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
近數年來之中國,可謂言論時代也已矣。近數年來中國言論,複雜不可殫數,若革命論者,可謂其最有力之一種也已矣。凡發言者不可不求其論據於歷史,凡實行者愈不可不鑒其因果於歷史,吾故為《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欲與舉國言論家一商榷焉。
革命之義有廣狹:其最廣義,則社會上一切無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變動皆是也;其次廣義,則政治上之異動與前此劃然成一新時代者,無論以平和得之以鐵血得之皆是也;其狹義,則專以兵力向於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國數千年來,惟有狹義的革命,今之持極端革命論者,惟心醉狹義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狹義的革命。
十九世紀者,全世界革命之時代也,而吾中國亦介立其間,曾為一次之大革命也。
顧革命同而其革命之結果不同。所謂結果者,非成敗之雲也。歐洲中原之革命軍,敗者強半,而其所收結果,與成焉者未或異也。胡乃中國而獨若此?西哲有言:“歷史者,民族性質之繅演物也。”吾緣惡果以溯惡因,吾不得不於此焉詗之。
中國革命史與泰西革命史比較,其特色有七:一曰有私人革命而無團體革命。泰西之革命,皆團體革命也。英人千六百四十六年之役,沖其鋒者為國會軍;美人千七百七十六年之役,主其事者為十三省議會;又如法國三度之革命,則皆議員大多數之發起而市民從而附和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後,歐洲中原諸地之革命,莫非由上流團體主持其間也。綜而論之,則自希臘、羅馬以迄近世革命之大舉百十見,罔非平民團體與貴族團體相鬩爭也。獨吾中國不然,數千年來革命之跡,不絕於史乘,而求其主動之革命團體,無一可見。惟董卓之役,關東州郡會合,推袁紹為盟主以起義,庶幾近之,然不旋踵而同盟渙矣。自余若張角之天書,徐鴻儒之白蓮教,洪秀全之天主教,雖處心積慮,歷有年所,聚眾稍夥,然後從事,類皆由一二私人之權術,於團體之義仍無當也。其在現世,若哥老、三合之徒,就外觀視之,儼然一團體,然察其實情,無有也。且其結集已數百年,而革命之實,竟不克一舉也。此後或別有梟雄者起,乃走附焉而受其利用,則非吾所敢言;若此團體之必不能以獨力革命,則吾所敢言也。故數千年莽莽相尋之革命,其蓄謀焉,戮力焉,喋血焉,奏凱焉者,靡不出於一二私人,此我國革命與泰西革命最相違之點也。
二曰有野心的革命而無自衛的革命。革命之正義,必其起於不得已者也。曷云乎不得已?自從事革命者,未之前聞。
若楚漢間之革命,固雲父老苦秦苛法,然陳涉不過曰:“苟富貴,毋相忘”;項羽不過曰:“彼可取而代也”;漢高不過曰:“某業所就,孰與仲多”?其野心自初起時而已然矣。此外若趙氏之南越,竇氏之河西,馬氏之湖南,錢氏之吳越,李氏之西夏,其動機頗起於自衛,然於大局固無關矣。
故中國百數十次之革命,自其客觀的言之,似皆不得已;自其主觀的言之,皆非有所謂不得已者存也。何也?無論若何好名目,皆不過野心家之一手段也。
三曰有上等下等社會革命,而無中等社會革命。泰西革命之主動,大率在中等社會,蓋上等社會則其所革者,而下等社會又無革之思想、無革之能力也。今將中國革命史上之事實類表之,則:
表例說明:(一)凡在本朝任一方鎮,擁土地人民以為憑藉者,皆謂之上等社會;(二)凡欺人孤兒寡婦,假名禪讓以竊國者,不以入革命之列。
