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第一塊舊石器
- 發現時間：1920年6月4日
- 發現人：桑志華
- 發現地點：甘肅省慶陽市華池縣
發現人,出土地點之爭,重獲歷史的註腳,
發現人
“中國化石人類與舊石器時代文化研究，可以說是自1920年法國桑志華神父在甘肅慶陽趙家岔黃土底礫層中發現舊石器肇始的。”
桑志華
桑志華（Emile Licent，1876—1952），法國著名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考古學家。
1914年，桑志華以法國天主教耶穌會神甫的身份來到中國，從事田野考察和考古調查工作25年，足跡遍及中國北方各省，行程5萬多公里。
1919年至1920年，桑志華分兩次對甘肅華池縣進行了考察和發掘。第二次，他不僅發現了中國出土最早的3件舊石器，揭開了中國古人類研究的序幕，而且在甘肅華池縣採集到了三趾馬等動物群化石，這是中國古脊椎動物研究史中第一次用現代地層古生物學方法進行的大規模發掘。
桑志華是中國古生物、古人類研究的開拓者。他在中國採集地質、古生物標本幾十萬件，並創建了北疆博物院，成為天津自然博物館前身。他著有《中國的舊石器時代》、《華北（黃河及北直隸灣其它支流流域）十年查探記》、《桑乾河草原旅行記》等，這些考察和研究成果，詳細記載了他在甘肅華池縣發掘三件舊石器及大量古生物化石的經過，擴大了其國內外影響力。
哈佛大學考古學家張光直說：“中國化石人類與舊石器時代文化研究，可以說是自1920年法國桑志華神父在甘肅慶陽趙家岔黃土底礫層中發現舊石器肇始的。”
然而，很長一段時間內，桑志華的成功發掘並沒有完全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可。在《中國名勝詞典》、《慶陽地區志》、《慶陽地區文物概況》等一些歷史記載書籍中，則用“偷偷運走”、“據為己有”、“盜掘”、“竊取”等評價性詞語記載了這一史實。直到2004年，在天津自然博物館成立90周年之際，為紀念博物館創始人桑志華，天津電視台實地拍攝了專題片《追尋湮滅的足跡》，回顧桑志華當年艱辛的考古歷程，給予了桑志華客觀公正的評價。桑志華才以一位歷史傳奇人物進入更多中國人的視野。
時間倒回1919年6月，桑志華來到甘肅東部，開始對甘肅慶陽考察。
如今的甘肅慶陽市有著典型的黃土高原地貌，覆滿滄桑與記憶，是中國黃土高原的中心地帶。在距今一千萬年前，這裡曾經是林草茂盛的草原，是長頸鹿、大象、犀牛等各種野生動物的樂園。經過數百萬年的地質演變，活躍在這塊草原上的眾多野生動物被深埋地下，不見天日，變成了“化石”。中國國小教材中《黃河象》的課文所介紹的黃河象化石，正是出土於甘肅慶陽市境內。
像在國內外十分有名的黃河象化石一樣，舊石器等許多歷史遺蹟，仍然深藏於這塊黃土之下，有待科學發掘。
近代以來，當地農民常常在溝壑縱橫的黃土層中發現各類古生物化石。因為化石具有消炎、止疼、鎮靜等藥效，老百姓便將這些化石稱之為“龍骨”，並將它們賣給中藥鋪。
桑志華來到慶陽後，住在今慶城縣北15公里的三十里舖教堂。三十里舖，原稱廣福鎮，在清代是一個小鎮，1913年改稱三十里舖，只有十幾戶人家。這座位於甘肅華池縣上里塬鄉柳樹河的教堂至今完好。當時比利時、法國、奧地利、西班牙等國傳教士先後到教堂傳教。外國傳教士在華享有外交豁免權，在當地具有一定勢力。桑志華的考古發掘活動，就是在當地教堂的支持下展開。
依照當地教堂傳教士提供的慶陽黃土裡出產“龍骨”的線索，桑志華首次正式開始了在甘肅慶陽華池境內的考察和發掘。時間始於6月6日，終於6月10日，這次主要考察了趙家岔和幸家溝。
從20世紀20年代初至60年代末，各種資料將出土地稱之為“甘肅慶陽遺址”。與桑志華《十年行程錄》記載“三件舊石器是在兩個不同地點、不同時間發掘”不符。
舊石器發掘現場，桑志華攝於1920年
第一次考察，桑志華雖然沒有什麼重大發現，但是準確掌握了當地地質地層和古生物化石蘊藏地點。
時隔一年之後，桑志華再一次“有備而來”：這已經是他離開故土，開啟中國之旅的第六個年頭。這一次，黃土地將帶給他一個震驚世界的發現。
1920年5月30日，桑志華住宿在三十里舖教堂的時候，當地的傳教士給他送來2枚牙齒化石，採集地點正是他一年前考察過的幸家溝。
隨後兩天，他便沿著一年前走過的那條山道，與30多名雇用的腳夫和民工，扛著帳篷和挖掘工具，直奔幸家溝，在原來採集標本的山崖對面的台地上搭起帳篷。桑志華在附近樹起十字架，以護佑眾人安全。清理好現場後，他們便開始挖掘。
