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防洪史

中國防洪歷史悠久，遠古人類擇丘陵而處，躲避江河洪水泛濫，以躲避為防洪手段。後代不得已時還採用這一方式，但仍不免有特大洪水之災。進入農業社會後，為了避免洪水淹沒農田，開始築堤埂圍護，以堤御洪。先秦相傳共工、崇伯鯀築堤，義傳說鯀始作城。鯀堤類似後代護村堤，也類似城。這種手段只是限制洪水淹沒地區，不能防止洪水泛濫。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防洪史
• 外文名：Flood control history of China

春秋戰國

堤防由圍護一區一地變為沿江河的防禦，戰國時黃河下游兩岸有了系統堤防，堤防成為防洪主要手段。當時黃河兩岸堤距寬達50km，仍以限制泛濫為主。以後於大堤臨水一面增築雙重或多重堤防，以墾殖肥沃灘地，河身日益狹窄，堤防成為侵占河道手段。秦統一六國，曾調整堤防，主要對象是這一類的“曲防”。

兩漢

漢代防洪手段，從性質上說凡是後代有的，這時都有了。黃河下游已有石堤，同時存在著堤防曲折、寬狹不均及堤內有堤等不合理現象。瓠子堵口及東郡金堤堵口所使用的立堵、平堵等堵口塞決技術都已普遍採用。東漢王景治河，統一規劃，統一施工，完成了黃河下游的合理堤防，成效顯著，是堤防防洪的成功實例．漢水的局部堤防也始於漢代。分疏是兩漢時採用的另一防洪手段。在黃河上，除浪蕩渠、汴渠、濟水等渠系有控制的分流外，下游還有漯水分流，更下游常是兩支分流或多支分流。如瓠子決口泛濫了23年，向南入泗水、淮水。瓠子堵口後，又分為屯氏河，兩支並行70年。屯氏河斷，下游又為鳴犢河，仍是兩河分流。鳴犢河不甚通暢，後有幾次大決，10餘年後在最下游數郡決口，分流不堵．西漢末，黃河、汴渠混流。王莽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決魏郡（今河北省南部），都是大片漫流。直至王景治河成功（公元70年），黃河下游才形成固定河道。自西漢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至東漢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幾乎漫流了100年。不堵塞，也不再大決口，任其自然分流，是一種避洪讓洪手段．王景治河做了許多水門，引河水入汴入濟，亦屬分流。

先秦黃河改道，見於記載的有一次。河行新道往往可以安定若干年。人工改道也可以作為防洪手段。漢武帝時齊人延年建議大改道，自今內蒙古東流。東漢王景時因其自改，加以人工疏、浚、防堵，形成黃河新道。局部裁彎取直，西漢地節年間（公元前69～前66年），曾在貝丘（今山東省臨清縣南）上游裁彎3處。

除防堵、分疏、改道等手段外，王景治河還大力開浚。西漢人賈讓提出大規模調蓄洪水為上策（參見賈讓治河三策），稍後關並提出開闢滯洪區，都是以調蓄為防治手段。還有人提出復禹故道，是改道說的一種。下游分開數支，相當於“禹疏九河”，是分疏說的一種。防洪雖是防水，但黃河決溢成災，多是由於含沙量太大，淤積太多。西漢末張戎建議春夏集中水流沖刷淤沙，由治水進一步發展到治沙。

魏晉南北朝

這一時期近400年間，長江、漢水、贛江等都出現了堤防。長江最早出現的是荊江段的防洪堤。淮河上也有了局部堤防。

黃河水災明確記載很少，同時也無修堤防、決堤防記載，情況很像戰國以前。黃河下游的分支有汴、濟、濮、漯及瓠子河等，分流減緩了洪水泛濫。支流通連滎、圃田、鳥巢、巨野、雷夏等大澤，也有調蓄作用。當時黃河流域戰亂多，人口稀少，人遇洪水，逃避高處，也是很自然的。

這一時期常利用洪水作戰爭工具。被利用的河流有長江荊江段、漢水襄樊段、淮水中游段、泗水中段、漳水出山段、黃河上游（今寧夏）段等，還有山谷洪水。方法是攔河作壩，壅高水位，利用上游回水淹城池，或利用驟然決開的洪水淹下游戰場，或開渠分引洪水淹灌敵人等。規模最大的一次是梁天監十五年（公元516年）在淮河上所築的浮山堰，利用回水灌上游幾百里北魏的壽陽城。堰崩潰後，下游淹死居民10萬人。這種用水攻戰，後代也常有發生，著名的如明末決黃河堤灌開封，淹死幾十萬人；1938年決黃河花園口堤，雖有些軍事效果，但犧牲的卻是數以百萬計人民的生命財產。

