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名家經典書系:徐志摩散文精選》內容簡介：有人說：“散文可以比較直接而真切地反映一個作家的人生感受與思想歷程。”這句話對於徐志摩而言，更是恰如其分。徐志摩的散文沒有那些營造氛圍和矯揉造作的痕跡，讀來好似與最親密的朋友對話——他坦陳自己的心跡給你看，對他的情感和經歷你能感同身受。這份隨性和灑脫，這種親熱和真誠使人在閱讀中得到最大的被尊重和被信任的幸福感。可以說，他那些從心窩裡流淌出來的文字，成就了文學史上的一個經典。《中國現代名家經典書系:徐志摩散文精選》精選的就是徐志摩的散文39篇，包括：《印度洋上的秋思》、《翡冷翠山居閒話》、《我所知道的康橋》等。為了幫助讀者更準確地理解現代文學經典名著，編選者對原著作了必要的注釋，並在每篇作品後附有導讀。相信讀者朋友翻閱此書時，一定會體驗到高效暢達的閱讀快感。
基本介紹
- 書名：中國現代名家經典書系:徐志摩散文精選
- 出版社：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
- 頁數：428頁
- 開本：32
- 品牌：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
- 作者：張秀楓
- 出版日期：2012年7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63931057, 7563931058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內容簡介
《中國現代名家經典書系:徐志摩散文精選》編輯推薦：作為一個唯美主義的詩人和作家，徐志摩一直刻意追求散文的獨特韻味。他善於運用多種修辭技巧來宣洩情感，營造意境，增強散文的藝術表現力。他注重散文語言的音樂性，使語言節奏鮮明，旋律優美，詩意盎然；他還在白話中加入一些歐化文句，從而形成散文語言的一種奇特的景觀，讀之使人經久難忘。可以說，自我思想情感的具率剖露、哲理與讀情的融合以及散文的音樂性和詩化，是徐志摩散文藝術的突出特色。
圖書目錄
導論——徐志摩散文的詩與思
印度洋上的秋思
翡冷翠山居閒話
巴黎的鱗爪
我所知道的康橋
天目山中筆記
“濃得化不開”(星加坡)
“濃得化不開”之二(香港)
“死城”(北京的一晚)
北戴河海濱的幻想
一封信(給抱怨生活乾燥的朋友)
“迎上前去”
自剖
再剖
求醫
想飛
曼殊斐兒
泰戈爾
濟慈的《夜鶯歌》
丹農雪烏
羅曼羅蘭
謁見哈代的一個下午
白朗寧夫人的情詩
一個行乞的詩人”
“就使打破了頭，也還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
羅素又來說話了
落葉
論自殺
守舊與“玩”舊
吸菸與文化(牛津)
盧梭與幼稚教育
“話”
海灘上種花
關於女子(蘇州女中講稿)
秋
我的祖母之死
我的彼得
吊劉叔和
傷雙栝老人
家德
徐志摩年表(1897一1931)
印度洋上的秋思
翡冷翠山居閒話
巴黎的鱗爪
我所知道的康橋
天目山中筆記
“濃得化不開”(星加坡)
“濃得化不開”之二(香港)
“死城”(北京的一晚)
北戴河海濱的幻想
一封信(給抱怨生活乾燥的朋友)
“迎上前去”
自剖
再剖
求醫
想飛
曼殊斐兒
泰戈爾
濟慈的《夜鶯歌》
丹農雪烏
羅曼羅蘭
謁見哈代的一個下午
白朗寧夫人的情詩
一個行乞的詩人”
“就使打破了頭，也還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
羅素又來說話了
落葉
論自殺
守舊與“玩”舊
吸菸與文化(牛津)
盧梭與幼稚教育
“話”
海灘上種花
關於女子(蘇州女中講稿)
秋
我的祖母之死
我的彼得
吊劉叔和
傷雙栝老人
家德
徐志摩年表(1897一1931)
序言
導論——徐志摩散文的詩與思
李忠陽
今夜是誰在扮演你，重複你
在試穿你的衣服，如火中取栗
而心是風中之蕊，迎向寒煙里的晨鐘
