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學

《中外文學》是一部由梅家玲文學書籍，內包含了許多中外文學理論。

基本介紹

• 書名：中外文學
• 作者：梅家玲
• 類別：文學
• 內包包含：許多中外文學理論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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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梅家玲

夏濟安簡介

一九五○年，時年三十四歲的夏濟安先生輾轉由香港赴台，開始了他在台灣大學外文系的教學生活。

夏濟安先生名澍元，以字行。一九一六年生於江蘇省吳縣，一九四○年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此後，曾分別任教於光華大學、中央軍校第七分校、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新亞書院等校，但都為時甚短。在台大擔任教職的時期，同樣不長：一九五○年到職，一九五九年離校，中間還曾由台北美國新聞處安排，前往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研究院深造半年，專攻小說習作。留駐台灣、任教台大的時間，總計不到十年。然而，或許連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是，正是這十年不到的時間，讓他成就了「近人無出其右」的文化志業，對於戰後台灣的文學研究和創作，產生深遠影響。

誠如劉紹銘先生所言，「先生對中國文學之影響，當然是來自他所創辦的《文學雜誌》」;借著它「保持中國文學命脈」，「栽培中國新作家」。近年來，夏濟安先生及《文學雜誌》在台灣文學發展過程中所開展出的各方面意義，已不斷引起研究者注意; 各派文學史家評論五○年代台灣文學時，儘管持論不一，但對夏及《文學雜誌》的高度肯定，卻是不約而同。

這些肯定論述所著眼的，主要不外乎兩方面：一是在官方以強勢政策主導文藝發展的五○年代裡，《文學雜誌》能以忠於「文學」的堅持，突破意識形態圈限，嚴肅地進行文學研究、翻譯與創作;二是發掘培養了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等一批優秀青年作家，而這批年輕人，不僅合作創辦六○年代最重要的文學雜誌《現代文學》，並且以其優異的創作成果，共同締造了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輝煌時代。換言之，《文雜》的貢獻，乃是「風氣的樹立」和「人才的栽培」。

然而，綜觀五○年代的台灣文化界，原也有若干風格自具、不與官方政策合轍的刊物，如《野風》、《自由中國》、《文星》等。當時這些雜誌的讀者人數，較《文學雜誌》尤有過之，它們在「風氣的樹立」方面，未必沒有建樹;但若論及「人才的栽培」，便多有未逮;對台灣文學界及學術界的影響，因此更不及《文雜》遠矣。箇中關鍵何在?很顯然地，主要因為《文學雜誌》乃是以「台灣大學」──這所匯聚了當時全台灣最優秀的教授與學生、並且一直是台灣最具指標性意義的大學──為主要基地，而發展出的一份「學院派」文學雜誌。藉由此一雜誌，不僅成功地匯通了五○年代台灣的「文化場域」與「教育空間」，使二者所累積的成果得以相互轉化，彼此生髮;同時，也為其後另外兩份深具影響力的學院派文學雜誌：《現代文學》及《中外文學》，導其先路。

所謂「學院派」文學雜誌，乃是由學院中的教授文人所創辦，以學者及青年學生為編輯及寫作主力，並且力圖將學院中的研究與教學成果，轉化為出版文化產品，走出學院，進入一般閱讀市場，刊物因此多具理想性與學術性。《文學雜誌》、《現代文學》與《中外文學》，堪稱是半世紀以來，台灣最重要的三份學院派文學雜誌;這三份雜誌，又全數都與台灣大學文學院深有淵源。此一現象，絕非偶然。也因此，這篇文章所進行的，便是擴大觀照視野，試圖由「文化場域」與「教育空間」互涉的角度切入，探討夏濟安及其所創辦的《文學雜誌》，是如何因為善用了「台灣大學」──此一負有人才培育與學術研究雙重重任的教育空間──所提供的特殊資源/支持，促成當時文化場域的改變;而它又如何回饋到學院教育，為日後文化場域與教育空間的互動互涉再添動力，彼此對話交融，相生相成。

台灣大學介紹

夏濟安是一九五○年來到台大的。在那個動盪的年代裡，他所進入的，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教育空間?

