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中國教育改造》選編陶行知教育學代表論文,全面反映了陶行知教育救國的思想,同時也反映了他在此信條下對教育理論的倡導與實踐。該書中批判了傳統教育,提倡教育改革,著重論述平民教育的思想和實踐,對現代教育者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導意義,讓人明白什麼是真正的教育。
作品目錄
註:請從上至下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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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藝友制師範教育答客問——關於南京六校招收藝友之解釋 |
創作背景
1917年秋,陶行知回國,先後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東南大學教授、教務主任等職,開始他的教育生涯;他研究西方教育思想並結合中國國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等教育理論。他特別重視農村的教育,認為在3億多農民中普及教育至關重要。1927年,陶行知創辦曉莊試驗鄉村師範學校;在學校創辦一周年時,陶行知為慶祝母親六十壽辰,將自己撰寫的文章,選編成一本教育文集,名為《中國教育改造》。
作品思想
《中國教育改造》是“在中國教育里摸黑路所見著的幾線光明”,主旨是用實驗主義改造中國教育。具體體現為以平民主義作目的,以實驗主義作方法、工具。批判中國教育的“五舊”:依賴天工、沿襲陳法、率任己意、儀型他國、偶爾嘗試;提出以試驗獲得發明,則陳法自去,教育自能刷新進步。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主要體現在他所創立的“生活即教育”的理論中。該理論是在批判傳統教育、吸收改造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探索普及大眾教育的實踐中產生的。他認為清末以來,雖然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新式教育,但實質上仍是舊的一套,所謂科學教育,不過是書本的科學、陳列的實驗,這種教育以書本為中心,脫離生活實際,按這種辦法培養出來的學生只能是一些書呆子、蛀書蟲,是會走路的“字紙簍”,這種缺乏生活力和創造力的教育,只能為少爺、小姐所享用,與民眾生活無關。
在批判傳統教育的基礎上,陶行知受杜威教育主張的影響,將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理論進行了改造形成了生活教育理論。陶行知認為“生活即教育”,教育為“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營”,過什麼生活便是受什麼教育,生活教育與生俱來,與死同去,“出世便是破蒙,進棺材才算畢業。”與之相聯繫,陶行知還提出了“社會即學校”的思想,以此來擴大教育的對象、學習的內容,其教學論為“教學做合一”,“事怎樣做便怎樣學,怎樣學便怎樣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學而不做,不能算是學。教與學都以做為中心。”
陶行知重視學齡前這段時期的教育,在《中國教育改造》中多篇著作中深入地闡述了幼兒教育的重要性。比如,在《中華教育改進社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書》一文中寫道:“人格教育,端賴6歲以前之培養。凡人生之態度,習慣,傾向,皆可在幼稚時代立一適當基礎。”以此強調兒童早期教育的必要性。1926年10月,陶行知發表《創設鄉村幼稚園宣言書》,更具體地指出幼兒教育的重要性,他說:“兒童學者告訴我們,凡人生所需要之重習慣、傾向、態度多半可以在6歲以前培養成功。換句話說,6歲以前是人格陶冶最重要的時期,這個時期培養得好,以後只須順著他繼長增高的培養上去,自然成為社會優良的分子;倘使培養得不好,那么,習慣成了不易改,傾向定了不易移,態度決了不易變。”按陶行知的主張,兒童6歲以前的教育,是人生的基礎教育,這個時期將為一個人打下人格、智力、體格的基礎。由此,陶行知極力反對那種忽視幼稚時代、漠視幼兒教育的態度和做法,他大聲疾呼“有志之士,起而創設幼稚園,以正童蒙”。