準此以談,則數千年歷史上,求所謂中等社會之革命者,舍周共和時代國人流王於彘之一事,此後蓋閔乎未有聞也。
(或疑中等與下等之界線頗難劃,同為無所憑藉,則中與下等耳,於何辨之?曰:起事者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為盜賊,命之曰下等。或由下等而漸進為中等,不能計也,或裹脅善良之市民,亦不能計也。)夫泰西史上之新時代,大率以生計問題為樞紐焉,即胎孕革命者,此亦其重要之一原因也。故中等社會,常以本身利害之關係,遂奮起而立於革命之場。若中國則生計之與政治,向固絕對影響者存也,故彼中革命一最要之機關,而我獨闕如也。
四曰革命之地段。吾欲假名泰西之革命曰單純革命,假名中國之革命(歷史上的)
曰複雜革命。長期國會時之英國,除克林威爾一派外,無他革命軍也;獨立時之美國,除華盛頓一派外,無他革命軍也。自余各國前事,大都類是(其成者每類是,反之而各地蜂起者每不成。)中國不然。秦末之革命,與項羽、漢高相先後者,則陳涉、吳廣也,武臣也,葛嬰也,周市也,田儋也,景駒也,韓廣也,吳芮也,如是者數十輩。西漢末之革命,與光武相先後者,則樊崇也,徐宣、謝祿、楊音也,刁子都也,王郎也,秦豐也,平原女子遲昭平也,王常、成丹也,王匡、王鳳也,朱鮪、張印也。陳牧、廖湛也,李憲也,公孫述也,隗囂也,竇融也,盧芳也,彭寵也,張步也,劉永、董憲也,如是者數十輩。東漢末之革命,與曹操、劉備、孫權相先後者,則黃巾十餘大部也,董卓也,北宮伯玉也,張燕也,李傕、郭汜也,袁紹也,袁術也,呂布也,公孫瓚也,張魯也,劉璋也,韓遂、馬騰也,陶謙也,張繡也,劉表也,公孫淵也,如是者數十輩。隋末之革命,與李唐相先後者,則王薄、孟讓也,竇建德也,張金稱、高士達也,郝孝德也,楊玄感也,劉元進也,杜伏威、輔公袥也,宇文化及也,李弘芝也,翟讓、李密也,徐圓朗也,梁師都也,王世充也,劉武周也,薛舉也,李軌也,郭子和也,朱粲也,林士弘也,高開道也,劉黑闥也,如是者數十輩。自余各朝之鼎革大都類是。(以臚列此等人名,乾燥無味,故後代闕之。)即如最近洪楊之役,前乎彼者,廣西群盜,既已積年;後乎彼者,捻、回、苗、夷,蜂起交迫,猶前代也。由是觀之,中國無革命則已,苟其有之,則必百數十之革命軍同時並起,原野厭肉,川谷闐血,全國糜爛,靡有孑遺,然後僅獲底定。苟不爾者,則如漢之翟義,魏之毋丘儉,唐之徐敬業,並其破壞之目的亦不得達,更無論成立也。故泰西革命,被革命之禍者不過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國;中國革命,則被革命之禍者全國,而食其利者並不得一方面。中國人聞革命而占栗,皆此之由。
五曰革命之時日。泰西之革命,其所敵者在舊政府,舊政府一倒,而革命之潮落矣,所有事者,新政府成立善後之政略而已,其若法蘭西之變為恐怖時代者,蓋僅見也,故其革命之時日不長。中國不然,非群雄並起,天下鼎沸,則舊政府必不可得倒,如是者有年;既倒之後,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群雄,綏靖鼎沸,如是者復有年。故吾中國每一度大革命,長者數十年,短者亦十餘年。試表列之:時代舊政府末倒以前既倒以後合計秦末三年二世元年壬辰,陳涉起首難,二年甲午,沛公入武關,秦亡。
十三年高帝十二年丙午,平陳豨、盧綰,兵事息。
十六年西漢末八年新莽天鳳四年丁丑,新市、下江兵起,地皇五年癸末,更始入長安,莽亡。
十八年光武建武十五年庚子,盧芳降,兵事息。
二十六年東漢末十二年靈帝中平元年甲子,黃巾起,獻帝興平二年乙亥,李傕、郭汜亡。