台灣大學的前身，原是「台北帝國大學」，一九二八年由日本政府在台北設立。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國民政府接收台北帝大，遂改名為「國立台灣大學」。當時，台大剛由傅斯年接掌校長一職不久，各項校務改革，經緯萬端，方興未艾;不僅制度上已由原先日式三年制的講座大學，改為美式四年的學院制大學，辦學的宗旨與理念，也與過去迥然不同。傅斯年出身北大文科，早年曾與羅家倫等人共組「新潮社」，引領新文化運動。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他作為三千學生愛國大遊行的總指揮，震驚中外，早就是引人矚目的學生領袖。赴英留學歸國後，歷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北大教授、中研院史語所創所所長、北大代理校長等職。受命接長台大之後，以其個人風範及學術界的聲望地位，戮力興廢，在台大校務及教學研究方面，均多所改革;除倡議學術獨立、引進北大自由校風外，其中最重要的作為之一，即是加強帝大時期曾被刻意壓抑的人文教育。

過去，帝大在自然科學方面卓有成就，但人文教育始終素質不高。除因殖民政策考慮，有意壓抑外，師資匱乏，也是主要原因。因此文史、哲學及社會科學方面之研究成果有限，且欠缺自由思想的風氣。為此，當時輿論還特別籲請台大應訓練學生之國、英文閱讀能力，使其有機會接受新思想及新的思考方法，並養成自由思想風氣。 對此，傅斯年的具體作法是，一方面設法使台大和已經遷台的中央研究院合作，展開學術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則多方延聘優秀的人文學科師資，如歷史學系的余又蓀、方豪、李濟、姚從吾、劉崇鋐、勞乾、傅樂成、陳奇祿;中文系的董作賓、伍俶、毛子水、孫雲遐;外文系的英千里、沉亦珍、張肖松等，都是在一九四九年春，應傅校長之聘而至者。

傅斯年深受自由主義影響，注重以「人」為本的教育。落實在教學實踐上，首先便是「充實學校文理兩院的通習科目(即今「共同科目」及「通識科目」)，務使學生「一進大門，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們的普通課」。 語文與文學是人文教育的重要基礎，大一國文與英文共同科目的設定及教學情形，因此特別受到關注。如一九四九年學年開始，傅校長即親自召集大一課程有關各學系教授副教授講師聚談，明訂大一國文之目的為：(一)使大一學生因能讀古書，可以接受中國文化;(二)訓練寫作能力。並且選定《孟子》、《史記》兩書為課本，另選宋以前詩為補充教材，選印《白話文示範》為課外讀物。英文方面，則分授文法與讀本，「務使大一新生，在一年之內，將第一種外國語打定一堅實基礎」。

傅斯年雖在一九五○年底即猝然棄世，但他任內所揭櫫的理想及訂定的制度，卻影響深遠。特別是文學院，「國內碩彥鹹集本校‧風雲際會盛極一時」，當年許多北大名師，都來此任教，並且親自擔任大一國文與大一英文的授課工作。此外，文學院學生規定還有其它若干共同必修科目，授課者同樣都是一流教授，如中、外文系「世界通史」皆由沈剛伯講授;「理則學」老師是陳大齊;中文系「中國通史」老師為勞乾，外文系「哲學概論」老師是方東美等。

也就是在這樣一種強調學術自由獨立、看重人文教育的學術環境與教學氛圍中，夏濟安來到了台大外文系。

第一年，他被指派擔任兩班共同科的英文課程;第二年起，則陸續為外文系開授專業科目，包括翻譯、小說選讀、英國文學史等。外文系的前身，原是台北帝大「文政學部文學科」中的「西洋文學講座」，一九四七年，始獨立成為「外國文學系」。一九五五年，更名為「外國語文學系」。五○年代的台大外文系課程，實以「學英文」為主。李歐梵曾回憶當時的學習情況：

作為主修西方文學的我們，主要的外國語文是英文。……在台大，我們四年的課程都在學英文──大一英文，大二會話與文法，以及英國文學史的課程，大三英國散文與小說，大四戲劇與翻譯──我們被引導以英美文學為主要研究對象。並且課堂上指定閱讀的文本主要是十八、十九世紀的作品，上起課來不免無聊﹝比如，仔細閱讀的Thackeray《浮華世界》(Vanity Fair)及哈代的《故里人歸》(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不過，這裡的「學英文」，其實仍多是由文學作品的解讀入手。綜觀當時外文系，四年中必修課程除「英語語音學」、「演說與辯論」屬於套用語文性課程外，其它如英國文學史、英文散文選讀及習作、小說選讀、戲劇選讀、英詩選讀、西洋文學名著選讀等，都是文學性課程，只不過「主要是十八、十九世紀的作品」，欠缺對西方現當代文學作品的引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以「學英文」為主要目標的教學設計中，外文系卻從三十八學年度(一九四九年秋)開始，便商請中文系主任臺靜農先生，為大二學生開授一學年六學分的必修課程「中國文學史」(與中文系大二合班);而素來重視文字、聲韻等國小訓練的中文系，也在四十學年度(一九五一年秋)，將全年六學分的「英國文學史」列為大三大四生的必修課程，並由外文系主任英千里先生授課。兩系互以對方「文學史」課程為必修課的規定，前後持續長達十年之久，恰恰縱貫了整個五○年代。

