖海文傳》分別作為桐城派與經學家的代表性文章選集進行對比，尤其是對二書序跋類文章的分類進行細密的辨析，並最終得出姚鼐對古文的分類思想是對“時人對古文分類的普遍認識給予了明確化和定型化”；與此同時，作者又通過對《湖海文傳》文章成分的分析，進一步確證其時“考證體”已逐步取代傳統的“論辯體”。在此基礎上，得出最終的結論：說經文體的凸顯是清代古文的一大特徵，而對說經文體的自覺，則是清代文章思想的重要現象。當然，在論證過程中，作者還參考了許多其他材料，但其對文章總集的重視與層層分析，卻是值得肯定的。
此外，作者心思亦極敏極細，於古人之論說，常如抽絲剝繭般加以剖析。如對戴震《與方希原書》一文的剖析：始辨其創說在早年，與晚年定論同中有異；其次細繹戴文所論“大本”之真意，認為其文道觀實與理學家由道貫文說相一致；最後則力證戴震晚年實以義理為終極原則，考據不過是獲得義理的工具之一而已。由此，作者推論，以戴震早年之文作為代表漢學家的主流意見是不妥的。如此層層論證，堪稱嚴密而允當。
作者在全書緒論部分曾引用了錢大昕“實事求是，護惜古人”一語，並將此視為自己治學為文的根本原則與最後目標。作為讀者，掩卷之後，亦於此感嘆良久。學術研究，尤其是涉及古典文獻者，如何面對古人、評價古人，始終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作者在闡述與分析之際，固然首先遵循客觀、理性與實事求是之原則，但又不限於此。如果細細體會，不難感受到作者對乾嘉經學家治學精神發自內心的理解與肯定。當然，此種原則是否值得繼承，就有待於時間來證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