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台“錯播事件”

中央台“錯播事件”,又叫“九九事故”。當時震驚全國。1976年9月9日零時10分，毛澤東主席逝世。在下午播出《告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書》時，發生了把“毛澤東主席治喪委員會名單”錯播成“周恩來同志治喪委員會”的重大差錯，當事人楊正泉在2008年11月出版的《新聞背後的故事：我的親歷實錄》一書中，敘述了原委。

基本介紹

• 書名：新聞背後的故事：我的親歷實錄
• 作者：楊正泉
• ISBN：9787802288034
• 類別：傳記
• 頁數：404
• 定價：58元
•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08年11月1日
• 裝幀：平裝
• 開本：16

中央台“錯播事件”歷史背景

上午8點，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鄧崗從治喪委員會開會回來。他說，中央已決定今天下午6點鐘播出《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以下簡稱《告各族人民書》)、《毛澤東主席治喪委員會名單》(以下簡稱《治喪委員會名單》)、《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公告》(以下簡稱《公告》)。

鄧崗聽取了中央電台的匯報後，同意中央電台提出的播出方案。

經請示，直到上午11點，才允許向中央電台直接參與播出的有關部門和人員傳達毛主席逝世的訊息，大家都極其震驚，有的泣不成聲。在作了布置之後，我就安全播出問題提出了具體要求。首先要絕對保證準確、及時、安全播音，必須鎮定而有秩序地工作。另外，除了思想上的動員和要求以外，針對過去容易出現的問題採取了措施：為了防止誤播、錯播，把過去用過的稿件、節目全部清理、封存；所有播出的節目，重新選編、審定、製作，掌握統一提法和口徑；過去用過的哀樂錄音帶一律封存，這次用的6分鐘哀樂全部重新製作，發往有播出任務的新聞部、對少數民族廣播部、對台灣廣播部。為保證工作的正常運行，臨時成立了錄製組，負責播音、錄音、複製節目；節目審查組，負責審聽、發播和安排節目的播出。

大家立即分頭去準備，誰也沒有心思吃午飯。

正在這時候，接到中央的通知，將播出《告各族人民書》的時間由下午6點提前到下午4點，而且中央已經發電將中央電台廣播的時間通知了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

《告各族人民書》等首播之後，接著又播出了第二遍，一切都按照預先的安排有秩序地進行著。全國的聽眾守候在收音機旁，聽了一遍又一遍。可是，萬萬沒有料到，竟會在播出第三遍時發生了嚴重的播出差錯：竟然在哀樂之後播出了“現在廣播周恩來同志治喪委員會……”。在場的人驚呆了！大家木然地站在那裡不知出了什麼事，不知所措。中央電台的領導和職工涌到節目傳送室，急切詢問“是怎么回事”；全國各地聽眾紛紛打來電話質問、抗議、譴責，強烈要求追查事故的責任者，這就是中央電台的“九九”事故。事過幾年、十幾年之後，仍然有聽眾記憶猶新，詢問事故的原因。

播出《告各族人民書》第三遍時，在哀樂之後突然播出了“周恩來同志治喪委員會……”，造成了嚴重的重大差錯。這突如其來的事故，如雷轟頂，使在場的人驚呆了，大家驚恐地站在那裡不知所措。我在事故發生的現場，我是播出的總指揮，看到現場那種驚慌的情景，我清醒過來，必須馬上鎮靜下來，恢復秩序，還有許多的事要做，不然還會繼續出差錯。我說：“請大家冷靜下來，趕緊做好後頭的工作，千萬不要再出問題！這次事故的責任由我來負！”接著，我讓台總編室主任去向局長匯報。

因為我知道，歷史上經常有這樣的情況發生，一旦出了大事故，越是緊張，越是強調嚴格，越是接連出問題，像多米諾骨牌。我比喻為猶如學騎腳踏車，越怕撞人越撞人。古人云“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就是這個道理。何況這一事故是罕見的，又發生在這樣的重要時刻，正是全國人民極其悲痛的時刻，誰能不肉顫心驚！當時急切需要的是穩定情緒，沉著冷靜，搞好安全播音，不能也不應該停下來追查事故的原因和責任者。

剎那之間，張冬興副台長氣喘吁吁地跑來了，台里許多人跑來了，他們急促地追問：“怎么啦！怎么啦！”接著，到處響起了電話鈴，應接不暇，聽眾詢問、質問、抗議、譴責，強烈要求追查事故的責任者……

