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大典·天文典·天文分典》全書分“天地總部”、“天象記錄總部”、“七曜總部”、“星辰總部”、“天人感應總部”、“天學家總部”等七大部分，從天地的起源和構成到運行於天空中的日月星辰，從各種我們習見而又未加深思的天象到天象與人事間的相互影響，以及歷來我國研究這些高深內容的學問家們，本書都均分類涉及。
基本介紹
- 書名：中華大典•天文典•天文分典
-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
- 頁數：3572頁
- 開本：16
- 品牌：重慶出版集團
- 作者：《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 出版日期：2014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229078423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天文分典》是《中華大典·天文典》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收錄我國古代典籍中有關天文學的材料，對其進行標點並加以科學分類，以類書的形式表現出來。本書從我國豐富的古天文資料中提取出其最精華部分，不致一般讀者面對書山，望洋興嘆。若讀者欲了解古天文的方方面面，本書將提供十分有益的幫助。
作者簡介
本書由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師生編寫。交大科學史系是我國天文學史研究的重地和權威。《天文典》總主編江曉原教授、《天文分典》主編鈕衛星教授在此知識領域均有較高的學術地位和豐富的學術成果。
圖書目錄
天地總部
天地本原部
天地結構部
域外來華學說部
天象記錄總部
日食部
月食部
太陽黑子部
月掩行星部
客星部
彗星部
流星雨部
隕石部
七曜總部
總論部
日部
月部
水星部
金星部
火星部
木星部
土星部
星辰總部
總論部
三垣部
二十八宿
天人感應總部
總論部
陰陽五行部
分野部
災祥部
人事部
天學家總部
總論部
先秦部
兩漢部
魏晉南北朝部
隋唐部
五代兩宋部
金遼元部
明清部
引用書目
天地本原部
天地結構部
域外來華學說部
天象記錄總部
日食部
月食部
太陽黑子部
月掩行星部
客星部
彗星部
流星雨部
隕石部
七曜總部
總論部
日部
月部
水星部
金星部
火星部
木星部
土星部
星辰總部
總論部
三垣部
二十八宿
天人感應總部
總論部
陰陽五行部
分野部
災祥部
人事部
天學家總部
總論部
先秦部
兩漢部
魏晉南北朝部
隋唐部
五代兩宋部
金遼元部
明清部
引用書目
序言
《中華大典·天文典》總序
江曉原
……（上略）
古代天學之科學遺產及學術意義
今人常言中國古代天學留下了‘豐富遺產’、‘寶貴遺產’，但這些遺產究竟是何物，到今日還有何用，應如何看待，皆為頗費思量之問題，且很少見前賢正面討論。
我們可以嘗試將中國天學遺產分為三類：
第一類： 可用以解決現代天文學問題之遺產。
第二類： 可用以解決歷史年代學問題之遺產。
第三類： 可用以了解古代中國社會之遺產。
此種分類，基本上可以將中國天學遺產全部概括。以下通過具體案例稍論之。
中國古代天學第一類遺產，先前已得到初步收集整理，即收錄於《中國古代天象記錄總集》一書中之天象記錄，凡一萬餘條。此為中國古代天學遺產中最富科學價值之部分。古人雖出於星占學目的而記錄天象，但它們在今日卻可為現代天文學所利用——因天體演變在時間尺度上通常極為巨大，雖千萬年只如一瞬，故古代記錄即使科學性、準確性稍差，仍然彌足珍貴。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金牛座蟹狀星雲被天體物理學家證認出系公元一五四年超新星爆發之遺蹟，這次爆發在中國古籍中有最為詳細之記載。隨著射電天文學勃興，在蟹狀星雲、公元一五七二年超新星、公元一六四年超新星遺蹟中都發現了射電源。天文學家於是形成如下猜想： 超新星爆發後可能會形成射電源。
但超新星爆發極為罕見，如以太陽系所在之銀河係為限，兩千年間歷史記載超新星僅十四顆，公元一六四年以來至今再未出現。故欲驗證上述構想，不可能作千百年之等待，只能求之於歷史記載。當時蘇聯天文學界對此事興趣濃烈，因西方史料不足，乃求助於中國。