倘若我們望向精神的空際，尋一片翩翩、自在、輕盈的游雲，便看到他；如果我們步入文學的幽林，找一隻多情、懇摯、終宵歌吟的杜鵑，便聽到他；假使我們探往歷史的深谷，覓一隻如春光、火焰和熱情的黃鸝，便感到他。他耽悅雲遊，卻關切大地的命運；他不乏淒唱，而歌唱本身是熱切的；他積極揚厲，但非基於盲目的幻象。他靈魂真純，不失赤子之心，如林間春水；他思想駁雜，難以一言蔽之，若南山秋色。莊周夢蝶，栩栩然、蘧蘧然，他是；曾皙春遊，歌詠自適，他是；華茲華斯隱居湖畔，行吟田園，他是；雪萊伴遊西風，那不羈的精靈，他是。阮籍獨駕，窮途哭返，而他說：“迎上前去！”子桑撫琴，歌哭時命，而他說：“我們自身就是我們運命的原因。”羅曼·羅蘭說：“一種卑瑣的物質壓在我們的心裡，壓在我們的頭上，叫所有民族與個人失卻了自由工作的機會。”而他說：“除非我們自願讓物質的勢力整個撲滅我們心靈的發展，那才是生活里最大的悲慘。”泰戈爾說：“即使全世界都認為物質結果是人生的最終目的，印度也不要接受。”而他說：“切近我們中國自身的問題說，就在排斥太平洋那岸過來的主義(工業主義、物質主義、功利主義——編者注)，與青年會所代表的道德。”不論生前死後，他被讚頌，被模仿，被誤解，被攻擊，被低估，而未嘗被遺忘。這就是徐志摩。
野馬上的唱詩者
作為新月詩派的靈魂，志摩以詩著稱，藉詩傳世，而其散文亦屬佳品，搖曳多態，光華灼灼，豐麗馥郁，頗為可觀。諸多文段不啻詩歌，美得出塵，自天上來，仿若玉露瓊漿，我們且擎起杯盞：初巡口腹歡愉，再巡靈魂微醺，三巡身心偕忘。梁實秋先生說：“我一向愛志摩的散文。我和葉公超一樣，以為志摩的散文在他的詩歌以上。志摩的可愛處，在他的散文里表現最清楚最活動。”楊振聲先生亦稱：“至於他那‘跑野馬’的散文，我老早就認為比他的詩還好。那用字，有多生動活潑！那顏色，真是‘濃得化不開’！那聯想的富麗，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態度與口吻，夠多輕清，多頑皮，多伶俐！而那氣力也真足，文章里永看不出倦怠，老那樣像夏雲的層涌，春泉的潺瑗！他的文章的確有他獨到的風格，在散文里不能不讓他占一席之地。比之於詩，正因為散文沒有形式的追求與束縛，所以更容易表現他不羈的天才吧？”此論既肯定了志摩的散文，且對其藝術特徵的概括恰切而生動。
志摩1922年於文壇初試啼聲，至1931年殞落塵寰，前後不過十栽，而創作頗豐，留下四部詩集：《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遊》，四部散文集：《落葉》、《巴黎的鱗爪》、《自剖》、《秋》，一部小說集《輪盤》，一部戲劇《卞崑岡》，以及諸多譯作、集外詩文。以詩名世的志摩，不論作散文抑或寫小說，無不賦之以“濃得化不開”的詩情。盛瓶雖異，而馨香恆在，裱麗無改，千姿一貫，總教人忘不了是為志摩的篇章。他自稱：“我是一隻沒籠頭的野馬，我從來不曾站定過。”彼時及後世的論者便愛以“跑野馬”形容其自由無羈的文風。我們不妨視之為野馬上的唱詩者。知堂先生的澀味與沖和氣象是學不來的，而志摩的詩情與野馬風氣怕也難以仿擬。前者煉的是心境與造詣，後者仗的是天賦與個性。這恐都歸於造化的吧。
如上所述，志摩的散文頗具“野馬風”，行文如脫韁野馬，騰躍恣縱，奔跳自如，靈動無拘，行止由意，往復隨心，寫得洒然、翩然、飄然，一任思緒飛動、聯想迭生、意象沛發。此正是志摩個性之瀟灑、創造之活躍與想像之豐沛的體現。且以《印度洋上的秋思》為例，文章里時而是恆河邊情醉的男女，時而是紗帳中甜睡的嬰兒，時而是河石上獨傷的詩人，時而是柴屋裡悲泣的少婦，時而是抽菸的礦工，時而是凝定的潭水，時而又迴轉於志摩的船上，並藉以引發又一輪遐思，繁縟絡繹，綿綿未斷，目不暇給。其野馬風氣，可見一斑。然而這匹“野馬”並非無蹤可尋、散漫無度、亂縱失序，文章里雖是畫面繁複、聯想紛呈，但其間卻有聯絡，即一輪清明的秋月。而縈繞秋月者，是志摩的一脈綿綿愁思。
志摩到底是詩人，作文如唱詩，取其兩長，異彩各彰，既得了散文形式之自由，也未嘗阻遏詩情之涌流；既有散文的平易、曉暢、連貫與完整，亦不乏詩歌的意境、意象、音韻與跳躍。簡而言之，志摩的散文是“詩化散文”，頗具形式感，尤為風格化。舉其要者，即修辭之繁與音樂之美。志摩的文章，網羅艷華之象，出入虛實之間，讀之不能不感受到他修辭的縟麗。其譬喻豐富，意象層出，聯想環生，排比成勢，處處珠璣，在在有情。同時，志摩善於協調長短句式，以成節奏的起伏緩急、音韻的悠揚鏗鏘，求的是音樂之美。試舉一段，描寫雲雀，文出《想飛》：
你能不能把一種急震的樂音想像成一陣光明的細雨，從藍天裡衝著這平鋪著青綠的地面不住的下？不，那雨點都是跳舞的小腳，安琪兒的。雲雀們也吃過了飯，離開了它們卑微的地巢飛往高處做工去。上帝給它們的工作，替上帝做的工作。瞧著，這兒一隻，那邊又起了兩！一起就衝著天頂飛，小翅膀活動的多快活，圓圓的，不躊躇的飛，——它們就認識青天。一起就開口唱。小嗓子活動的多快活，一顆顆小精圓珠子直往外唾，亮亮的唾，脆脆的唾，——它們讚美的是青天。瞧著，這飛得多高，有豆子大，有芝麻大，黑刺刺的一屑，直頂著無底的天頂細細的搖，——這全看不見了，影子都沒了！但這光明的細雨還是不住的下著……