此一情形，顯示早年台大中文、外文兩系在課程安排上，實有相輔相成，彼此交流匯通的用心，並且意味了所謂「文學」的教育，原就需要兼攝中西，相互映照。經由前述課程安排，不僅兩系學生，都能分別得到相對完整的中西文學訓練，兩系師生，也因此多有互動。而這一切，正所以為日後《文學雜誌》兼重中西文學傳統的論述特色，奠立良好基礎。

文學雜誌創作

《文學雜誌》系由夏濟安、劉守宜、吳魯芹三人共同創辦;夏任主編，劉為經理，海外稿件由宋淇負責，吳則幫忙籌募經費。一九五六年九月創刊，一九六○年八月停刊。前後發行四年共四十八期。從一開始，它便強調「讓我們說老實話」，並且希望：「讀者讀完本期本刊之後，能夠認為這本雜誌還稱得上是一本『文學雜誌』」。 這些訴求，在反共文學當道的五○年代裡，確乎獨樹一幟，贏得各方肯定，自非偶然。

不過，在既有的相關研究中，論者多會強調它與《自由中國》──特別是其中由聶華苓主編之「文藝欄」的密切關係，進而據此申言台灣五○年代「自由主義傳統」與六○年代「現代主義文學」之間的關聯與轉折。此說由朱雙一首開端緒，其後論者，大多踵武其說。 證諸聶華苓、彭歌等人的回憶文章，朱說應屬持之有故。

不過，仔細玩味，雖然聶、彭兩人都提到《自由中國》與《文學雜誌》成員間的交往狀況，聶華苓並以「春台小集」串聯起兩刊物間的密切關聯，然而彭歌的敘述，並不強調《自由中國》，反以《文學雜誌》為中心，勾勒出五○年代台灣某一文學群體的交遊圖貌，這一敘述重點的轉移，或許有助我們從「文壇」，或者說，「文學場域」的角度，重新檢討兩份雜誌間的必然關係 —— 在時處「文化沙漠」的五○年代，能自由發表純文藝創作的刊物本來為數不多，無論是聶華苓所稱的「春台小集」，抑是彭歌所說的「台北文友」，其實都是活躍於當時藝文界的、具有高度自由創作意識的主力寫作群，他們是「文壇」的中堅份子，作品原就散見於各文藝刊物;而各(性質相類的)刊物之間，也就很自然地分享著相近的作者群，彼此縱橫交錯，共同形構出「文化場域」的各色圖景。對這些理念接近的文人而言，《自由中國》和《文學雜誌》固然是重要的發表園地，但並不以此自限。特別是，若檢視當時另一份始終宣稱「不按牌理出牌」、具有強烈自主意識的雜誌《文星》，便會發現：經常為它供稿的文藝作者，無非就是聶華苓、何凡、林海音、余光中、夏菁等人;其它以非藝文性稿件而與《自由中國》或《文學雜誌》重疊的作者，也所在多有。此一現象，適所以提醒我們：若一味著眼於《自由中國》和《文學雜誌》作者之「同」，從而認定「《文學雜誌》乃《自由中國》的純文學版，《自由中國》為《文學雜誌》開了先河」，未免失之於見樹不見林，並且窄化了《文學雜誌》的重要性和開創性意義。

正是如此，本文無意否認《自由中國》與《文學雜誌》之間的深厚淵源，但所關注的，無寧是二者之「異」──也就是在重迭的作者群之外，《文學雜誌》是如何引進不同於《自由中國》，以及其它文藝雜誌的異質成分，從而開展自我獨特的走向，並循此完成它的文學史意義。顯然，這些異質成分，正是源生於當時最具影響力的人文/文學教育空間──台灣大學文學院;它的引進者，就是夏濟安。

文學雜誌內容

夏濟安先生鄉音頗重，講學不暢，雖然滿腹經綸，作為台大教師，課堂上正式授課並不十分成功。初入台大不久，甚至還有學生聯名寫信給外文系主任英千里，表示不滿。可是他平易近人，博學風趣，尤其批改學生英文作文，每每點石成金，令人折服不已，因此不多時，便深受學生愛戴。儘管如此，他一生最大成就，畢竟不在現實的杏壇，而是藉由《文學雜誌》，將學院中的研究與教學成果，成功地轉化為閱讀市場中的文化產品，讓大學人文/文學教育，突破學院門牆的局限，面向社會大眾，產生開放性的位移。