陶行知還認為幼兒教育能否普及關係到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因為幼兒教育是為培養大批建設國家的棟樑之材打基礎的事業。他說:“教人要從小教起。幼兒比如幼苗,必須培養得宜,方能發榮滋長。”因此,他主張要普及教育,不僅要普及國小,也要普及幼兒教育,因為“國小教育是建國之根本,幼稚教育尤為根本之根本”。陶行知分析了當時幼兒教育的狀況,他尖銳地指出,舊時的幼兒教育是富貴人家和偽知識階級的專利品,失去了幼稚教育造就國民後代的意義。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當時的幼稚園害了“三種大病”,一是外國病,二是花錢病,三是富貴病。這樣的幼稚園自然是沒有平民子弟的份的。為此,他倡導建設中國的、省錢的、平民的幼稚園,並論述了工廠和農村是幼稚園之新大陸的觀點。他在《幼稚園之新大陸》一文的開頭就提出:“最需要幼稚園的地方是什麼?最歡迎幼稚園的地方是什麼?幼稚園應當到而沒有到的是什麼地方?幼稚園還有什麼新大陸可以發現?”並旗幟鮮明地指出:工廠和農村最需要幼稚園。陶行知主張對工農子女應“來者不拒,不來者送上門去”。他認為不僅要培養幼兒,而且要培養嬰兒。
陶行知認為,中國鄉村教育的出路是建設適合鄉村實際生活的活教育。
在題為“中國鄉村教育之根本改造”的演講詞中,陶行知開門見山的說:“中國鄉村教育走錯了路!他教人離開鄉下向城裡跑,他教人吃飯不種稻......他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務農;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農夫子弟變成書呆子...前面是萬丈懸崖,同志們務須把馬勒住,另找生路”這段話一針見血地指出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鄉村教育的狀況。中國自科舉制度產生以後,“學而優則仕”,教育是為封建社會培養官僚,讀書可以做官,也是為了做官。於是導致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現象。到了二十世紀初,中國的封建社會已經走到了末路,在教育方面則是“廢科舉,興學校”。陶行知的鄉村教育的宗旨是:“叫中國一個個鄉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鄉村教育關係三萬萬六千萬人民之幸福”。所以,陶行知對當時的鄉村教育痛心疾首,極力呼籲並身體力行地去改造。
對於如何建立這種“活教育”的問題,他認為:
第一、活的教育旨在去發展學生的活本領一征服自然改造社會的活本領,“要教人生利”。陶行知認為“以後看學校的標準,不是校舍如何,設備如何,乃是學生生活力豐富不豐富”,陶行知的這個觀點,在當代看來仍不失其合理性。
第二、建設中國鄉村的活教育,必須建設“標準鄉村學校”“活的中心學校”。陶行知提出,“鄉村標準學校最需要的就是標準校長”,“活的鄉村教育要有活的鄉村教師”而這樣的校長和教師必須有“農夫的身手,科學的頭腦,改造社會的精神”同時,“我們從事鄉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們整個的心獻給我們的農民.....我們必須有一個‘農民甘苦化的心’,才配為農民服務,才配改造鄉村生活的新使命。”認為鄉村學校有了這樣的校長和教師,在一定的時期內,就能夠把學校改造得生氣勃勃,培養出富有活力的學生引導民眾崇尚知識,重視教育;把科學技術推廣到農業生產中去,提高效益;教村民學會自立、自衛、自治;使活的教育逐步普及;使每個農民都成為既勤勞又善於經營農作的人。這樣的農村教育工作者“就是改造鄉村生活的靈魂”,這樣的鄉村學校“就是改造鄉村生活的中心”。由此,這樣的學校就是標準的鄉村學校,這樣的教育就是中國鄉村的活教育。
第三、在社會組成一個大規模聯合,是造成鄉村活的教育的基本條件。對於建設中國鄉村的活教育問題,陶行知並不是毫無依據的空想。他指出:中國鄉村的“這種活的教育,不是教育界或任何團體單獨辦得成功的。我們要有一個大規模聯合,才能希望成功。那應當聯合中最應當聯合的,就是教育與農業攜手。中國鄉村教育之所以沒有實效,是因為教育與農業都是各乾各的,不相聞向。教育沒有農業,便成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農業沒有教育;就失了促進的媒介。倘有好的鄉村學校......做箇中心機關,農業推廣就有了根據地、大本營.一切進行,必有一日千里之勢.....但要求其充分有效,教育更須與別的偉大勢力攜手。"這一段論述充分表明,陶行知通過對中國鄉村教育現實的考察和研究,已經認識到教育的基本規律。活的鄉村教育要培養出有活力的學生,就必須引導學生積極參加鄉村社會的各種實踐活動。在做的過程逐步形成征服自然改造社會的本領。鄉村教育需要鄉村為它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使自身得以存在和發展。同時,鄉村教育也必須適應鄉村的經濟建設,使鄉村教育為農村各行各業服務並促進其發展。