前兩個句子之精彩，令人拍案叫絕。層層比喻，相互套嵌，連綴成片，繁密無間，由近而遠，打通感官，恣縱想像，又恰切得當，不能不服膺志摩的詩才。所謂“妙喻”，須既“奇”且“通”。初讀，耳目一新，頗感陌生；再思，情理俱通，甚覺恰切。這兩句話有著水晶般的藝術品質，讀之仿佛看到水晶結生水晶，生髮不已，彼此輝映，無限純粹。後面關於雲雀的飛動與啼囀的敘寫，多出之以靈動的短句，既活現雲雀的情態，且富於音樂性，節奏輕快活潑，宛如雲雀之樂音。徐文之詩化，由此可見。志摩的文章富於變化，此處恐難詳盡，只得見諸具體篇章的賞析了。
被低估的現代性批判者
志摩的思想、主張和關切，在散文里表達得最為清楚。而每篇內容到底不同，或雲遊異國，或深自省察，或審視社會，或悼念逝者，所感各異，所思有別，此處取其犖犖大端者，或謂一以貫之者，亦是最富啟示者。同時，筆者擬為志摩的思想略作重估，稍作辯護，旨在反思當下。對於讀者而言，或可視之為閱讀的意義所在。 20世紀90年代以降，大眾媒體所書寫的志摩形象，大抵是一位風度翩翩的貴族公子哥，是情聖、情痴的代表，故其所演繹的故事無不出於才子佳人、風月韻事的範圍。比之於20世紀50至70年代對志摩的政治大批判和全盤否定，大眾文化雖是給他“黃袍加身”，但同樣是“不及其餘”式的理解，是一種遮蔽、誤解與低估。至若今日學界，其對志摩思想的梳理及概括，大體全面，相對客觀。但在價值、意義的評估上，其或不置一詞，或罔顧其最深刻的洞見。而這殊非意外，是今人對現代性的迷信使然。志摩彼時不合時宜，今日亦然，一如他的自嘲：“我的信仰，我也不怕陶先生(陶孟和——編者注)與讀者們笑話，我自認永遠在虛無縹緲間。”倘若沒有對人性、生命、人生與世界更為廣闊的理解，是難以理解一位詩人之意義的，因為他所呼喚的正是這份“廣闊”。而非一點羅曼蒂克的幻想。
胡適先生對志摩有一段評語，已成後世不易之論，即“他的人生觀里真是有一種‘單純的信仰’，這裡面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他夢想這三個理想條件能夠會合在一個人生里。這是他的‘單純信仰’。他一生的歷史，只是追求這個單純信仰的實現的歷史。”此言大體不錯，而容易引人誤解之處，即許多人將志摩的“單純信仰”狹隘地理解為是他個人的實現。而無視他對社會的關切。除卻上述“愛、自由、美”的單純信仰，志摩也是一個情感的信仰者、生命的信仰者、自然的信仰者。而這些亦可統一於他的單純信仰。這份信仰，絕非囿於他個人之美好生活的意義，更是他對生活共同體的關切，是對整個現代生活的重新構想。在精美的語言器皿里，志摩投入了對現代生命深情眷注的目光，盛放了對社會的憂思與性靈的補劑。人，尤其置身於現代處境者，應當如何生活？這是他所追問、所關懷、所思考並不斷作答的根本問題。或許他的思考不成系統，或許他的觀察亦有偏頗，或許他的回答無甚創見，但並非不深刻，並非沒有啟示，並非大流之論。我們該摒除既往對他的固定印象與圖式，重新傾聽他的聲音。
志摩對現代文明的批判是激烈的，其觀點今天讀來仍不失振聾發聵之效，且愈發見其深刻性。他自然不是守舊派，卻也不迷信現代。他曾說：“歸根的說，現有的工業主義，機械主義，競爭制度，與這些現象所造成的迷信心理與習慣，都是我們理想社會的仇敵，合理的人生的障礙。現在，就中國說，唯一的希望，就在領袖社會的人，早早的覺悟，利用他們表率的地位，排斥外來的引誘，轉變自殺的方向，否則前途只是黑暗與陷阱”(《羅素又來說話了》)。他還說：“在我們一班信仰(你可以說迷信)精神生命的痴人，在我們還有寸土可守的日子，決不能讓實利主義的重量完全壓倒人的性靈的表現，更不能容忍某時代迷信(在中世是宗教，現代是科學)的黑影完全淹沒了宇宙間不變的價值”(《論自殺》)。在志摩看來，“現代的文明只是駭人的浪費，貪淫與殘暴，自私與自大，相猜與相忌，飈風似的傾覆了人道的平衡，產生了巨大的毀滅”(《泰戈爾》)。他認為，科學破除宗教迷信，而自身成為現代迷信；而現代文明本身，也是一種野蠻，如他說：“那時候的人(對現代文明沾染較淺的人——編者注)，我猜想，也一定比較的不野蠻，近人情，愛自然，所以白天裡聽得著滿天的雲雀，夜裡聽得著夜鶯的妙樂”(《濟慈的夜鶯歌》)。而這正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對現代的看法：“人類沒有進入真正的人性，反而深深地陷入野蠻狀態。”他們在《啟蒙辯證法》一書中認為，啟蒙使人類依靠理性與科學而從神話世界中解放出來，而其自身成為新的神話，帶來了新的蒙昧。“一個被徹底啟蒙的世界卻籠罩在一片因勝利而招致的災難之中。”可以說，志摩的觀點對於彼時和今日狂熱追求現代性的中國而言，都顯得不合時宜。然而我們只消看一看現代性所帶來的危機，如最為直觀的生態危機，便會覺得他的話也並非是無的放矢。
