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稿全面反映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9月2日日本簽署投降書為止的重慶抗戰歷史，謳歌了重慶人民為抗日戰爭作出的巨大貢獻，突出了重慶作為戰時首都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對更加深入、系統地研究重慶抗戰時期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狀況具有重要意義。
基本介紹
- 書名：中國抗戰大後方歷史文化叢書:重慶抗戰史
-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重慶出版集團
- 頁數：426頁
- 開本：16
- 品牌：重慶出版集團
- 作者：周勇
- 出版日期：2013年7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229067397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以重慶為中心的區域性抗日戰爭歷史的學術專著,第一次比較全面地展示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重慶發展的歷史全過程；客觀地把握了在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後方進行的全民抗戰與國民黨當局抗戰的關係,展示了各種愛國力量在抗戰大後方的地位和作用；明確地把握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關係,彰現了中國人民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的巨大歷史影響和重要歷史貢獻,具有較高的學術研究價值.
作者簡介
主編:周勇,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西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圖書目錄
總序 章開沅1
序言 邢元敏1
再版前言 周勇1
緒論 重慶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上的歷史地位和重大貢獻
一、重慶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上的歷史地位
二、重慶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重大貢獻
第一章 “九一八”前後的重慶經濟與政治格局
一、軍閥割據下的重慶社會
二、國民黨中央勢力進入四川
三、城市經濟的緩慢增長
第二章 抗日救亡運動在重慶的興起
一、“九一八”事變後重慶的反日鬥爭
二、中共地方組織在重慶的恢復及主要活動
三、重慶救國會及其組織開展的抗日救亡運動
第三章 三大主力紅軍北上抗日戰略轉移過程中在重慶的鬥爭
一、紅一軍團在綦江
二、紅二、六軍團與湘鄂川黔根據地
三、紅四方面軍與城口蘇維埃政權的建立
第四章 抗日戰爭與重慶地位的提升
一、抗日時期的戰時首都
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舞台
三、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遠東指揮中心
第五章 國民政府的內政和外交
一、國民政府的政治
二、國民政府戰時經濟和軍事政策
三、國民政府的戰時外交
第六章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領導的抗日民主運動
一、中共中央南方局
二、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的抗日民主運動
三、中共重慶地方組織的重建與發展
第七章 民主力量在抗日民主運動中發展
一、重慶救亡運動的高漲
二、抗戰時期中間力量在重慶的發展
第八章 國共合作在曲折中發展
一、曲折發展的國共關係
二、爭取建立民主聯合政府
三、國共合作的新階段
第九章 抗戰勝利後爭取和平民主的艱難歷程
一、重慶談判
二、政治協商會議
三、社會各界為爭取和平民主而不懈努力
第十章 抗戰造就了重慶在大後方的經濟中心地位
一、相對完備的近現代工業的形成
