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馬爾薩斯”，代指汪士鐸，關鍵字為汪士鐸，馬爾薩斯，人口思想理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的“馬爾薩斯”
- 關鍵字語：汪士鐸，馬爾薩斯，人口思想理論
- 代指：汪士鐸
- 理論：人口思想理論
內容提要 在人口思想理論上，汪士鐸與馬爾薩斯有著基本一致的觀點，即：認為人口的增長超過生活資料的增長；貧困、動亂的根源在於過剩人口。汪士鐸還提出了獨具特色的抑制人口增長的方法。汪士鐸人口思想中的積極內容是：繼承和發展了前人關於人口每30年增長一倍的思想；比較科學地闡述了人口數量與質量的關係；提倡晚婚和優生；提出了與人口問題相關的富民思想；提出了與人口問題相關的重商思想。
關鍵字語 汪士鐸，馬爾薩斯，人口思想理論
汪士鐸（1814—1889），字梅村，江蘇江寧（今南京市）人，清末的歷史地理學家。他出身於破落的封建地主家庭，曾經過商，中過舉人，一生以游幕和接徒為業。主要著述有：《汪梅村先生集》、《乙丙日記》、《梅翁筆記》、《南北史補記》、《水經注圖》等。留存下來的只有前三種，其中《乙丙日記》是一部談人口問題的主要著作。
學術界曾經有人把清代乾嘉之際的人口思想家洪亮吉比作中國的馬爾薩斯。著名中國經濟思想史學家趙靖先生認為：“洪亮吉並不能算作中國的馬爾薩斯，這個頭銜應該歸於半個多世紀以後的汪士鐸。”[1]我1994年在趙靖先生門下進修時，先生就這個話題亦提到過幾次。筆者由此受到啟發，於是試圖把汪士鐸與馬爾薩斯進行對比研究，總吉他們的共同之處，並進一步探討汪士鐸這個在建國以後學術史上歷來被否定的人物其人口經濟思想中的積極內容。
一、汪士鐸與馬爾薩斯人口思想的共同點
馬爾薩斯生活的年代比汪士鐸早半個世紀，他是資本主義時代的封建貴族的代表，汪士鐸則是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地主階級的代表。兩人都是代表封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馬爾薩斯同時還是英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汪士鐸由於處在半殖民地時代，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資本主義思想某些方面的影響，對此並不陌生。他們兩人的人口經濟思想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共同點。
（一）認為人口的增長超過生活資料的增長
馬爾薩斯認為，由於土地生產生活資料的生產力的有限，而食物又為人類生存所必需，加上兩性間必然的情慾不斷加劇著人類的繁殖力，因此其結果，人口的增長勢必超過生活資料的增長。馬爾薩斯還把這二者之間增長的比例關係數量化。他說：“人口，在無所妨礙時，以幾何級數率增加；生活資料，只以算術級數率增加。”[2]
汪士鐸也有和馬爾薩斯相類似的看法。他認為在土地資源的開發利用方面，“天地之力窮矣”，而“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他雖然沒有象馬爾薩斯那樣，認為生活資料和人口是按日趨擴大的幾何級數和算術級數增加，但仍明確地指出“國家人浮於地者數倍”、“人多則窮[地不足養]”（《乙丙日記》卷三）。他認為生活資料的增長已經越來越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需要了，人多地少，因此導致貧窮。這與馬爾薩斯的觀點實質上是一樣的。
（二）關於生活資料低速增長的觀點
生活資料的增長趕不上人口的增長，這就要回答為什麼生活資料會增長得慢，而人口卻增長得快。
馬爾薩斯認為，生活資料增長得慢的原因，是生產生活資料的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土地——存在著一個肥力遞減的規律。在同一塊土地上追加投資，收益會依次增加；但當投資的增加超過一定限度之後，增加的收益（利潤）就會依次減少。這裡應當注意，馬爾薩斯並沒有排除農業生產技術的作用，只不過他認為那不會改變質的區別，農業生產技術只會有可能調節遞減數量的進程。農業技術的改進，會使投資的增加和利潤的遞減“這兩樁事情不一定老是採取一致的步調”罷了，因此“當資本一再投入土地時，它的利潤最後總會漸次遞減的”[3]。正是這種土地肥力遞減規律的作用，造成了生活資料增長的緩慢。
馬爾薩斯的過剩人口論是建立在土地肥力遞減規律的基礎之上的，而汪士鐸的過剩人口論則缺乏這樣一個看似“深刻”和“科學”的根據。但汪士鐸雖然沒有使用“土地肥力遞減”這一名詞，實際上也意識到了土地肥力和農業技術這兩個問題，不過這二者在他看來全都是令人絕望的。他說：由於“人多之害，山頂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苗洞已開深箐，猶不足養，天地之力窮矣；種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盡以助食，草木幾無孑遺，猶不足養，人事之權殫矣。”（《乙丙日記》卷三）一切可以墾種的土地都種植了莊稼，自然資源全都利用完了；農業種植技術已開發到了盡頭，糠殼碎米，蔬菜瓜果完全充作主食，連草木都沒有了，仍然不夠吃，人為的力量已經毫無辦法。在他看來，現有生活資料來源已經根本無法滿足人口增長的需要了。