此一位移，首先反映在稿件取向及撰稿者的教授身份上。《文學雜誌》兼收文學評論、翻譯，與創作，但徵用稿件，顯然特重論著：

本刊歡迎投稿。各種體裁的文學創作與翻譯，希望海內外作家譯家，源源賜寄，共觀厥成。

文學理論和有關中西文學的論著，可以激發研究的興趣;它們本身不是文學創作，但是可以誘導出更好的文學創作。這一類的稿件，我們特別歡迎。

檢視六卷凡四十八期《文學雜誌》所刊登的篇章，篇數固然還是以各類創作居多，但每一期，必然會選擇一篇極有份量的「有關中西文學的論著」，作為全刊開篇之作。如創刊號首排，便是勞乾的論文〈李商隱燕台詩評述〉;之後二、三期，首篇分別是梁實秋〈文學的境界〉、Robert Penn Warren原作，張愛玲譯〈海明威論〉。第四期的首排之作，則是台大中文系主任臺靜農以「白簡」為筆名所撰寫的〈魏晉文學思想的述論〉。同期，還有勞乾〈論文章傳統的道路與現在的方向〉、葉慶炳〈賺蒯通雜劇〉。《文學雜誌》大量刊登台大中文系教師的古典文學論文，便是自此期開始。

除首排論文外，其它沒有編排在首篇，同樣極具重要性的論文，當然還所在多有。包括：夏濟安援用西方文學批評方法評論本地作品的重量級論文〈評彭歌的「落月」兼論現代小說〉(一卷二期)、〈白話文與新詩〉(二卷一期)、〈一則故事‧兩種寫法〉(五卷五期)、白簡(臺靜農)〈關於李白〉(四卷三期)、葉嘉瑩〈從義山嫦娥詩談起〉(三卷四期)、Stephen Spender著，朱乃長譯〈論亨利詹姆士的早期作品〉(四卷五期)等。這些論述或作或譯，全數出自名家手筆，其中又以台大中、外文兩系教師，占了絕大多數。如隸屬外文系者，有夏濟安、吳魯芹、黃瓊玖、張沅長、英千里、朱立民、侯健、朱乃長等;中文系有臺靜農、鄭騫、葉慶炳、林文月、許世瑛、廖蔚卿、葉嘉瑩、王貴苓等。此外，勞乾、沈剛伯時為台大歷史系教授，梁實秋、余光中任教於師大、東吳;再加上任教於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的夏志清、柏克萊大學的陳世驤、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高格(Jacoborg)，學界碩彥，可謂盡萃於斯。

事實上，能夠擁有如此堅實眾多的學界菁英作者群，正是《文學雜誌》與當時其它文學雜誌最大的不同處。而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自著，抑或翻譯，出自這些學院教授之手的篇章，多數與各人當時的任教課程有關，間或有個人學術研究所得者。以中文系教師為例，臺靜農長年開授「中國文學史」，鄭騫開授「詞曲選」、「小說戲劇選」、「宋詩選」;所發表的古典文學評論，都是當時所授科目中的講授課題;外文系方面，夏濟安、吳魯芹、侯健三人先後都開授過「翻譯」、「翻譯與寫作」、「小說選讀」等課程;黎烈文多年來一直是「法文」、「法國文學」、「法國文學名著選讀」的專任教師;黃瓊玖開授「戲劇選讀」;朱立民開授「美國文學」，他們在《文學雜誌》發表的譯作及評論，幾乎都是以自己任教的課程為中心，衍生而出者。特別是夏濟安，其英文譯筆優美流暢，向為眾所公認，創刊號以齊文瑜筆名，親自操觚，翻譯霍桑〈古屋雜憶〉，不啻現身說法，為所開授的「翻譯」課程，作出最佳的示範性操作。

此外，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陳世驤。他的力作〈中國詩之分析與鑑賞示例〉，將中西文學相互對照，不僅援引西方「靜態悲劇」的觀念來詮解杜詩，並以「新批評」的方法與文類觀念分析〈八陣圖〉，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開拓新視野，《文雜》四卷四期刊出之後，影響深遠。但事實上，這篇論述，乃是陳世驤當年在台大文學院的演講稿──陳教授於一九五八年五月返台，兩周之內，在台大文學院做了一系列關於中國詩學的密集講座，六月七日第三場，演講的題目正是〈中國詩之分析與鑑賞示例〉。