二、重慶交通業的大發展
三、繁榮的戰時金融業
四、戰時商業
第十一章 重慶城市的發展
一、抗戰全面爆發前重慶城市發展狀況
二、全面抗戰期間重慶城市的發展狀況
第十二章 大後方抗戰文化中心
一、抗戰文化中心的形成
二、抗日民主文化運動的曲折發展
三、抗日民主文化的空前繁榮
參考文獻
後記
序言 邢元敏1
再版前言 周勇1
緒論 重慶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上的歷史地位和重大貢獻
一、重慶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上的歷史地位
二、重慶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重大貢獻
第一章 “九一八”前後的重慶經濟與政治格局
一、軍閥割據下的重慶社會
二、國民黨中央勢力進入四川
三、城市經濟的緩慢增長
第二章 抗日救亡運動在重慶的興起
一、“九一八”事變後重慶的反日鬥爭
二、中共地方組織在重慶的恢復及主要活動
三、重慶救國會及其組織開展的抗日救亡運動
第三章 三大主力紅軍北上抗日戰略轉移過程中在重慶的鬥爭
一、紅一軍團在綦江
二、紅二、六軍團與湘鄂川黔根據地
三、紅四方面軍與城口蘇維埃政權的建立
第四章 抗日戰爭與重慶地位的提升
一、抗日時期的戰時首都
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舞台
三、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遠東指揮中心
第五章 國民政府的內政和外交
一、國民政府的政治
二、國民政府戰時經濟和軍事政策
三、國民政府的戰時外交
第六章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領導的抗日民主運動
一、中共中央南方局
二、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的抗日民主運動
三、中共重慶地方組織的重建與發展
第七章 民主力量在抗日民主運動中發展
一、重慶救亡運動的高漲
二、抗戰時期中間力量在重慶的發展
第八章 國共合作在曲折中發展
一、曲折發展的國共關係
二、爭取建立民主聯合政府
三、國共合作的新階段
第九章 抗戰勝利後爭取和平民主的艱難歷程
一、重慶談判
二、政治協商會議
三、社會各界為爭取和平民主而不懈努力
第十章 抗戰造就了重慶在大後方的經濟中心地位
一、相對完備的近現代工業的形成
二、重慶交通業的大發展
三、繁榮的戰時金融業
四、戰時商業
第十一章 重慶城市的發展
一、抗戰全面爆發前重慶城市發展狀況
二、全面抗戰期間重慶城市的發展狀況
第十二章 大後方抗戰文化中心
一、抗戰文化中心的形成
二、抗日民主文化運動的曲折發展
三、抗日民主文化的空前繁榮
參考文獻
後記
文摘
第一章“九一八”前後的重慶經濟與政治格局
一、軍閥割據下的重慶社會
（一）清末民初的重慶社會和軍閥割據局面的形成
20世紀初，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主義的壓迫日益加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中國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銳，革命一觸即發。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成功，全國回響，辛亥革命進入高潮。在革命高潮有力的推動下，重慶獨立形勢也成熟了。
在同盟會和新軍的共同努力下，重慶於1911年11月22日宣布獨立，脫離清政府統治。隨後成立了蜀軍政府，張培爵任都督，並發布一系列革命宣言，在經濟、文教方面也採取不少措施以促進社會的發展。但不久袁世凱在帝國主義和立憲派的支持下，挾反動武裝北洋軍向革命黨人誘降，迫使革命黨人妥協。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很快被袁世凱竊取。四川的辛亥革命成果，不久也被這種瀰漫全國的妥協逆流所吞沒。先是成渝兩地軍政府經過談判後決定蜀軍政府向成都的四川軍政府交權。隨後，在四川都督尹昌衡的庇護下，袁世凱的爪牙胡景伊勢力迅速崛起，談判時確定設立的重慶鎮撫府被撤銷，蜀軍都督張培爵於1915年也被袁世凱殺害。最後，尹昌衡將政權交給了胡景伊。四川辛亥革命的成果終被吞噬殆盡。
