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科學的進步和社會生活的需要，體育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和領域。中國近代體育史尤以現代化的發展特點而突出。其現代化的發展特點主要可歸納為國際化、社會化和科學化三個方面。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近代體育史
- 屬性：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時期的體育
- 時間：近代民國時期
- 地點：中國
- 背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體育思想
- 形式：各地舉行的運動會
- 領域：社會
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時期的體育
中國近代體育的發端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體育思想
早期學校體育的普遍實施
早期體育師資的培訓
教會學校與基督教青年會對競賽性運動的傳播
中華民國時期的體育
學校體育的演進
“五四”運動推動了體育的發展
早期體育團體的建立
20世紀初期體育管理體制的形成
早期的體育運動競賽活動
華北運動會
華中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參加遠東運動會
參加奧運會
中國革命根據地的體育
紅色根據地及紅軍中的體育
陝甘寧邊區的體育
延安體育會與延安新體育學會
延安大學體育系
延安“九一”擴大運動會
八路軍和新四軍中的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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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時期的體育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由一個閉關自守的封建社會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隨著帝國主義的入侵，西方文化的輸入，中國在體育運動方面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一方面，歐美國家的體育制度、方法及運動項目隨著西方的學校教育漸漸傳入中國，且經數十年的發展而成為中國體育運動的主流；另一方面，以中國武術為中心的傳統體育活動雖仍在廣大地區的民間流行，甚至在農民革命和起義中曾發揮重要作用，但從總體來看，已退居次要地位。外國近代體育在中國的興起與發展構成了中國近代體育的基本內容。
中國近代體育的發端 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以後,清朝統治集團中產生了“洋務派”,在洋務運動中，近代體育的某些內容被作為軍事訓練的手段而首先引進中國。從1862年起,清朝政府開始對部分軍隊實行西式編練。如曾國藩湘軍中的水師、李鴻章淮軍和清廷的禁衛軍等先後聘請外國人教練兵勇, 改習"洋槍"、 “洋炮”、“洋操”。當時的兵操,主要來自英、美,內容包括列隊、刺殺、戰陣與戰術等。洋務派的武裝力量在1894年的中日戰爭中損失殆盡。因此,戰後清廷又重新組織新軍,並改聘德國人為教練。如張之洞的"自強軍"、胡燏棻的“定武軍”及袁世凱的“新建陸軍”等，都先後以德國軍官為教習。這些德國人除了把本國的軍事理論和技能介紹到中國外,也把德國體操的許多內容直接傳播到中國。洋務派從19世紀70年代起陸續開辦了一些以軍事學堂為主的新式學堂(如福建船政學堂等)。這些近代第 1批“新學堂”，也都聘請外國人擔任教師或軍事教練，其中尤以德、日教師居多。這些學堂從軍事訓練目的出發，開始設定體育課。《清續文獻通考》記述了北洋水師學堂的課程,除規定授以英語、測量、駕駛諸科外，在身體操練方面，“慮其或失文弱，授之槍，俾習步伐；樹之桅，俾習升降……”。在<光緒政要>一書中，反映出體育課的內容和要求是：“以升降嫻其技藝，即以練其筋力,……日間中學西學,文事武備,量晷分時,兼程並課。”當時北洋水師學堂體育活動的內容有擊劍、刺棍、木棒、拳擊、羹匙托物競走、跳遠、跳高、 跳欄、足球、爬桅、游泳、滑冰、平台、木馬、單槓、雙槓及爬山等。上述項目,一些屬德國體操內容, 一些是日本式的賽跑遊戲。這同當時所聘用的多為德、日教師是分不開的。