因此，當陳世驤的演講以文稿形式，刊載於《文學雜誌》時，其實正是以更具體的行動過程，呼應了前述中、外文系教師為該雜誌撰稿的意義：大學中，無論是常設課程，抑是特邀的學者講座，只是作為特定學院教育的一環，所面對的，原本僅僅是該院校中的學生。然而一旦將它文字化，並以出版品的形式進入閱讀市場，遂無形中將學院的教育空間開放、位移至社會文化場域，使之產生更具延擴性的效應，如此，「誘導出更好的文學創作」，庶幾可期。

與此同時，學院中年輕同仁及學生們的研習成果，也得以藉由這一經過位移後的開放性空間，公開體現。前曾述及，五○年代台大的「文學」教育，原就以兼攝中西為理想。中、外文系互相必修對方的文學史課程，合班上課，是為兩系互動，提供良好基礎。夏濟安主編《文學雜誌》，更增添雙方合作機會。更何況，對於《文雜》，夏先生自始便期待「真正有現代的眼光，能融合中西，論評中國舊文學的人」，創刊號起，便多有討論中國古典文學的論文，這當然需要中文學界大力支持。對此，台大中文系臺靜農、鄭騫、許世瑛等資深教授都以身作則，共襄盛舉;年輕講師以葉慶炳先生最為熱心，除不時自己提交論文外，還鼓勵系內研究生投稿，發表讀書心得。如林文月，當年仍是台大碩士生，她的古典文學研究論文，所以頻頻在《文雜》刊出，葉慶炳先生，實功不可沒。

此外，由於當年外文系大一國文課程，恰巧由葉慶炳擔任，葉同時藉此幫忙發掘優秀的創作。現今的成名作家陳秀美(若曦)、白先勇、王文興等，當年都是外文系學生，他們的小說，原先不過是當年的課堂習作，經葉推薦給夏濟安先生，精心刪修之後，才逐一於《文雜》發表。

當然，夏之審慎處理來稿，並不限於台大自己的學生，如名家林海音，同樣對此感佩不已。然而對於學生，他總是格外用心，這當與夏對《文雜》的理念有關。與夏有師友之情的劉紹銘先生，曾為文引述夏的說法：

我辦《文雜》非為名，更非為利，因此作為編輯的最大安慰是登載一些優秀的稿子。同學投稿，稿子太壞，退稿時雙方不會傷感情。如果稿子還可以，那麼我可以替他動手術修改。我是台大講師，責任是改同學的文章，因此即使在必要時刪去一大半，他也不能懷恨在心。……

因此，「《文雜》內容雖常參差，然每期中總有一兩篇上好的短篇小說，而好的短篇小說，常來自台大的同學」。 至於因為閱讀《文雜》而毅然重考大學，進入外文系的白先勇，更生動地記下他主動找夏先生投稿的經過。

由此可見，從課堂講授，到研習成果;從學術論文，到文學創作，以台大文學院為主的師生們，便是如此這般地經由《文雜》，將原先學院中的所教所學，推移到開放性的出版市場之中，為當時的文化場域，經營出深具學院性格的教育空間。在那個風聲鶴唳，一切文藝以反共國策為依歸的五○年代裡，這一批來自學院的作者及其相關書寫，無疑具有相當的異質性──而也正是這樣的異質性，成就了《文學雜誌》不同於其它藝文雜誌的特色。它為貧瘠森嚴的文化場域引進新血，注入清流，不僅與當時的藝文界進行多方對話，樹立了以嚴肅態度討論文學的風氣，流風所及，更為其後《現代文學》與《中外文學》的發刊，產生深遠影響。

文雜內容來源

如前所述，藝文界的自由創作者，以及學院中的教授與學生，共同構成了《文雜》的主要作者群。而當這些來自學院的教授學生，把他們的教學所得，移置到公開出版發行的文學性雜誌之後，不僅《文雜》本身，已因兼括「教育空間」與「文化場域」二者，產生自我交融匯通的特色，並且以此一特色，與當時其它的文化社群進行對話。其中，尤以對於「現代詩」及「小說」的各類論述，以及相應而生的種種創作實踐，最為可觀。