等我安排完工作，我趕緊到廣播局局長那裡匯報、承擔責任和作檢討。當時局長鄧崗不在辦公室，一位主持工作的副局長說：“你趕快回去指揮，不要再出差錯，這事以後再說！”我然後向台長作了匯報。當晚鄧崗局長召開會議布置宣傳報導工作，他談到這一事故時，在辦公室踱來踱去，他提高聲音說：“今天出的亂子大極了！天大的事啊！紛紛來電話質問，說有敵人破壞！膠帶怎么沒有卡住呢？我當時在人民大會堂聽著收音機，一下子聽到了，別人問‘怎么回事？’我讓家裡查，當場口頭向文元同志匯報了，他說‘這個事情當然很大，要沉著，不要緊張，把以後的事安排好，不要再出問題’。”鄧崗又說：“造成嚴重後果，我們沒法向民眾交代！請求中央處分，我們承擔責任！”我說：“責任由我來負。”他還說，“公安部已經來人調查過，是否有壞人破壞”。當時我的心情和壓力可想而知！

當天深夜11點多，我向中央電台各部主任和支部書記痛哭流涕地做了沉痛檢查，要求立即傳達到中央電台全體，從中吸取教訓。第二天上午我向局核心小組寫了檢查報告，請求處分；隨後，中央電台核心小組也向局寫了檢查報告，局又向中央寫了檢查報告。須知，那是在“文革”中，事故發生後，電台院子裡已經貼滿了大字報，要求立即把問題追查清楚，把楊正泉從台領導的位子上撤下來，給予嚴厲的處分。我檢討後，有的人認為問題還沒有弄清楚，事故不是有意的，叫我不要背包袱；但也有些人不滿意，要求立即做出嚴肅處理。對此，我都是很理解的，也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中央電台過去出的差錯，有哪一次不是層層檢查、層層處理的呢？尤其是當事人，總要脫幾層皮，何況是這樣嚴重的事故！

事故發生的當天晚上，接到從全國各地打來的45起電話(那時通訊很困難)，這兩天，繼續接到電話、電報，其中有公安部政治部、北京列車段、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科學院、59170部隊、清華大學、光華儀器廠、內燃機廠總廠、福建人民廣播電台、湖南湘陰廣播站等。

大部分電話詢問是否是中央電台播出的？有些人不相信是中央電台錯播，他們認為是地方台錯轉，可能是轉播了“敵台”，種種誤解讓地方台蒙受了冤屈。有的認為是由播音員過於悲痛和疲勞而造成的。更有的認為“這是有壞人破壞”，要求徹底追查。有的省革委會還專門開會做出決議向中央發電，向中央電台提出抗議，要求中央一定要追查清楚，有沒有“五一六”分子搞破壞！

外邊的流言也很多。在河南“五七幹校”勞動鍛鍊的中央電台的同事來電話，關切地詢問：“聽說楊正泉已經被捕？”當聽到否定的回答後，他們仍不放心，堅持要我親自接電話，聽到我的聲音才相信。

毛主席逝世的悲痛，事故發生後內疚和壓力，工作的緊張和責任，我吃不下飯、睡不著覺，中央電台離我的宿舍不到5分鐘的路程，已幾天沒有回家了。我妻子也是中央電台的記者、編輯，她學廣播、辦廣播多年，自然知道廣播的重要，更知道這一差錯的嚴重性以及意味著什麼；她生活在中央電台這個環境裡，每時每刻聽到各種議論，默默地承受著難以承受的壓力，又無助無奈，甚至見到我都很困難，她擔心、焦慮，只能暗暗地流淚。第二天晚上，妻子送來一飯盒我愛吃的麵條，望著我，要我吃下去。我著急地說：“這是什麼時候，還有心思吃飯！”妻子哭了：“我知道你忙，心裡不好受，可也不能不吃飯、不睡覺呀！”她打開飯盒，麵條上面還有兩個荷包蛋！我的眼睛濕潤了。

事故發生後，組織上沒有對我進行處分，我依然負責毛主席治喪期間中央電台的宣傳報導工作。不久，10月6日，黨中央粉碎了“四人幫”。在後來清查與“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的時候，我成為“說清楚對象”，除了長期宣傳上存在的問題，這一事故是重要原因。當時推斷，中央電台是黨和國家新聞輿論的要害單位，“四人幫”長期抓住不放，電台一定會有他們的代理人，是誰？有些人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大字報又是接連不斷，一個“重要依據”就是過去中央電台出了播出差錯，都要嚴肅處理，“四人幫”都不放過，這次為什麼沒有這樣做？是姚文元說了“把以後的事安排好，不要再出問題”，而沒有立即採取處理措施，是“四人幫”把他保下來的！為什麼當時沒有處理？這個問題許多人的確想過，有的人問過我，我也想過。我認為，一是因為事故的發生與姚文元提出要縮短哀樂有關，不然不會出問題。二是姚文元分管宣傳，他不願意看到接連出事故。但這都不是主要的。三是他是一定要處理的，但不是在當時，而是“秋後算賬”，他耍了政治手腕。他當時說：“這個事情當然很大，要沉著，不要緊張。”“當然很大”，他不會手軟的，只是沒有來得及，治喪活動剛剛結束，“四人幫”就垮了台。