（三）關於人口高速增長的觀點
為什麼人口增長得快，馬爾薩斯認為是男女之間情慾的客觀存在。他說：“兩性間的情慾是必然的，且幾乎保持現狀。”[4]由於兩性間情慾的無限存在，因此人口的繁衍和增長也是延續無限的。
汪士鐸沒有深究這方面的原因，但他卻正確看到了中國特有的現實情況。在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村中，經濟文化落後，生產力發展緩慢，人們“拘守舊俗，牢不可破”（《乙丙日記》卷二），“俗喜人多”，“喜人多婚早”（《乙丙日記》卷三），“喜丁旺，謂為開族”（《乙丙日記》卷二）。這些落後的觀念和習俗，無疑是中國廣大農村喜早婚多育的一個重要原因。直到今天，我國農村中早婚、多子、多福等舊意識觀念仍是和汪士鐸在一百多年前所指出的情況一脈相承的。與這些封建落後思想進行鬥爭仍是目前我國計畫生育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
馬爾薩斯的“情慾”論和汪士鐸的“舊俗”論，都只是分析了人口增長的自然方面的客觀原因，而忽視了產生過剩人口的社會原因。
雖然從理論上來說，人口運動的自然規律決定人口運動的社會規律，但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當人口運動的自然規律處於某一特定的社會生產方式之下的時候，這種社會生產方式就會對它起一種決定性的反作用。馬爾薩斯所處資本主義條件下的過剩人口，是相對於生產力發展的僱傭勞動制度中可變資本需求的過剩人口。而在汪士鐸所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條件下，土地和其它社會財富兼併現象的發展不斷產生出大量喪失土地和失業的“遊民”，很顯然這是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制度所造成的相對過剩人口。可見馬爾薩斯和汪士鐸的絕對過剩人口思想都掩蓋了社會生產方式對人口發展演變的決定作用，但他們還是正確指出了人口自然增長的部分客觀原因。
關於人口增長率，馬爾薩斯繼承和發展前人以及同代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觀點，提出人口在無妨礙條件下每25年增加一倍。汪士鐸則繼承和發展東方中國先驅者們的思想，提出在無妨礙條件下人口每30年增加一倍。這是一個十分有趣、有意義且相類以的觀點。他們都強調這樣的增長率是在無任何妨礙的太平時期，用汪士鐸的話來說就是“蓋承平久，孳息繁衍”（《乙丙日記》卷二）。因此他們探討的實際上是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即人口運動的自然規律方面的一個重要問題。
（四）貧困、動亂的根源在於過剩人口
無論是馬爾薩斯，還是汪士鐸，他們探討人口問題，著眼點都是放在人口運動的自然規律上，而忽視人口運動的社會規律。這樣，當他們把這種人口理論用以觀察社會現象和政治問題時，就自然而然地把現實社會中貧困、動亂的根源歸之於人口過剩問題，而不是從社會制度方面找原因。
馬爾薩斯的人口過剩理論試圖說明，由於食物供應趕不上人口增長，因此導致人口大量過剩，貧困、罪惡等社會問題都是由人口的過量增長這一自然原因造成的，與社會制度無關。汪士鐸也說：“人多則窮”、“世亂之由：人多”（《乙丙日記》卷三）。他把太平天國農民運動也看成是過剩人口的窮人的動亂。把人民的貧困、失業和被迫起來造反都歸結為人口本身繁衍的過速過多。
二、汪士鐸與馬爾薩斯人口思想的主要區別
在抑制人口增長的途徑（方法）方面，汪士鐸和馬爾薩斯在表面上看來有許多共同點，如都提到了戰爭、晚婚、禁慾等方法，但實際上也有許多不同的地方。
馬爾薩斯將他的抑制方法分為兩大類：積極的抑制和預防的抑制。積極抑制主要是一種自然力的作用，如貧困、饑荒、疾病、戰爭、瘟疫等；預防抑制則是人為的作用，如晚婚、禁慾以及各種風俗習慣等，因此又叫道德抑制。
與之相比較，汪士鐸提出的抑制方法有兩個特點。
第一，更加強調人為的抑制作用。他提出溺嬰、嚴格婚姻和生育制度、處罰、晚婚等主張全都是人為的社會行為。他也提到了馬爾薩斯作為積極抑制方法的戰爭。但馬爾薩斯主要地只是看到戰爭存在著造成人口死亡以至減少人口的客觀歷史作用，而汪士鐸則是積極主張人為地使用戰爭來消滅現世的過剩人口（“作亂者”）。
第二，汪士鐸更加強調政府的干預作用。他所提出的人為抑制人口增長的方法，大多數都必須要依靠政府的強制作用才能作到，他自己更是寄希望於通過封建國家的政權力量來控制人口的增長。馬爾薩斯雖然也講到人為的作用，但他指的是人們具有推理能力，能理性地意識到人口過剩的未來結果，因而出於遠慮的動機而採取的對婚姻欲望的一種自律的道德行為，而並非是一種受外在強制的行為。
