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有精武會，北有武士會”。民國時期，成立於天津的中華武士會與成立於上海的精武體育會遙相呼應，是當時中國最為著名的兩大民間社會武術組織。兩者都因其為中國武術的大普及、大發展做出的突出貢獻而在武術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後，精武體育會活動不斷，其影響進一步擴大，其作用更加凸顯。與之相比，中華武士會的活動則黯然失色的多，這顯然與其歷史地位及目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體育與文化強國建設以及天津的文化強市建設等是極不相稱的。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華武士會
- 成立時間：1912年9月8日
- 成立地點：天津市中山公園
- 主要人員：李存義、李瑞東、閻道生
創辦,發展,鼎盛,停辦,
創辦
“中華武士會的創辦是武術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合力的產物”。在救亡圖存的社會氛圍以及孫中山“強種保國，強民自衛”的體育思想影響下，燕支部成員從一開始就熱心於武術運動。這一點，我們從張繼、王法勤、顧德保、葉雲表等燕支部成員都是中華武士會的重要骨幹就可見一斑。政治家的積極倡導之外，中華武士會的創辦更與教育家和武術家的積極參與有關。清末時期，武術開始被引進到新式課堂的教學之中。如中國最早的政法學校——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的校長張恩綬就曾把武術教育引入該校而被有關學者認為“是中國近代第一個把武術引進學堂的知識分子”。中華武士會的教務主任李存義和總教習劉殿琛與張恩綬同為河北深縣人。也許正是在張恩綬的影響下，中華武士會的實際主導者李存義和劉殿琛不僅將中華武士會的練習場所放在“公園內學會處”，而且中華武士會還“附設武術傳習所”。1912年6月6日的《大公報》之《中華武士會傳習所簡章》顯示：該傳習所由王法勤等七十七人發起，其學科分為速成科和專修科兩種。其中，速成科每日傳習兩小時，五個月畢業；專修科每日傳習兩小時，兩年畢業。凡在傳習所畢業者均可得到中華武士會的徽章。
1912年6月5日、13日，天津《大公報》先後發布了《中華武士會公啟》和《中華武士會簡章》。其中，在《中華武士會公啟》中清楚地說明了成立中華武士會的目的：“今同人創設此會，募集擊技名手，廣設傳習所，以求普及，期我國民自茲以往，變文弱之風而成堅強之習，以負我民國前途之重任”。在《中華武士會簡章》中不但直接道出了中華武士會的宗旨：“發展中國固有武術，振起國民尚武精神”，而且對會員條件、入會與出會、職員設定、經費等均做出了規定。
1912年6月16日，張繼、王法勤、顧德保等八十餘中華武士會的發起人在天津三條石直隸自治研究會總所召開了中華武士會的“成立會”，並開始“籌議開課事，廣延拳棒擊劍各名師為教習”。中華武士會的成立得到了社會各界的積極回響，許多人報名紛紛報名參加。截止到6月30日，短短十幾天的時間，中華武士會不但“報名入會者約有百數十人，各教習亦經聘訂”，而且“其地址已借妥公園內學會處”，“暑假期內即可開課”。1912年9月8日下午一時，中華武士會在天津河北公園召開了“正式成立會”，並“兼行開學禮”。自此，中華武士會的活動開始步入正軌。該成立大會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是日觀者如堵，當由到會各會員分班演習槍刀拳棍各技，堪稱絕藝。內有來賓一人，年八十四歲，演習刀法腳步手法兩相純熟，眾皆拍掌稱奇”。
發展
《中華武士會簡章》規定，中華武士會“每年開春秋兩季大會，是為常會”。按照此規定，經過一個多月的傳習，中華武士會即於1912年10月28日在天津河北公園內學會處組織舉行了盛況空前的秋季大會。這次大會“觀者千餘人，首由幹事張澤儒（恩綬）報告開會詞，繼由幹事葉雲表報告近日辦事手續”，然後來自廣東、山東、河北、天津等地的武士“各獻技能，掌聲雷動”，其中“尤以廣東盧傑之君舞鐵線拳及長桿工夫為純絕，武清縣之太極拳更屬文雅”。值得一提的是，為籌集此次活動的經費，李式太極拳創始人、“性忠厚，尚義氣”、“尤好布施”有“小孟嘗”之稱的天津武清人李瑞東賣掉了自家在武清城關的200畝好地，其精神值得我們銘記。
中華武士會成立（尤其是秋季大會）後，要求到中華武士會習武的人越來越多，中華武士會不得不設立分會，且出現了“數月以來，遠近聞風而起，分會林立”的局面。與中華武士會在各地設定分部相應，京津各校紛紛到中華武士會聘請老師教授武術。其中1913年，李子揚、李劍秋分別受聘到北洋大學和清華大學任教。正是在這一年，中華武士會幹事葉雲表（國民黨燕支部成員）到日本留學，並邀請郝恩光到東瀛成立了中華武士會東京分會，在日本傳授形意拳術。
鼎盛
1916年6月6日，竊取革命果實的袁世凱去世後，中央政權由袁世凱的干女婿段祺瑞把持，是為皖系軍閥專政時期（1917年7月至1920年7月）。對中華武士會而言，1917年是一個多事之秋。該年正月，中華武士會的主要襄助者李瑞東煤氣中毒去世。同年5月，主持校務的李彬堂應山西督軍閻錫山之邀，到太原工作。但隨後被閻錫山幕僚陷害抑鬱成病。此時70歲的李存義不得不函調在雲南鄂軍中的弟子李星階來津主持中華武士會會務。
1918年，中華武士會終於迎來了發展的大好時期。該年，李星階協助李存義不但利用天津博物館開成立展覽大會的機會，召集三百多位武術家來津表演，進一步擴大了中華武士會的影響，而且還適時調整了立會宗旨，並通過參加北京的萬國賽武會，進一步提升了中華武士會的影響。至此，中華武士會的發展進入到鼎盛時期。
停辦
萬國賽武會後，來中華武士會習武的徹夜不斷。此時71歲的李存義難以應付，遂隱居於弟子張天普在英租界的家中，中華武士會事務交由李星階全面負責並繼續向前發展。
1927年12月3日-10日，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在南京召開（汪精衛受到尖銳指責），“基督將軍”馮玉祥派“五虎上將”之首的張之江代表自己到南京與會。自此，張之江開始久寓南京。張之江在“體育救國思潮”的影響下，於1928年在南京西華門創辦了由國民政府直接撥款的中央國術館，倡導“國術”。此後，各省紛紛回響。1928年12月23日，河北省國術館成立，河北省主席商震任館長，北平警備司令兼陸軍42師師長張蔭梧為副館長，李景林、傅作義、蔣馨山、郭鑄山等為“友誼”（董事），孫祿堂、於殿鰲等為顧問。中華武士會會長李星階順應歷史的潮流，接受商震的邀請擔任河北省國術館的“教育科主任”。至此，中華武士會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其成員一部分轉入到中央國術館、河北省國術館、天津市國術館、天津縣國術館等國術館系統中，一部分則或組織起新的武術社團、或加入另外的武術組織、或隱居民間，為中國武術的活態傳承繼續做著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