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符號學年度發展報告

《中國符號學年度發展報告》是一本圖書。

當今時代面臨一個大變局，文化變型加速，社會的符號活動空前活躍，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出現了“符號滿溢”，幾乎任何活動都浸泡在符號之中。這是幾千年世界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現象: 建立一個能對付當今文化巨大變化的符號學理論,社會要求已經很迫切。

21世紀是符號世紀，中國符號學的發展也在不斷推進，國內的專家學者都在為符號學事業的發展貢獻力量。中國符號學年度發展報告持續系統總結國內符號學發展現狀，力圖還原中國符號學發展的全景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符號學年度發展報告
• 外文名：Annual Report of ChineseSemiotics Studies
• 作者： 劉一鳴等 

2012年中國符號學年度發展報告

一、2012年中國符號學發展現狀

在CNKI中，以“符號”為主題，檢索全年文獻，總共得到1萬多篇文章，以“符號學”為主題的文章共有691 篇。從這個數據看，全面大概每天生產30篇以“符號”為主題的論文，生產2篇左右以“符號學”為主題的文章。

根據CNKI的學科分類，在這691篇文章的“符號學”主題的文章中，中國語言文字學類別的文章最多，有129篇；其次是“美術書法雕塑與攝影”學科，有112篇；新聞與傳媒類位居第三，有49篇。排名第五至八位的學科分別為：外國語言文字、戲劇電影與電視藝術、世界文學、建築科學與工程、文藝理論、中國文學、旅遊。(具體文章數量參見下表)中國知網的學科分類並不一定科學，在具體文章的劃分也不一定精確，目前並未有其他分類方式可取。

2012年出版了三十多本符號學相關的專著、譯著。這些著作涉及的範圍較廣，有直接掃描符號學研究範疇的著作，如唐小林、祝東主編的《符號學諸領域》，也有具體借用符號學方法討論某一個學科領域的，如胡易容的《傳媒符號學：後麥克盧漢的理論轉向》、李彬的《傳播符號論》，曾慶香的《大眾傳播符號：幻象與巫術》，胡曉雲的《品牌代言傳播研究——信源·符號·適用性》則借用符號學方法，分析品牌代言問題。

有專著就某一個話題進行深入挖掘討論，如韋世林的《空符號論》，王東《龍是什麼：中國符號新解密》，李叔君的《身體、符號權力與秩序——對女性身體實踐的研究與解讀》，孫紹先主編、孫海蘭、焦勇勤合著的《符號與記憶：黎族織錦文化研究》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易容、趙毅衡主編的《符號學-傳媒學詞典》，在借鑑西方符號學理論的同時，加入了中國傳統思想中的關鍵符號學概念，系統梳理了符號學和傳媒學領域的關鍵術語，突破了西方類似辭書的局限，是國內第一本符號學—傳媒學方面的詞典。

2012年國內還翻譯了不少符號學專著。除了張傑、趙毅衡主編的《當代符號學譯叢》中的5本外（《存在符號學》、《音樂、傳媒、符號》、《香菸、高跟鞋，以及其他有趣的東西》、《社會符號學》、《文化的符號學研究》），還有《尋找自己的符號》、《符號與象徵（二版）》、《電影符號學質疑》，《尋找自己的符號》等。總體來看，譯著有兩大趨勢：一方面，引入西方經典的符號學理論，約翰·迪利的《符號學基礎（第六版）》、布魯斯－米特福德和威爾金森著的《符號與象徵（二版）》等屬於此列。另一方面，重在介紹符號學套用的新領域。如周邦憲譯《宗教的形成·符號的意義及效果（修訂版）》討論宗教。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當代符號學譯叢》八本譯著則涉及了不少國內介紹較少的領域：音樂、青少年文化、社會學才、存在主義等，

符號學發展迅速的另外一個表現是：符號學學術活動活躍。最突出的事情是2012年10月5—9日，在南京召開了第11屆世界符號學大會。本屆大會是世界符號學大會首次在中國乃至亞洲召開，來自世界50多個國家的近400名學者參加。另外，“第10屆中國語言與符號學研討會”及首屆符號學大會也和世界符號學大會同時在南京召開。

另外，3月份，天津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符號學研究中心”建立，該中心隸屬於外國語學院的語言研究所，由法語專業老師和英語專業老師合力組建而成。該中心將首先集中精力展開法國符號學研究上，並逐步開展了相關課題的符號學研究報告。

西北師大“符號學研究中心”自去年11月份成立後，開展了多次符號學沙龍討論，話題涉及文學、網路、古典文學、設計等領域。

11月1日晚上，西北青年符號學-傳媒學青年論壇暨西北師範大學傳媒學院“第六空間·讀書沙龍”在西北師範大學拉開帷幕。論壇採用讀書沙龍的非正式形式就某一部書或某一社會文化事件/現象進行研討，尤其是側重探究潛藏在符號表象之下的社會文化意義。

二、2012年中國符號學研究的內容

上文數據已經表明，符號學在各個學科都有廣泛的套用。下面將從符號學套用的主要學科領域，分析其具體套用，以呈現符號學的具體研究動向。

在“中國語言文字學科”，共產生了129篇論文。這些論文主要反映國內符號學理論的研究發展。這部分內容有對中國符號學發展的考察，也有中國學者對符號學相關議題的重新討論。

在“美術書法雕塑與攝影”學科，符號學進入的方式極為清晰：作為一種分析工具，用於分析文本意義，指導藝術實踐。在這個領域，符號學研究的對象較為廣泛，主要包括：服飾（圖案、裝飾紋樣、旗袍、清代服飾等）、雕刻、平面設計（包括廣告設計），字型設計、家具設計、動漫設計、繪畫、室內設計、陶瓷器物。這部分的112篇論文，可以總結為三大特徵：第一：分析的對象覆蓋了藝術的大多數類型，其中，中國傳統藝術占據了不少比例。例如，有不少論文涉及到中國的旗袍、少數民族服飾、明清補服、中國陶瓷窯變、魏晉南北朝服飾、陶瓷器物色彩，徽州三雕藝術等。第二，符號學和藝術結合的方式，主要是在“分析”、解讀和“套用”。這可以從《家具設計與符號學淺析》、《論符號學在動漫設計中的運用技巧》、《永宣青花瓷藝術的符號學解讀》這些文章的標題中便看出。