總而言之，馬爾薩斯的過剩人口思想具有較高的學術理論價值（撇開規範判斷而就其實證性來說），汪士鐸的過剩人口思想則更具有社會現實意義。由於馬爾薩斯撇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決定作用來抽象地談論人口過剩問題，這種高姿態使他不能正視眼下正逐步走上正軌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於僱傭勞動而造成廣大無產階級“貧困化”這樣一種私有經濟關係本身——具有一種能控制人口過度膨脹、使其與生活資料增長接近平衡的內在功能，因而徒勞地為他的制度發出人口過剩的呼籲。與之相比，汪士鐸則略勝一籌。儘管汪士鐸也是避開社會生產方式的影響來談人口增長（過量的增長），他這樣做正是把自已置身於封建的經濟關係之中，從肯定封建主義制度的角度出發，客觀上指出了封建主義生產方式不具有控制人口增長平衡於生活資料增長的內在機制。雖然他跟馬爾薩斯一樣，也都使用了不十分可靠的數據和帶有片面性的事實材料，但卻不無益處地給人們敲了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警鐘——中國社會實際上存在著人口過量增長的必然趨勢！
三、汪士鐸人口經濟思想中的積極內容
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汪士鐸基本是一個被全盤否定的人物。但認真挖掘他的思想，進行客觀、公證、辯證的評價，在他的人口經濟思想中也仍然存在著一些積極的內容。
（一）繼承和發展了前人關於人口每30年增長一倍的思想
在中國人口思想史上，產生“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的思想是很傑出的。第一次提出這個觀點的是明末科學家徐光啟。他在《農政全書》這部著名的農學著作中說：“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則不得減。”[5]這就是說，在太平時期，即沒有什麼大的兵荒戰亂的條件下，人口的自然發展就不會少於每三十年增加一倍。徐光啟是從對當時明朝皇族繁衍情況的統計分析而得出這一結論的。儘管所依據的事實比較特殊，但推而廣之，卻與普遍的情況基本相符。在世界人口思想史上，徐光啟的這個觀點比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1798年）初版時提出的在無障礙條件下人口約25年增加一倍的類似觀點要早170多年[6]。
在這之後，比徐光啟晚一個世紀的清代文學家洪亮吉，也提到了有關人口在二三十年間加倍增長的觀點。他從人口在太平時期每隔一代就會成倍增加的事例出發，認為人口在幾十年到一百年的時間裡可能增加幾倍，甚至二十倍。按他的說法推理，在二三十年間至少會增加一倍。
到十九世紀中葉，作為歷史地理學家的汪士鐸充分肯定了前人的這一觀點，並加以發揮。他認為人口在無妨礙的情況下每三十年增加一倍是最基本的標準，“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故順治元年（1644）一人者，至今（1855）一百二十八人”。他還指出，在一些早婚盛行的地區，人口繁衍程度還要快一些，如他當時考察的安徽徽州，此地“喜人多婚早，每十五六皆嫁娶”，因此“十六皆抱子，故二十年即加一倍，順治元年一人者，至今二千零四十八人”（《乙丙日記》卷三）。早婚習俗普遍存在於中國的封建農村，因此汪士鐸認為在正常情況下，人口的繁衍速度是每30年增加一倍，有的地方則可能每20年就增加一倍。汪士鐸提出這個觀點時，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已經產生。但尚無證據說明他那時已經知道馬爾薩斯的觀點；即使風聞到一些，也不會確切了解他關於人口自然增長率的具體說法。因此汪士鐸的這一觀點完全是繼承他的中國前輩們的思想並加以發揮的。
關於人口在無障礙條件下每30年增加一倍，這有較為充分的理論和事實根據。從簡單推理上說，只要一對夫婦平均生四個孩子，人口的增加就已經是一倍了。按照這樣的出生率，如果是20歲結婚生孩子，那么人口就是每20年增加一倍；如果是30歲結婚生孩子，那么人口就是每30年增加一倍。在中國農村，男女青年20歲左右結婚，每對夫婦生3—5個成活孩子，幾千年來都是極其正常和普遍的。中國農村的人口出生率基本上決定了整個國家的人口增長率，因此在無重大的戰亂、饑饉、瘟疫和社會制度制約（如限制生育和鼓勵生育）的正常太平情況下，人口每20—30年增長一倍是基本符合中國古今國情的。如1949年結束戰亂後的新中國，當時人口四億多，30年後的1980年便是八億多，正好是30年增長了一倍。
在中國人口思想史上，關於人口自然增長率的思想是對人口運動自然規律的一個有益的探索，具體到人口“每20—30年增加一倍”的觀點，後世學者們除了帶有階級偏見的批判外，在此問題上卻尚無比前人更進一步的研究。
（二）人口數量與質量的關係
在汪士鐸的過剩人口論中，還談到了人口數量與質量的關係問題。他的基本觀點是，人口增長過多會引起人口質量的下降，“人多而氣分，賦稟遂薄，又濡染於風氣，故人才益難”。他認為農村人口二三十年增長一倍，人口太多，“然皆經商挑擔無一中用者，多則氣薄也”。他還舉例說：“徽六邑，績溪最苦，地狹人多也。……故人多於他邑，而愚於他邑，貧於他邑”（《乙丙日記》卷三）。