隋唐五代

隋唐五代時重建黃河下游系統堤防，長江、漢水下游堤防增多，防堵是防洪主要手段。五代時，黃河下游出現了遙堤，有了系統的雙重堤防。遙堤可以攔洪水；近水的縷堤，可以保護灘地居民。分疏僅有通濟渠（汴渠）一條，渠首有控制。唐代最下游曾開一段分水河道：又曾於滑州（今滑縣東）改過一段河；最下游也改過一段。五代時下游有決口未堵的分流。

北宋

北宋防洪記載較多，除黃河下游大量修防外，海河水系和珠江水系也出現了堤防。北宋初，黃河下游有修遙堤和旁道分流兩種意見。實際經常分流的只有汴渠一路。黃河、汴渠每年修防已有較完備的制度，冬春備料修繕，調丁夫常達10萬以上。夏秋防汛規模也不小。把堤防按險要程度分為兩類六等。一類為“向著”，是最險堤段，下分三等：河勢橫潰堤段為第一等；河勢順堤下流為第二等，河勢離堤在一里以內為第三等；二類為“退背”，是較安全堤段，下分為三：去河最遠者為第一等，次遠者為第二等，最近但仍在一里以外者為第三等。

沿河險工段設有護岸執溜的埽工。前期自河南省孟津縣以下河道已有著名埽工四五十處。元豐四年（公元1081年）記有北流著名埽工59處。埽工既用以護岸，又用以堵決。作護岸時因所處位置、形式、作用之不同分若干類。護岸除埽工外，宋代另有馬頭、鋦牙、木岸、木龍等工程。

北宋防洪和歷代不同的是人工改道。歷代改道多因其自決，加修堤防，改道稍久即不再堵新復舊。北宋卻做了3次堵新復舊工作。第1次在嘉祜元年（公元1056年），堵塞自今天津附近入海、已有8年之久的北流，未成功；第2次在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再堵北流，使回入自樂陵、無棣附近入海的另一東流新道，只維持了12年，又決向北流；第3次在紹聖元年（公元1094年）又閉北流，復東流，只維持了5年又決向北。當時議論很多，牽涉到當權的政治鬥爭。堵新復舊漢代已有瓠子堵口，元代有賈魯治河，近代有黃河花園口堵口。宋代改北向東，同是新道，只是人為的選擇。

宋代對黃河水文特徵已有較多認識。把季節性漲水分為10期，根據經驗可以預估汛水的到來。王安石推行新法，曾對黃、汴等河試行機械疏浚，有“鐵龍爪揚泥車法”及“浚川耙”等。當時雖效果不好，但提出了一種新開浚手段。

北宋防洪議論很多，例如從泥沙淤積問題著眼的，指出泥沙淤下游，上游必決，河流舊道不易恢復：流急則通，緩則淤湮，河分兩支不能都通，所以兩河不能並行。還有因勢利導，順水所向，遷城邑以避之及綜合以上兩種意見，提出淤積不可避免，東西遷徙不要以人力干涉，只能“因其所向寬立堤防，約攔水勢，使不致大段漫流”等。

北宋河防技術已有相當水平。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曾編河防書292卷，已失傳。僅元人編輯的《河防通議》一書中存有一些內容。

南宋（金）、元至明中期

南宋初年，人工決黃河防金兵南侵，主流從泗水入淮。金末元初又一次人工決河，主流從渦河入淮。自金代起汴河湮塞，黃河已無正式分支。但金、元兩代初年都是放任自流，後來修有局部堤防和修圍護城邑的圍堤，只是限制洪水的淹沒區，而且重北岸，輕南岸。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賈魯治河，主要是堵白茅決口（在今山東省曹縣境），提出疏（分流）、浚（浚淤）、塞（堵塞）三法。汛期施工。創製石船大堤等挑水工程，在堵口技術上有成就。這幾百年中防洪手段不外乎這三種。金、元、明定都北京，對永定河的修防都很重視。盧溝橋附近堤防已經完備，下游也有百里以上的堤防。這一時期長江堤防，荊江段已完成，下游及支流上也逐漸形成系統。