1912年，袁世凱出任民國大總統，竊取了統治中國的大權，中國從此進入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由於北洋軍閥的倒行逆施，孫中山為推動革命繼續發展，與南方各省軍人首腦聯合組成廣州政府，從而在中國形成了南北兩個政權中心。在西南，由於北洋軍閥政權的控制力有限，因此，四川各派軍閥對南北衝突採取左右逢源的騎牆態度。而在川內，他們為爭奪地盤、擴充實力，彼此爭戰不斷，滇、黔軍閥也曾乘機幾度出入四川。
1918年的靖國之役之後，靖國軍取得了反對北洋軍閥的走狗劉存厚的勝利。但在四川境內則出現了一個異常複雜的局面。既有入川的滇、黔各軍，又有劉存厚下屬各部倒戈參加護法的舊川軍，還有國民黨四川各系部隊。他們之間矛盾重重，各據一方，自行其是。為解決衝突，防區制，即四川境內各派軍閥劃區割據，在這時初步形成。四川靖國軍總司令熊克武，在既成事實面前無能為力，只得於1918年7月以劃定“各軍清鄉剿匪區域”的名義，予以承認。在1919年4月，熊克武又正式明令發表《四川靖國各軍駐防區域表》，將各派軍閥的割據之地以“防區”的名義確定下來。重慶大部分地區為靖國軍第二師師長劉湘所“駐防”。四川從此形成了軍閥割據的局面。各派軍閥在各自的駐防區域任意截留稅款、征派捐稅、委派官吏、招募軍隊，省府督軍形同虛設。
這個時期重慶的城市經濟也在緩慢地發展。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各帝國主義放鬆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為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創造了空間。重慶的紡織業、豬鬃洗房加工業等傳統的工場手工業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另外一些新的近代機器工業也開始出現。20世紀20年代，重慶採用比較先進的機器設備進行繅絲生產的企業日漸增多。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川江航運中的華資企業大量增長，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一度形成了華輪獨營的局面。不過這一時期軍閥的連年混戰也給城市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軍閥的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也使工商業者苦不堪言。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迅速席捲全國，重慶人民也積極參與到這場轟轟烈烈的愛國反帝運動中來。5月中旬，“五四”運動的訊息傳到重慶，青年學生首先行動起來。他們組織學生救國團體，並組織了大規模的遊行。青年學生的行動得到了重慶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市民的廣泛關注和支持。重慶商界和學界聯合成立了重慶商學聯合會，共同抵制日貨、提倡國貨。重慶的工人階級更是對這場愛國運動予以強力支持。重慶日商洋行、店鋪、長轎班的工人自動罷工，碼頭工人拒絕裝卸日商貨物等。重慶民眾的愛國運動有力地配合了全國的愛國鬥爭，為“五四”運動在全國取得最後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新文化運動也藉助“五四”運動的動力傳入重慶，並很快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重慶的思想文化領域頓時活躍起來，一大批宣傳新文化運動的刊物迅速發展起來，例如當時影響較大的《川東學生周刊》、《新蜀報》、《友聲》等。由於科學與民主觀念在青年學生中的廣泛傳播，重慶青年學生積極投身改造社會的實踐，參與推行四川自治運動。他們組織了學生自治會，開展一系列活動。因此四川自治運動在重慶一度聲勢頗大、影響甚廣。不過，四川的自治運動嚴重脫離廣大的工農民眾，因而隨著全川自治聯合會遷蓉以後不久即告解散，自治運動也銷聲匿跡了。
“五四”運動前後，中國一大批有志青年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1919年8月重慶成立留法勤工儉學會重慶分會，並開辦了預備學校。經過一年預備學校的學習，第一批84名留法學生在1920年8月27日乘輪離開重慶赴上海，由上海啟程前往法國。以後又有數批學生赴法勤工儉學。這些優秀青年中的不少人在歐洲學到了當時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成為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領導人，另外一些人則在實業界、學術界作出了巨大貢獻。