對現代性做出批判，或許如今看來不算新鮮，諸多知識分子致力於此業。而志摩的啟示性何在呢？難道僅僅是因為他把這些觀點表達得娓娓動聽嗎？筆者以為，志摩的洞見與啟示在於：現代文明的病因在人自身，在人心。他說：“如其一時期的問題，可以綜合成一個，現代的問題，就只是‘怎樣做一個人？’”難道生態危機不是緣於人類的貪婪嗎？所以他始終呼喚著心靈的真純，表彰著偉大的人格，如《泰戈爾》、《羅曼羅蘭》等篇章。他的文字是人性高貴的表達，是赤子之心的躍動，是告訴我們學會面向偉大，將心靈敞向豐饒。我們大概習慣了“欲望敘事”所表達的當代人性，習慣了由資本邏輯所界定的“現實”，也見慣了媒體所追捧的商業成功者。而志摩告訴我們，不必理會美國十大富豪，該去傾聽托爾斯泰與甘地的真諦。
志摩對現代性的批判，是一種審美的批判，道德的批判，倫理的批判。“精神的生命”，是他的出發點和歸宿地。張汝倫先生在《如果泰戈爾今天來華》一文中指出：
最近幾十年，對西方種種制度(machinery)的迷信，更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社會科學在中國思想文化界占有壓倒的優勢就是一個明證。人們不但不反對現代的物質主義，更不反對這種物質主義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現，這就是社會科學帝國主義。人們總是停留在物質制度層面談問題，幾乎沒有人再關心人的精神了，更沒有人會從人的精神和靈魂出發來談問題，十幾年前人們對人文精神討論的反應，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這一點。人們認為當務之急是制度，而不是人心，人心早已不在我們的思想家考慮的範圍之內……我們不能不承認今天世界上的種種問題歸根結底是人的問題，世界的危機歸根結底是人的危機。近代以來，人們陷入的最深的迷信是制度迷信，以為有某種制度可以包治百病。不但能使民富國強，也能使魔鬼變成善人。這種迷信是啟蒙對工具理性迷信的一個變種。
面對現代的問題，與泰戈爾的著眼點庶幾近之，徐志摩正是從人心、精神和靈魂的角度來談，從人自身來談，所以他才說：“我們自身就是我們運命的原因”(《落葉》)。學人李慧超指出：“我們不僅缺乏對自我的思考，也缺乏這種思考的意識。所以無論是什麼時候，我們都會習慣性地找‘自我’以外的原因，比如制度。”我們在探索制度的同時，或許也該思志摩所思、問志摩所問：怎樣做一個人？這或是問題的肯綮所在，也是最可珍貴的啟示。
志摩對現代世界的期望，是一個有情的世界。他希望以“感情”來重構現代人之間的關係。他者對於我而言，並非一個契約主體，且彼此關係並非被現代權利觀念和資本邏輯所宰攝。在志摩看來，“真的感情，真的人情，是難能可貴的，那是社會組織的基本成分”(《落葉》)。人在社會中是孤立的個體，而感情則如同線索和經緯，將人與人聯繫在一起，形成和諧的整體與統一的力量。他認為，社會的危機是感情的危機。現代社會的根本病症不在於政治經濟制度，而是真的感情的喪失，是人心的墮落。
大抵或有人譏嘲志摩天真、虛妄，將其想法歸於一個詩人的浪漫幻想。首先，這類人貌似精明而成熟，實則視野狹隘而淺近，目光為現代性原則所蔽，缺乏對生命、生活的廣闊理解，失去對個人存在和人類歷史的新的想像。我們為什麼單單迷信制度，而不著眼於感情？我們為什麼獨獨信賴物質，而不尊重精神？我們應該有不同的思考，不同的構想，不同的追求，為了一個不同於今日的美好而良善的未來。“人類對世界、對自己可以有一個更為自由和廣闊的理解。只有這種理解，才能把人類從現代性中拯救出來”(張汝倫語)。
