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

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從對於古代社會性質的討論開始。當時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1892～1978)於1930年發表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批駁了“中國國情特殊”論者對共產主義學說的非難。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揭示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論證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是符合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普遍規律的學說的。同時，李達也積極地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路線和主張，於1929年出版了《中國產業革命概觀》一書，對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作了具體分析。他們的著作，遭到了論敵的猛烈攻擊。

發生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既是蔣介石的御用文人陶希聖、周佛海等在白區發動的對中國共產党進行的文化圍剿。同時又是一場中國共產黨捍衛馬克思主義地位的政治鬥爭。這場論戰的發生也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本文將主要對論戰的緣起進行闡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
• 外文名：polemic 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 論戰時間：20世紀20年代後期到30年代初期
• 別稱：中國社會史論戰
• 主要陣地：《讀書雜誌》

引言

Zhongguo shehui xingzhi wenti lunzhan

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

polemic 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20世紀20年代後期到30年代初期，中國學術界關於中國古代社會和當代社會的社會性質問題的討論。也稱作中國社會史論戰。前後歷時六七年之久，它不僅是學術論爭，而且是一場政治鬥爭。

歷史背景

1924～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之後，“中國應走什麼道路？”“中國向何處去？”這樣嚴峻的問題擺在全國人民面前。為了正確解答中國革命的性質、方向和任務的問題，就需要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階段和當代社會的性質。各階級、各黨派的人們從各自的階級派系的利益出發，站在不同的立場，積極參予了這場論爭，提出並宣傳各自的論點，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

1928年6～7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確認中國革命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並批判了認為中國革命當時階段已轉變到社會主義性質革命的錯誤論斷，指出把現時中國革命說成“不斷革命”，是不對的。“六大”這一科學論斷，遭到了敵對的階級或黨派來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攻擊和反對，也得到了進步的革命的理論家、歷史學家的擁護和捍衛。論戰實質上是圍繞著“六大”決議而展開的。

論戰角色

參加論戰的各色人中，有新生命派，即由國民黨官僚戴季陶(1890～1949)、陳果夫(1892～1951)、周佛海(1897～1948)等所創辦的新生命書局,根據蔣介石(1887～1975)的“把共產黨的一切理論方法和口號全部剷除”的反革命意圖，出版《新生命》雜誌，拋出許多反共文章。還有以汪精衛（1883～1944）為首的國民黨改組派，於1928年由陳公博（1890～1946）等創辦《革命評論》，宣傳汪精衛的“分共”方針，發表了一些反共文章。還有胡適（1891～1962）、梁實秋等創辦的新月書店，於1929年底出版《新月》雜誌，提出了“中國現狀”問題，發起討論。還有以陳獨秀(1880～1942)（當時仍留在共產黨內）為首的少數人,他們信奉．．托洛茨基(1879～1940)的主張,撰寫直接針對中共“六大”決議的文章。此外自1931～1933年由王禮錫主編的《讀書雜誌》亦號召各派對自古代社會到當代社會性質問題，開展全面的論戰。這些派別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論點，歸結起來不外是：①中國沒有存在過奴隸社會；②封建社會的歷史很短，到秦朝就已消亡；③此後到清朝2000多年，是一個特殊的“商業資本主義”，或稱前資本主義、專制主義社會；④鴉片戰爭以後就是資本主義社會。

面對著各種反動的社會史論，中國共產黨組織了反擊。1929 年 11月由中共理論工作者在上海創辦《新思潮》雜誌，1930年4月該雜誌第5期《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專號》發表了王學文（鄭景）、吳黎平、李一氓、潘東周、向省吾等人的文章，明確地提出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論點，集中地批判了新生命派，尤其是托派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論點。同年6月,左翼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在上海成立，提出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駁斥反馬克思主義思想、促進中國革命勝利的任務，創辦了《社會科學戰線》，投入論戰。這時論敵的一些文章主要發表在《動力》雜誌上，對《新思潮》進行攻擊。

主要陣地

《讀書雜誌》是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的主要陣地。該雜誌自1931年第 1卷第4、5期起，編為《中國社會史論戰》特輯，到1933年 3月彙編成3卷4冊。在該雜誌發表文章、參加論戰的有新生命派的陶希聖等，托派的任曙、嚴靈峰、李季、王宜昌、杜畏之等，神州國光社的王禮錫、胡秋原;中國共產黨方面則有《新思潮》的成員,還有劉夢雲、張聞天(1900～1976)、熊得山等；此外，也有其他革命知識分子和無黨派的人士參加。

在反對中國共產黨的

各派理論

家中，以托派最為活躍，他們斷章取義地引用一些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字句。他們的論點無非是說，帝國主義的侵入“絕對地”破壞了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直接推動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包括農村在內的封建勢力，已是微不足道的殘餘，占支配地位的已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因此“中國目前是個資本主義社會”。他們無視帝國主義在華投資和買辦資本同民族資本之間的根本區別，混淆了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界限，把對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科學論斷污衊為沒有根據的宣傳。

許多進步學者，特別是新思潮派，嚴正地駁斥了托派及其附和者的謬論。他們理論結合事實，正確地指出，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是封建社會，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手工業作坊的出現，已有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帝國主義的商品和先進生產技術的移入，固然打擊了封建的自然經濟和城市行會制的手工業，但相反方面，帝國主義在農村中勾結和維護了封建生產關係，在城市中打擊了民族工商業，使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不能正常地建立起來，使中國成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經濟形態，即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這些分析和論斷有力地捍衛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

自從1931年“九一八”事件後，中國共產黨發出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已過了高潮時期。1933年神州國光社被國民黨特務搗毀，《讀書雜誌》被迫停刊，論戰在上海告一段落。

意義

這次論戰，對進步的理論工作者來說，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立場、方法對中國社會性質進行深入的探討，還是處於初級的階段。以後,在抗日戰爭期間,在重慶和延安的革命的史學工作者吸收了這次論戰的一些初步成果，進一步編寫了幾本關於中國歷史、中國現代革命史和中國革命問題的專著，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歷史學的基礎。

在當時白色恐怖嚴重的時代，國民黨政府允許開展這次論戰，其目的是配合軍事“圍剿”，對共產党進行文化“圍剿”。但是，事物的發展出乎他們的意料，這次論戰對促進廣大讀者研究中國革命的問題，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戰略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