八十五晉太康元年庚子,平吳,兵事息。
九十七年隋末九年煬帝大業七年辛未,壬薄、張金稱等起,恭帝二年,王世棄弒之,隋亡。
十一年唐太宗貞觀二年,平梁師都,兵事息。
九十七年唐末三十四年僖宗乾符元年甲午,王仙芝始亂,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朱溫纂弒,唐亡。
七十二年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己卯,北漢主劉繼元降,兵事息。
百0六年元末二十一年順帝至正八年戊子,方國珍起,廿八年戊申,徐達定中原,元主北遁,元亡。
二年明太祖洪武二年己酉,徐達擒張良臣,兵事息。
二十三年明末十七年思宗崇禎元年戊辰,陝西流賊起,十七年甲申,帝殉國,明亡。
四十年清聖祖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平三藩、台灣,兵事息。
五十七年附洪楊道光二十三年癸卯,李沅發始亂,二十九年己酉,洪秀全起廣西,同治七年,李鴻章平捻,後事盧。
二十六年(附註)若晉、十六國、南北朝間,混亂固極矣,然其性質複雜,不純然為革命,且大革命中復包含無數小革命焉,故今不列於表。又東漢末舊政府既倒後,猶擁虛號,其嬗代亦與他時代之性質稍異,以嚴格算之,其年數略可減少,謂獻帝建安十八九年間為一段落可也,則亦二十年矣。
由是觀之,中國革命時日之長,真有令人失驚者。且猶有當注意者一事,則舊政府既倒以後,其亂亡之時日,更長於未倒以前是也。(其間惟元明之交,其現象出常例外,則由革命軍太無力,久不能倒舊政府耳,其性質非有以異於前代也。)當其初革伊始,未嘗不曰,吾之目的,在倒舊政府而已。及其機之既動,則以懸崖轉石之勢,波波相續,峰峰不斷,馴至數十年、百年而未有已。泰西新名詞曰“強權強權”,強權之行,殆野蠻交涉之通例,而中國其尤甚者也;中國之革命時代,其尤甚者也。如斗蟀然,百蟀處於籠,越若干日而斃其半,越若干日而斃其六七,越若干日而斃其八九,更越若干若干日,群蟀悉斃,僅餘其一,然後斗之事息。中國數千年之革命,殆皆若是。故其人民,襁褓已生金革之里,垂老猶厭鼙鼓之聲,朝避猛虎夕長蛇,新鬼煩冤舊鬼哭,此其事影響於社會之進步者,最酷且烈。夫中國通稱三十年為一世,謂人類死生遞嬗之常期也。
其在平和時代,前人逝而後人直補其缺,社會之能力,始繼續而不斷;若其間有青黃不接之頃,則進化之功用,或遂中止焉矣。英國博士福亞氏,嘗以統計上學理,論人口死亡之率,謂:“英國生產者一百萬人中,其十五歲至四十五歲間,以肺癆病死者七萬二千三百九十七人。譬如每人以三十年間力作所得,平均可得二百磅,則是肺癆一症,使英國全國之總殖損失千四百四十七萬九千四百鎊也。”此等語隨機指點,已有足令人瞿然驚者。然此猶生計上直接之損害也,若語其間接者,則壯者死亡離散,而生殖力之損耗,有去無來,人道或幾乎息。觀中國歷史上漢末、隋末、唐末之人口,比於前代全盛時,十僅存一,(參觀《中國史上人口之統計》篇。)此豈盡由於殺戮耶?亦生殖力之銳減為之原也。坐是之故,其所影響者,若生計上,若學術上,若道德上,若風俗上,前此經若干年之群演,而始達於某級程度者,至是忽一切中絕,混然復還於天造草昧之態狀,文明之凝滯不進,皆此之由。泰西革命,蒙革命之害者不過一二年,而食其利者數百歲,故一度革命,而文明之程度進一級。中國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動百數十歲,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積累以得之文明,與之俱亡。此真東西得失之林哉!