他講的“氣”、“賦稟”主要是指人的身理素質，也包括文化知識等精神素質的內容，總起來講就是人口質量。他把那些歡迎和參加太平軍的農民也叫作“愚”，認為是人口太多造成素質低劣的表現，這反映了他維護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反動的一面。但抽象地看，他認識到了在一定的經濟狀況和生產關係條件下人口數量和質量成反比例變化的辯證關係，這一點是有一定的積極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的。
（三）提倡晚婚和優生
汪士鐸是中國近代史上明確倡導晚婚的人之一。他認為應該“嚴禁男子二十五歲以內，女子二十歲以內嫁娶”（《乙丙日記》卷二），“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乙丙日主》卷三）。在當時封建的中國農村盛行十多歲就結婚生育風俗的情況下，他的主張已經夠大膽氣派了！他譴責當時中國農村中廣泛流行的“喜人多婚早，每十五六皆嫁娶”（《乙丙日記》卷三）的陳規陋習，勸說人們不要十五六歲就結婚，更不要十多歲就生育子女。他還提出要禁止“男子有子而續娶，婦人有子而再嫁”（《乙丙日記》卷二），目的是要防止這些鰥夫、寡婦娶嫁之後又生育孩子，增加人口。
為了達到減少人口的目的，汪士鐸還提出，所生育的孩子，“形體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乙丙日記》卷三）。溺嬰無疑是一種極其殘暴而不人道的行為，但從汪士鐸的這一主張中還是反映出了他提倡優生的思想。
（四）使用藥物的節育措施
在汪士鐸所提倡的節育措施中，有一種是使用藥物的辦法。他要求“廣施不生育之方藥”（《乙丙日記》卷二），從而達到節育、墮胎和減少人口的目的。他並且還提出了獨生子女的主張，說：“婦人服冷藥，生一子後服之”（《乙丙日記》卷三）。使用避孕和墮胎藥物，是一種能減少痛苦、且人道而行之有效的抑制人口的方法，就是在今天看來，也還有其現實意義。
（五）與人口問題相關的富民思想
汪士鐸說：“治民須欲民富”（《乙丙日記》卷二）。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富民思想在先秦儒家那裡就已經存在，在兩千年後的地主階級思想家汪士鐸這裡本是毫無足道的。但汪士鐸把富民問題和人口問題聯繫了起來，這是很有意義的。他舉例說明人多的地方總是較人少的地方窮。治民要富民，這是先人已有的思想，而汪士鐸認為富民的前提是要減少人口，“夫民不可過少，亦萬不容過多”（《乙丙日記》卷三），多少應該與土地這種生產資料相適應。他的邏輯是，只有適量的人口才可富民，民富了國家也就好治理了，因此根本的問題還是人口問題。
（六）與人口問題相關的重商思想
中國近代受到資本主義的入侵，封建的自然經濟遭到破壞，商品經濟有一定的發展。受這種經濟條件的影響，即使是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提出一些重商的思想，也是不足為奇的。但汪士鐸的重商思想有著極其特殊的含義。他提出重商的理由有三個方面。第一，商人不容易起來造統治階級的反，即他所說的“士商機巧而無能為，農工愚狠，能為亂而心齊”（《乙丙日記》卷三）。第二，商人容易致富，經商是富民的一條有利途徑，因此應該重視商業。第三，經商的家庭男子外出經商，夫婦同房機會少，因此可以減少懷孕，從而減少人口出生率。
從這三點來看，只有第二點是有關經濟問題的，最後一點是有關人口問題的。但實際上前一二點在汪士鐸看來都與最後一點的人口問題聯繫著。因為經商可以減少人口，人口少了就容易富裕，而人民富裕就不會造反了。他調查當時的皖南六邑，說“績溪最苦，地狹人多也”（《乙丙日記》卷三）。那為什麼其他地方會人少而富呢？他說：“推原其故，他邑人皆經商在外，故生子少，婦人獨居故也。又或攜眷遷徙，故人不多而富。”（《乙丙日記》卷二）可見汪士鐸的重商思想本質上是與他的人口理論聯繫著的，經商是減少人口的一個辦法，同時又能直接致富，人口少了，人民富了，又可保證國家的政治安定，從而達到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統治的目的。當然事實上不可能全國的老百姓都去經商，但從這裡可以看出，他也初步看到了在資本主義思想的衝擊下，經過商品經濟的洗禮，人們可以改變觀念，革新生活方式，控制人口增長，從而煥新社會面貌。這無疑是一個具有積極意義和進取精神的思想。
（2001年8月）
[注釋]
[1]趙靖：《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623。
[2]馬爾薩斯：《人口原理》，郭大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頁5。
[3]馬爾薩斯：《人口原理》，子箕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頁4。