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的體育思想 19世紀70年代後，一些先進的中國人，為了“救亡圖存”，紛紛向西方國家尋求真理，由此逐步形成一種改良主義思潮。在改良派所提倡的新學中，包括了近代體育的思想內容。康有為(1858～1927)在其所著<大同書>“國小院”一章中說：“以人方幼童，尤重養身，少年身體強健則長亦強健，少年腦氣舒展則長大益舒展……，體操場，游步場無不廣大適宜,鞦韆、跳木、沿竿無不具備,……”；在“中學院”一章中，提出修建“體操場、游步園、操舟渚”。在“大學院”一章中也強調“大學亦重體操，以行血氣而強筋骸”。康有為還在長興里自辦學堂，並規定“槍”（兵操）、“體操”及“遊歷”為教學內容。梁啓超(1873～1927)在甲午戰爭之後所發表的教育論著中，主張教導兒童“習體操”。1897年他在湖南時務學堂任總教習時，也注意對學生進行“體操鍛鍊”。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的啟蒙思想家嚴復(1853～1921)根據進化論原理，闡明了運動強身的道理，他在《原強》(修訂稿)中寫道：身體“逸則弱,勞則強”；“勞心勞力之事,均非體氣強健者不為功”。資產階級改良派是中國最早接受近代教育與體育思想的人物，他們提倡近代體育，實際是對封建教育和封建武舉制的否定。他們宣傳近代體育的一個重要成果，是在社會上一定範圍內形成了“恥文弱”的風氣。
早期學校體育的普遍實施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以後,人民革命運動迅速高漲。清政府為緩和階級矛盾,以維護其封建專制統治，於1901年開始宣布實行“新政”。此後數年內對文化、教育、軍事等進行了一些改革。在教育方面，於1902年頒布《欽定學堂章程》，未及實行，翌年又頒布《奏定學堂章程》。後一章程不僅規定了中國第1個在全國範圍內付諸實施的學制(通常稱為“癸卯學制”,它是仿效日本學制而制訂出來的), 而且也規定了各級各類學校均應開設“體操科”(體育課)，並要求從國小到高等學堂，師範及職業學堂每周“體操科”時間為2或3小時(圖1)。國小"體操要義"是:"在使身體各部均齊發展, 四肢動作敏捷,精神暢快, 志氣勇壯, 兼養成其樂群和眾動遵紀律之習"(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中冊,第436頁)。對中學及師範學堂的“體操”,則強調“實用”,規定“其普通體操先教以準備法、矯正法、徒手啞鈴等體操, 再進則教以球竿、棍棒等體操。其兵式體操先教單人教練、柔軟體操、小隊教練及器械體操，再進則更教中隊教練、槍劍術，野外演習及兵學大意”。高等學堂的體操內容同樣是普通體操和兵式體操。《奏定學堂章程》還強調,高等國小以上的學校體操科“宜以兵式體操”為主。1906年的《學部奏請宣示教育宗旨折》中,更明確提出:“凡中國小堂各種教科書，必寓軍國民主義”、“體操一科，幼稚者以遊戲體操發育其身體，稍長則以兵式體操嚴整其紀律”（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第223～224頁）。足見“軍國民主義”教育思想對當時學校教育和體育的影響是很大的。由於“軍國民主義”影響，清末至民初，各級學校的體操課內容，除一些徒手體操和輕器械體操外，多半是“立正”、“稍息”、“托槍”、“開步走”之類的兵式體操。因此人們把上體育課叫做“下操”。這種“體操課”呆板枯燥，鍛鍊身體的價值很小，不能適應青少年身心發育的特點, 因而曾遭到社會輿論的遣責(圖2)。
在中央蘇區，每逢“五一”、“八一”、十月革命節等重大節日,以及"三一八"、"五卅"、“九一八”等紀念日，幾乎都要舉行各種運動會。競賽活動往往結合軍事體育、政治教育和文娛表演進行。在舉行各種田徑、球類項目比賽時，常常有障礙跑、投彈、刺殺、馬刀、抬擔架、爬雲梯等比賽。此外也進行遊戲、跳舞、高蹺、霸王鞭、表情歌舞等表演和比賽;兒童的比賽中有竹箭射擊、打野外等項目。1933年"五卅"紀念日,在瑞金葉坪大練兵場舉行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1次運動大會", 計有300多名運動員參加了籃球、排球、足球、桌球、網球和田徑等項目的比賽。少共中央隊獲籃、排球冠軍，紅軍學校隊獲足球冠軍。這次運動會後還宣布成立革命根據地第 1個體育組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赤色體育大會。