六曰革命家與革命家之交涉。泰西革命家,其所認為公敵者,惟現存之惡政府而已,自他皆非所敵也;若法國革命後,而有各黨派之相殘,則其例外僅見者也。中國不然,百數十之革命軍並起,同道互戕,於舊政府之外,而為敵者各百數十焉,此鼎革時代之通例,無庸枚舉者也。此猶曰異黨派者為然也。然其在同黨,或有事初起而相屠者,如武臣之於陳涉,陳友諒之於徐壽輝之類是也;或有事將成而相屠者,如劉裕之於劉毅,李密之於翟讓之類是也;或有事已成而相屠者,如漢高祖、明太祖之於其宿將功臣皆是也;求其同心戮力、全始全終者,自漢光武以外,殆無一人。夫豈必遠征前代,即如最近洪楊之役,革命之進行,尚未及半,而韋昌輝與石達開同殺楊秀清矣,昌輝旋復謀殺達開矣,諸將復共殺昌輝矣。軍至金陵,喘盧甫定,而最初歃血聚義之東、西、南、北、翼五王,或死或亡,無復一存矣。其後陳玉成被賣於苗沛霖,而上游始得安枕;譚紹洸被殺於郜雲官等,而蘇州始下,金陵隨之而亡。豈必官軍之能強,毋亦革命家之太不濟也。吾前進屢言,非有高尚、嚴正、純潔之道德心者,不可以行革命,亦謂此而已,亦謂此而已。彼時洪楊等固無力以倒北京政府也,借令有之,試思其後此與張總愚、賴汶洸輩之交涉何如?與苗沛霖輩之交涉何如?即與其部下石達開、陳玉成、李秀成、李世賢輩之交涉何如?此諸黨魁之各各互相交涉又何如?其必繅演前代血腥之覆軌,無待蓍蔡矣。此真吾中國革命史上不可洗滌之奇辱也。
七曰革命時代外族勢力之消長。嗚呼!吾觀法國大革命後,經過恐怖時代,巴黎全市,血污充塞,而各國聯軍干涉,猶能以獨力抵抗,不移時而出拿破崙,大行復仇主義以震懾歐陸。吾因是以反觀中國,吾不自知其汗浹背而淚承睫矣。中國每當國內革命時代,即外族勢力侵入之時代也。綜觀歷史上革命與外族之關係,可分為五種:一曰革命軍借外族之力以倒舊政府者,如申侯之以犬戎亡周,李世民這以突厥亡隋,石敬瑭之以燕雲十六州賂契丹等類是也。
二曰舊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軍者,如郭子儀之以吐蕃、回紇討安史,李鴻章之以戈登滅洪秀全等類是也。
三曰舊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軍而彼此兩斃者,如吳三桂以滿洲亡李闖,而並以亡明是也。
四曰革命軍借外族之力以倒政府而彼此兩斃者,如成都王穎以劉淵為大單于,同抗王室,卒不能成,而遂以亡晉是也。
五曰革命軍敗後,引外族以為政府患者,如漢初陳豨、盧綰輩,東漢初盧芳輩之導匈奴,唐初劉黑闥、梁師都輩之導突厥等類是也。
此皆其直接關係也。若語其間接者,則如劉項鬩而冒頓坐大,八王亂而十六國勢成,安史擾而蕃鶻自強,五代棼而契丹全盛,闖獻毒氛遍中原,而滿洲遂盡收關外部落,此則未假其力以前,而先有以養其勢者矣。嗚呼!以漢高之悍鷙,而忍垢於白登之役;以唐太之神武,而遣憾於高麗之師;我國史之污點,其何日之能雪耶?即如最近數十年間西力之東漸,固由帝國主義自然膨脹之力,而常勝軍之關係,亦寧淺薄耶?識者觀此,毛髮俱栗矣。
以上七端,皆中國革命時代所必顯之現象也。事物公例,因果相倚,因果相含。欲識過去因,請觀今日果;欲識未來果,請觀今日因。今後之中國,其必以革命而後獲救耶,抑不革命而亦可以獲救耶?此屬於別問題;若夫革命而可以救中國耶,抑革命而反陷中國於不救耶?此則正本論之所欲研究也。若後有革命軍者起,而能免於此七大惡特色,以入於泰西文明革命之林,則革命者,真今日之不二法門也。而不然者,以百數十隊之私人野心的革命軍同時並起,蹂躪於全國,而蔓延數十年,猶且同類相屠,而兩造皆以太阿之柄授外族,則過此以往,必有太息痛恨於作俑之無後者。抑今日國中迷信革命之志士,其理想必與此七大惡特色不相容,無待余言也。今後若有一度能為革命史上開一新紀元,以一灑種種之污點,吾之欣喜願望,寧有加焉。雖然,理想之與事實,往往不能相應,此不可不詳察也。當思泰西革命之特色何以若彼,中國革命之特色何以若此,此其中殆必有一原因焉。今者我國國民全體所受之因,與夫少數革命家所造之因,其誠能有異於前代與否,是即將來結果之同不同所由定也。吾見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數下等社會,其血管內皆含黃巾、闖、獻之遺傳性也;吾見夫以第一等革命家自命之少數豪傑,皆以道德信義為虱為毒,而其內部日日有楊韋相搏之勢也;吾見夫高標民族主義以為旗幟者,且自附於白種景教,而借其力欲以摧殘異己之黨派,且屢見不一見也。