現代詩方面，關於詩之語言、格律，以及所涉及的「浪漫」、「現代」美典之爭，是為關注重點。此一系列的討論始於《文學雜誌》一卷四期梁文星(吳興華)〈現在的新詩〉一文，他從詩之形式規律著眼，表達對台灣新詩創作之質疑與批判，隨即引發不少迴響，除了《文雜》自身持續關注外，《自由中國》與《筆匯》也相繼出現回響文章。其作者群，來自文化界者，有周棄子、覃子豪、嚴明、言曦等，學術界者，則以余光中、夏濟安為主力。如《文雜》一卷六期，即同時有周棄子發表〈說詩贅語〉，及余光中翻譯艾略特〈論自由詩〉。前者指出，現代的詩固然應表現「現代的生活與情感」，而它必得要藉由一「固定的形式」來體現。後者則說明，所謂「自由詩」並非以沒有體裁、不押韻或沒有音步來作定義;且只有以「人為的限制」為背景而出現的自由，才算真正的自由。這些討論，顯然對夏濟安頗有觸發。《文雜》二卷一期，他發表〈白話文與新詩〉;隨即又在《自由中國》發表〈對於新詩的一點意見〉，主張詩人應重視白話文，並善用現代人的口語以創造新的節奏。此後，嚴明在《自由中國》發表〈試談新詩形式上的問題〉;覃子豪在《筆匯》發表〈論新詩的發展〉，余光中在《文雜》發表〈文化沙漠中多刺的仙人掌〉等，都是延續前述論題而做出的不同回應;而它的指向，正是在兼顧既有文化與語文特性的同時，追求具有「現代」特質的新詩美典。

此一指向，在《文雜》看重文學理論的編輯理念，以及強烈的「學院派」特質主導下，落實為作品實踐與理論闡析的相互生髮。四卷六期，《文雜》同時刊出夏濟安仿艾略特〈荒原〉的一首詩作〈香港——一九五○〉，以及陳世驤針對該詩而發的論述：〈關於傳統.創作.模仿——從「香港——一九五○」一詩說起〉，正是最典型的實例。夏詩藉香港摹寫離散荒涼的現代情境，並且揉合「古文和舊詩里的句子，以及北平人和上海人所說的話」，和「歐化的句法」等所可能涵具的表現潛力，在語言上進行「集古今中外於一堂」的實驗。陳文則出之以理論意識，對此進行多方解讀。

以理論/方法意識去創作/解讀具體文本，既是學院教師講解示範性格的彰顯，同時也再次呼應了《文雜》一貫的編輯理念：「文學理論和有關中西文學的論著，可以激發研究的興趣;它們本身不是文學創作，但是可以誘導出更好的文學創作」。如此做法，對當時藝文界其它作者的影響如何，或未可確知;但至少，日後《現代文學》諸多青年創作者有意識地參據現代主義文學理論和大師作品以進行自我創作，以及歐陽子以新批評方法解讀《台北人》，都可在此一示範性操作中，找到淵源。

然則，若論及夏濟安先生的文學興趣，以及《文雜》對其後文學發展的影響，畢竟是小說重於詩歌，因此，《文雜》對於「小說」及因之衍生出的社會文化論述，或許更值得注意。大體而言，這些討論包括學界對於中國社會與文學之關係的各方探討、學界與文化界因《紅樓夢》而引發的對話，以及為了藉理論「誘導出更好的文學創作」，學者援用西方文學批評方法評論台灣當代作家作品等。

其中，關乎中國社會與文學之關係的討論，系由二卷三期居浩然〈說愛情〉一文首開端緒，之後，夏志清針對居文而發的〈愛情.社會.小說〉，於二卷五期刊出，二卷六期，並有勞乾〈中國的社會與文學〉，都就此多所延伸發揮。而三卷一期夏濟安〈舊文化與新小說〉一文，則可視為此一系列討論的初步總結：「我們的新小說，在這個意義上說來，必然是中西文化激盪後的產物」。因而，除了重新認識「舊文化」，參酌儒家思想之外，他對小說家的建議是「所需要培養的，是小說藝術」;而喬治艾略特、亨利詹姆士、康拉德、珍奧斯汀、D.H.勞倫斯、托爾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等人，正是所以取法的對象。如此，「舊文化」與「新小說」，遂不僅不再對立，反而相輔相成，成為構成現代文學創作不可或缺的一 體兩面。

此外，三卷三期刊出劉守宜以「石堂」為筆名所撰寫的〈紅樓夢的對話〉，則意外引發學界與文化界的另一重對話。石堂文章的重點，原在論析《紅樓夢》，但因文中以徐吁小說為例，引申出若干討論，徐不以為然，故隨即撰寫〈紅樓夢的藝術價值與小說里的對白〉，於《自由中國》十八卷四期刊出。該文並引起夏志清注意，據此再撰寫〈文學.思想.智慧型〉一文，予以回應。