（二）劉湘勢力在重慶的膨脹和複雜的社會矛盾
靖國之役後，滇、黔軍閥與四川軍閥為爭奪四川，先後爆發一系列戰爭。在驅逐了滇、黔各軍後，四川軍閥內部紛爭日趨激烈。1923年冬，楊森、劉湘所部依託北洋軍閥吳佩孚的支持，相繼擊敗熊克武和劉成勛占據成都，在川軍混戰中取得了明顯優勢。
吳佩孚為了控制四川採取了扶楊抑劉的策略。吳佩孚操縱北洋政府於1924年5月26日發表楊森為督理四川軍務善後事宜（變相的督軍），而劉湘為川滇邊防督辦。劉湘被置於楊森之下。楊森當了四川督理後，軍政大權在握，野心勃勃。他為消滅各軍力量，實現統一四川的夢想，大搞擴軍備戰。1925年4月，楊森發動“統一之戰”，擊敗川軍劉成勛、劉文輝、賴心輝等部，占有川中、川南、川西等72縣。四川各派軍閥為合謀反攻楊森，聯絡黔軍袁祖銘部參加“倒楊戰爭”，並推袁為川黔聯軍總司令。7月，川黔聯軍“倒楊戰爭”爆發。10月，楊森戰敗。黔軍入川後勢力迅速膨脹，乘機四處擴張。1926年1月，袁祖銘發動“江巴事件”，將駐重慶的劉湘部逐出重慶，控制了重慶及鄰近的永川、巴縣、長壽、涪陵等縣。
劉湘對此當然不能善罷甘休，遂謀求與楊森再度合作。雙方簽訂《丙寅公約》，商定聯合對抗黔軍。由於劉湘與楊森合作，實力大增，再加上賴心輝、劉文輝也依附劉湘驅袁，黔軍袁祖銘部很快被逐出重慶，經綦江退回貴州。
黔軍退出四川後，重慶又落入劉湘掌中。從此到1935年蔣系中央勢力入川，前後10年時間，重慶為劉湘所獨占。
1926年全國政治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7月，廣東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一路勢如破竹， 9月7日，攻克武漢。北洋軍閥勢力從長江流域向北退卻。劉湘鑒於全國形勢劇變，遂於8月13日與賴心輝、劉文輝、劉成勛一道，通電回響北伐。11月27日，蔣介石任命劉湘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軍長。
劉湘在驅逐黔軍後實力大打折扣，僅剩下巴縣、江北、璧山三縣，被戲稱“巴壁虎”。劉湘為擴充實力，採取遠交近攻策略。一方面，對外依靠蔣介石，力圖爭得中央的援助來充實自己，擴充武裝。此時，蔣介石挾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自重，欲與武漢國民政府對抗，為了對付武漢政府，也需要藉助於各派軍閥力量。劉湘控制著重慶這一重要的工商業城市，所以是蔣聯合的最佳人選。1927年2月，蔣介石特任劉湘為軍事委員會委員。3月23日，蔣介石又派戴弁到重慶與劉湘聯絡。劉、蔣關係在這一時期甚為密切。另一方面，劉湘坐擁重慶，利用扼守長江交通要衝之利封鎖川中各軍，使他們不便向外購買軍械，使其坐困。
在這個策略下，劉湘的力量，蒸蒸日上。在鎮壓順瀘起義後，劉湘占領了賴心輝的瀘縣、內江一線地盤，其勢力向上川東及川南擴展。
1928年，蔣介石勢力尚無法直接伸入四川，就利用川軍各方對立的矛盾，從中操縱，表面上希望四川統一，實際則是以毒攻毒，從中漁利。1928年7月，蔣介石派使者來川，進一步拉攏劉湘、劉文輝，圖謀以“二劉”控制四川。9月23日，劉湘、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舉行資中會議。會議商定：劉湘任川康裁編軍隊委員會委員長，劉文輝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實際上形成了“二劉”分主四川軍、民兩政的局面。其他各部川軍將領對資中會議的分贓結果極為不滿。10月10日，楊森、李家鈺、羅澤洲、賴心輝等組織同盟軍，準備討伐劉湘。
12月10日，四川同盟各軍發出聲討劉湘通電，第二次下川東之戰爆發。由於劉湘在前期採取了有效的分化瓦解工作，戰爭爆發時，劉湘已處於有利的形勢。因此戰爭勝負很快就見分曉。1929年1月5日，劉部王陵基師攻占萬縣。同時，國民政府又免去楊森本兼各職，聽候查辦。並責令劉湘、劉文輝負責善後事宜。第二次下川東之戰以劉湘大獲全勝而結束。這一戰役之後，四川軍閥割據的形勢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劉湘占領了下川東23縣地盤，收編了楊森三萬人馬，勢力大增；劉文輝則因在第二次下川東戰爭中援助了劉湘，得到了劉湘許諾的永川以西防地，而且又兼併了賴心輝在川南的地盤。四川成了“二劉”的天下。不過， “二劉”都想爭當四川霸主，當四川其他軍閥勢力相繼被削弱以後，劉湘與劉文輝之間矛盾日益突出，兵戎相見乃遲早之事。