[4]馬爾薩斯：《人口原理》，郭大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頁4。
[5]徐光啟：《農政全書·田制·玄扈先生井田考》。
[6]張純元、吳忠觀：《馬克思主義人口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86年，頁78
關鍵字語 汪士鐸，馬爾薩斯，人口思想理論
汪士鐸（1814—1889），字梅村，江蘇江寧（今南京市）人，清末的歷史地理學家。他出身於破落的封建地主家庭，曾經過商，中過舉人，一生以游幕和接徒為業。主要著述有：《汪梅村先生集》、《乙丙日記》、《梅翁筆記》、《南北史補記》、《水經注圖》等。留存下來的只有前三種，其中《乙丙日記》是一部談人口問題的主要著作。
學術界曾經有人把清代乾嘉之際的人口思想家洪亮吉比作中國的馬爾薩斯。著名中國經濟思想史學家趙靖先生認為：“洪亮吉並不能算作中國的馬爾薩斯，這個頭銜應該歸於半個多世紀以後的汪士鐸。”[1]我1994年在趙靖先生門下進修時，先生就這個話題亦提到過幾次。筆者由此受到啟發，於是試圖把汪士鐸與馬爾薩斯進行對比研究，總吉他們的共同之處，並進一步探討汪士鐸這個在建國以後學術史上歷來被否定的人物其人口經濟思想中的積極內容。
一、汪士鐸與馬爾薩斯人口思想的共同點
馬爾薩斯生活的年代比汪士鐸早半個世紀，他是資本主義時代的封建貴族的代表，汪士鐸則是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地主階級的代表。兩人都是代表封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馬爾薩斯同時還是英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汪士鐸由於處在半殖民地時代，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資本主義思想某些方面的影響，對此並不陌生。他們兩人的人口經濟思想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共同點。
（一）認為人口的增長超過生活資料的增長
馬爾薩斯認為，由於土地生產生活資料的生產力的有限，而食物又為人類生存所必需，加上兩性間必然的情慾不斷加劇著人類的繁殖力，因此其結果，人口的增長勢必超過生活資料的增長。馬爾薩斯還把這二者之間增長的比例關係數量化。他說：“人口，在無所妨礙時，以幾何級數率增加；生活資料，只以算術級數率增加。”[2]
汪士鐸也有和馬爾薩斯相類似的看法。他認為在土地資源的開發利用方面，“天地之力窮矣”，而“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他雖然沒有象馬爾薩斯那樣，認為生活資料和人口是按日趨擴大的幾何級數和算術級數增加，但仍明確地指出“國家人浮於地者數倍”、“人多則窮[地不足養]”（《乙丙日記》卷三）。他認為生活資料的增長已經越來越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需要了，人多地少，因此導致貧窮。這與馬爾薩斯的觀點實質上是一樣的。
（二）關於生活資料低速增長的觀點
生活資料的增長趕不上人口的增長，這就要回答為什麼生活資料會增長得慢，而人口卻增長得快。
馬爾薩斯認為，生活資料增長得慢的原因，是生產生活資料的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土地——存在著一個肥力遞減的規律。在同一塊土地上追加投資，收益會依次增加；但當投資的增加超過一定限度之後，增加的收益（利潤）就會依次減少。這裡應當注意，馬爾薩斯並沒有排除農業生產技術的作用，只不過他認為那不會改變質的區別，農業生產技術只會有可能調節遞減數量的進程。農業技術的改進，會使投資的增加和利潤的遞減“這兩樁事情不一定老是採取一致的步調”罷了，因此“當資本一再投入土地時，它的利潤最後總會漸次遞減的”[3]。正是這種土地肥力遞減規律的作用，造成了生活資料增長的緩慢。
馬爾薩斯的過剩人口論是建立在土地肥力遞減規律的基礎之上的，而汪士鐸的過剩人口論則缺乏這樣一個看似“深刻”和“科學”的根據。但汪士鐸雖然沒有使用“土地肥力遞減”這一名詞，實際上也意識到了土地肥力和農業技術這兩個問題，不過這二者在他看來全都是令人絕望的。他說：由於“人多之害，山頂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苗洞已開深箐，猶不足養，天地之力窮矣；種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盡以助食，草木幾無孑遺，猶不足養，人事之權殫矣。”（《乙丙日記》卷三）一切可以墾種的土地都種植了莊稼，自然資源全都利用完了；農業種植技術已開發到了盡頭，糠殼碎米，蔬菜瓜果完全充作主食，連草木都沒有了，仍然不夠吃，人為的力量已經毫無辦法。在他看來，現有生活資料來源已經根本無法滿足人口增長的需要了。
（三）關於人口高速增長的觀點
為什麼人口增長得快，馬爾薩斯認為是男女之間情慾的客觀存在。他說：“兩性間的情慾是必然的，且幾乎保持現狀。”[4]由於兩性間情慾的無限存在，因此人口的繁衍和增長也是延續無限的。