於是席澤宗於一九五五年發表《古新星新表》，充分利用中國古代天象記錄完備、持續、準確之巨大優勢，考訂了從殷商時代到公元一七年間共九十次新星和超新星之爆發記錄。《古新星新表》一發表即引起美、蘇兩國高度重視。兩國都先對該文進行報導，隨後譯出全文。
事實上，隨著天體物理學飛速發展，《古新星新表》的重要性遠遠超出當時想像之外。此後二十多年中，世界各國天文學家在討論超新星、射電源、脈衝星、中子星、X射線源、γ射線源等最新天文學進展時，引用該文達一千次以上。國際天文學界著名雜誌之一《天空與望遠鏡》上出現評論稱：‘對西方科學家而言，可能所有發表在《天文學報》上的論文中最著名的兩篇，就是席澤宗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六五年關於中國超新星記錄的文章。’而美國天文學家斯特魯維（O．Struve）之名著《二十世紀天文學》中，唯一提到中國天文學家的工作即《古新星新表》。一篇論文受到如此高度重視，且與此後如此眾多新進展聯繫在一起，這在當代堪稱盛況。
此即中國古代天學史料被用以解決現代天文學問題之典型例證。
類似例證還有筆者用中國古代星占學史料解決困擾國際天文學界百餘年之‘天狼星顏色問題’，茲不具述。
中國天學留下之第二類遺產，可用以解決歷史年代學問題。
因年代久遠，史料湮沒，某些重要歷史事件發生之年代，或重要歷史人物之誕辰，至今無法確定。所幸古人有天人感應之說，相信上天與人間事務有著神秘聯繫，故在敘述重大歷史事件發生或重要人物誕生死亡時，往往將當時特殊天象（如日月交食、彗星、客星、行星特殊位置等）虔誠記錄下來。有些此類記錄得以保存至今。依靠天文學家之介入，此種古代星占學天象記錄，竟能化為一份意外遺產——藉助現代天文學手段，對這些天象進行回推計算，即可能成為確定歷史事件年代之有力證據。
此種套用近年最為成功的例證，即筆者所領導之研究小組，藉助國際天文學界當時最先進之星曆表軟體，推算出武王伐紂確切年代，並成功重現當時一系列重大事件之日程表。結論為：周武王牧野克商之戰，發生於公元前一四四年一月九日清晨。
類似例證，還有筆者所領導之研究小組利用日食記錄，推算出孔子誕辰之確切日期：公元前五五二年十月九日。
其實解決現代天文學問題，或解決歷史年代學問題，僅僅利用了中國天學遺產中之一小部分。中國古代留下大量‘天學秘籍’，以及散布在中國浩如煙海之古籍中的各種零星記載。這部分遺產數量最大，如何看待和利用也最成問題。
這第三類中國天學遺產，可用以了解古代中國社會。
中國古代並無現代意義上之天文學，有的只是‘天學’——此天學不是一種自然科學，而是深深進入古代中國人精神生活。日食、月食、火星、金星或木星處於特殊位置等等，更不用說一次彗星出現，凡此種種天象，在古代中國人看來都不是科學問題，而是哲學問題，神學問題，或是一個政治問題。
由於天學在中國古代有如此特殊之地位（此一地位，其他學科，比如數學、物理、煉丹、紡織、醫學、農學之類，根本無法相比），因此它就成為了解古代中國人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之無可替代的重要途徑。古籍中幾乎所有與天學有關之文獻，皆有此種價值及用途。具體案例，在筆者所著《天學真原》中隨處可見，茲不縷述。
中國天學這方面遺產之利用，將隨歷史研究之深入和拓展，比如社會學方法、文化人類學方法之日益引入，而展開廣闊前景。
故《天文典》之編纂，其重要意義之一，即為我們繼承、利用上述各類中國古代天學遺產，提供一種集大成之史料庫。
江曉原
……（上略）
古代天學之科學遺產及學術意義
今人常言中國古代天學留下了‘豐富遺產’、‘寶貴遺產’，但這些遺產究竟是何物，到今日還有何用，應如何看待，皆為頗費思量之問題，且很少見前賢正面討論。
我們可以嘗試將中國天學遺產分為三類：
第一類： 可用以解決現代天文學問題之遺產。
第二類： 可用以解決歷史年代學問題之遺產。
第三類： 可用以了解古代中國社會之遺產。
此種分類，基本上可以將中國天學遺產全部概括。以下通過具體案例稍論之。
