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記者節為每年的11月8日，是中國行業性節日之一。按照國務院的規定，記者節是一個不放假的工作節日。新聞媒體是社會輿論的發射器，也是社會輿論的放大器。
1933年至1949年，每年的9月1日，新聞從業人員都舉行各種儀式紀念這一節日。1949年12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頒布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中明確規定了記者節，因當時沒有確定具體日期，長期以來中國新聞從業人員一直未過記者節。1999年9月18日頒布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再一次明確列入了記者節。2000年8月，國務院正式批覆中國記協的請示，同意將11月8日定為記者節。
2022年11月8日，是第23箇中國記者節。2023年11月8日，是第24箇中國記者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記者節
- 節日時間：11月8日
- 節日類型：行業節日
- 流行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
- 設定地點：北京
- 設立機構：國務院
- 設定時間：2000年
發展情況,設立背景,節日確立,確立意義,節日相關,
發展情況
設立背景
20世紀30年代初，國民黨為加強其統治地位，對堅持正義的新聞工作者任意加以迫害、逮捕乃至殺戮。1933年1月，江蘇鎮江的《江聲日報》主筆劉煜生，被江蘇省民政廳長趙啟以“宣傳共產”之罪名，下令殺害。上海《申報》登載了這條訊息，輿論譁然，新聞界提出“開放言路、保障人權”的強烈要求。為了緩和輿論指責，南京國民政府在1933年9月1日被迫發出《切實保護新聞從業人員》的通令。
1934年8月，杭州記者公會向全國新聞界發出通電，倡議定9月1日為記者節，得到不少地區的回響和認同，1934年9月1日，杭州、北平、南京、太原、廈門、青島等地的新聞界，都舉行了紀念慶祝活動，1935年，“9.1”記者節得到了全國的認同，天津《大公報》並為此發表了《記者節》的短評，要求政府積極地解放言論。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中華兒女迅猛覺醒。"8.13"以後，上海許多年輕的新聞工作者，以筆作武器，毅然投身於抗日鬥爭的烽火中，為民族解放而戰。當時周恩來同志在上海代表黨中央領導南方黨的工作。他十分重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聞宣傳工作。他向在上海負責黨的文化和宣傳工作的胡愈之、夏衍等同志傳達了黨中央的指示：廣泛團結愛國新聞工作者，組織統一戰線，為民族解放貢獻更大的力量，在周恩來同志的倡導和支持下，經胡愈之、夏衍、羊棗等同志的醞釀，確定在新聞工作者比較集中的上海，成立新聞工作者統一戰線組織。並推舉優秀新聞工作者范長江、羊棗、惲逸群等同志負責這一組織的籌備工作。
1937年11月4日，范長江、羊棗、惲逸群、袁殊、邵宗漢、朱明等考慮到當時的國內形勢，把即將成立的組織定名為"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11月8日，以范長江為首的左翼新聞工作者在上海成立了中國青年記者協會，這就是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的前身。
1943年9月1日，重慶《新華日報》為紀念記者節發表社論《記者節談記者作風》；為紀念記者節，陸定一同志這一天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文章《我們對於新聞學的基本觀點》。
1949年12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頒布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中明確規定了“記者節”，《辦法》對年節和紀念日放假規定這樣表述：“其他各種紀念節日如：二七紀念、五卅紀念、七七抗戰紀念、八一五抗戰勝利紀念、九一八紀念、護士節、教師節、記者節等，均不必放假。”但因為當時沒有確定具體日期，因此長期以來中國新聞從業人員一直未慶祝過記者節。
節日確立
1999年9月18日，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簽發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中，列入了“記者節”，但未確定日期。中國記協在徵求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建議以中國記協成立日作為“記者節”的日期，中宣部、國務院先後批覆同意。按照國務院的規定，記者節是一個不放假的工作節日。
2000年1月25日，中國記協向國務院提出《關於確定“記者節”具體日期的請示》，經過科學論證，國務院於2000年8月1日正式批覆中國記協，同意11月8日確定為中國“記者節”。
確立意義
記者節的確立，表明黨和國家對廣大新聞工作者的關懷和重視，同時也激勵著每一位新聞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正義的事業呼籲，為時代的前行吶喊。
複雜多變的網際網路環境，對新聞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增強腳力、眼力、腦力、筆力，擔負起黨的政策主張傳播者、時代風雲記錄者、社會進步推動者、公平正義守望者的神聖職責。
節日相關
- 記者權益
據中國記協統計，1998年他們設立新聞工作者維權委員會以來，受理的關於記者受害的投訴就有400多起，其中包括很多非法拘禁和毆打記者等惡性案件。可以說，記者權益受侵害事件的發生呈逐年上升趨勢，用《工人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的話說就是：“沒完沒了，愈演愈烈。”
所有這些毆打記者、踐踏記者採訪正當權益的事件，又有多少滋事者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儘管如此，我們依然相信，真正的記者是永遠不會寂寞，也永遠不畏艱險的。那么誰來保障記者的合法權益不受損害呢？難道僅僅靠記者“不怕死”的精神來抗擊這種侵害嗎？
新聞採訪權不是行政權力，也不是司法權力，它是公眾知情權，社會參與權、社會監督權的代表和延伸。公眾知情權是建立在新聞採訪權基礎上的，新聞採訪權受到暴力干涉，整個社會公共利益就會受到傷害，因此對新聞採訪權需要從法律上加以特別的明確保護。但現有法律對新聞執業的保護非常弱，因為適用憲法原則保護新聞採訪權，在法律實踐中還有一定障礙。記者行使新聞採訪權時，由於沒有明確強有力的法律保障，採訪能否實現，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對方的好惡。尤其行使輿論監督的記者，必然激起那些既得利益者的痛恨，輕則設定重重關卡阻礙採訪，重則拳腳相加。
早在1999年“兩會”期間，就有全國政協委員向大會提交了關於“加強輿論監督”的提案，並呼籲儘快制訂《新聞法》，通過立法來加強和規範我國的輿論監督，但因種種原因目前尚未出台。但是，沒有《新聞法》，也並不是說記者的什麼權利都無法保護，那些公民的基本權利，如人身安全以及正常工作的權利，顯然並不缺乏條文可依。為此，有法學家和記者建議，在新聞法出台之前，可否先考慮制定行政法規，或制定一部新聞執業行為規範。法學專家認為，這個條例應該明確新聞採訪權的內容並規範行使方式；新聞採訪當中記者的權利義務，被採訪人的權利義務，這其中應明確普通公民與國家機關對接受採訪的不同義務，對不涉及國家機密的，政府機關有接受採訪向公眾披露信息的義務；記者在哪些方面應享有一定豁免權；同時應對採訪程式作出規定，採訪時需出示何證件；明確侵犯新聞採訪權及記者不正確行使新聞採訪權應承擔的責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