新聞與傳媒是符號學套用的另外一大領域。從現有的近50篇論文看，符號學與傳媒學的結合研究集中在用符號學的方法分析傳媒事件等。李紅、董天策套用符號學方法分析網路公共事件，林綱運用符號學分析方法,結合具體的網路新聞事實,探討這些價值觀偏移的社會刻板印象及其生成機制。樊國慶從電視符號學批評的角度淺析電視求職節目權力話語的建構。另外一大方面是借用符號學的方法分析各類傳媒節目。《深圳衛視〈年代秀〉的符號學解讀》、《時尚美容節目中女性身體消費的符號學解讀——以〈女人我最大為例〉》，《央視公益廣告"Family"的傳播學解讀》等都屬於這一範疇。

CNKI所劃定的“外國語言文字”學科的文章，大多都在討論翻譯的問題。如《從社會符號學角度看〈朝花夕拾〉英譯本中言內意義的再現》、《從社會符號學角度看英語電影名稱的翻譯》等。這一領域總共有43篇文章，可見符號學在翻譯領域仍套用廣泛。

“戲劇電影與電視藝術”這一學科的42篇文章，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展開研究：1.對西方電影符號學家的理論的解讀。如劉文江、麥茨與普羅普合著的一種電影研究方法論的聯繫》、劉雲舟的《麥茨對電影敘事學研究的貢獻》，羅蘭·巴特、李洋、孫啟棟的《第三意義——關於愛森斯坦幾格電影截圖的研究筆記》等；2.從符號學角度分析電影文本，如顏小芳的《對電影〈世界〉中的農民工形象傳播的符號學闡釋》，王立新《敘述轉向:中國軍人劇修辭四體演變分析》等。值得強調的是，在電影符號學方面，出現了一些新的研究，如對華語謎題電影的討論，對表演符號學的介紹和討論。

在“世界文學”部分的文章，大多數都是在介紹和解讀西方經典符號學家的理論。如《批判的繼承:洛特曼與俄國形式主義》等。其他的學科的符號學研究的方向和趨勢與上述之類接近，本文就不再詳細闡述。

2013年中國符號學年度發展報告

一、2013年中國符號學發展情況掃描

1.專著

專著，是學術創造力的集中體現，是學科發展的關鍵所在。整個2013年，中國符號學界出版了20餘本符號學相關專著或譯著。這些著作或是直接涉及符號學的研究，如保羅·科布利的《勞特利奇符號學指南》；或是用符號學方法討論某一學科領域的著作，如徐瑞的《<周易>符號學概論》，舒惠芳的《人造天書：——民俗文化中的神秘符號》。同去年相比，今年的專著對符號學的研究更細緻，層面更廣，層次更深，符號學正在對更多門類的學科產生著影響，而對於符號學早已涉及到的學科，又在過去的基礎上有了新的、更深入的討論。

2.論文

論文是反映符號學研究發展最為直接和迅速的信息。而在資料庫的選擇方面，由於“中國知網”是國內較完善、較權威、並具有極大影響力的資料庫，所以本文延續了去年的方法，依舊是以知網作為本次數據搜、採集、整理的平台。而在檢索關鍵字的選擇方面，本文與去年不同，只選取了“符號學”作為檢索關鍵字，而未選用“符號”。這是由於以“符號”為主題的文章中，大多數與符號學並無關聯。“符號”一詞幾乎可以作為任何學科的學術討論關鍵字，如電信技術學科中的“符號定時”、“符號率”，計算機學科中的“地圖符號”“符號執行”等等。但上述這些看似與符號學無關的學科中，又的確有關於符號學的討論，且人文社科之中的“符號”，也並不都涉及到符號學，所以無法貿然用學科來進行篩選，如果人工統計的話，由於數量過大（超過1萬），也並非現實的選擇。而以“符號學”作為檢索關鍵字，雖會有可能漏掉少數有關符號學的討論，但由於基數較大，應該不會過多影響對學科分布情況、總體發展趨勢的分析。

在中國知網中，以“符號學”為主題搜尋全年文獻（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1月12日），一共搜到708篇文章，高於去年同期（648篇），根據中國知網的學科分類，在這708篇以“符號學”為主題的文章中，中國語言文字學類別的文章最多，有136篇；其次是“美術書法雕塑與攝影”學科，一共有98篇；新聞與傳媒類以67篇位居第三。排名第四至七位的學科分別為：戲劇電影與電視藝術、世界文學、外國語言文字、建築科學與工程。各子學科論文具體數量參見下表。

3.學術會議、學科建設方面

從整體情況看，今年符號學活動較為活躍，全年舉辦了多場以“符號學”為主題的會議、研討會，這些會議為分布在各地的符號學學者提供了一個面對面交流的機會。通過這些會議，學者們交流學術心得，探討學術成果，交換學術意見，對符號學的發展很有益處。復旦大學在2013年一共召開了兩次以符號學為主題的會議、研討會，分別為 “符號學研討會:符號/邏輯方陣與文學意義”(4月)和 “符號與主題”的研討會（11月）。兩次會議都邀請了來自兩岸的學者對符號學學術活動進行深刻探討。通過不同思想的交流和碰撞，為符號學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而在2013年5月19日和6月30日分別於阿壩和蘭州召開的“符號學-敘述學”圓桌會議和西北青年符號學-傳媒座談會分上，與會者們在各種與符號學相關的話題面前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討論難免會劍拔弩張，但正是這樣的激烈思想碰撞，體現出學者們對符號學的熱情。而這樣的思想交流，也為研究提供了新的觀點，新的方向。

