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論文選題源於對我國當前投資總量膨脹和投資結構偏斜的關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成長過程中一直伴隨著投資總量波動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問題,從結構的角度看,既定的產業結構必然來源於投資存量和增量的結構分布,同時,投資在產業結構間的分布和流向也會直接影響著投資總量的變動特徵。 論文首先從與我國經濟成長保持高度相關的投資總量變動入手,實證檢驗發現在向
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我國經濟成長越來越依賴於資本要素總量的投入,而資本的投資效率卻呈現下降的趨勢。作為推動經濟成長的主要力量,除了我國經濟成長方式特徵外,投資結構的資本深化過程應該與我國的產業結構演變及產業投資結構有著一定的內在聯繫。比如,產業需求結構中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比重的提升將帶動投資向這些行業的流動,從而明顯提高行業投資的資本密度。 結合當前的投資形勢,論文沿著產業經濟學的角度考察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結構的演變和產業投資結構的變動。通過對產業投入產出的分析和對第二、三產業部門進行的生產率計量分析,發現我國近些年的投資向第三產業的傾斜,特別是第三產業中的帶有
準公共物品性質的基礎產業部門,加大了投資偏向資本密集型產業的趨勢,也導致了資本邊際生產率從90年代以來的下降。而第二產業部門雖然因近些年重化工業比重的加大提高了資本密度,但卻顯示出資本生產效率整體改善的情況。但第三產業產出占GDP的份額及其就業比例變動與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第三產業的投資結構傾斜似乎並不協調,而以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在投資比重上下降,其產出比例以及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度卻在增加。對農業的投資比例則一直呈現下降。雖然從投資效率的角度看,產業投資結轉趨向資本密度高的行業帶來了效率的下降,但若從產業投入產出分析的角度,投資在三次產業結構間的分布則部分適應了產業需求結構的變動,工業中的製造業具有明顯的產業帶動效應,也是獲得投資較多的部門。國內需求結構的升級對產業投資結構有一定的引領作用,而資本生產效率的變動從結果的角度體現了產業投資結構的變動。 在第二產業內部,改革開放後的投資重點經歷了從輕工業到重工業的轉變,特別是當前經濟成長中的重化工業化趨勢十分明顯。在影響產業投資結構的眾多因素中,為了定量分析投資在產業結構間的分布和流動效率,本文參考Wurgler(2000)定義的測算一個國家巨觀投資效率的計量模型,考慮到統計數據口徑的連續性,文章選用我國工業分31個行業的18年間統計數據,設定了以下計量方程來測度我國在成長行業增加投資和在衰退行業減少投資的程度: 〓 其中I為行業固定資產總額,V代表行業增加值,i為行業部門,c代表國家, t為年份,η用來表示行業投資變動對產出增加值變動的敏感度。通過31個工業行業面板數據的實證檢驗發現我國行業投資與行業的產出增加值之間整體的相關性較低,也即是在成長行業增加投資和在衰退行業減少投資並不明顯,部分行業的相關係數η極小甚至呈現負值,說明這些行業的投資並不取決於產出指標。相比之下,當把模型中的V換成行業工業產出總值時,計量顯示行業的投資與行業產出總值間整體的相關程度有所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產出總量比起產出增加值更能影響投資在行業結構間的分布。 上述檢驗反映了我國工業行業投資分布在轉軌過程中也並非主要是基於效率和分工性。作為轉軌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徵,地方政府在我國“放權讓利”改革中獲得了很大的發展經濟的自主權,影響投資在產業部門間分布和流動的還有包括政府作用的非市場因素等,這種混合體制特徵也給我國的產業投資結構和產業地區布局產生了很大影響,產業結構趨同就是表現之一。漸進性改革從另一個角度講也就是允許、鼓勵地方在經濟發展中的制度試驗和創新,這刺激帶動了包括集體和私營經濟在內的民營投資主體的發展,論文從改革開放以來的投資主體結構變動,特別是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特徵上分析了投資主體的變動和產業投資結構間的關係,並從投資體制制度變遷的角度探討了產業投資結構問題。論文最後是小結。 本論文得到以下幾點基本結論: 1.改革開放以來,資本投資在我國經濟成長中一直起著最重要的作用,但資本投資效率在90年後期有下降的波動,這與產業投資的資本密度提高相關聯。 2.投資結構自90年代以來向第三產業部門的傾斜,特別是基礎設施部門的投入加大了產業整體的資本密度,
資本生產率相應下降,整體上,第二產業部門的資本生產率要高於第三產業部門。但從投入產出分析看,經濟發展中產業投資結構的相應變動部分是由於產業結構的升級引致,向第三產業的投資傾斜符合產業結構演進原理,但需要進行內部結構調整。 3.近些年工業化中的重工業化趨勢明顯,對工業行業投資的面板數據分析表明,工業行業的投資與產出增加值間的相關性較弱,與已開發國家相比較,我國工業投資在行業結構間的變動不太受行業產出效果的影響。在影響行業投資的諸因素中,包括地方政府作用等非市場因素對我國產業投資結構的分布都有重要影響。 4.雖然在經濟轉軌過程中,民營和外商投資主體有了很大發展,但政府及國有經濟投資依然對我國的產業投資結構有重要影響。基於地方利益角度的政府投資推動了產業結構的地區趨同化趨勢。財政制度改革和以銀行貸款為主體的融資結構助長了地方政府對產業投資的參與。 5.在市場經濟下,民營經濟投資更多是基於市場利潤原則,相比之下,政府投資更應該出於公共非營利目的。但在體制轉軌過程中,我國政府投資,特別是地方政府投資出於政績目標,也更多地參與了市場投資。國有企業對部分行業的壟斷降低了產業投資的效率,政府投資範圍的模糊也在當前的投資總量高速擴張和投資結構趨同中體現了出來。產業投資結構中存在的問題最終要通過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