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再次掀起批判史達林的高潮。蘇共二十二大結束之後，中蘇關係漸呈緊張之勢。1962年冬，蘇共領導人利用歐洲一些國家的共產黨相繼召開的代表大會，指名攻擊中國共產黨。受蘇共影響，捲入圍攻中共代表團的兄弟黨也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從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中國共產黨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社論等形式相繼發表了七篇理論文章，繼1960年4月發表《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之後，進一步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重大國際問題的看法。1963年2月，蘇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提出舉行兩黨高級會談的建議。3月9日，中共中央覆信表示同意。但在3月30日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答覆信中，蘇共領導人又表明準備長期公開爭論下去。據此，中共中央於6月14日發表覆信，即《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這份包括25條內容的建議，實際是中國方面準備論戰的綱領性檔案。7月5日至20日，中蘇兩黨舉行高級會談，會談中雙方激烈地互相指責。期間蘇共中央公布了《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逐條批駁中共提出的建議，致使兩黨會談中途破裂。隨後，為答覆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中共連續發表了總稱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的論戰》的九篇文章（簡稱為“九評”），全面批評蘇共的對內對外政策。這九篇文章的基本結論是：“在偉大的十月革命的故鄉，在具有幾十年建設社會主義歷史的蘇聯，也發生了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集團篡奪黨和國家領導的事件，也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危險”，這是帝國主義推行“和平演變”政策的結果。文章還認為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體系的標誌，在對外政策方面是所謂“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在對內政策方面是宣布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不必要的所謂“全民國家”和“全民黨”的理論。與此同時，蘇聯方面也發表了一系列論戰文章。這樣，中蘇兩黨之間的論戰達到了高潮。1964年10月赫魯雪夫下台後，中蘇兩黨有意改善關係，但終因在一些主要問題上分歧仍大，到1965年初，中蘇分裂局面已無法挽回。這場史無前例的大論戰及其結局，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論戰中，蘇聯領導人把兩黨之間的原則爭論變為國家爭端，對中國施加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巨大壓力。這使得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進行反對蘇聯老子黨和大國沙文主義的鬥爭。正如鄧小平所說：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他又說：一個黨評論外國黨的是非，往往根據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實證明這是行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