經過1931年與1933年的兩次 “二劉”之戰後，劉湘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勢力迅速擴展到四川80餘縣，實力進一步膨脹。1933年10月4日，劉湘就任“四川剿匪總司令”，節制川軍各部。1934年底，國民政府改組四川省政府，任命劉湘為省主席。這樣，劉湘集四川軍、政大權於一身，終於實現了“四川王”的願望。
劉湘為支持自己的軍閥戰爭在其防區內進行了殘酷的經濟掠奪，致使經濟凋敝、矛盾叢生。
劉湘所部二十一軍軍費開支龐大，並且呈逐年上升趨勢，1925年是672萬元，1928年為1269萬元，1929年為2226萬元，1932年為3623萬元。1934年高達4861萬元，是1925年軍費開支的7倍還多。〖ZW（B，7〗四川省文史研究館編：《四川軍閥史料》第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四川軍閥史料》第5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ZW)〗軍費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也常年維持在70%以上，巨額的軍費開支，只能通過強征暴斂，壓榨人民。
劉湘在二十一軍防區中，任意立稅，一稅多征，隨稅附加，一加再加和無休止的預征等，稅額繁重。在徵稅過程中，更是不擇手段，有搶稅、估稅、派墊、強索，五花八門，不一而足。劉湘所徵收的稅收中以鹽（鹽稅）、賦（田賦）、統（統稅，包括各種貨物捐稅）、特（鴉片煙稅）四大稅為大宗。
四川鹽稅，本為國稅，因收益豐厚，在軍閥割據的防區時代則成了各派軍閥爭奪的肥肉。川鹽雖產自自流井但是轉運樞紐卻在重慶。所以全川大多數經營運、銷的鹽業總號都設在重慶。劉湘利用坐擁重慶之利對鹽稅竭力榨取。在徵收鹽稅過程中，劉湘還採取一種預收鹽稅的辦法，以榨取更多的收入。這些鹽稅中有的預征兩個月、三個月，多則有七八個月的。鹽的交易還未發生竟然先上了稅，造成了“稅溢於鹽”的奇怪現象。另外就是在鹽稅上大搞各種附加，盡情盤剝。有時附加部分甚至超過了正稅。
由於中國是農業國，田賦也成了軍閥榨取的主要對象。為了滿足其日益劇增的軍費需要，劉湘在搜刮田賦的同時還採取了另外兩種手段加以榨取。一是實行田賦附加稅，即在正稅的基礎上附加各種雜稅和雜費。如所謂地方稅、自治稅、司法稅、開拔費、草鞋費、壯丁安家費、臨時補助費，等等。由於附加稅名目繁多、亂征亂派，附加部分甚至都超過了正稅。〖ZW（B，7〗匡珊吉、楊光彥主編：《四川軍閥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2頁。〖ZW)〗二是實行田賦預征。田賦預征就是把若干年後的田賦提前征了。到1935年止，劉湘二十一軍防區的田賦有的已經預徵到了1975年。
統稅又稱百貨厘金，包括五金、棉紗等大小百貨的貨物稅，以及郵包稅、印花稅、房地產稅和船捐、車轎捐、賭捐、花捐（妓女稅）等名目繁多的捐稅。由於重慶是四川最大的商埠，所以二十一軍的統稅雜捐收入比其他軍閥所征的稅額多三四倍。
劉湘為了擴大收入，竟然在防區內強令種植鴉片，並鼓勵運銷。特業（鴉片生意）竟成了重慶最大的商幫，特稅也成了僅次於統稅的主要財源之一。其手段有三種：一是向種植鴉片的農民徵收畝捐；二是徵收鴉片運銷稅；三是通過保甲辦理癮民登記，徵收癮民捐。
劉湘治下的二十一軍防區內，各類捐稅除了在徵收名目上的“苛、雜”外，還存在徵收手段的“狠”。對拖欠稅款的人，動輒捆、打、吊、押，致殘、致死不計其數。“凡二十一軍戍區糧稅，多已指派各部，紛紛派人守提，分赴回鄉催科，甚至用非刑毒打，或吊‘半邊豬’等。”〖ZW（B，7〗匡珊吉、楊光彥主編：《四川軍閥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7頁。〖ZW)〗
除了各種苛捐雜稅外，劉湘還不惜採用金融手段，濫鑄劣幣，大發鈔票，非法票據貼現，以造成金融混亂，達到大肆搜刮的目的。劉湘把持重慶的十年時間，重慶商業銀行被劉湘搜刮的資金占重慶銀行業的56%。