而在2013年的6月和7月，第四屆“全國語言與符號學高層論壇”和第二屆“中國符號學論壇”分別在貴州和蘭州召開。兩次會議都吸引了眾多學者出席。來自不同學科、對符號學卻都有涉獵的學者們圍繞不同的學科與符號學的結合展開討論，探討了符號學在不同學科中的發展情況，對符號學今後的發展方向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在講座方面，2013年5月6日至23日期間，芬蘭符號學家阿赫蒂·皮耶塔里寧（Ahti Pietarinen）教授將在中國進行一系列的巡迴講座，所到之處包括西南大學、湖南大學、浙江大學和復旦大學，共舉行了八場講座，涉及的領域包括皮爾斯研究、認知符號學、語言學、視覺符號學等。阿赫蒂·皮耶塔里寧（AhtiPietarinen）是赫爾辛基大學哲學歷史系教授和愛沙尼亞塔林技術大學哲學系的首席教授，研究範圍相當寬泛，尤其對皮爾斯的理論有相當程度的深耕。

值得注意的是，讀書會作為一種較為輕鬆的交流形式，也開始為全國各地的符號學活動所採用。比如，蘭州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舉辦語言與符號學讀書月活動，活動由該院文學與比較文化教研室主任祝東博士主持，分專題展開座談研討。主要議題有“發展中的符號學”、“語言與元語言”、“組合與聚合——從語言到文化”、“符號修辭”、“視角修辭與文化傳播”等。四川大學文藝學也舉行了每月一次的讀書會，讀書會討論卡西爾、巴爾特、熱奈特等人的符號學、敘述學理論。

而學科建設方面，2013年10月29日，四川大學研究生院網站公布了2014年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專業，將符號學設立為二級交叉學科，將於明年開始招收博士。這是川大繼2009年開設“符號學與傳播學”博士方向之後，進一步提升符號學的學科獨立性的又一舉措。

二、2013年中國符號學研究的內容

上文數據已經表明，符號學在各個學科都有廣泛的套用。下面將從符號學套用的主要學科領域分析其具體套用，以呈現符號學的具體研究動向。

在專著方面，2013年共有24本有關符號學的專著面世。如前文所言，這些著作中有直接涉及符號學的研究，如徐瑞的《〈周易〉符號學概論》和納爾遜·古德曼所著的《藝術的語言：通往符號理論的道路》；也有用符號學方法討論某一學科領域的著作，如黛比·米曼的《品牌這樣思考：一場以設計、人類學、符號意義顛覆創意、品牌行銷思維的大師對談》、陳峻俊的《符號的魅惑：網路消費文化研究》和金華的《俄語句義層次的語言符號學闡釋》。還有著作介紹了著名符號學家的一生及其科研成果，如國作家羅歇所著，張祖建翻譯的《羅蘭·巴爾特傳：一個傳奇》。這些專著所涉及的領域各不相同，但都與符號學緊密相連，通過和符號學研究的結合，使原領域的研究成功更加豐富。

在理論譯著方面，保羅·科布利的《勞特利奇符號學指南》是一本符號學理論專著，作者不僅對符號學領域的重要學者和核心概念進行了詳實的介紹，也為進一步拓展該領域的學習提供了詳盡的閱讀指南。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大學符號學-傳媒學研究所，與四川大學出版社合作的兩套大型叢書《中國符號學叢書》（唐小林主編），《當代符號學譯叢》（趙毅衡主編），在2013年底開始出版。這兩套叢書有幾十本的規模，將在2016年之前陸續出版。其中趙毅衡多年研究的成果《廣義敘述學：敘述的符號學研究》，在2013年12月出版，作為這兩套叢書的第一本，奉獻給讀書界和學界。這是將敘述學符號學兩個學科結合起來的第一本書，值得關注。

論文方面，2013年關於符號學的論文一共有708篇，在各個學科都產生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在“中國語言文字”學科下，共有136篇論文。和去年的情況大致相似的是這些論文仍是致力於反映國內符號學理論研究的發展情況。內容中既有對符號學發展的回顧與展望，也有對符號學相關議題的討論。譚曉慶的《從符號學角度看影像表意的多義性》從符號學角度,並依據影像符號語義、語法的不同呈現,來解讀影像表意的多義性。

在“美術書法雕塑與攝影”學科下的98篇文章里，符號學被用作分析的工具，用於分析文本意義，指導藝術實踐。在這個領域中，符號學的研究對象囊括了服飾、雕刻、平面設計、室內設計、家具設計、陶瓷器物。這98篇論文經過分析後，歸納出的特徵和去年大致相同，有著分析對象覆蓋全面、運用符號學分析解讀的方式來將符號學和藝術結合的特徵。陳麗萍和郭偉所著的《從陶藝作品<歲月荷蓮>中探究其符號學的內涵》試圖通過符號學的研究,以陶藝作品《歲月荷蓮》為例,從理性認知的角度,將作品的構成元素以數學性的研究模式進行解構,並通過對解構後的陶藝符號進行逐一分析,來研究作品各個角度的藝術內涵。

新聞與傳媒是符號學套用的另一大領域，數量（67）也較去年（49）有較大增長。新聞與傳媒學科主要是運用符號學方法分析媒介事件、媒介理論。如劉小波的《符號學視閾下<中國好聲音>之文化現象解讀》在符號學視域研究這一文化現象,用符號學之伴隨文本理論,分析《中國好聲音》攜帶的大量伴隨文本。再如蔣曉麗的《從“客體之真”到“符號之真”:論新聞求真的符號學轉向》，以符號學為理論視野討論了新聞真實性這一新聞傳媒界內永恆的話題。