此外。筆者不認為志摩的思想是完全脫離傳統和本土的，並非某些論者所言：“當徐志摩全身心地融入劍橋式的西方文化體系中去時，他卻沒有很好地把它與中國傳統文化有機地結合起來。”首先，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中國人“從中國就家庭關係推廣發揮，而以倫理組織社會，消融了個體與團體兩端”(粱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人與人之間所重者，是情與義。“在中國社會處處見相與之情者，而西洋社會卻處處見出人與人相對之勢。”(同上)志摩提出“感情”是社會組織的基本成分，期望以修復感情來修復現代社會，正合貴人情、重鄉情的傳統國情。而他所謂“感情”，是“友愛與同情”，融入了“平等”的現代精神。其次，志摩貴自然，強調在自然中求得性靈自由、身心和諧，這固然可說是受英國湖畔詩人的自然主義的影響，卻也未始不見莊周的影子。
人云志摩西化尤甚，是個人主義者，亦言之有據。然而，我們莫忽視志摩身上的古典氣質或“反現代”特徵。在諸多篇章里，志摩未嘗言理性與權利，說的是性靈與感情；所重並非科學，熱愛的是自然；矚目的不是獨立個體，關注的是人倫關係。這也是確鑿有據的，見諸《落葉》、《秋》、《羅素又來說話了》、《泰戈爾》等文。倘若我們的世界精神頹敗、感情貧乏、性靈窒礙、自然毀壞，那么權利、民主、科學等又有何存在的意義呢？
胡適說：“他(徐志摩——編者注)的失敗是一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的失敗。他的追求，使我們慚愧，因為我們的信心太小了，從不敢夢想他的夢想。”或許徐志摩正如堂·吉訶德，屢屢碰壁，總在失敗，時被譏訕，更被風車打翻在地。然而這位愁容騎士到底走了多遠，經歷了怎樣的豐富，見到了怎樣的世界，實現了怎樣的奇蹟，是他的鄉人們永遠不知道的。口言歷史、現代、人類等，太過宏大，且從自身說起：對人生自由而廣闊的理解，對生命的另一重想像，對心靈圖景的拓展，對人性高貴的嚮往，對關的深切感受，或可成為我們閱讀志摩的起點和終點。志摩的文字，是我們心靈的詩意的棲居之所。
就是這樣。
李忠陽
今夜是誰在扮演你，重複你
在試穿你的衣服，如火中取栗
而心是風中之蕊，迎向寒煙里的晨鐘
倘若我們望向精神的空際，尋一片翩翩、自在、輕盈的游雲，便看到他；如果我們步入文學的幽林，找一隻多情、懇摯、終宵歌吟的杜鵑，便聽到他；假使我們探往歷史的深谷，覓一隻如春光、火焰和熱情的黃鸝，便感到他。他耽悅雲遊，卻關切大地的命運；他不乏淒唱，而歌唱本身是熱切的；他積極揚厲，但非基於盲目的幻象。他靈魂真純，不失赤子之心，如林間春水；他思想駁雜，難以一言蔽之，若南山秋色。莊周夢蝶，栩栩然、蘧蘧然，他是；曾皙春遊，歌詠自適，他是；華茲華斯隱居湖畔，行吟田園，他是；雪萊伴遊西風，那不羈的精靈，他是。阮籍獨駕，窮途哭返，而他說：“迎上前去！”子桑撫琴，歌哭時命，而他說：“我們自身就是我們運命的原因。”羅曼·羅蘭說：“一種卑瑣的物質壓在我們的心裡，壓在我們的頭上，叫所有民族與個人失卻了自由工作的機會。”而他說：“除非我們自願讓物質的勢力整個撲滅我們心靈的發展，那才是生活里最大的悲慘。”泰戈爾說：“即使全世界都認為物質結果是人生的最終目的，印度也不要接受。”而他說：“切近我們中國自身的問題說，就在排斥太平洋那岸過來的主義(工業主義、物質主義、功利主義——編者注)，與青年會所代表的道德。”不論生前死後，他被讚頌，被模仿，被誤解，被攻擊，被低估，而未嘗被遺忘。這就是徐志摩。
野馬上的唱詩者
作為新月詩派的靈魂，志摩以詩著稱，藉詩傳世，而其散文亦屬佳品，搖曳多態，光華灼灼，豐麗馥郁，頗為可觀。諸多文段不啻詩歌，美得出塵，自天上來，仿若玉露瓊漿，我們且擎起杯盞：初巡口腹歡愉，再巡靈魂微醺，三巡身心偕忘。梁實秋先生說：“我一向愛志摩的散文。我和葉公超一樣，以為志摩的散文在他的詩歌以上。志摩的可愛處，在他的散文里表現最清楚最活動。”楊振聲先生亦稱：“至於他那‘跑野馬’的散文，我老早就認為比他的詩還好。那用字，有多生動活潑！那顏色，真是‘濃得化不開’！那聯想的富麗，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態度與口吻，夠多輕清，多頑皮，多伶俐！而那氣力也真足，文章里永看不出倦怠，老那樣像夏雲的層涌，春泉的潺瑗！他的文章的確有他獨到的風格，在散文里不能不讓他占一席之地。比之於詩，正因為散文沒有形式的追求與束縛，所以更容易表現他不羈的天才吧？”此論既肯定了志摩的散文，且對其藝術特徵的概括恰切而生動。