中國第一塊舊石器出土地甘肅華池縣地貌
6月4日，他們繼續挖掘。當天挖掘了8.6米深，主要工作是清理大量的積土，到5.3米時，黃土緻密均一，以下變得含砂質，發綠、硬，正是在這種黃土層里，距頂7.3米的地方，桑志華發現了一塊石英岩石塊，似一塊金字塔式的尖狀石，高4.5厘米。
桑志華發現的這塊石英岩石塊，不是一塊普通的石頭，而是一塊非常珍貴的石英岩石核，有明顯人工打砸的痕跡，形如錐狀手斧，是一件史前時期人類留下的文化遺物！桑志華親自除去石塊表面的泥土，小心翼翼地用麻紙包裝起來，寫上時間和地點，裝入木箱內。
桑志華發現的這塊石核成為中國出土最早的第一件舊石器，它是古人類所使用過的打砸器，距今約1.8萬年。這一天，是1920年6月4日。
其實，在黃土層里發掘化石是一項非常艱難的工作。利刃等工具只能遠距離使用，接近時要用木工鑿去鑿；整理出土的化石更得小心翼翼，得用石膏、木膠、麻紙一件件包裹。最後，所有化石嚴格經過包裝、編號、登記後，才能裝箱待運。
兩個月後，桑志華在與幸家溝相距18公里的趙家岔開闢第二個挖掘場，發現兩枚石英岩石片，這是兩件人工打制的刮削器，後測定為距今10萬年。
在甘肅華池縣長達86天的考古發掘，桑志華還發現了以中國麒麟鹿、三趾馬和鬣狗為主的屬晚第三紀三趾馬動物群。這一重大發現再次震驚世界。
一“石”激起千層浪。自桑志華發現第一件舊石器至今，我國已發現舊石器時代遺址兩百餘處，新石器時代遺址七千多處，這些遺址大部分集中在黃土高原，而位於其中央腹地的甘肅隴東高原尤其分布眾多。
黃土高原是中華文明最重要的誕生地。在亞洲大陸的東部，很多地方似乎比這片黃土更適合人類生活，我們的祖先為什麼會選擇這裡作為最早的家園？
親近黃土高原上的每一塊土地，看似貧瘠和單調的黃土，其實隱藏著中華古代文明所有的基因和密碼。
然而一直以來，中國第一件舊石器的具體出土地點有趙家岔、幸家溝兩種說法。
從20世紀20年代初至60年代末，各種資料將出土地稱之為“甘肅慶陽遺址”。與桑志華《十年行程錄》記載“三件舊石器是在兩個不同地點、不同時間發掘”不符。
上世紀70年代初，中國科學院考古學家賈蘭坡實地考察後，將三件舊石器出土地點確認在甘肅慶陽市華池縣王嘴子鄉銀坪村郭嘴子組的趙家岔洞洞溝。這一結論，後被學術界廣泛套用。
1979年至1990年間，有兩人對舊石器的出土地點與實際不符提出疑義：一個人是天津自然博物館黃為龍，一個人是甘肅博物館張行。
但他們兩人的不同觀點，當時均未引起學術界關注。誰將會為此拂去歷史的塵埃，一切似乎悄無聲息。
為澄清這段遙遠的歷史真相，2003年，甘肅華池縣本土文物研究者郭含殿沿著桑志華考察發掘路線進行了一次實地調查。調查證明，賈蘭坡將華池縣王嘴子鄉銀坪村郭嘴子組的趙家岔洞洞溝定為舊石器遺址是正確的，但該地並非中國第一塊舊石器的出土地。
之後，郭含殿在華池縣上里塬鄉幸家溝馬家拐溝看到，這裡的地形與桑志華《十年行程錄》繪製平面圖十分相似，當年宏大的發掘遺址仍然清晰可見。陡峭的山崖上有幾處發掘的小洞，崖基有3米多高的發掘痕跡。崖下台地上，大面積發掘現場雖已被積土埋沒，但坑穴可辨。這個地點南距今慶陽市慶城縣城裡程與桑志華所記載相同，這裡就是第一塊舊石器出土遺址，地處華池縣上里塬鄉幸家溝馬家拐溝。
郭含殿認為，中國第一塊舊石器遺址應稱為甘肅華池縣上里塬鄉幸家溝馬家拐溝遺址，另外兩件舊石器出土地為甘肅華池縣王嘴子鄉銀坪村郭嘴子組的趙家岔洞洞溝，兩處遺址相距18公里。
但是，像賈蘭坡曾經提出的觀點一樣，郭含殿的“遺址說”同樣面臨當地一些專家學者的質疑。
2008年7月15日至2009年11月8日，甘肅隴東學院教授張多勇幾次步行來到郭含殿所提出的馬家拐溝遺址，發現這裡紅土地層中也有化石出露，紅土剖面不見化石出露，這裡距柳樹河教堂較近，約6公里路程，與《十年行程錄》記載居住在距柳樹河12公里的陳家，距離不符。同時，馬家拐溝的化石出露不好，桑志華不會到了幸家溝，對化石密集的幸家溝不進行發掘，而到化石出露不多的馬家拐溝去發掘，於理不符，最重要還是他的日記絲毫沒有提到馬家拐溝的名字。
張多勇最後分析認為，甘肅華池縣五蛟鄉吳家原行政村幸家溝自然村的幸家溝是中國第一件舊石器的出土地。
由此可見，唯有權威部門科學認證，才是化解中國第一件舊石器出土地點論述之爭的最終出路。
與中國第一塊舊石器遺址一同有待認證的還有：關於舊石器的文化歸屬年代。當然，最終的各種定論，還有待國家權威部門對此一一做出科學權威的鑑定。