黃河入淮，淮水下流不暢，中下游就增加了泛濫和修築相應的堤防。明代重開會通河，京杭運河成為南糧北運的主要運道。明代為了保證漕運，自正統、弘治兩次北決，沖斷運河（參見黃河水利史）後就以北堵南分為主要對策。北岸築大堤，南岸開浚分流。嘉靖時提出向南分流加重淮河泛濫，可能波及明皇室泗州（在今江蘇盱眙北）的祖陵和風陽皇陵，南岸也逐漸築成千里堤防。到隆慶年間，黃河下游南北岸除個別地段外都有了長堤。

明後期至民國

這一時期防洪要求、手段和理論都有新的發展。明隆慶、萬曆年間潘季馴等治河，著眼於治沙，一反以分疏治水為主之說，提倡“以堤束水，以水攻沙”，堤的意義一變而為治河工具。他主張遙堤防禦洪水，縷堤靠近河床束水刷沙，格堤攔截順堤水流，月堤防險等，並輔以各類埽壩。每年修守有一套完善制度，有決口則迅速堵塞。建築減水壩，分減特大洪水，維護遙堤，實際是有控制的分疏。最後又主張放淤固堤，利用泥沙來鞏固堤防。這類放淤，清代繼續使用，清中期（19世紀）在黃河、漳衛河、永定河上普遍使用。

潘季馴治水，把黃、淮、運當成一盤棋，提出了規劃性措施，對淮河洪水採取調蓄辦法，大修高家堰，築成洪澤湖水庫攔蓄淮河洪水。對黃淮合流的河道淤積，提出逼淮河清水出清口（淮陰西），以清水稀釋黃河渾水，沖刷河身。他這兩種措施，到清代靳輔、陳潢時發揚光大，洪澤湖擴大，以清釋渾提得更明確。靳、陳還修了更大更多的黃河下游減水壩，特別是南岸。向南分減洪水，沿途沉沙，較清的水入洪澤湖，助長清水的力量，出清口刷渾。靳、陳還疏浚海口段，是和潘季馴意見不同的。

潘、靳等人的辦法，效果雖不明顯，但清代至民國300年來一直是治河的主要方案。清代黃河防洪在工程技術上有所提高。如埽工改為軟廂，使用磚、石工等。民國年間引進西方技術，在交通、通信、測量、水文測驗、沿河上中下游綜合治理理論等方面成就較多，堵口修堤技術採用不多。

清代對永定河防洪的重視，僅次於黃河。康熙時在盧溝橋以下修成了200km的堤防。南運河、漳河等也修成大段堤防。清代人對海河水系的築堤有不少反對意見，認為築堤後泥沙淤成懸河，決溢水災反而多了，不如無堤，任其泛濫，淤沙可以肥田，一水一麥可以補償。還有入主張散水勻沙，把泥沙沉積在縷堤、遙堤間的廣大灘地上，清水進入河槽。這些主張並未實行，仍以修堤為主，決溢為災的記載，多於前代。

長江中下游堤防這時期已普遍修成。荊江仍是防洪重點，自清代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荊江大水為災以後，修守制度和黃河相似。漢水及贛江下游堤防普遍完成，也每年防汛。珠江東、西、北三江下游亦修堤防，民國時試用新技術修建閘壩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政府一直把防洪當作安民興邦的大事，堅持“蓄泄兼施．以泄為主”的治水方略和“安全第一、常備不懈、以防為主、全力搶險”的防汛方針，防洪工程措施和防洪非工程措施並重。經過50年工作，編制了各大江河流域綜合規劃、防洪規劃和必要的補充修訂規劃：加固新建堤防海塘27餘萬km，大中小型水庫8.5萬餘座．大中型水閘3500多座，重點整治了河道，開闢行蓄洪區98處，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積80.9萬平方公里，初步建立了全國防汛信息系統，報汛站8600多個，水文自動測報系統200多處，套用計算機、氣象衛星等高科技手段預報洪水，制定和頒布了水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和防汛條例等法規，健全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防汛組織機構。防洪能力有了較大提高。大江大河建成了防洪體系。長江、黃河、淮河、海河和珠江流域的東江和北江皆已達到50～100年一遇以上的防洪標準，遼河、松花江和珠江流域的西江沿線重要城市也已達到20年一遇的防洪標準。50年內勝利地抗禦了長江1954年、松花江1957年、黃河1958年、海河1963年、淮河1991年、珠江1994年、長江1998年、松花江1998年等20多次大洪水，累計減少經濟損失1.5萬億元以上。

1949年後防洪成就輝煌，但江河治理難度大，防洪標準還較低，21世紀將為基本解除洪水威脅而繼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