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林彪作政治報告，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分析“文化大革命”的準備和實施過程，極力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所謂“豐功偉績”。
1969年4月14日，政治報告通過。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九大報告
- 時間：1969年4月1日
- 所屬會議：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 地點：北京
同志們！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是一次在我黨歷史上有深遠影響的代表大會。
我們這次代表大會，是在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的時刻召開的。這個偉大的革命風暴，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揭露了以劉少奇為總代表的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粉碎了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大大地加強了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大大地加強了我們的黨，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為這次代表大會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一、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準備
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規模的、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革命。
毛主席曾經用簡潔的語言說明了這場大革命的必要性：“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為了充分認識毛主席這個科學的論斷，我們應當深刻理解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
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不久，一九五七年，毛主席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部偉大著作，繼《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之後，全面地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矛盾、階級和階級鬥爭，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學說，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它象光芒萬丈的燈塔，照耀著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航向，也為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論基礎。
為了更深刻地認識毛主席的偉大歷史貢獻，就需要簡略地回顧一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
一八五二年，馬克思曾經這樣說過：“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中文版，第六十三頁）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使科學社會主義同空想社會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假“社會主義”劃清了界限。馬克思、恩格斯為此而奮鬥了一生。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後，第二國際的那些黨，除了列寧領導的布爾塞維克黨以外，幾乎全部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列寧在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鬥爭中，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鬥爭的焦點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列寧在痛斥老修正主義者的時候，多次指出：“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三百九十九頁）
列寧領導俄國無產階級奪取了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列寧根據他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實踐，看出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和階級鬥爭的長期性：“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著復辟希望，並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行動”（《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三十五頁）
列寧指出：“資產階級的反抗，因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兇猛十倍。它的強大不僅在於國際資本的力量，不僅在於它的各種國際聯繫牢固有力，而且還在於習慣的力量，小生產的力量。因為，可惜現在世界上還有很多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列寧的結論是：“由於這一切原因，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第六頁）
列寧還指出了“新的資產階級”正在“從我們蘇維埃的職員中間產生出來”。（《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一百六十二頁）
列寧指出復辟的危險還來自資本主義的包圍：帝國主義國家“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來進行它們所說的武裝干涉，也就是扼殺蘇維埃政權。”（《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第四百二十三頁）
蘇修叛徒集團徹底背叛了列寧的這些光輝的教導。從赫魯雪夫到勃列日涅夫之流，都是早就隱藏在蘇聯共產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一上台，就立刻把資產階級的“復辟希望”變成“復辟行動”，篡奪了列寧、史達林的黨，把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和平演變”成為黑暗的法西斯主義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毛主席同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毛主席全面地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經驗，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早在中國革命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即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就明確指出：在無產階級奪取全國政權之後，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鬥爭的中心仍然是政權問題。毛主席特別提醒我們：“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毛主席預見到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之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階級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向全黨提出了在政治、思想、經濟、文化、外交領域中向帝國主義、國民黨、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戰鬥任務。
我們黨根據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根據毛主席制定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進行了緊張的戰鬥。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社會主義革命能不能繼續前進的緊要關頭。毛主席鑒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修正主義的猖狂和我國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部偉大著作中，提醒全黨：“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針對劉少奇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所謂“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的謬論，毛主席特別指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和實踐中，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還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還必須繼續革命。