志摩1922年於文壇初試啼聲，至1931年殞落塵寰，前後不過十栽，而創作頗豐，留下四部詩集：《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遊》，四部散文集：《落葉》、《巴黎的鱗爪》、《自剖》、《秋》，一部小說集《輪盤》，一部戲劇《卞崑岡》，以及諸多譯作、集外詩文。以詩名世的志摩，不論作散文抑或寫小說，無不賦之以“濃得化不開”的詩情。盛瓶雖異，而馨香恆在，裱麗無改，千姿一貫，總教人忘不了是為志摩的篇章。他自稱：“我是一隻沒籠頭的野馬，我從來不曾站定過。”彼時及後世的論者便愛以“跑野馬”形容其自由無羈的文風。我們不妨視之為野馬上的唱詩者。知堂先生的澀味與沖和氣象是學不來的，而志摩的詩情與野馬風氣怕也難以仿擬。前者煉的是心境與造詣，後者仗的是天賦與個性。這恐都歸於造化的吧。
如上所述，志摩的散文頗具“野馬風”，行文如脫韁野馬，騰躍恣縱，奔跳自如，靈動無拘，行止由意，往復隨心，寫得洒然、翩然、飄然，一任思緒飛動、聯想迭生、意象沛發。此正是志摩個性之瀟灑、創造之活躍與想像之豐沛的體現。且以《印度洋上的秋思》為例，文章里時而是恆河邊情醉的男女，時而是紗帳中甜睡的嬰兒，時而是河石上獨傷的詩人，時而是柴屋裡悲泣的少婦，時而是抽菸的礦工，時而是凝定的潭水，時而又迴轉於志摩的船上，並藉以引發又一輪遐思，繁縟絡繹，綿綿未斷，目不暇給。其野馬風氣，可見一斑。然而這匹“野馬”並非無蹤可尋、散漫無度、亂縱失序，文章里雖是畫面繁複、聯想紛呈，但其間卻有聯絡，即一輪清明的秋月。而縈繞秋月者，是志摩的一脈綿綿愁思。
志摩到底是詩人，作文如唱詩，取其兩長，異彩各彰，既得了散文形式之自由，也未嘗阻遏詩情之涌流；既有散文的平易、曉暢、連貫與完整，亦不乏詩歌的意境、意象、音韻與跳躍。簡而言之，志摩的散文是“詩化散文”，頗具形式感，尤為風格化。舉其要者，即修辭之繁與音樂之美。志摩的文章，網羅艷華之象，出入虛實之間，讀之不能不感受到他修辭的縟麗。其譬喻豐富，意象層出，聯想環生，排比成勢，處處珠璣，在在有情。同時，志摩善於協調長短句式，以成節奏的起伏緩急、音韻的悠揚鏗鏘，求的是音樂之美。試舉一段，描寫雲雀，文出《想飛》：
你能不能把一種急震的樂音想像成一陣光明的細雨，從藍天裡衝著這平鋪著青綠的地面不住的下？不，那雨點都是跳舞的小腳，安琪兒的。雲雀們也吃過了飯，離開了它們卑微的地巢飛往高處做工去。上帝給它們的工作，替上帝做的工作。瞧著，這兒一隻，那邊又起了兩！一起就衝著天頂飛，小翅膀活動的多快活，圓圓的，不躊躇的飛，——它們就認識青天。一起就開口唱。小嗓子活動的多快活，一顆顆小精圓珠子直往外唾，亮亮的唾，脆脆的唾，——它們讚美的是青天。瞧著，這飛得多高，有豆子大，有芝麻大，黑刺刺的一屑，直頂著無底的天頂細細的搖，——這全看不見了，影子都沒了！但這光明的細雨還是不住的下著……
前兩個句子之精彩，令人拍案叫絕。層層比喻，相互套嵌，連綴成片，繁密無間，由近而遠，打通感官，恣縱想像，又恰切得當，不能不服膺志摩的詩才。所謂“妙喻”，須既“奇”且“通”。初讀，耳目一新，頗感陌生；再思，情理俱通，甚覺恰切。這兩句話有著水晶般的藝術品質，讀之仿佛看到水晶結生水晶，生髮不已，彼此輝映，無限純粹。後面關於雲雀的飛動與啼囀的敘寫，多出之以靈動的短句，既活現雲雀的情態，且富於音樂性，節奏輕快活潑，宛如雲雀之樂音。徐文之詩化，由此可見。志摩的文章富於變化，此處恐難詳盡，只得見諸具體篇章的賞析了。
被低估的現代性批判者
志摩的思想、主張和關切，在散文里表達得最為清楚。而每篇內容到底不同，或雲遊異國，或深自省察，或審視社會，或悼念逝者，所感各異，所思有別，此處取其犖犖大端者，或謂一以貫之者，亦是最富啟示者。同時，筆者擬為志摩的思想略作重估，稍作辯護，旨在反思當下。對於讀者而言，或可視之為閱讀的意義所在。 20世紀90年代以降，大眾媒體所書寫的志摩形象，大抵是一位風度翩翩的貴族公子哥，是情聖、情痴的代表，故其所演繹的故事無不出於才子佳人、風月韻事的範圍。比之於20世紀50至70年代對志摩的政治大批判和全盤否定，大眾文化雖是給他“黃袍加身”，但同樣是“不及其餘”式的理解，是一種遮蔽、誤解與低估。至若今日學界，其對志摩思想的梳理及概括，大體全面，相對客觀。但在價值、意義的評估上，其或不置一詞，或罔顧其最深刻的洞見。而這殊非意外，是今人對現代性的迷信使然。志摩彼時不合時宜，今日亦然，一如他的自嘲：“我的信仰，我也不怕陶先生(陶孟和——編者注)與讀者們笑話，我自認永遠在虛無縹緲間。”倘若沒有對人性、生命、人生與世界更為廣闊的理解，是難以理解一位詩人之意義的，因為他所呼喚的正是這份“廣闊”。而非一點羅曼蒂克的幻想。