第四、建設活的鄉村教育必須有活的教學方法,以培植學生活的本領。陶行知在探討鄉村教學方法改革時說道:“活的鄉村教育要有活的方法;活的方法就是教學做合一;教的法子根據學的法子,學的法子根據做的法子;事情怎樣做就怎樣學,怎樣學就怎樣教。活的鄉村教育要用活環境,不用死的書本。他要運用環境裡的活勢力,去發展學生的活本領——征服自然改造社會的活本領。"陶行之改革鄉村教育的宗旨是要改造中國的鄉村,是要“叫中國一個個的鄉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陶行知希望通過改革鄉村教育,去改造文育充斥、經濟落後的中國農村,達到發展鄉村經濟的目的。他要求改革後的教育是活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不是僅會讀死書的書呆子,具有征服自然改造社會的活本領的新農民。新型農民應該具有較強的實踐能力。因此,鄉村學校的教學方法是教學做合一。而且,陶先生把做作為教學做的中心。他說:“教學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們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學,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學的是學生......先生拿做來教乃是真教;學生拿做來學,方是實學......所以做是學的中心,也是教的中心。”
對於進行教學做,陶行知解釋:比如種田要在田裡做,就必須在田裡學,在田裡教;先生講解種稻的知識,是為種稻而講解,這也是做;學生為弄懂種稻的道理而看書,看書也是做,這就是種稻的教學做合一。他對當時的鄉村學校提出了尖銳的批評:“現今學堂里的學生簡直只學得一點洋八股,連這些日用的常識常能都不會了,豈是國家辦學的真意嗎?”他說,這樣的學生連科舉時代的秀才都不如,秀才除了學會八股之外,還學會一些日常生活的本領。
生活教育的培養目標——“真人”。陶行知認為,真人就是真善美的人,真人就是德智體和諧發展的人,真人就是智仁勇俱全的人:
第一、陶行知的真人培養目標是針對傳統教育培養“假人”的教育提出來的。陶行知要培養真人。真人讀書不是為了文憑,“寧可真白丁,不要假秀才”。真人讀書不是為了分數,而是為了學到真本領。
第二、陶行知的真人目標是針對傳統教育為升學而讀書,為做官而讀書,為個人發財而讀書提出來的。他要培養的真人是以改造社會、改造農村為己任,能為中國農村、為農民的幸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真人從老百姓中來,最終又回到老百姓中去,為老百姓服務。真人不是人上人,而是人中人。真人具有為民族復興而獻身的犧牲的精神。
第三、陶行知的真人是針對傳統教育中培養“少爺”、“小姐”式的學生提出來的。他要培養的真人,要具備五種生活力:即科學的生活力,健康的生活力,勞動的生活力,藝術的生活力,改造社會的生活力。
從陶行知創辦的曉莊師範的培養目標看,“真人”的標準有三個條件:“第一有農夫的身手;第二有科學的頭腦;第三有改造社會的精神。”
生活教育的內容——以“生活”為中心。陶行知認為,中國傳統的教育內容是以文字為中心,是以與生活脫離的無用知識為中心,不能真正培養人的生活能力。可以說,中國的教科書是應試的書,專供書呆子讀的書。陶行知以當時通行的國小常識與國中自然教科書為例進行剖析,認為這些書,最多只配稱做“科學的識字書”“科學的論文書”而已。這些教科書不教在利用自然中去認識自然,也不教試驗,也不教創造,“它們只能把您造成一個自然科學的書呆子”。陶行知對教學內容的總要求的三條標準為:
第一、“看它有沒有引導人動作的力量,看它有沒有引導人幹了一個動作又要乾一個動作的力量。”也就是說,教科書要有引導學生動手的力量,使兒童的手從僅僅起握筆的作用中解脫出來,成為“萬能的手”,“開天闢地的手”。
第二、“看它有沒有引導思想的力量,看它有沒有引導想了又想的力量。”一本好的教科書,要給兒童以啟發、以思考、以創造的作用,從而達到舉一反三,學以致用的目的。
第三、“看它有沒有引導人產生新價值的力量,看它有沒有引導產生新益求新的新價值的力量”。
根據三個標準,陶行知對教學內容提出一個總要求:“我們要活的書,不要死的書;要真的書,不要假的書;要動的書,不要靜的書;要用的書,不要讀的書。總起來說,我們要以生活為中心的教學做指導,不要以文字為中心的教科書”。陶行知提出了廣泛且又與生活密切聯繫的教學內容體系。陶行知所要的教學內容,不是應試的內容,不是升學的內容,而是社會生活所需要的內容。
生活教育的教學方法——“教學生學”。陶行知認為,教育界普遍存在著以教師為中心,以教為中心的現象。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反對以“教”為中心,主張“教學做合一”。陶行知是中國國內最早主張把“教授法”改為“教學法”的人。陶行知認為:“事怎樣做就怎樣學,怎樣學就怎樣教,教的法子要根據學的法子,學的法子要根據做的法子”。陶行知提出了教學方法改革的三條思路:
第一、“先生的責任不在教,而在教學,而在教學生學”。對於教會學生學陶行知認為,一方面先生負指導的責任,另一方面學生負學習的責任。老師不要把現成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傳授給學生,而是要把解決問題的過程和思想告訴他。
第二、“教的法子必須根據於學的法子”。學生怎樣學,先生就怎樣教。也就是說,教師的教學方法要建立在學生的知識水平、個性、學習特點的基礎上。學得多教得多,學得少教得少,學得快教得快,學得慢教得慢,真正實現因材施教。
