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在國際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大背景下，藏獨分子達賴集團以暴力手段追求“西藏獨立”遭到失敗。為擺脫困境，達賴集團調整策略，祭出“中間道路”招牌，圖謀所謂“西藏事業”新出路。達賴集團宣稱，“中間道路”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實現“大藏區”的“高度自治”。
表面上，“中間道路”就是要建立不受中國共產黨領導、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不執行全國統一的法令和政令、不允許有國家的駐軍、限制其他民族進入的“國中之國”。“中間道路”的實質是一個分步實現“西藏獨立”的政治綱領。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在國際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大背景下，達賴集團以暴力手段追求“西藏獨立”遭到失敗。為擺脫困境，達賴集團調整策略，祭出“中間道路”招牌，圖謀所謂“西藏事業”新出路。
達賴集團宣稱，“中間道路”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實現“大藏區”的“高度自治”。
表面上，“中間道路”不尋求“西藏獨立”，貌似尊重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但實質上處處都與中國憲法和國家制度相牴觸，與中國國情相背離，極具欺騙性和迷惑性。第一，“中間道路”不承認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是一個被占領的“國家”，為在“條件成熟”時重新公開打出“西藏獨立”旗號埋下歷史和法理依據。第二，“中間道路”圖謀歷史上從來就不存在的“大藏區”，要求中國政府將包括西藏和青海全部，四川的兩個自治州，甘肅和雲南各一個自治州交由達賴統治，總面積占到中國國土面積的四分之一。第三，“中間道路”要求在“大藏區”實行“高度自治”，僅軍事、外交由中央管，其他一切都由達賴管，實質上是在青藏高原上推翻整箇中國國家制度。第四，“中間道路”要求中國政府把解放軍全部撤出“大藏區”，通過國際談判把“大藏區”搞成“國際和平區”。第五，“中間道路”要求把“大藏區”內其他民族統統趕走。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安才旦分析說，這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第一，達賴集團堅持“西藏在歷史上和文化上都是一個獨立國家，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第二，堅持要將中國軍隊和軍事設施從西藏撤走，西藏地位交由國際會議討論，西藏成為“和平區”“緩衝國”；第三，堅持西藏可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保持外交關係；第四，堅持在包括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等省藏區在內的240多萬平方公里的“大藏區”實行“真正自治”，也就是要推翻西藏和其他藏區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西藏事務全由十四世達賴喇嘛來管；第五，堅持要把非藏族民眾從“大藏區”遷走。
就拿中央政府不能在西藏駐軍，西藏可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保持外交關係來說。眾所周知，如果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不能在其領土上駐軍，允許其管轄下的一個地方政府與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保持外交關係，也就無主權可言。所以，達賴喇嘛主張的“真正自治”，實質上是要改變西藏屬於中國的法律地位，否定中國政府對西藏擁有主權。
一言以蔽之，“中間道路”就是要建立不受中國共產黨領導、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不執行全國統一的法令和政令、不允許有國家的駐軍、限制其他民族進入的“國中之國”。由此可見，“中間道路”的實質是一個分步實現“西藏獨立”的政治綱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