重獲歷史的註腳
中國第一塊舊石器，館藏編號為P7611。
1920年8月24日，桑志華結束了在甘肅華池縣的第二次考察發掘。此次發掘，豐碩成果遠遠在他們料想之外。
據郭含殿講述，桑志華在甘肅華池縣發掘的化石和蒐集的動植物、岩礦、古生物、古人類遺物標本約有400多立方米。當時的“重量級”運輸工具只有駱駝。桑志華雇用83頭駱駝，組成長長的駝隊，運回天津，存放在他於1914年在獻縣教會支持下創辦的博物院籌備處。地點在天津天主教崇德堂（原營門道）的房間裡。
1921年底，在法國人天主教會獻縣教區及天津法租界行政當局的支持下，桑志華開始籌建博物院。1922年，在天津英租界馬場道建成主樓三層，正式命名為北疆博物院（亦稱黃河、白河博物院）。
甘肅華池發掘的第一塊舊石器和兩枚石英岩石片，開始在該博物院展出。
然而，1937年7月28日，日本侵略軍占領天津，頗具科學研究價值的第一塊舊石器和兩枚石英岩石片，連同部分舊石器及“河套人”等化石標本的安全保存受到威脅。北疆博物院決定在北京東交民巷成立古生物地質研究所，將大部分人員和部分標本轉移北京。
1938年，桑志華回國，羅學賓接任北疆博物院院長。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天津被日本侵略軍占領，這是天津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1940年，由羅學賓和裴文中（時任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研究員）親自將化石標本轉移北京。這些標本均貼有北疆博物院的保管編號和標籤。
一時間，北疆博物院人去院空，一切停滯和定格在歷史的煙雲之中……
抗日戰爭勝利後，1952年政務院通知京、津兩地分別接收法國人在華財產。天津接收北疆博物院，改稱天津自然博物館；中國科學院接收北京古生物地質研究所，後將接收的化石標本移交中國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收藏。
1956年，中國古脊所研究員張森水證實，他從古脊所成立就一直在那裡工作，曾多次參與藏品整理工作，從未見過中國第一塊舊石器。
天津自然博物館黃為龍說，1979年他到中國古脊椎動物研究所查詢資料時曾見過那件舊石器，但當時未問及來歷。從此之後，中國第一塊舊石器就下落不明了。
一場侵略戰爭，攪亂了太多格局。一塊沉睡於大地深處留有文明痕跡的石頭，同樣未免罹難。中國第一塊舊石器的藏身之處，還需要一定時間和精力去繼續尋找。
中國第一塊舊石器存放地，一直是人們關注的問題。而大多的研究文章，只提研究價值和出土意義，從不談及存放地。最早記載具體存放地的是《華池縣誌》（1984年版）。該志“第一編地理志”稱：“存天津市博物館”，而“第五編文化志”卻稱：“存中國歷史博物館”，前後矛盾。
遺憾的是，迄今90多年已逝，對中國古人類研究史上這一重大發現，除了一些史學家少量的研究文字外，媒體鮮有關注、社會幾近淡忘。
更為遺憾的是，人們對三件舊石器的出土時間、地點、文化年代歸屬劃分和原文物今存地點，出現了一些不符實際的說法和謬傳，因而對三塊舊石器的歷史價值和學術地位造成一定不良影響。
為此，近年甘肅華池縣先後組織文物工作人員到北京、天津，走訪有關專家學者，查閱史料，並多次到縣內遺址調查研究……這一切，就是為了尋找真相，還原歷史。
甘肅華池縣本土文物研究者郭含殿就是多次前往北京、天津及出土地考察人員之一。
經查證，1920年8月10日在趙家岔洞洞溝發掘的兩枚石英岩石片，一直保存在天津自然博物館，館藏編號分別是：THA00011和THA00012。但1920年6月4日出土的中國第一塊舊石器，直至2007年，才在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一所庫房角落被發現。
聽到訊息，郭含殿再次到北京，拍攝了這件“國寶”的照片。至此，尋找，尋找……一個歷史的角落，一個被遺忘的角落，珍藏著中國第一塊舊石器，沉默多年，終於安靜地展示於世人眼前。
中國第一塊舊石器，館藏編號為P7611。
往往，歷史就這么簡單，所有秘史“濃縮”成一組數字，終於成為揭開深厚的黃土層下，許許多多事物“謎底”的唯一鑰匙與密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