“戲劇電影與電視藝術”這一學科52篇符號學相關文章，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研究：第一，對西方電影符號學理論的解讀，如李丹所著的《從大眾審美角度解讀電影符號學的語言體系》和梁國傑的《電影話語多模態連貫敘事的社會符號學視角》；第二，從符號學角度分析電影文本，如杜哲的《沒野心有夢想——對美劇<破產姐妹>的符號學分析》和袁嘉的《電影<人再囧途之泰囧>的符號學解讀》。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發現，此學科的符號學研究緊跟潮流，拿出最新最火熱的話題進行分析討論的同時，也不乏一些俗稱“接地氣”的話題討論，如盧曉俠的《東北喜劇小品中的鄉土符號及其意義》以東北喜劇小品這樣貼近大眾的話題為分析文本，同高度抽象的符號學理論文本，降低了大眾接觸符號學的門檻，對符號學的發展有著正面意義。

對比去年（36），“世界文學”這一學科有關符號學的文章數量（51）也有了較為明顯的增多。除了對西方經典符號學家理論的解讀，不少學者採用用符號學的理論去解讀文學作品。李小華的《符號學視角下<到燈塔去>的女性主義解讀》從符號學的角度對維吉尼亞.伍爾夫著名小說《到燈塔去》進行重新解讀,認為小說中的燈塔是一個巨大的符號,具有其獨特的所指,小說最後的燈塔之行是對男女二元對立系統的顛覆,最終實現二者的和諧統一。崔曉娟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中的象徵——重要意象的符號學分析 》將符號的概念作為工具，利用相關的符號學思維方式、分析方法對小說中的意象進行探究,以深刻把握與其主題之間的關係,使《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中的重要意象從科學的角度得到闡釋。

“外國語言文字”學科下， 張蕎薈、胡璇所著的《BBS論壇中字母使用的功能分析》從BBS論壇中的字母使用情況出發,探討了在符號學功能指導下論壇中的字母使用情況。這種新穎的研究在來年會有怎樣的發展，不盡令人期待。

“文藝理論”學科中有關符號學的論文一共有31篇，主要通過對文藝理論和符號學的探討，對文藝理論的發展進行探索，如左茜茜的《澳洲土著藝術與其符號闡釋》。其他的學科的符號學研究的方向和趨勢與上述學科接近，本文就不再詳細闡述。

2014年中國符號學年度發展報告

一、2014年中國符號學發展掃描

（一）論文發表情況

本文選取“中國知網”作為論文資料來源的資料庫，在“中國知網”中，以“符號學”為主題搜尋全年文獻（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1月10日），一共檢索到778篇文獻，高於去年同期的708篇和前年的648篇。根據“中國知網”的學科分類，在這778篇以“符號學”為主題的文章中，“中國語言文字學”類別的文章最多，為125篇；其次是“戲劇電影與電視藝術”，一共有72篇；美術、書法、雕塑與攝影學科位居第三，有66篇。排名四至九位的學科類別分別是：新聞與傳媒、文藝理論、世界文學、外國語言文字、建築科學與工程、中國文學，具體學科的文章數量參見下表：

（二）學術活動，學科建設方面

學術活動是一個學科保持活力的重要體現。通過舉辦學術活動，對於加強中國符號學的學術交流、學術研究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2014年全年主要有以下兩次最值得中國符號學學者關注的學術會議：

6月，第十一屆全國語言與符號學研討會在天津召開。今年適逢中國語言與符號學研究會成立二十周年，來自全國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眾多學者參加了這次大會，來自不同學科背景卻對符號學有研究的學者圍繞不同的研究方向與符號學的結合展開討論，探討符號學在諸多領域發展情況，諸如語言符號學、文藝符號學、生態符號學、符號學與現象學、索緒爾符號學、中國周易符號與漢字元號等。在會上，大家一致表示將繼續共同努力，努力保持我國符號學研究的良好發展勢頭，堅持符號學的跨學科和多元化發展，推進符號學的本土化研究，堅持百家爭鳴、齊心聚力的學術精神，為助力中國學術走向世界做出自己的貢獻。

9月16日，由新保加利亞大學東南歐符號學研究中心主辦的第十二屆世界符號學大會在保加利亞首都索菲亞召開。全會以“新符號學：在傳統與更新之間”為主題，涉及理論符號學、套用符號學、區域符號學、社會符號學、跨學科研究、符號學家研究等多個板塊。作為國際性的符號學學術會議，中國學者積極的參與圓桌討論，通過參加此類國際性的學術會議，不僅可以了解到當年世界符號學發展的前沿動態，且對促進本土符號學的研究有著積極的意義。

2014年同樣有許多外國的重量級符號學者來華開設講座。值得注意的是9月份，法國符號學家托尼·賈皮教授在四川大學所做，題為“如何使用符號學分析圖像和文本”的講座。其中涉及的內容包括皮爾斯的符號三分法，以及該理論在當今社會中形態各異的文化文本中的套用。同時，我們可以看到，講座的形式也開始變得多種多樣，例如復旦大學就在4月份時，舉辦了台灣電影節暨電影符號學講座活動。

此外，高校自主組織的符號學交流會更加的常態化。比如西北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語言符號學學術團隊所舉辦的符號學沙龍活動；四川大學符號學——傳媒學研究所所開展的符號學讀書會活動；江西師範大學敘事學研究中心、南開大學文學院、江西師範大學文學院及江西省社科院中國敘事學研究中心兩地四方共同主辦敘事的符號與符號的敘事——廣義敘事學論壇。這些活動，加深了學生對符號學的理解，激發學生的研究熱情，為符號學研究的未來發展積蓄新的力量。

另外，各地還舉辦了一些符號學相關的學術交流活動。比如5月以“全球化與本土化的融合：一場跨文化的符號學思維慶典”為主題的符號學嘉年華和11月上海市學位委員會主辦的“藝術符號學”研究生學術論壇活動。這些學術交流平台的搭建，對於符號學學術聯繫的加強，多方位的宣傳、普及符號學有著一定的積極作用。