除了軍閥各種苛捐雜稅的掠奪外，劇烈的土地兼併和沉重的地租剝削造成了農村經濟的凋敝。土地的集中程度已經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在重慶，占人口總戶數2%的地主，竟然占據了95.6%的土地。而軍閥通過其政治強制和軍事掠奪，兼併了大量的土地，成為地主階級中擁有土地最多的新興地主。“重慶軍閥占地主總戶數的6.6%，卻占有全縣地主擁有田地的60%，占田最高的達4000畝，平均每戶占田2500畝。”〖ZW（B，7〗匡珊吉、楊光彥主編：《四川軍閥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3頁。〖ZW)〗大量無地農民只得靠充當佃戶為生。繁重的地租又是一個沉重的負擔，農民往往要把一年收成的七八成交給地主。正租之外還有各類名目繁多的副租等。
除了經濟上的掠奪造成的重重矛盾外，在政治上劉湘還進行了大量反共反人民的活動。雖然在1926年，劉湘鑒於革命形勢的發展，一度表示擁護革命，但在1927年春，劉湘一手製造了重慶“三三一”慘案，破壞中共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及其所屬各級中共組織，大肆屠殺革命民眾，在重慶先期反共，公開投靠蔣介石，鎮壓中共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組織領導的順瀘起義。此後，劉湘又成立專門的反共機構——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和清共委員會，專門從事逮捕、審訊、屠殺革命民眾和共產黨人的反動活動。在劉湘一系列反動舉措下，中共重慶地方黨組織遭受巨大破壞，中共黨員、共青團員和大批革命民眾被屠殺。據統計，從1929年到1935年6月中，劉湘共逮捕、殺害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及革命志士，竟達17000人之多。〖ZW（B，7〗周勇主編：《重慶通史》第3卷，重慶出版社2002年版，第822頁。〖ZW)〗劉湘統治重慶期間，還建立了保甲制度，將人民置於重重反動統治網路下，不允許人民有半點的自由。
（三）各階層人民對軍閥統治的反抗
劉湘在重慶實行殘酷的經濟掠奪和血腥鎮壓，激起了各階層人民的不斷反抗。1929年到1931年上半年，重慶工人鬥爭的次數比前一階段有顯著增加。據當時的雜誌《布爾什維克》統計，僅從1930年1月5日後的短短數月中，重慶即“發動了大小十五次的工人鬥爭”〖ZW（B，7〗黃淑君主編：《重慶工人運動史》，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頁。〖ZW)〗。這一時期，重慶工人鬥爭非常頻繁，既有反對剝削壓榨，爭取工人切身經濟利益的鬥爭，也有反對壓迫，爭取工人政治權利的鬥爭，以及二者相結合的鬥爭。如白毛工人要求加薪的鬥爭、渡船工人反對苛捐的鬥爭、洋服工人反對黃色工會的鬥爭、油漆工人反對清共大同盟逮捕工人領袖的鬥爭、反團閥鬥爭以及聲援被查封的《新社會日報》和《團悟日報》、爭取言論自由的鬥爭等。
由於軍閥混戰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重慶人民反對軍閥混戰的鬥爭日益高漲。1930年1月，重慶銅元局子彈廠工人開展罷工鬥爭，並在鬥爭中提出了“反對軍閥戰爭”的口號。子彈廠工人的罷工鬥爭，直接破壞了軍閥的武器生產，對封建軍閥是一個沉重打擊。“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相繼發生後，重慶工人和廣大愛國人民對於民族危機迫在眉睫卻依然混戰不休的軍閥，更加感到無比的憤慨，要求川軍停止內戰，出川抗日。1932年，重慶市及江北、巴縣工農商學各界民眾數萬人舉行“四川各界民眾督促川軍實行出兵救國請願大會”，會後數萬民眾又集合前往二十一軍軍部請願。要求劉湘“迅速率兵赴難，以盡軍人天職”〖ZW（B，7〗黃淑君主編：《重慶工人運動史》，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頁。〖ZW)〗。在這一時期的各類工人運動中，黨的領導和組織在其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不過由於重慶黨組織在這個時期受到“左”傾錯誤路線指導，過於暴露迭遭破壞。特別是在1935年後，四川黨組織基本陷於癱瘓狀態。因此工人運動始終沒有形成高潮。