胡適先生對志摩有一段評語，已成後世不易之論，即“他的人生觀里真是有一種‘單純的信仰’，這裡面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他夢想這三個理想條件能夠會合在一個人生里。這是他的‘單純信仰’。他一生的歷史，只是追求這個單純信仰的實現的歷史。”此言大體不錯，而容易引人誤解之處，即許多人將志摩的“單純信仰”狹隘地理解為是他個人的實現。而無視他對社會的關切。除卻上述“愛、自由、美”的單純信仰，志摩也是一個情感的信仰者、生命的信仰者、自然的信仰者。而這些亦可統一於他的單純信仰。這份信仰，絕非囿於他個人之美好生活的意義，更是他對生活共同體的關切，是對整個現代生活的重新構想。在精美的語言器皿里，志摩投入了對現代生命深情眷注的目光，盛放了對社會的憂思與性靈的補劑。人，尤其置身於現代處境者，應當如何生活？這是他所追問、所關懷、所思考並不斷作答的根本問題。或許他的思考不成系統，或許他的觀察亦有偏頗，或許他的回答無甚創見，但並非不深刻，並非沒有啟示，並非大流之論。我們該摒除既往對他的固定印象與圖式，重新傾聽他的聲音。
志摩對現代文明的批判是激烈的，其觀點今天讀來仍不失振聾發聵之效，且愈發見其深刻性。他自然不是守舊派，卻也不迷信現代。他曾說：“歸根的說，現有的工業主義，機械主義，競爭制度，與這些現象所造成的迷信心理與習慣，都是我們理想社會的仇敵，合理的人生的障礙。現在，就中國說，唯一的希望，就在領袖社會的人，早早的覺悟，利用他們表率的地位，排斥外來的引誘，轉變自殺的方向，否則前途只是黑暗與陷阱”(《羅素又來說話了》)。他還說：“在我們一班信仰(你可以說迷信)精神生命的痴人，在我們還有寸土可守的日子，決不能讓實利主義的重量完全壓倒人的性靈的表現，更不能容忍某時代迷信(在中世是宗教，現代是科學)的黑影完全淹沒了宇宙間不變的價值”(《論自殺》)。在志摩看來，“現代的文明只是駭人的浪費，貪淫與殘暴，自私與自大，相猜與相忌，飈風似的傾覆了人道的平衡，產生了巨大的毀滅”(《泰戈爾》)。他認為，科學破除宗教迷信，而自身成為現代迷信；而現代文明本身，也是一種野蠻，如他說：“那時候的人(對現代文明沾染較淺的人——編者注)，我猜想，也一定比較的不野蠻，近人情，愛自然，所以白天裡聽得著滿天的雲雀，夜裡聽得著夜鶯的妙樂”(《濟慈的夜鶯歌》)。而這正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對現代的看法：“人類沒有進入真正的人性，反而深深地陷入野蠻狀態。”他們在《啟蒙辯證法》一書中認為，啟蒙使人類依靠理性與科學而從神話世界中解放出來，而其自身成為新的神話，帶來了新的蒙昧。“一個被徹底啟蒙的世界卻籠罩在一片因勝利而招致的災難之中。”可以說，志摩的觀點對於彼時和今日狂熱追求現代性的中國而言，都顯得不合時宜。然而我們只消看一看現代性所帶來的危機，如最為直觀的生態危機，便會覺得他的話也並非是無的放矢。
對現代性做出批判，或許如今看來不算新鮮，諸多知識分子致力於此業。而志摩的啟示性何在呢？難道僅僅是因為他把這些觀點表達得娓娓動聽嗎？筆者以為，志摩的洞見與啟示在於：現代文明的病因在人自身，在人心。他說：“如其一時期的問題，可以綜合成一個，現代的問題，就只是‘怎樣做一個人？’”難道生態危機不是緣於人類的貪婪嗎？所以他始終呼喚著心靈的真純，表彰著偉大的人格，如《泰戈爾》、《羅曼羅蘭》等篇章。他的文字是人性高貴的表達，是赤子之心的躍動，是告訴我們學會面向偉大，將心靈敞向豐饒。我們大概習慣了“欲望敘事”所表達的當代人性，習慣了由資本邏輯所界定的“現實”，也見慣了媒體所追捧的商業成功者。而志摩告訴我們，不必理會美國十大富豪，該去傾聽托爾斯泰與甘地的真諦。
志摩對現代性的批判，是一種審美的批判，道德的批判，倫理的批判。“精神的生命”，是他的出發點和歸宿地。張汝倫先生在《如果泰戈爾今天來華》一文中指出：