在學科建設方面，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王小英博士，繼在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研究生中開設《小說敘述學》課程之後，進一步在研究生中開設《符號學學原理》課程。自2014年始，這兩門課程正式納入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碩士研究生課程設定於教學計畫中，成為常規課程。

（三）專著出版情況

專著是對特定問題進行詳細、系統的考察研究的結果，可謂學科發展的基礎。在2014年，中國符號學學界出版了20餘本與符號學相關的專著及譯著。這些著作或者是直接涉及符號學的研究，如卡勒的《羅蘭·巴特》；或是利用符號學的原理探討某一具體問題，如丁建新的《敘事的批評話語分析：社會符號學模式第二版》，劉婧的《社會符號學視域下《紅樓夢》文化內容的英譯》。此外，在一些其他的專著中也收錄了符號學的相關內容，如張閎的批評隨筆集《言辭喧囂的時刻》、劉雲舟的《電影敘事學研究》、袁愈宗主編的《都市時尚審美文化研究》（袁愈宗，2014）、郭齊勇，歐陽禎人主編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現狀與前瞻》、齊亞烏丁·薩達爾的《文化研究》等。同去年相比，今年的專著研究的領域更加的廣泛，層次更加的深入，同時符號學出現於其他專著中的比例越來越高，符號學正在對更多門類的學科產生影響，輻射的範圍更加的廣泛，很好的體現了作為文科公分母的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由四川大學符號學——傳媒學研究所所長趙毅衡主編的兩套叢書《當代符號學譯叢》、《符號學開拓叢書第三輯》分別出了七本和三本。

二、2014年中國符號學研究的內容

（一）符號學理論的探索

符號學理論作為推動符號學發展的原動力，一直是符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在著作方面：今年的符號學理論研究的專著，大部分是國外符號學理論的譯著。如佩特麗莉所著《符號疆界：從總體符號學到倫理符號學》，是對西比奧克“倫理符號學”的一個重大發展，語言使得人類可以用多種方式來思考符號，從而模擬出不同的可能世界，提升人類使用符號的主體性地位；卡萊維·庫爾，馬格納斯的《生命符號學：塔爾圖的研究進路》從生物符號學的方法論、生物體的時間結構和模仿行為方面討論生命和符號行為的一致性以“主體世界”和“符號域”理論為支撐，多方面地探討了生態的局部性、本土性特點，以及生態環境和人類文化社會活動之間的共生關係；丹尼斯·韋爾南的《符號學研究》在對言語活動的句法和詞義的研究之外，應對使用符號的解釋程式的表達方式進行符用學的研究。作者把符號學構想為一個總框架，在這個總框架中，重新闡述對於言語活動的傳統分析；此外還有宇波彰的《影像化的現代：語言與影像的符號學》，阿爾弗雷德·諾思·懷特海的《符號的意義及效果》等譯著。在論文方面：如韓蕾的《羅蘭·巴爾特與中國：一個話語符號學的文本實驗》以羅蘭·巴特的中國書寫為讀解對象，本文分析巴爾特的中國文本之生產的潛在言中能力、具體書寫活動之基礎，以及書寫風格的展呈，力圖延展“巴爾特與中國”課題的諸種可能性，同時，將巴爾特與中國，分別作為符號運作的關係元，作為可逆的對象文本與後設文本，實驗巴爾特的話語符號學。張穎的《“符號心理分析”建構一種新的符號意指形式》論證克里斯蒂娃的“符號心理分析”理論作為一種新的符號學範式，既改變了符號學研究的格局，又擴大了符號學研究的邊界。胡壯麟的《自然與文化的對立統一——談生態符號學研究的理論核心》重點介紹生態學與符號學的結合，從自然與文化對立統一關係的視角出發，探討符號的起源、作用和演變。唐小林在《文學藝術當然是符號：再論索緒爾的局限——兼與陳炎先生商榷》中提出文學藝術是理據性符號，這充分反映出索緒爾理論的局限性，在處理文學藝術問題時要擺脫這種局限，才能實質性地推進文學藝術的符號學研究，於宏英的《電影語言本體論探析——以麥茨第一電影符號學為討論基點》，李雪的《歐洲電影的符號學分析》等眾多文章也是對符號學理論的探索。這些對符號學家經典理論的研究，拓寬了符號學理論的視野，開發了新的思想資源。

二、符號學理論的套用

符號學作為研究意義學問，對人文社科類的學科有廣泛的方法論基礎。在著作方面：如張憲榮，季華妹，張萱的《符號學Ⅱ——設計部門符號學》旨在利用符號學來構築工業設計學科的理論體系、並解決它的認識論問題，闡明它不同於造型藝術的構成理論、解決它的方法論問題；肖絢，李興華的《基於符號學的景德鎮陶瓷文化景觀研究》運用符號學、社會學、文化景觀生態等跨學科研究方法，對景德鎮陶瓷文化景觀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論述，填補了相關研究領域的空白；隋岩的《符號中國》利用符號學的理論，打造代表中國、傳播中國的強符號。在論文方面，由上述的統計數據可知，符號學在跨學科套用方面的廣泛性，在戲劇電影與電視藝術學科下，以符號學作為理論工具，對電影文本展開分析研究，如李賽可的《製造真愛神話——對迪斯尼動畫電影<冰雪奇緣>與<沉睡魔咒>的符號學分析》和溫燕琴，宋芹的《從電影符號學角度分析<白日焰火>》。在美術、書法、雕塑與攝影學科里，符號學成為分析文本意義，指導藝術實踐的工具，研究對象囊括了繪畫、雕塑、服飾、書法、陶藝、平面設計（廣告設計、會標設計、吉祥物設計）、空間設計等方面。聚焦符號學和藝術學的結合方式，注重分析、解讀和套用，如劉晴的《議動畫手段的符號學意義以及其在影視作品中的表意性運用》和王岩，候君的《圖形符號學中的同質異構在平面廣告創意中的運用》。在新聞與傳媒領域，符號學理論成為分析媒介事件、媒介理論的工具。如劉麗的《“標籤新聞”的符號學分析》藉助符號的建構過程、神話言說等理論，探討事實被符號學、追求新聞的真實性。再如顏小芳的《小時代視閾下的“中國夢”——電影<小時代>之青少年文化認同的符號學考察》利用符號學的方法解讀青少年文化，與“中國夢”的時代主題相呼應。在文藝理論中，則是文學作品的符號學解讀，如史津銘的《“烏托邦”的困境——解析<老人與海>的深層結構》從格雷馬斯的結構主義符號學出發，運用“行動元模式”和“符號矩陣”理論，研究主人公聖地亞哥形象，展現出小說的深層機構，即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永恆矛盾。張傑的《<當代英雄>文本意義再生機制解析》以塔爾圖學派的代表人物洛特曼的文化符號學為研究方法，從敘述主體的轉換，符號圈的不勻質性、界限性三個方面，重點揭示文本的意義發生器，創造性功能和交際功能，從而發掘出該文本的意義再生機制。在外國語言文字學科中，大多數文章是利用符號學理論對譯本的研究，如張春敏的《符號學視闕中的杜甫詩英譯研究》等。