汪士鐸沒有深究這方面的原因，但他卻正確看到了中國特有的現實情況。在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村中，經濟文化落後，生產力發展緩慢，人們“拘守舊俗，牢不可破”（《乙丙日記》卷二），“俗喜人多”，“喜人多婚早”（《乙丙日記》卷三），“喜丁旺，謂為開族”（《乙丙日記》卷二）。這些落後的觀念和習俗，無疑是中國廣大農村喜早婚多育的一個重要原因。直到今天，我國農村中早婚、多子、多福等舊意識觀念仍是和汪士鐸在一百多年前所指出的情況一脈相承的。與這些封建落後思想進行鬥爭仍是目前我國計畫生育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
馬爾薩斯的“情慾”論和汪士鐸的“舊俗”論，都只是分析了人口增長的自然方面的客觀原因，而忽視了產生過剩人口的社會原因。
雖然從理論上來說，人口運動的自然規律決定人口運動的社會規律，但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當人口運動的自然規律處於某一特定的社會生產方式之下的時候，這種社會生產方式就會對它起一種決定性的反作用。馬爾薩斯所處資本主義條件下的過剩人口，是相對於生產力發展的僱傭勞動制度中可變資本需求的過剩人口。而在汪士鐸所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條件下，土地和其它社會財富兼併現象的發展不斷產生出大量喪失土地和失業的“遊民”，很顯然這是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制度所造成的相對過剩人口。可見馬爾薩斯和汪士鐸的絕對過剩人口思想都掩蓋了社會生產方式對人口發展演變的決定作用，但他們還是正確指出了人口自然增長的部分客觀原因。
關於人口增長率，馬爾薩斯繼承和發展前人以及同代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觀點，提出人口在無妨礙條件下每25年增加一倍。汪士鐸則繼承和發展東方中國先驅者們的思想，提出在無妨礙條件下人口每30年增加一倍。這是一個十分有趣、有意義且相類以的觀點。他們都強調這樣的增長率是在無任何妨礙的太平時期，用汪士鐸的話來說就是“蓋承平久，孳息繁衍”（《乙丙日記》卷二）。因此他們探討的實際上是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即人口運動的自然規律方面的一個重要問題。
（四）貧困、動亂的根源在於過剩人口
無論是馬爾薩斯，還是汪士鐸，他們探討人口問題，著眼點都是放在人口運動的自然規律上，而忽視人口運動的社會規律。這樣，當他們把這種人口理論用以觀察社會現象和政治問題時，就自然而然地把現實社會中貧困、動亂的根源歸之於人口過剩問題，而不是從社會制度方面找原因。
馬爾薩斯的人口過剩理論試圖說明，由於食物供應趕不上人口增長，因此導致人口大量過剩，貧困、罪惡等社會問題都是由人口的過量增長這一自然原因造成的，與社會制度無關。汪士鐸也說：“人多則窮”、“世亂之由：人多”（《乙丙日記》卷三）。他把太平天國農民運動也看成是過剩人口的窮人的動亂。把人民的貧困、失業和被迫起來造反都歸結為人口本身繁衍的過速過多。
二、汪士鐸與馬爾薩斯人口思想的主要區別
在抑制人口增長的途徑（方法）方面，汪士鐸和馬爾薩斯在表面上看來有許多共同點，如都提到了戰爭、晚婚、禁慾等方法，但實際上也有許多不同的地方。
馬爾薩斯將他的抑制方法分為兩大類：積極的抑制和預防的抑制。積極抑制主要是一種自然力的作用，如貧困、饑荒、疾病、戰爭、瘟疫等；預防抑制則是人為的作用，如晚婚、禁慾以及各種風俗習慣等，因此又叫道德抑制。
與之相比較，汪士鐸提出的抑制方法有兩個特點。
第一，更加強調人為的抑制作用。他提出溺嬰、嚴格婚姻和生育制度、處罰、晚婚等主張全都是人為的社會行為。他也提到了馬爾薩斯作為積極抑制方法的戰爭。但馬爾薩斯主要地只是看到戰爭存在著造成人口死亡以至減少人口的客觀歷史作用，而汪士鐸則是積極主張人為地使用戰爭來消滅現世的過剩人口（“作亂者”）。
第二，汪士鐸更加強調政府的干預作用。他所提出的人為抑制人口增長的方法，大多數都必須要依靠政府的強制作用才能作到，他自己更是寄希望於通過封建國家的政權力量來控制人口的增長。馬爾薩斯雖然也講到人為的作用，但他指的是人們具有推理能力，能理性地意識到人口過剩的未來結果，因而出於遠慮的動機而採取的對婚姻欲望的一種自律的道德行為，而並非是一種受外在強制的行為。