不過，由於《文雜》所關注的，主要還是中國文學──尤其是近現代的中國文學，因此特別期待這方面的論述。然而，「以一個編輯論，這一類的文章最棘手。困難第一是台灣根本就沒有幾個夠資格的批評家。第二，台灣沒有產生過幾本值得批評的好小說」。 也因此，夏濟安遂在吳魯芹建議下，親自撰寫〈評彭歌的「落月」兼論現代小說〉一文，於一卷二期刊出。該文援用西方文學批評方法，就彭歌的小說《落月》做出極其細緻深刻的評論，其重點，或許並不在評《落月》，反而是以此為例，以「論現代小說」為名，提供了年輕的寫作者，符合「現代」美感的，創作的基本要領與琢磨求精的寫作方向。為此，彭歌甚至親自致函夏濟安，表示：「自今而後數年間，《落月》或將月落無痕，然以弟意度之，大作則為必傳之文」。

也因此，夏濟安先生逝世之後，《現代文學》與《幼獅月刊》兩刊物曾先後為他製作紀念專輯，編輯焦點不約而同地落在「小說」之上。《現文》〈紀念專輯前言〉，多方申言濟安先生對於中國近現代小說創作及文學研究的意見外，文末並且再次強調：

小說一科，其說不小，裡面有最深淵的人生道理，最高度的藝術成就。世界各國首輪學府的中文系早將《紅樓夢》、《水滸》、《三國》奉為中國文學的經典，成百成千的外國學子都孜孜不息的在研究這幾本中國文學名著，而我國大學的國文系，小說一科，尚付缺如。曹雪芹、施耐庵、羅貫中尚且徜徉台灣大學門外，不得登堂入室。憑此一點，西洋學術界有理由譏評我國人文教育落後。本刊藉發行此專輯之際，重申夏濟安先生生前對中國小說前途之關切，並要求我國學術界對中國小說之重視。

《現文》為夏濟安在台大外文系任教時之子弟兵白先勇、王文興等創辦，原以引介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及小說創作為主。但夏對中國小說高度重視的理念，顯然也在此得到延續。「紀念專輯」之後，《現文》連續兩期刊出夏志清〈《水滸傳》的再評價〉及〈《紅樓夢》里的愛與憐憫〉等討論中國古典小說的論文，此後，夏志清先生英文版的《中國古典小說》，乃由《現文》逐篇譯完刊出;三十三、三十五兩期，並由台大中文系師生合作推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號」，即可視為以具體行動，回響夏濟安的文學理念。「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號」的研究論文，雖然不少出自年輕研究生之手，未必盡能擲地有聲，但不否認的是，這些篇章都為日後學院中古典文學的教學與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而《現文》藉出刊「紀念專輯」呼籲學界「重視中國小說」，並且身體力行，刊載學界的文學研究專號，亦未嘗不是標識著「文化場域」與「教育空間」辯證交融的發展進程：經由學院教育養成的文化工作者，進入文化場域後，返身再對學院教育提出建言，並以實際成果，反饋學院教育──而它的後續成果，亦可得見於九年後《幼獅月刊》所製作的「夏濟安先生追思特輯」：該期出版於一九七四年九月，以Franz H. Michael的〈懷念夏濟安——吾友兼同事〉為首排，繼而選譯夏濟安〈《西遊補》：一本探討夢境的小說〉作為發端，之後所刊各篇，皆是來自於海內外學界研析中國古典小說的論文。內容方面，從《鏡花緣》到《兒女英雄傳》;從《三國演義》到《隋唐演義》、《封神演義》和《水滸後傳》，無不包羅;撰文者則從資深學者夏志清、馮承基到年輕一輩的黃美序、董挽華等，亦同襄盛舉。

《幼獅月刊》是「幼獅公司」旗下所屬的刊物之一，與當時的「青年(反共)救國團」深有淵源。自五○年代創刊以來，編輯路線每每依違於政治、文化、學術之間，屢經轉折。七○年代中期，它的「編輯委員」組成者雖然多為來自學界的青年，刊物內容也以學術性論述居多，但涵蓋面廣泛，刊載者未必盡屬文學性篇章。該期以「特輯」方式，全幅刊載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論文，並明言以此「懷念夏濟安先生」，堪稱以另一型式，體現了夏濟安與《文學雜誌》之所以促發「文化場域」與「教育空間」往來互動的影響及貢獻。