2015年中國符號學年度發展報告

一、2015年中國符號學發展概觀

（一）論文發表情況

本年度（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1月11日）中國知網上以“符號學”為主題的文獻一共有782篇，高於去年的778篇和前年的708篇。根據“中國知網”的學科分類，在這778篇以“符號學”為主題的文章中，中國語言文字學類的文章仍然高居首位，為105篇；其次是美術書法雕塑與攝影類，有78篇；戲劇電影與電視藝術類位居第三，共有77篇；新聞與傳媒類文獻數量大幅增長，共有71篇。比對這四類的文獻數據，中國語言文學類中以符號學為主題的文章數量下降明顯，而新聞傳媒、藝術類中以符號學為主題的文章數量增長顯著，基本與前者形成均勢。排名五至九位的學科類別分別是：世界文學、文藝理論、建築科學與工程、外國語言文字、文化，具體學科的文章數量參見下表。

（二）學術活動、學科建設情況

學術活動是一個學科是否受關注、是否保持活力的重要標誌。最近幾年，國內關於符號學的學術會議明顯增多，為各位符號學同仁搭建了交流進步的平台，為推進中國符號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2015年最值得中國符號學學者關注的學術會議莫過於“第五屆全國語言與符號學高層論壇”和“第一屆文化與傳播符號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6月27至6月29日，第五屆全國語言與符號學高層論壇在安徽大學召開，本次會議由中國語言與符號學研究會主辦、安徽大學外語學院承辦。來自全國18個省市、54所高校共83名正式代表在本屆論壇上做了發言，包括北京大學胡壯麟教授（從生態符號學談中國語言文字改革）、天津外國語大學王銘玉教授（翻譯符號學之構想）、四川大學趙毅衡教授（符號現象學中的意義問題）、北京語言大學盧德平教授（符號學的實用主義哲學背景——從皮爾斯到莫理斯）等知名專家學者。會議期間，與會學者分為文學組、語言學組、翻譯組、跨學科組等四組進行了熱烈的交流和討論。本次研討會具有研討質量大幅提升，研討話題呈現多元，學術刊物高度關注，研討組織周密、有序、高效等特點。

7月3日至7月5日“第一屆文化與傳播符號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四川大學舉行。本次會議由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文學評論》、《文藝研究》、《國際新聞界》、Signs & Media、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A&HCI）Art Review 聯合主辦，吸引了來自美國、英國、法國、港台地區及國內約300多名學者來參加本次會議。大會主題為“新媒體時代的文化與傳播符號學”，並分設11個主題圓桌論壇。與會學者分別圍繞“新媒介技術時代的傳播符號學”、“新聞傳播符號學”、“電影電視的傳播符號學”、“圖像與設計的傳播符號學”、“認知學與傳播符號學”、“文化與民族符號學”、“品牌與廣告的傳播符號學”、“中國符號學遺產”、“符號學與藝術研究”、“文學敘述分析”、“皮爾斯、索緒爾與傳播符號學理論史”等11個單元主題展開熱烈而深入的學術討論，每晚持續至10點左右仍不願散場。

本次大會包容廣闊、意義豐富。現任國際符號學會（IASS）會長保羅·科布利（Paul Cobley）教授、皮爾斯符號學理論專家李斯卡（James Jakόb Liszka）教授、香港嶺南大學丁爾蘇教授、台灣大學蔡秀枝教授等人的精彩發言為國內學人了解國際學界及港澳台同仁的研究動向打開了窗戶；四川大學趙毅衡教授、北京語言大學盧德平教授等人的主題發言則對符號學哲學基礎與著名符號學家的思想進行了深度挖掘與精彩闡釋。更重要的是，本次符號學大會提供了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舞台：儒道釋等中國傳統思想的符號學新解；漢字、貨幣、禮儀等中國傳統文化的符號學詮釋；中外文學、繪畫、音樂、電影的符號學、敘述學分析；符號學與傳播學關係的探討；符號學與自然科學交界的厘定等諸多內容紛紛登場。在以上各領域鑽研已久的中外專家學人圍繞著符號學的主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深入的交流，展示了自己的成果、碰撞出了新的火花。

本屆大會充分展示了符號學本身的適用性與包容性，表明了符號學在促進學科互動交流方面的巨大潛力：文學、傳媒、文化、哲學、藝術、宗教等人文學科各個領域都有符號學的用武之地，印證了符號學是人文學科公分母之說的正確性。

2015年度與符號學相關的學術會議還有於4月24日-26日在贛南師範學院舉行的中國認知傳播學會第二屆年會，該年會以“符號學、現象學、系統論等其他理論與認知傳播”為其主題之一。