第三、“先生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學生學的法子聯絡,並須和他自己的學問聯絡起來”。也就是說,教師要不斷自我進修:才可以做一個好教師,才可以不斷地改進自己的教學方法。教學方法一定要從以“教”為中心,轉到以“學”為中心,讓學生學會學習。
生活教育的教學場所——社會即學校。陶行知認為:傳統的學校教育往往是與社會隔離的。一是形式的隔離,學校圍起高高的圍牆,掛著“閒人莫入”的虎頭招牌。學校自學校,社會自社會,互不相關。二是內容上的隔離,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學校教育不能為社會“生利”服務,而社會也當然不支持學校發展。三是培養目標的隔離,學校所培養的人才,“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完全是書呆子,學校畢業就等於失業。陶行知提出“社會即學校”的口號,強調以社會為學校,學校與社會打成一片。把整個社會變成—個大學校。陶行知認為,把整個社會作為學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環境都可以大大增加,學生、先生也可以更多。用這樣的辦法,不論校內校外的人,都可以做師生。
生活教育的根本——“道德是做人的根本”。陶行知反覆強調:“道德是做人的根本......要我們大家‘建築人格長城’。建築人格長城的基礎,就是道德”。陶行知認為:
首先要教育學生明確學習目的性。要樹立為博學而學習、為獨立而學習、為民主而學習、為和平而學習、為科學創造而學習的精神。
其次,要修身養性,具有“大丈夫”的氣概和“大丈夫”的人格。要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丈夫還須有獨立的意志,獨立的思想,獨立生利和耐勞的筋骨,耐餓的體膚,耐睏乏的身軀,去做那搖不動的基礎,即為建立中華民族繁榮富強的基礎而奮鬥不息。
第三,要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陶行知曾親自為育才學校學生制訂“育才十二要”,即育才學生的行為規範,要求每個學生自覺遵守。
陶行知認為,道德教育對人、對社會是非常重要的,“是做人的根本”。因此,一定要加強道德教育。
生活教育的精髓——創造力。創造教育是生活教育理論的立足點和歸宿。傳統的教育,特別是應試教育制度下的教師,不但不培養學生的創造力,而且還要扼殺這種創造力。陶行知《糊塗的先生》就曾深刻地揭露了這種現象。陶行知提出教育者要研究教育的“創造理論和創造技術”,“先生之最大的快樂,是創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學生”。針對師生對教育創造的畏難情緒,陶行知滿懷信心地表示“處處是創造之地,天天是創造之時,人人是創造性之人”。只要大家去努力,創造之神一定會降臨我們中間。陶行知《創造的兒童教育》具體提出通過“六大解放”來培養兒童的創造力:
一要解放孩子的頭腦。兒童的創造力被固有的迷信、成見、曲解、幻想層層包纏了起來;因此,要把兒童的頭腦從迷信、成見、曲解、幻想中解放出來,大膽地想像,大膽地思考,大膽地創造。
二要解放孩子的雙手。傳統教育要求小孩靜坐、靜讀、靜寫、不許小孩子動手,小孩的雙手被束縛起來,就不能執行頭腦的命令;陶行知要求教師和家長,不要束縛兒童的雙手,讓兒童的雙手在大腦的指揮下大膽地去乾,大膽地動手,大膽地創造。
三要解放孩子的嘴;讓兒童大膽地講,大膽地提問,大膽地表達自己的思想。
四要解放孩子的空間,讓小孩從教室中、從校園中解放出來,在大社會、大自然、大森林中,擴大認識的眼界,以發揮內在之創造力。
五要解放兒童的時間,讓兒童有自己的時間去創造。
六要解放兒童的眼睛,讓兒童自己觀察自然,觀察社會,培養自己的觀察力。
陶行知解放兒童創造力,培養兒童創造力的思想,指出了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方向。
作品評價
《中國教育改造》對二十世紀中國教育影響至深至遠。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評)《中國教育改造》是陶行知“在中國教育里摸黑路所見著的幾線光明”,該書中所寫既是陶行知的信條,也是陶行知的實踐。
(《中國教師報》 評)出版信息
作者簡介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歙縣人,原名陶文濬,後改名陶知行、陶行知,人民教育家、思想家、民主主義戰士、愛國者,
中國人民救國會和
中國民主同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14年,陶行知畢業於金陵大學,後赴美國留學;1927年3月,創辦南京曉莊試驗鄉村師範;1930年4月,曉莊學校被封,陶行知受到通緝,被迫避難日本;1931年春,到上海任《申報》總管理處顧問;1932年,創辦山海工學團,其後成立“中國普及教育助成會,開展“即知即傳”的普及教育運動。主要作品有《古廟敲鐘錄》《
齋夫自由談》《行知書信》《
知行詩歌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