總而言之，馬爾薩斯的過剩人口思想具有較高的學術理論價值（撇開規範判斷而就其實證性來說），汪士鐸的過剩人口思想則更具有社會現實意義。由於馬爾薩斯撇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決定作用來抽象地談論人口過剩問題，這種高姿態使他不能正視眼下正逐步走上正軌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於僱傭勞動而造成廣大無產階級“貧困化”這樣一種私有經濟關係本身——具有一種能控制人口過度膨脹、使其與生活資料增長接近平衡的內在功能，因而徒勞地為他的制度發出人口過剩的呼籲。與之相比，汪士鐸則略勝一籌。儘管汪士鐸也是避開社會生產方式的影響來談人口增長（過量的增長），他這樣做正是把自已置身於封建的經濟關係之中，從肯定封建主義制度的角度出發，客觀上指出了封建主義生產方式不具有控制人口增長平衡於生活資料增長的內在機制。雖然他跟馬爾薩斯一樣，也都使用了不十分可靠的數據和帶有片面性的事實材料，但卻不無益處地給人們敲了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警鐘——中國社會實際上存在著人口過量增長的必然趨勢！
三、汪士鐸人口經濟思想中的積極內容
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汪士鐸基本是一個被全盤否定的人物。但認真挖掘他的思想，進行客觀、公證、辯證的評價，在他的人口經濟思想中也仍然存在著一些積極的內容。
（一）繼承和發展了前人關於人口每30年增長一倍的思想
在中國人口思想史上，產生“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的思想是很傑出的。第一次提出這個觀點的是明末科學家徐光啟。他在《農政全書》這部著名的農學著作中說：“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則不得減。”[5]這就是說，在太平時期，即沒有什麼大的兵荒戰亂的條件下，人口的自然發展就不會少於每三十年增加一倍。徐光啟是從對當時明朝皇族繁衍情況的統計分析而得出這一結論的。儘管所依據的事實比較特殊，但推而廣之，卻與普遍的情況基本相符。在世界人口思想史上，徐光啟的這個觀點比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1798年）初版時提出的在無障礙條件下人口約25年增加一倍的類似觀點要早170多年[6]。
在這之後，比徐光啟晚一個世紀的清代文學家洪亮吉，也提到了有關人口在二三十年間加倍增長的觀點。他從人口在太平時期每隔一代就會成倍增加的事例出發，認為人口在幾十年到一百年的時間裡可能增加幾倍，甚至二十倍。按他的說法推理，在二三十年間至少會增加一倍。
到十九世紀中葉，作為歷史地理學家的汪士鐸充分肯定了前人的這一觀點，並加以發揮。他認為人口在無妨礙的情況下每三十年增加一倍是最基本的標準，“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故順治元年（1644）一人者，至今（1855）一百二十八人”。他還指出，在一些早婚盛行的地區，人口繁衍程度還要快一些，如他當時考察的安徽徽州，此地“喜人多婚早，每十五六皆嫁娶”，因此“十六皆抱子，故二十年即加一倍，順治元年一人者，至今二千零四十八人”（《乙丙日記》卷三）。早婚習俗普遍存在於中國的封建農村，因此汪士鐸認為在正常情況下，人口的繁衍速度是每30年增加一倍，有的地方則可能每20年就增加一倍。汪士鐸提出這個觀點時，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已經產生。但尚無證據說明他那時已經知道馬爾薩斯的觀點；即使風聞到一些，也不會確切了解他關於人口自然增長率的具體說法。因此汪士鐸的這一觀點完全是繼承他的中國前輩們的思想並加以發揮的。
關於人口在無障礙條件下每30年增加一倍，這有較為充分的理論和事實根據。從簡單推理上說，只要一對夫婦平均生四個孩子，人口的增加就已經是一倍了。按照這樣的出生率，如果是20歲結婚生孩子，那么人口就是每20年增加一倍；如果是30歲結婚生孩子，那么人口就是每30年增加一倍。在中國農村，男女青年20歲左右結婚，每對夫婦生3—5個成活孩子，幾千年來都是極其正常和普遍的。中國農村的人口出生率基本上決定了整個國家的人口增長率，因此在無重大的戰亂、饑饉、瘟疫和社會制度制約（如限制生育和鼓勵生育）的正常太平情況下，人口每20—30年增長一倍是基本符合中國古今國情的。如1949年結束戰亂後的新中國，當時人口四億多，30年後的1980年便是八億多，正好是30年增長了一倍。
在中國人口思想史上，關於人口自然增長率的思想是對人口運動自然規律的一個有益的探索，具體到人口“每20—30年增加一倍”的觀點，後世學者們除了帶有階級偏見的批判外，在此問題上卻尚無比前人更進一步的研究。
（二）人口數量與質量的關係
在汪士鐸的過剩人口論中，還談到了人口數量與質量的關係問題。他的基本觀點是，人口增長過多會引起人口質量的下降，“人多而氣分，賦稟遂薄，又濡染於風氣，故人才益難”。他認為農村人口二三十年增長一倍，人口太多，“然皆經商挑擔無一中用者，多則氣薄也”。他還舉例說：“徽六邑，績溪最苦，地狹人多也。……故人多於他邑，而愚於他邑，貧於他邑”（《乙丙日記》卷三）。
他講的“氣”、“賦稟”主要是指人的身理素質，也包括文化知識等精神素質的內容，總起來講就是人口質量。他把那些歡迎和參加太平軍的農民也叫作“愚”，認為是人口太多造成素質低劣的表現，這反映了他維護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反動的一面。但抽象地看，他認識到了在一定的經濟狀況和生產關係條件下人口數量和質量成反比例變化的辯證關係，這一點是有一定的積極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的。