夫景從革命者,必賴多數人,故吾觀彼多數人者之性質而吾懼;主持革命者,必賴少數人,故吾觀彼少數人者之性質而吾滋懼。吾懼乎於理想上則彼上七大特色萬不願有,而於事實上則彼七大特色終不能無也。此吾所以於衣被全歐、震撼中國之革命主義,而言之猶有餘栗也。嗟夫!今而嘵嘵,復奚為者?公等而持不革命而可以救中國之論也,則請實為不革命以救中國之預備;公等而持必革命而可以救中國之論也,則請實為革命以救中國之預備。革命以救中國之預備奈何?毋曰吾學習武備,吾運動會黨,吾密輸入器械,而吾事畢矣;必虛心商榷,求所以免於彼七大惡特色者,其將何途之從,如何而使景從我者免焉,如何而使我躬先自免焉!若有以此道還問諸鄙人者,則鄙人舍其迂遠陳腐之議論,仍無以為對也。
曰:汝而欲言革命、欲行革命也,則汝其學克林威爾,汝其學華盛頓,汝其用最善良之市民。乃若當今號稱革命巨子者之所稱道,割斷六親,乃為志士;摧棄五常,乃為偉人;貪黠傾軋,乃為有手段之豪傑;酒色財氣,乃為現本色之英雄;則吾亦如某氏所謂刀加吾頸,槍指吾胸,吾敢曰:“期期以為不可,期期以為不可也!”吾為此言,吾知又必有詈我者曰,汝責人無己時。
雖然,吾為吾國憂,吾為吾國懼,吾寧能已於言?所責者在足下耶,非足下耶?惟足下自知之。足下而僅欲言革命而不欲行革命也,則吾復何雲,凡吾之說,悉宜拉雜之,摧燒之;足下而誠欲行革命也,誠欲行革命以救中國也,則批鱗逆耳之言,毋亦有一顧之價值耶?毋徒囂囂然曰:某也反對我革命論,是欲做官也,欲巴結滿清政府也。孔子不云乎:“不以人廢言。”就使其人而果於欲做官、欲巴結滿清政府之外無他思想也,苟其言誠有一二當於理者,猶當垂聽之。足下試一度清夜自思,返觀內照,吾所責者而誠非足下也,則當思與足下同政見者,其可責之人,固自不少,宜如何以轉移之?苟不轉移之,吾恐足下之志事敗於彼輩之手也。若吾所責者而有一二類似於足下也,則吾哀哀泣諫,求足下改之;若不改之,吾恐足下之志事,終不得就也。若曰吾所責者非可責也,而必曰破壞舊道德為革命家應行之義務,則刀加吾頸,槍指吾胸,吾敢曰:倡此論者,實亡中國之罪人也,實黃帝子孫之公敵也!吾寧不知革命論者之中,其高尚嚴正純潔者,固自有人,顧吾所以且憂且懼而不能已者,吾察其機之所趨有大不妙者存,吾深慮彼之高尚嚴正純潔者,且為法國羅蘭夫人黨之續也。或曰:凡子之所責者,皆言革命者耳,非行革命者,子何憂之之甚?信如是也,則吾為多言也夫,吾為多言也夫。雖然,信如是也,則吾為中國風俗人心憂,吾為中國前途憂,滋益甚也。
作者簡介
梁啓超(1873~1929年)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代表人物。字卓如,號任公、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早年從學於康有為萬木草堂,並協助康有為從事變法維新,時稱“康粱”。1895年同康有為共同發動“公車上書”。後於上海主編《時務報》,發表《變法通議》等論著,在全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897年10月,受聘為長沙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次年人京參與戊戌新政。變法失敗後逃亡日本,創辦《清議報》,宣傳改良主義,鼓吹民權,並主張君主立憲制。1913年歸國後擁護袁世凱統一,並出任司法總長。後反對復辟帝制,策動護國軍反袁。一度出任段祺瑞內閣財政總長。“五四”運動期間,反對尊孔復古,謳歌民主與科學。學識淵博,著述宏富,晚年講學於清華大學。著作輯為《飲冰室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