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建築藝術

中國現代建築藝術泛指中國19世紀中葉以來的建築藝術及其風格。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現代建築藝術
• 外文名：無
• 時期：19世紀中葉
• 結構：中西交匯

基本信息

泛指中國19世紀中葉以來的建築藝術及其風格。

其他信息

中西交匯風格多樣時期鴉片戰爭前，中國是一個發展遲緩而又長期閉關自守的封建社會，中國建築形式是以高度成熟的木構架體系為主體的多民族建築體系，具有獨特的、程式化的傳統風格。西方建築基本上沒有進入中國。除一些早期教堂、圓明園西洋樓和廣州十三夷館等少數西式建築外，中國建築一直處在與西方建築完全隔膜的狀態。鴉片戰爭後，隨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侵入，封建經濟結構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成批西方建築傳入中國。近代建築類型和近代建築技術接踵在中國出現，產生了中國近代的新建築體系，形成中國近代建築發展中新舊建築體系並存，中西建築風格交匯及其相互滲透、融合的狀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中國建築轉向近代的進程十分曲折，發展狀態很不平衡，建築風格異常多樣。

1840～1949年這段時間，傳統的舊建築體系仍然占據著數量上的優勢。在一百多年間，廣大的中小城鎮和農村，仍然依賴傳統的建築材料和營造方式，繼續沿襲木構架建築體系；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仍然延續著各自的民族傳統建築；宮殿、壇廟、陵墓、王府、衙署等傳統建築的主要類型，隨著清王朝的覆滅而終止了建造活動；盛行一時的建造大住宅、大祠堂的熱潮，出現了虛誇、繁縟的不良傾向，暴露出舊建築體系的衰落趨勢。會館、茶園、戲園、酒樓、澡堂、客棧等娛樂業、服務業建築和綢緞、百貨、商場、菜市場等商業建築，普遍突破了傳統的建築格局，擴大了人際活動空間，樹立起中西合璧的洋式店面，顯示出舊建築體系的脫胎變革和中西建築的交叉滲透，廣泛影響著城市商業街道的風格面貌。散布在各地城鄉，因地制宜，因材致用，經濟實惠，靈巧活變的民居、園林和其他民間建築，則以濃郁的生活氣息和鄉土特色，延續著舊體系建築的活力，構成中國近代城鄉建築民族風格的巨觀背景。

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和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相聯繫的新建築體系，是中國近代建築活動的新事物和發展主流。這些新體系建築，從風格面貌上明顯地分為兩大分支：即照搬、引用外來建築形式和沿用並探索中國民族形式。它們的演變過程，構成了中國近代新建築風格發展的基本脈絡。

外來建築形式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20～30年代，歐美各國建築經歷了由古典復興、浪漫主義經折衷主義、新藝術運動向現代建築轉化的變革時期，這些建築風格都曾先後或交錯地呈現在中國近代新建築活動中。在上海、天津、漢口等多國占領的租界城市，混雜著歐美各國當時流行的建築風格，城市面貌較紊雜。在青島、大連、哈爾濱等一國占領的租借地城市，則呈現著經過統一規劃的、較單一的建築風格，城市面貌較協調。早期的外來建築，如外國領事館、洋行、銀行、飯店、俱樂部及外國建築師為清末新政、立憲和咨議活動所設計的總理衙門(迎賓館)、大理院、參謀本部、咨議局等，大多是西方古典式或殖民式的建築。散布在各地的教堂，除少數採用中國式外,一般都沿用各教派的固有格式,多為哥德式、羅馬式、文藝復興式、俄羅斯式等。進入20世紀後,外來建築形式逐漸以折衷主義為主流,其主要表現是在不同類型建築中，分別採用古希臘、古羅馬、拜占庭、哥特、文藝復興、巴洛克等不同的式樣，或在同一建築上自由混合各種式樣。上海滙豐銀行大廈(1923)、江海關大廈(1925)等20年代興建的一批高樓大廈多數屬這個類型。同時期中國留學歐美回國的建築師所設計的建築，如清華大學禮堂、北京大陸銀行、天津鹽業銀行、南京東南大學圖書館等，也屬於折衷主義風格。20年代末到30年代，歐美各國進入現代建築活躍發展和迅速傳播時期，中國近代新建築也開始向現代建築的趨勢轉變。上海華懋飯店、沙遜大廈、都城飯店、北京清華大學化學館、瀋陽東北大學圖書館等反映了它的早期趨勢；上海河濱大廈、百老匯大廈、畢卡地公寓、天津中原公司等，反映了它的進一步發展；而上海國際飯店、大光明電影院、大連火車站和南京馥記大廈等，則已經是比較地道的現代建築了，不過這類建築活動不多。

民族建築形式早在19世紀後半葉，已經出現了近代民族形式建築的雛形。最初有兩類：其一早期的新功能、舊形式建築，如上海早期江海關(1857)、上海江南製造局機械廠(1865)等，功能是近代的而沿用傳統的廟宇、衙署形式；其二早期的中國式教會建築，如上海浦東教堂(1878)、聖約翰學院(1894)和北京中華聖公會教堂（1907）等，按新功能設計平面而沿用當地建築形式。從20世紀20年代起,近代民族形式建築活動進入盛期,尤其是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末大約10年間裡達到高潮。形成這一潮流的主要背景是：①五·四運動以來，民族意識高漲，“發揚我國建築固有之色彩”成為建築界和社會的普遍呼聲；②國民政府推行中國本位文化政策，在當時制訂的《首都計畫》和《上海市中心區域規劃》中，對建築風格都指定採用中國固有形式；③當時中國建築師占主導地位的仍是學院派的設計思想，很自然地把運用中國民族形式當作折衷主義的一種式樣來創作。一些外國建築師也投入了這一行列。於是，在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建造的一批公共建築中，湧現出一幢幢不同式樣的民族形式的新建築。這批建築從單體建築造型來說，主要有3類：①復古式建築， 從整幢體量到細部裝飾全部模仿定型的古建築法式,如南京中央博物院（1936,梁思成顧問,徐敬直、李惠伯設計）,仿遼代木構大殿；南京中山陵藏經樓（1937，盧樹森設計），仿清代喇嘛廟殿閣；北京燕京大學（1922～1930，美國人H.K.墨飛設計），校門仿清代府第門殿，方閣仿清代樓閣，水塔仿遼代密檐塔。這類完全復古的形式顯然要以損害功能和增加投資為代價,所以建造數量不多。②古典式建築,總的形體服從新功能要求，突破古建築法式，但保持大屋頂等傳統的造型元件和較嚴格的古典構圖比例。著名的有南京中山陵(見中山陵建築群),廣州中山紀念堂(1928，呂彥直設計),原上海市政府、博物館、圖書館組群(1929～1934,董大酉設計)、北京圖書館、武漢大學組群等。古典式建造數量較多，是當時民族形式創作的主流；③折衷式建築,是對古典式的進一步簡化,取消了大屋頂和油飾彩畫，只在新建築體量上適當設定一些經過簡化的古建築構件作為裝飾,起符號作用。北京交通銀行(1930，楊廷寶設計)、北京仁立地毯公司門市部（1932,梁思成改建門面）是運用符號較多的實例；南京原外交部辦公樓（1933，趙深、 陳植、 童寯設計）、上海江灣體育館（1934,董大酉設計）是略為點綴少量符號的實例;上海中國銀行大廈（1936，公和洋行和陸謙受聯合設計）是高層建築運用民族形式符號手法的嘗試。這類建築較好地取得新功能、新技術、新造型與民族風格的統一，是當時民族形式創作探索的重要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