（三）提倡晚婚和優生
汪士鐸是中國近代史上明確倡導晚婚的人之一。他認為應該“嚴禁男子二十五歲以內，女子二十歲以內嫁娶”（《乙丙日記》卷二），“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乙丙日主》卷三）。在當時封建的中國農村盛行十多歲就結婚生育風俗的情況下，他的主張已經夠大膽氣派了！他譴責當時中國農村中廣泛流行的“喜人多婚早，每十五六皆嫁娶”（《乙丙日記》卷三）的陳規陋習，勸說人們不要十五六歲就結婚，更不要十多歲就生育子女。他還提出要禁止“男子有子而續娶，婦人有子而再嫁”（《乙丙日記》卷二），目的是要防止這些鰥夫、寡婦娶嫁之後又生育孩子，增加人口。
為了達到減少人口的目的，汪士鐸還提出，所生育的孩子，“形體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乙丙日記》卷三）。溺嬰無疑是一種極其殘暴而不人道的行為，但從汪士鐸的這一主張中還是反映出了他提倡優生的思想。
（四）使用藥物的節育措施
在汪士鐸所提倡的節育措施中，有一種是使用藥物的辦法。他要求“廣施不生育之方藥”（《乙丙日記》卷二），從而達到節育、墮胎和減少人口的目的。他並且還提出了獨生子女的主張，說：“婦人服冷藥，生一子後服之”（《乙丙日記》卷三）。使用避孕和墮胎藥物，是一種能減少痛苦、且人道而行之有效的抑制人口的方法，就是在今天看來，也還有其現實意義。
（五）與人口問題相關的富民思想
汪士鐸說：“治民須欲民富”（《乙丙日記》卷二）。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富民思想在先秦儒家那裡就已經存在，在兩千年後的地主階級思想家汪士鐸這裡本是毫無足道的。但汪士鐸把富民問題和人口問題聯繫了起來，這是很有意義的。他舉例說明人多的地方總是較人少的地方窮。治民要富民，這是先人已有的思想，而汪士鐸認為富民的前提是要減少人口，“夫民不可過少，亦萬不容過多”（《乙丙日記》卷三），多少應該與土地這種生產資料相適應。他的邏輯是，只有適量的人口才可富民，民富了國家也就好治理了，因此根本的問題還是人口問題。
（六）與人口問題相關的重商思想
中國近代受到資本主義的入侵，封建的自然經濟遭到破壞，商品經濟有一定的發展。受這種經濟條件的影響，即使是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提出一些重商的思想，也是不足為奇的。但汪士鐸的重商思想有著極其特殊的含義。他提出重商的理由有三個方面。第一，商人不容易起來造統治階級的反，即他所說的“士商機巧而無能為，農工愚狠，能為亂而心齊”（《乙丙日記》卷三）。第二，商人容易致富，經商是富民的一條有利途徑，因此應該重視商業。第三，經商的家庭男子外出經商，夫婦同房機會少，因此可以減少懷孕，從而減少人口出生率。
從這三點來看，只有第二點是有關經濟問題的，最後一點是有關人口問題的。但實際上前一二點在汪士鐸看來都與最後一點的人口問題聯繫著。因為經商可以減少人口，人口少了就容易富裕，而人民富裕就不會造反了。他調查當時的皖南六邑，說“績溪最苦，地狹人多也”（《乙丙日記》卷三）。那為什麼其他地方會人少而富呢？他說：“推原其故，他邑人皆經商在外，故生子少，婦人獨居故也。又或攜眷遷徙，故人不多而富。”（《乙丙日記》卷二）可見汪士鐸的重商思想本質上是與他的人口理論聯繫著的，經商是減少人口的一個辦法，同時又能直接致富，人口少了，人民富了，又可保證國家的政治安定，從而達到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統治的目的。當然事實上不可能全國的老百姓都去經商，但從這裡可以看出，他也初步看到了在資本主義思想的衝擊下，經過商品經濟的洗禮，人們可以改變觀念，革新生活方式，控制人口增長，從而煥新社會面貌。這無疑是一個具有積極意義和進取精神的思想。
（2001年8月）
[注釋]
[1]趙靖：《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623。
[2]馬爾薩斯：《人口原理》，郭大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頁5。
[3]馬爾薩斯：《人口原理》，子箕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頁4。
[4]馬爾薩斯：《人口原理》，郭大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頁4。
[5]徐光啟：《農政全書·田制·玄扈先生井田考》。
[6]張純元、吳忠觀：《馬克思主義人口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86年，頁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