2015年度還有許多國際知名符號學專家來國內講學。四川大學於2015年7月5日至2015年7月18日開展“實踐及國際課程周”。Paul Cobley 教授和Anthony Jappy 教授作為被邀請的8位國際知名教授之二，分別開設符號學課程Semiotics of Culture以及Semiotics Applied To The Studies Of Today'S Culture，贏得了眾多師生的積極參與和高度評價，為符號學的文化研究開拓了視野。

此外，高校自主組織的符號學交流活動定期舉行，討論的內容越來越深入。如2015年10月9日晚在西北師範大學傳媒學院舉行的第一期“符號學沙龍”，師生們圍繞符號學中的一些關鍵性問題進行了探討和交流。11月1日晚，四川大學符號學—傳媒學研究所2015年第一次讀書交流會在四川大學文科樓召開，本次交流主要圍繞趙毅衡教授的書稿《意義世界：哲學符號學》導論內容展開。該書稿力求建構符號學的哲學基礎，是探討意義注入符號、符號承載並表達意義以及自在物向符號轉化等運行機制進而夯實符號學學理根基、奠定符號學立身之本的重要著作。該書稿引起與會師生的熱烈反響與積極發言，圍繞諸如物自體與符號轉化的臨界點等關鍵問題進行了反覆切磋。這些學術活動的定期舉行和深入開展激發了廣大師生鑽研符號學的熱情，解決了他們的某些疑惑，推進了他們在解決一些關鍵問題方面的步伐。

在學科建設方面，2015年9月，天津外國語大學語言符號套用傳播研究中心以外國語言學及套用語言學學科下設的符號學研究方向招收3名碩士研究生。在校期間，這些研究生將系統學習中外符號學理論，成為該中心培養的首批研究生。據了解，招收符號學方向碩士研究生在天津地區屬於歷史首次。這將對天津外國語大學語言符號套用傳播研究中心的建設乃至京津地區符號學的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另外，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更進一步，從2016年開始將招收符號學學科的碩士研究生。

（三）專著出版情況

專著是詳細、系統解決專門問題的成果，專著的出版情況是衡量中國符號學向前推進力度的又一重要指標。2015年，中國符號學學界出版了20本左右與符號學相關的專著及譯著。這些著作或者是直接涉及符號學的研究，如趙星植翻譯的《皮爾斯：論符號》（2014），王永祥等翻譯的《打開邊界的符號學》（2015）；或是利用符號學的原理探討某一具體問題，如塔拉斯蒂的《音樂符號》（2015），段煉的《視覺文化與視覺藝術符號學》（2015），尤施卡的《性別符號學》（2015）等。此外，一些其他專著也收錄了符號學的內容或者是貫穿了符號學的方法，如葉舒憲《圖說中華文明史》（2015），趙毅衡《斷無不可解之理》（2015）。值得一提的是，趙毅衡教授的《趣味符號學》（2015）於7月份由重慶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深入淺出，用符號學的理論視角評論了100則小故事，可以說是中國第一本面向沒有符號學知識的讀者的普及讀物，對於推廣符號學、吸引符號學讀者具有深刻影響。同去年相比，今年的專著在符號學的套用方面得到了深入推進，符號學真正像一把解剖刀一樣深入到文化領域各個方面，如孫金燕的《武俠文化符號學》、祝東的《先秦符號思想研究》、張碧的《社會文化符號學》、宗爭的《遊戲學：符號敘述學研究》、李瑋《新聞符號學》等。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7月3日，在“第一屆文化與傳播符號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前夕，隆重舉行了“符號學叢書暨李斯卡新書發布會”。“符號學叢書”指的是趙毅衡教授主編的“中國符號學叢書”和“符號學譯叢”，截止目前，已分別出版了10本和8本。“李斯卡新書”，即趙星植所翻譯的《皮爾斯：論符號》，該書後半部分即李斯卡的重要著作《皮爾斯符號學導論》，是當代皮爾斯符號學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也是四川大學出版社“符號學譯叢”的重點項目。李斯卡本人蒞臨現場，並做了演講，盧德平教授隨後對李斯卡教授的研究成果進行了介紹，強調了此書的重要意義。

二、2015年中國符號學研究內容

（一）符號學理論

對於符號學理論的探索與推進，可以使符號學這座大廈的根基更加牢固，也可以使符號學這把利刃的刀鋒更加鋒利。

在著作方面，今年的符號學理論研究的專著，大部分仍然是國外符號學理論的譯著。如趙星植所譯的《皮爾斯：論符號》，全書由兩部分構成：主體部分是符號學主要的創始人皮爾斯關於這門科學的論述集合，包括其對符號學的現象學基礎、符號三分構造等問題的重要論述；後半部分是由前美國皮爾斯學會會長李斯卡（James Jacob Liszka）教授所寫的專著《皮爾斯符號學導論》，是對皮爾斯符號學思想的總結與闡釋。蘇珊·彼得里利、奧古斯托·蓬齊奧的《打開邊界的符號學》，不僅考察了符號學在新世紀展開的全新研究，尤其是倫理符號學和環境符號學等新的領域，同時還系統性地介紹了符號學史上的幾位極其重要的符號學家以及他們的符號學理論，證明了符號學涉及的不只是一門普遍科學的理論知識，更是整個社會、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所有一般科學的總體性秩序。瑪麗·勞爾·瑞安的《故事的變身》（2015），是符號敘述學的一部力作。該書首先釐清了敘事與媒介的界定問題，考察了傳統媒介的三種模式，並對互動小說、超文本小說、多媒體作品、基於網路的短小敘事，以及人工智慧支撐的互動戲劇進行了解讀，對“敘事越界”現象作了獨具匠心的描述。