從《文學雜誌》到《現代文學》，以迄於《中外文學》，所標識出的，正是台灣學院派雜誌新傳統的開創與傳承──在對「文學」的堅持、善用學院人才資源以充實篇幅、提升雜誌內容，以及重視中國文學研究等方面，夏濟安的《文學雜誌》誠然是賡續了先前朱光潛《文學雜誌》的傳統;但是，夏編《文雜》高度重視西方文學作品及理論翻譯的做法，卻使它為台灣建樹了一個與過去迥然有別的新傳統。這個新傳統，不只是學院資源由台灣大學取代了過去的北京大學，也不只是創作上由「京派」品味轉向體現台灣自身的文學風貌;更重要的是，長久以來，它充份運用了學院中的師生資源，藉由譯介國外最新進的文學作品及理論以激發優秀創作，深化中、外文學界的學術研究，凡此種種，皆為學術界與文化界激盪出無比的潛力與活力，並無形中左右了戰後台灣文學與文化的發展走向──而這一點，也正是夏濟安、《文學雜誌》和台灣大學，在戰後台灣文學與文化史上共同締造的重大意義。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2005年10月28-29日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所舉行的「夏氏兄弟與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中承夏志清先生提供修訂意見，謹此致謝。(編者按：限於篇幅，此處只選發了論文的二個部分，並略有刪節。特此說明並致歉意。)

1959年，夏濟安以美國洛氏基金會資助，再度離台赴美，進行教學研究，從此留駐美國，未曾返台。六年後，突發腦溢血，病逝加州。

褚昱志，〈五○年代的《文學雜誌》與夏濟安〉，《台灣文學觀察雜誌》第4期(1991);楊宗翰，〈《文學雜誌》與台灣現代詩史〉，《台灣文學學報》第2期(2001);陳芳明，〈台灣現代文學與五○年代自由主義傳統的關係——以《文學雜誌》為中心〉，收入陳芳明，《後殖民台灣》(台北：麥田，2002)，頁173-196;許俊雅〈回首話當年——論夏濟安與《文學雜誌》〉(上)、(下)，《華文文學》(2002)、(2003);柯慶明〈學院的堅持與局限——試論與台大文學院相關的三個文學雜誌〉，「文學傳媒與文化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2003年11月8-9日;徐筱薇，《台灣現代主義思潮之出發——以《自由中國》、《文學雜誌》為分析場域》(台南：成功大學台文所碩士論文，2004)等。

這是劉紹銘論及《文雜》貢獻時所作的總結：「《文雜》於今已停辦多年，若對它的貢獻來個總結，相信沒有人會反對是風氣的樹立和人才的栽培。」見〈懷濟安先生〉，原載於《現代文學》第25期，後收入劉紹銘，《吃馬鈴薯的日子》(台北：晨鐘，1970)，頁145-160。

〈談本省教育〉，《公論報》(1948年7月6日)。

〈國內碩彥鹹集本校‧風雲際會盛極一時‧新聘教授近四十名〉，《台大校刊》第25期(1949)。

〈傅斯年先生傳〉，《國立台灣大學校史稿》(2005)，頁454-455。

《台大校刊》第38期(1949)、45期(1949)。

李歐梵著，林秀玲譯，〈在台灣發現卡夫卡：一段個人回憶〉，《中外文學》第30卷6期(2001)，頁177。

關於創辦原委及刊行過程，可參見吳魯芹，〈瑣憶《文學雜誌》的創刊和夭折〉，《傳記文學》第30卷6期，頁63-66。

朱雙一，〈《自由中國》與台灣自由人文主義文學脈流〉，收入何寄澎編，《文化‧認同‧社會變遷：戰後五十年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建會，2000)，頁95。其後陳芳明、許俊雅、徐筱薇等人的研究，皆從此。

參閱聶華苓，〈爐邊漫談〉，收入柏楊編，《對話戰場》(台北：林白，1990)，頁31-32。彭歌，〈夏濟安的四封信〉，《中外文學》1卷1期(1972)，頁109。

〈致讀者〉，《文學雜誌》1卷1期(1956)，頁70。

郭強生、林慧娥整理，〈《文學雜誌》、《現代文學》、《中外文學》——對台灣文學深具影響的文學雜誌〉，《中央日報‧副刊》(1988年11月17日)。

劉紹銘，〈懷濟安先生〉，《吃馬鈴薯的日子》(台北：晨鐘，1970)。

參見白先勇，〈驀然回首〉，收入《驀然回首》(台北：爾雅，1978)，頁65-78。

劉紹銘，〈懷濟安先生〉，《吃馬鈴薯的日子》(台北：晨鐘，1970)

彭歌，〈夏濟安的四封信〉，《中外文學》1卷1期(1972)，頁 109-110。

《現代文學》25期(1965)，頁2-3。

《幼獅月刊》40卷3期(1974)，頁2。

【原載】 《當代作家評論》2007年第1期

西北大學文學院西北大學文學院肇端於1902年陝西大學堂所設定之“中學門”與“西學門”轄屬之“文安慶師範學院文學院安慶師範學院文學院於2003年9月設立，其前身為1977年秋建立的安慶師範學院中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素有“隴上毓苑”之美稱，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人文傳統。趙 收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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