最近幾十年，對西方種種制度(machinery)的迷信，更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社會科學在中國思想文化界占有壓倒的優勢就是一個明證。人們不但不反對現代的物質主義，更不反對這種物質主義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現，這就是社會科學帝國主義。人們總是停留在物質制度層面談問題，幾乎沒有人再關心人的精神了，更沒有人會從人的精神和靈魂出發來談問題，十幾年前人們對人文精神討論的反應，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這一點。人們認為當務之急是制度，而不是人心，人心早已不在我們的思想家考慮的範圍之內……我們不能不承認今天世界上的種種問題歸根結底是人的問題，世界的危機歸根結底是人的危機。近代以來，人們陷入的最深的迷信是制度迷信，以為有某種制度可以包治百病。不但能使民富國強，也能使魔鬼變成善人。這種迷信是啟蒙對工具理性迷信的一個變種。
面對現代的問題，與泰戈爾的著眼點庶幾近之，徐志摩正是從人心、精神和靈魂的角度來談，從人自身來談，所以他才說：“我們自身就是我們運命的原因”(《落葉》)。學人李慧超指出：“我們不僅缺乏對自我的思考，也缺乏這種思考的意識。所以無論是什麼時候，我們都會習慣性地找‘自我’以外的原因，比如制度。”我們在探索制度的同時，或許也該思志摩所思、問志摩所問：怎樣做一個人？這或是問題的肯綮所在，也是最可珍貴的啟示。
志摩對現代世界的期望，是一個有情的世界。他希望以“感情”來重構現代人之間的關係。他者對於我而言，並非一個契約主體，且彼此關係並非被現代權利觀念和資本邏輯所宰攝。在志摩看來，“真的感情，真的人情，是難能可貴的，那是社會組織的基本成分”(《落葉》)。人在社會中是孤立的個體，而感情則如同線索和經緯，將人與人聯繫在一起，形成和諧的整體與統一的力量。他認為，社會的危機是感情的危機。現代社會的根本病症不在於政治經濟制度，而是真的感情的喪失，是人心的墮落。
大抵或有人譏嘲志摩天真、虛妄，將其想法歸於一個詩人的浪漫幻想。首先，這類人貌似精明而成熟，實則視野狹隘而淺近，目光為現代性原則所蔽，缺乏對生命、生活的廣闊理解，失去對個人存在和人類歷史的新的想像。我們為什麼單單迷信制度，而不著眼於感情？我們為什麼獨獨信賴物質，而不尊重精神？我們應該有不同的思考，不同的構想，不同的追求，為了一個不同於今日的美好而良善的未來。“人類對世界、對自己可以有一個更為自由和廣闊的理解。只有這種理解，才能把人類從現代性中拯救出來”(張汝倫語)。
此外。筆者不認為志摩的思想是完全脫離傳統和本土的，並非某些論者所言：“當徐志摩全身心地融入劍橋式的西方文化體系中去時，他卻沒有很好地把它與中國傳統文化有機地結合起來。”首先，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中國人“從中國就家庭關係推廣發揮，而以倫理組織社會，消融了個體與團體兩端”(粱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人與人之間所重者，是情與義。“在中國社會處處見相與之情者，而西洋社會卻處處見出人與人相對之勢。”(同上)志摩提出“感情”是社會組織的基本成分，期望以修復感情來修復現代社會，正合貴人情、重鄉情的傳統國情。而他所謂“感情”，是“友愛與同情”，融入了“平等”的現代精神。其次，志摩貴自然，強調在自然中求得性靈自由、身心和諧，這固然可說是受英國湖畔詩人的自然主義的影響，卻也未始不見莊周的影子。
人云志摩西化尤甚，是個人主義者，亦言之有據。然而，我們莫忽視志摩身上的古典氣質或“反現代”特徵。在諸多篇章里，志摩未嘗言理性與權利，說的是性靈與感情；所重並非科學，熱愛的是自然；矚目的不是獨立個體，關注的是人倫關係。這也是確鑿有據的，見諸《落葉》、《秋》、《羅素又來說話了》、《泰戈爾》等文。倘若我們的世界精神頹敗、感情貧乏、性靈窒礙、自然毀壞，那么權利、民主、科學等又有何存在的意義呢？
胡適說：“他(徐志摩——編者注)的失敗是一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的失敗。他的追求，使我們慚愧，因為我們的信心太小了，從不敢夢想他的夢想。”或許徐志摩正如堂·吉訶德，屢屢碰壁，總在失敗，時被譏訕，更被風車打翻在地。然而這位愁容騎士到底走了多遠，經歷了怎樣的豐富，見到了怎樣的世界，實現了怎樣的奇蹟，是他的鄉人們永遠不知道的。口言歷史、現代、人類等，太過宏大，且從自身說起：對人生自由而廣闊的理解，對生命的另一重想像，對心靈圖景的拓展，對人性高貴的嚮往，對關的深切感受，或可成為我們閱讀志摩的起點和終點。志摩的文字，是我們心靈的詩意的棲居之所。
就是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