在論文方面，趙毅衡教授在年初就刊出了《意義的意義之意義：論符號學與現象學的結合部》（2015）、《形式直觀：符號現象學的出發點》（2015）、《意義對象的 “非勻質化”》（2015）、《論重複：意義世界的符號構成方式》（2015）等幾篇重要的論文。這幾篇文章是對符號學的哲理基礎的探索與挖掘，建構起了所謂的“意義世界”的主體框架。在《意義的意義之意義：論符號學與現象學的結合部》，趙先生梳理了胡塞爾、海德格爾、皮爾斯、索緒爾、瑞恰慈等人的意義觀與意義方式，從符號學角度給出了自己關於意義的定義：“主體之所以能存在，就是因為主體的意向性與世界碰撞時，從事物相關的‘可理解性’中釋放出意義”。在《形式直觀：符號現象學的出發點》中，趙先生把獲取意義的初始過程稱為“形式直觀”，第二部分探討了在“形式直觀”中，事物與符號的轉化與互動，最後又討論了“形式還原”在獲取意義過程中的運行機制。通過這幾篇論文，趙先生解剖了意義的產生過程、意義世界的構成方式，重新整理了符號學的理論基礎，因此這幾篇文章在2015年度的符號學理論探索中相當重要。此外

王永祥與李靜合著的《表達的意義與意義的表達——雅克布森的語符功能觀》（2015）“基於雅柯布森的符號功能觀，分別從語言符號的指稱和功能維度來探究表達之‘意義’，從方式和環境角度來分析意義之‘表達’”。羅美晨、朱媛的《克里斯蒂娃的符號學和互文性研究》（2015）詳細介紹和闡釋了克里斯蒂娃的符號學研究及其所提出的互文性概念，並對克里斯蒂娃的學術地位與影響作了評價。張良林、洪慶福的《莫里斯美學符號學思想探析》（2015）挖掘了美國符號學家莫里斯美學符號學思想，並總結出其對建設符號學美學的作用：“從符號學角度看待美學問題，有助於建設一門科學沒學或符號學美學，從而也有助於整個符號學的發展。”

（二）符號學套用

符號學的套用既是符號學開疆拓土的壯舉，也是檢驗符號學作為剖析工具之鋒刃的試金石，當然對於文化資源來說，與符號學相遇，也是碰到知音，得到系統整理和清晰理解的良好機會。

本年度，符號學套用方面的著作比較多，如李瑋的《新聞符號學》選擇從符號流動的普遍規律這一理論視角來切入新聞傳播，審視其表意過程，揭示其表意機制，並試圖建構起一套能化解傳統理解下的新聞學體系所遭遇的“事實”與“價值”水火不容、 “理論”與“實踐”嚴重脫節、“應然”與“實然”混淆不分的困境。宗爭的《遊戲學：符號敘述學研究》不僅用既有的符號學理論對涵蓋體育競技、電子遊戲、休閒遊戲等眾多遊戲進行研究，而且在遊戲研究的過程之中不斷反哺符號學，兼具創生新理論和套用實踐的雙重功用。張碧的《社會文化符號學》，對一些將符號學融於社會學實踐的文化社會學家的符號學實踐進行梳理和闡釋。祝東的《先秦符號思想研究》，在現代符號學理論方法的觀照下，立足先秦文化語境，全面探析先秦易學、儒家、道家、名家、墨家以及法家學術中蘊藏的符號思想與方法，梳理建構中國符號思想傳統，以促進中西學術之間的交流對話。喬琦的《形式動力：新詩論爭的符號學考辨》，利用符號學這把工具，以“視界融合”的方法，為1919——1949年間的新詩論爭提供一個全新的理解維度。孫金燕的《武俠文化符號學》，通過討論20世紀中國武俠符號的表意秩序及其指向，對中國文明中的俠義精神和中國文學中的幻想敘述進行管窺。趙毅衡教授的《斷無不可解之理》，雖是一本關於詩歌、歌詞、戲曲、書法等諸多藝術門類的雜記，其實貫穿其中的是符號學、形式論的方法，因此該書是符號學理論套用的瀟灑、詩意形式。

論文方面，符號學套用的領域更加廣闊，論文數量更加龐大。在美術書法雕塑與攝影類中，可以看到符號學的大手伸向了標誌設計、平面設計、書籍封面設計、瓷器色彩、民族特色圖案等有關裝飾、設計的領域。代表性的文章有：杜旭丹的《從符號學角度談標誌設計》（2015），羅新穎的設計符號學在日用瓷中的套用（2015），賀雷、黃粵荻的《室內設計東南亞風格的藝術符號構建》（2015），向世前的《書籍封面設計與符號學》（2015）。在戲劇電影與電視學科門類下，符號學作為理論工具，對電影、電視文本進行了全面的分析，如賈國慶的《從符號學角度分析<大紅燈籠高高掛>的悲劇色彩》（2015），任義的《電影符號學視域下解讀<被解救的姜戈>》（2015），孫思文、唐靜文的《論符號學在電視節目中的運用——以電視劇<武媚娘傳奇>為例》（2015）等。在新聞與傳媒類，符號學理論作為工具，對新媒介、媒介事件等進行了分析與詮釋，並有出謀劃策、提供對策之用。如薛晨的《身份危機背景下微信的盛行原因探究——一個符號學解讀》（2015），劉揚的《網路謠言的符號學特徵及控制策略》（2015），趙啟帆的《新浪微博熱門話題的符號學分析——以微博打拐事件為例》（2015），趙利利的《符號學視域下媒體災難報導的寫作手法簡析——以人民日報對魯甸地震的報導為例》（2015）等。在文藝理論領域，一方面是利用符號學理論對文學作品進行分析，如盧穎的《符號學美學視角下的古詩英譯——兼評孟浩然<早寒有懷>的四種譯文》（2015），周丹、張穎的《馬拉美詩歌的符號學闡釋及其得失——以克里斯蒂娃的解讀個案為例》（2015）；另一方面是文藝美學與符號學的深度結合，如傅其林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符號學維度審思》（2015），唐小林的《布洛說反了：論審美距離的符號學原理》（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