除中央蘇區外，其他革命根據地也開展了不同規模的體育運動。如在方誌敏領導下創建的贛東北蘇區，於1931年曾在列寧公園附近修建游泳池，平整大操場。這裡常開展田徑、球類、游泳、軍事體育以及鞦韆、舉石擔、爬山、武術等民間體育活動。每逢春、秋兩季還召開“赤色運動會”。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全國各地蘇區曾有工農紅軍 30萬人。 紅軍是蘇區的開拓者、建設者和保衛者，也是蘇區體育的骨幹和先行者。體育運動是紅軍進行戰備訓練、增強戰士體質、活躍部隊、豐富業餘文化生活的重要內容。在紅軍部隊中，各種軍事體育得到廣泛開展。井岡山時期，紅軍領導人經常帶領部隊，結合練兵進行爬山、行軍、打野外、做遊戲等活動。當時常常把部隊分成兩支，集合在山下，一聲令下就比賽爬山奪紅旗，優勝者往往獎給3發子彈、兩片菸葉或1雙草鞋。在紅一方面軍和其他紅軍部隊中，結合練兵，開展了射擊、刺殺、劈刀（又叫“馬刀花”）、爬山、跳障礙、爬雲梯、木馬、投手榴彈、過獨木橋等軍體項目。紅軍部隊普遍採用“三操兩講堂”制（每天出3次操、上2次理論課）。上述軍事體育項目，就是出操的主要內容。此外，跑步、爬繩、跳高、跳遠、撐竿跳高、投標槍等項目也是緊密結合戰鬥需要來開展的。另外，在連隊俱樂部領導下，也開展了各種球類、單雙槓、打鞦韆、舞蹈、游泳、棋類等文化活動。在《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決議案》中規定：“以大隊為單位，充實士兵娛樂部工作，作下列各種遊藝：①捉迷藏；②玩足球；③音樂；④武術；⑤花鼓調；⑥舊劇等”。在各種節日和紀念日，紅軍中的各種軍事技術比賽和體育比賽相當活躍。1933年定8月1日為建軍節後，各部隊在每年的建軍節紀念活動中,幾乎都有體育比賽。中央蘇區的紅軍曾多次舉行“八一運動會”。
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紅軍進行了震驚中外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長征途中，他們仍然結合練兵，因陋就簡地開展體育運動。有的部隊新到一地宿營，常常勘察江河、池塘,以進行游泳活動。長徵到達遵義後,紅一方面軍戰士曾同當地中學比賽過籃球。1936年 4、 5 月間,朱德率部隊隨紅四方面軍到達四川甘孜爐霍縣,準備過草地時,曾和戰士們一起在駐地修建運動場,開展籃球、田徑等運動；並於“五一”節召開了運動會。長徵結束後,1936年在甘肅慶陽舉行了全軍運動大會。1936年,紅一軍團曾舉行了“五一”運動大會。同年5月,紅十五軍團也召開過運動大會，為搞好抗日統一戰線工作，這次運動會曾邀請國民黨的東北軍關麟征部參加比賽。運動項目有武裝賽跑、平台、木馬、單槓、雙槓、籃球、排球等。紅軍中的體育活動，體現了為革命戰爭服務的目的和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其優良傳統為後來的八路軍、新四軍和人民解放軍所繼承和發揚。
陝甘寧邊區的體育 抗日戰爭時期，全國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在不同時期,都不同程度地開展了體育活動,其中以陝甘寧邊區的體育活動最活躍。中國共產黨中央於長徵到達陝北後，開始駐在保全縣（現志丹縣）。當時在紅軍部隊、工廠和機關中就開展過跳高、跳遠、賽跑、爬牆、盤繩、跳繩、擲鐵餅和籃球、桌球、網球等各項體育運動。1937年 1月，黨中央進駐延安。從此，陝甘寧邊區的體育就以延安為中心逐漸開展起來。
延安體育會與延安新體育學會 抗戰爆發後，隨著大批進步青年學生從全國各地湧入延安和許多幹部學校在延安建立，延安體壇出現了新的局面。1937年秋，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延安工作科下設青年俱樂部，開始籌辦延安全市性的體育比賽，並組織民眾在延安北門外的大砭溝修建青年運動場。1939～1942年，延安的體育運動形成高潮。為加強對民眾性體育運動的領導,1940年5月4日成立了根據地著名的體育組織──延安體育會，由李富春任名譽會長。體育會的主要任務是積極組織和推動各基層單位的民眾性體育運動，增強軍民體質，提高工作、生產和學習效率，為抗日戰爭服務。體育會成立後，有了一定的經費，在經濟、技術指導、器材設備等方面對各單位提供一定幫助。體育會在延安曾提倡每天“10分鐘運動”;組織過示範表演和體育照片展覽;利用假日、 節日組織全市性運動會和各種比賽。 1941年“五一”節舉行了全市工人的球類競賽;同年"五四”又舉行了延安各界運動大會。1942年，在體育會的安排下，中央黨校和延安大學曾各派出20多個籃球隊，進行了兩個多月的對抗賽。1942年 1月25日，延安還成立了一個體育學術機構──“延安新體育學會”。朱德被選為名譽會長。會上決議要對體育、衛生等問題進行研究,並倡議在延安舉行一次大規模的運動會（即同年召開的“九一”擴大運動會）。
延安大學體育系 為培訓邊區的體育幹部，1941年春，在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軍體部領導下，在延安青年幹部學校辦了一個體育訓練班。同年 9月，陝北公學、中國女子大學和青幹校合併為延安大學，體育訓練班就擴大為延安大學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