中國古代天學第一類遺產，先前已得到初步收集整理，即收錄於《中國古代天象記錄總集》一書中之天象記錄，凡一萬餘條。此為中國古代天學遺產中最富科學價值之部分。古人雖出於星占學目的而記錄天象，但它們在今日卻可為現代天文學所利用——因天體演變在時間尺度上通常極為巨大，雖千萬年只如一瞬，故古代記錄即使科學性、準確性稍差，仍然彌足珍貴。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金牛座蟹狀星雲被天體物理學家證認出系公元一五四年超新星爆發之遺蹟，這次爆發在中國古籍中有最為詳細之記載。隨著射電天文學勃興，在蟹狀星雲、公元一五七二年超新星、公元一六四年超新星遺蹟中都發現了射電源。天文學家於是形成如下猜想： 超新星爆發後可能會形成射電源。
但超新星爆發極為罕見，如以太陽系所在之銀河係為限，兩千年間歷史記載超新星僅十四顆，公元一六四年以來至今再未出現。故欲驗證上述構想，不可能作千百年之等待，只能求之於歷史記載。當時蘇聯天文學界對此事興趣濃烈，因西方史料不足，乃求助於中國。
於是席澤宗於一九五五年發表《古新星新表》，充分利用中國古代天象記錄完備、持續、準確之巨大優勢，考訂了從殷商時代到公元一七年間共九十次新星和超新星之爆發記錄。《古新星新表》一發表即引起美、蘇兩國高度重視。兩國都先對該文進行報導，隨後譯出全文。
事實上，隨著天體物理學飛速發展，《古新星新表》的重要性遠遠超出當時想像之外。此後二十多年中，世界各國天文學家在討論超新星、射電源、脈衝星、中子星、X射線源、γ射線源等最新天文學進展時，引用該文達一千次以上。國際天文學界著名雜誌之一《天空與望遠鏡》上出現評論稱：‘對西方科學家而言，可能所有發表在《天文學報》上的論文中最著名的兩篇，就是席澤宗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六五年關於中國超新星記錄的文章。’而美國天文學家斯特魯維（O．Struve）之名著《二十世紀天文學》中，唯一提到中國天文學家的工作即《古新星新表》。一篇論文受到如此高度重視，且與此後如此眾多新進展聯繫在一起，這在當代堪稱盛況。
此即中國古代天學史料被用以解決現代天文學問題之典型例證。
類似例證還有筆者用中國古代星占學史料解決困擾國際天文學界百餘年之‘天狼星顏色問題’，茲不具述。
中國天學留下之第二類遺產，可用以解決歷史年代學問題。
因年代久遠，史料湮沒，某些重要歷史事件發生之年代，或重要歷史人物之誕辰，至今無法確定。所幸古人有天人感應之說，相信上天與人間事務有著神秘聯繫，故在敘述重大歷史事件發生或重要人物誕生死亡時，往往將當時特殊天象（如日月交食、彗星、客星、行星特殊位置等）虔誠記錄下來。有些此類記錄得以保存至今。依靠天文學家之介入，此種古代星占學天象記錄，竟能化為一份意外遺產——藉助現代天文學手段，對這些天象進行回推計算，即可能成為確定歷史事件年代之有力證據。
此種套用近年最為成功的例證，即筆者所領導之研究小組，藉助國際天文學界當時最先進之星曆表軟體，推算出武王伐紂確切年代，並成功重現當時一系列重大事件之日程表。結論為：周武王牧野克商之戰，發生於公元前一四四年一月九日清晨。
類似例證，還有筆者所領導之研究小組利用日食記錄，推算出孔子誕辰之確切日期：公元前五五二年十月九日。
其實解決現代天文學問題，或解決歷史年代學問題，僅僅利用了中國天學遺產中之一小部分。中國古代留下大量‘天學秘籍’，以及散布在中國浩如煙海之古籍中的各種零星記載。這部分遺產數量最大，如何看待和利用也最成問題。
這第三類中國天學遺產，可用以了解古代中國社會。
中國古代並無現代意義上之天文學，有的只是‘天學’——此天學不是一種自然科學，而是深深進入古代中國人精神生活。日食、月食、火星、金星或木星處於特殊位置等等，更不用說一次彗星出現，凡此種種天象，在古代中國人看來都不是科學問題，而是哲學問題，神學問題，或是一個政治問題。
由於天學在中國古代有如此特殊之地位（此一地位，其他學科，比如數學、物理、煉丹、紡織、醫學、農學之類，根本無法相比），因此它就成為了解古代中國人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之無可替代的重要途徑。古籍中幾乎所有與天學有關之文獻，皆有此種價值及用途。具體案例，在筆者所著《天學真原》中隨處可見，茲不縷述。
中國天學這方面遺產之利用，將隨歷史研究之深入和拓展，比如社會學方法、文化人類學方法之日益引入，而展開廣闊前景。
故《天文典》之編纂，其重要意義之一，即為我們繼承、利用上述各類中國古代天學遺產，提供一種集大成之史料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