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率領廣大民眾，按照毛主席指出的這個方向，繼續進行了偉大的鬥爭。從一九五七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到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揭露彭德懷反黨集團的鬥爭；從關於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大辯論，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兩條路線的鬥爭；鬥爭的中心，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復辟資產階級專政的問題。（⑴⑵）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每一個勝利，黨發動的反對資產階級的每一個重大戰役的勝利，都是粉碎了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右的或形“左”實右的修正主義路線，才取得的。
現已查明，劉少奇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就叛變投敵，充當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總代表。他有一條妄圖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使中國變成帝國主義、修正主義殖民地的政治路線。他又有一條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線服務的組織路線。多年來，劉少奇招降納叛，搜羅了一幫子叛徒、特務、走資派，他們隱瞞了自己的反革命的政治歷史，互相包庇，狼狽為奸，竊取了黨和國家的重要職務，控制了從中央到地方許多單位的領導權，組成了一個地下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對抗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他們同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勾結著，起了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不能起的破壞作用。
一九三九年，當毛主席領導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正在蓬勃發展時，劉少奇拋出了他的黑《修養》。這本書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它根本不談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不談如何同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不談武裝奪取政權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理，而要共產黨員離開偉大的革命實踐去搞什麼唯心主義的“修養”，實際上是要共產黨員“修”成向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的反革命專政屈膝投降的奴才。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正當美帝國主義武裝蔣介石反革命軍隊，準備向解放區大舉進攻的時候，劉少奇適應美蔣反動派的需要，拋出了所謂“中國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投降主義路線，反對毛主席提出的“放手發動民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總路線和對美蔣反動派的進攻採取“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鼓吹什麼“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鬥爭變為非武裝的、民眾的議會的鬥爭”，要取消黨對人民軍隊的領導，把人民解放軍的前身八路軍、新四軍“統一”為蔣介石的“國軍”，並且要把黨領導的工農子弟兵大量復員，妄圖從根本上取消人民軍隊，斷送中國革命，把中國人民用鮮血奪回的勝利果實雙手捧給國民黨。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準備渡江，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劉少奇卻跑到天津，一頭栽進資本家的懷抱。他瘋狂地同剛剛開完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所決議的對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實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相對抗，他大肆鼓吹“今天中國資本主義還是在年青時代”，要無限制地“大發展”，“今天資本主義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厚顏無恥地吹捧資產階級“剝削的越多功勞越大”，大肆吹噓修正主義的唯生產力論，妄圖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道路。
總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許多重大的歷史關頭，劉少奇一夥都猖狂地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進行反革命陰謀破壞活動。但是，既然他們是反革命，他們的陰謀就不能不暴露。在赫魯雪夫上台以後，特別當蘇修夥同美帝國主義、印度等國的反動派，大規模反華的時候，他們就更加猖狂起來了。
毛主席最早察覺了劉少奇一夥的反革命陰謀的危險性。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提出了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九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毛主席提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毛主席提出的這條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
接著，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十條》），規定了黨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毛主席又向全黨發出了警告：如果忘記了階級和階級鬥爭，忘記了無產階級專政，“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箇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么危險的情景啊！”毛主席已經把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更加鮮明地提到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了！
所有這些警告和鬥爭，並沒有也不可能絲毫改變劉少奇一夥反動的階級本性。一九六四年，在偉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劉少奇跳了出來，鎮壓民眾，包庇走資派，並且公開地攻擊毛主席倡導的對社會情況進行調查研究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已經“過時”了，胡說什麼不執行劉少奇的路線就“沒有資格當領導”了，他們急不可待地要復辟資本主義。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召集了中央工作會議，主持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痛斥了劉少奇形“左”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了劉少奇的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等奇談怪論，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主席總結國內和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得出的這個新結論，撥正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航向，指明了即將到來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方向。
回顧這一段歷史，我們可以知道這一次有億萬革命民眾參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決不是偶然發生的。這是存在於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長期尖銳鬥爭的必然結果。這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民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決心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英雄的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人民解放軍、革命幹部和革命知識分子，對劉少奇一夥的復辟活動，已經忍耐不住了，一場階級大搏鬥是不可避免的了。
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談話中指出的那樣：“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民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現在，我們找到了這種形式，它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只有發動億萬民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才能把混入黨內的叛徒、特務、走資派揭露出來，粉碎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劉少奇這個叛徒、內奸、工賊的歷史反革命的真面目，正是在廣大民眾參加下，才審查清楚的。黨的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決定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把他永遠開除出黨，這是億萬民眾的一個偉大勝利。我們的偉大導師毛主席根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親自發動和領導了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千真萬確“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一個偉大的新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