以上是事故發生後的情況，那么事故是怎么發生的呢？

事故發生的情節複雜、頭緒多，而原因卻非常簡單。歷史上有許多複雜的問題，一旦弄清楚，原因常常是很簡單的。

在播完第二遍《告各族人民書》時，姚文元提出“哀樂太長了，要用短一些”，局總編室要把6分鐘的哀樂改為3分多鐘，而且要馬上改。這些是釀成後來差錯的起因。

當時正忙於《公告》的錄音、製作，第三遍播出又即將開始，要改哀樂哪裡來得及！我提出等播出進入正常、穩定下來後再改。但命令如山，有一位部主任自作主張主動地派人去取哀樂。開始已明確規定，為防止用錯哀樂，將所有過去用過的膠帶一律封存，現用哀樂必須重新複製。過去已有過多次的教訓，用錯膠帶是最容易出差錯的環節。誰知歷史在重演，事急中陰錯陽差，他們輾轉又從過去的哀樂膠帶中拿了一盤，巧中巧，這盤錄音帶又正是周總理逝世時用過的；巧中巧，這盤錄音帶又多處違背了安全播音的規定，埋藏下多處隱患。這是事故之所以發生的關鍵所在。今天說起來是這么明白、簡單、輕鬆，弄清這個問題卻用了幾年的時間。這種隱患能成為事實，卻又是違背了一系列安全播音的規定、闖過許多關口而造成的惡果。

第一，周總理逝世時，先廣播訃告，然後播3分35秒的哀樂，再往後播治喪委員會名單。按照安全播音規定，哀樂是單獨一盤膠帶，不允許在其前後錄其他內容。而當時負責錄音的同志，圖一時方便，把下面將要播出的治喪委員會名單的頭子錄在了哀樂後頭。這樣做違反了規定。如果在緊急情況下這么做了，用後銷掉還有情可原，但他沒有這樣做。

第二，按照規定，錄音完了以後，每盤錄音帶要填“卡”，記明開頭、結尾用語和時間，讓用者一目了然。而這盤錄音帶卻沒有填記錄卡，只在膠帶盒上寫明“哀樂3分35秒”。又違反了操作規定，給人以“只有哀樂”的錯覺。

第三，按照規定，每盤膠帶錄音後，在最後一句話後卡上紙條，傳音員放到紙條為止，提前停放或過了紙條停放，都是傳音員的責任。而這盤膠帶的紙條不是卡在哀樂之後，是卡在了“名單”之後。

第四，對這盤錄音帶的審查是嚴格而慎重的，拿到膠帶後由專人分別進行了三次審查，都認為“哀樂可用”，“只是速度慢了點”。但是三次審聽，都只聽到放完哀樂為止，誰也沒有聽到紙條為止，而開了“可用”的綠燈。三次都違背審聽規定。

第五，當錄音帶上了機器，開始播放時，在場的許多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思考由於縮短哀樂會不會出現空播上。放完哀樂，突然出來“現在廣播周恩來同志治喪委員會……”時，因未到卡紙條處，傳音員不敢自行停機。在場的人驚呆了，沒反應過來。當傳音員清醒過來，急忙按住轉動的錄音帶時，只差“名單”兩個字未播出去。

這就是事故發生的全過程。發生事故的原因是一個又一個的錯，錯，錯！責任心不強，違背了種種安全播音的規章制度，才使幾個月以前的差錯闖過了五關而釀成事實！在中央電台的歷史上，有不少差錯都是發生在“想當然”和“僥倖”的疏忽之間，主要是缺乏責任心和不執行規章制度所造成的，為此不知付出過多少沉痛的代價！

楊正泉談論中央台“錯播事件”

事故發生時，因為責任重大和那時的政治氣氛，中間環節又多，當事人不敢承認。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事後也並沒有認真調查。直到事過三年以後的1979年底，在清查與“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時，政治氣氛已起了變化，比較寬鬆，才把事故的原因、過程和責任人調查清楚，給我做了結論，把我解脫出來。

今天談這個問題，早已不是在分清事故的責任，而是在了解那一段歷史。這是中央電台在那一特定情況下發生的事故，但不同的人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引發出值得汲取的教訓。

作者簡介

註：楊正泉，1940年6月生，山東省肥城市城上村人。1964年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分配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工作，先後擔任編輯、記者，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宣傳小組組長，國際部副主任、主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總編室主任、台長助理、副台長、台長、分黨組書記。高級編輯，享受政府特別津貼。1993年調任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兼任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局長、黨組書記。黨的十五大代表，十屆全國政協委員、十屆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常務副會長，中國人權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中央民族大學中文系兼職教授，武漢大學新聞系兼職教授，中國傳媒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著作有《我與廣播》、《書刊外宣散論》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