由於軍閥連年混戰，大肆搜刮農民，加上土地兼併、地主的殘酷剝削，農民生活日益困苦。農村矛盾激化，農民無以為生，激烈的反抗鬥爭正在迅速醞釀。血腥的屠殺沒有嚇倒共產黨人，他們在革命低潮期間，積極組織領導農民起義，反抗軍閥的反動統治。從1928年上半年到1935年共領導武裝起義69次。〖ZW（B，7〗陳世松、賈大泉、溫賢美主編：《四川通史》第7輯，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頁。〖ZW)〗1929年冬，李鳴珂等在涪陵縣羅雲壩組建農民游擊隊，並於1930年3月發動駐涪陵的川軍郭汝棟部趙啟明（共產黨員）連起義，與農民游擊隊合編為四川工農紅軍第二路游擊隊。隨後在涪陵、豐都、武隆邊境建立了游擊根據地。在8月被敵打敗後，餘部加入到四川第三路紅軍。1929年4月，在王維舟、李家俊等的領導下，活動於萬源、城口一帶的農民自衛軍在萬源固軍壩起義，成立了川東遊擊軍。這次起義一直堅持到1930年底。1930年7月25至28日四川省軍委在江津召開全川軍支聯繫會，貫徹“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執行“集中紅軍會師武漢”計畫，決定將全省劃為五個軍區，組織十七路紅軍，然後會師重慶，進攻武漢。8月2日省委召開擴大會議，決定將黨、團、工會合併成立各級行動委員會，領導各地武裝鬥爭。在半年內省行動委員會在重慶先後發動了合川兵變、江津兵變、銅梁農民暴動等武裝鬥爭。由於條件不成熟、準備不充分、倉促起事，加上指揮失誤等原因，這些武裝鬥爭都遭到了失敗，革命力量遭到了巨大的損失。
學生運動是民眾反抗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1929年4月，由川東特委領導，共產黨員、黃埔軍校畢業生梁靖超創辦的重慶高中開學。全校有黨、團員40多人，設有黨、團支部，是黨的重要活動據點。學校採用大革命時期黃埔軍校的教學方針，公開講授和組織學習革命理論。不久劉湘就命令停辦重慶高中。師生成立護校委員會，開展護校鬥爭。後來達成協定，在南岸另辦西南學院。不到一學期，學校又遭受迫害，被迫停辦。隨後該校遷往成都，改名西南大學。1930年6月，西南大學被省會軍警團聯合辦事處查封，隨後軍警團辦事處在城內戒嚴，大肆搜捕革命師生。西南大學校委會主任梁靖超、教務長張競若被反動軍閥殺害。1929年春，重慶聯中發起反對該校校長、國家主義派分子秦某的鬥爭，最後迫使該校校長辭職。同年11月，重慶大學、巴縣師範、四川師範等校發起，正式成立重慶學生聯合會，並發表宣言，提出“打倒帝國主義、封建軍閥、買辦資本家和封建教育家”等口號，要求政治、經濟、教育一律平等，爭取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不久，二十一軍即命令各校停止學生會活動，重慶學聯被扼殺。由於黨團組織迭遭破壞，重慶的學生運動也曾一度消沉。1935年華北事變以後，民族危機空前深重。在“一二·九”運動的影響下，重慶的學生運動又出現了高潮。是年12月24日，重慶39所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代表114人集會，正式成立重慶學生救國聯合會，派出代表向當局請願，提出即日出兵收復失地、討伐叛逆、嚴懲漢奸、保障愛國學生運動等要求，遭到重慶當局壓制，被迫解散。〖BT(23〗〖ML〗二、國民黨中央勢力進入四川
一、軍閥割據下的重慶社會
（一）清末民初的重慶社會和軍閥割據局面的形成
20世紀初，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主義的壓迫日益加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中國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銳，革命一觸即發。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成功，全國回響，辛亥革命進入高潮。在革命高潮有力的推動下，重慶獨立形勢也成熟了。
在同盟會和新軍的共同努力下，重慶於1911年11月22日宣布獨立，脫離清政府統治。隨後成立了蜀軍政府，張培爵任都督，並發布一系列革命宣言，在經濟、文教方面也採取不少措施以促進社會的發展。但不久袁世凱在帝國主義和立憲派的支持下，挾反動武裝北洋軍向革命黨人誘降，迫使革命黨人妥協。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很快被袁世凱竊取。四川的辛亥革命成果，不久也被這種瀰漫全國的妥協逆流所吞沒。先是成渝兩地軍政府經過談判後決定蜀軍政府向成都的四川軍政府交權。隨後，在四川都督尹昌衡的庇護下，袁世凱的爪牙胡景伊勢力迅速崛起，談判時確定設立的重慶鎮撫府被撤銷，蜀軍都督張培爵於1915年也被袁世凱殺害。最後，尹昌衡將政權交給了胡景伊。四川辛亥革命的成果終被吞噬殆盡。
1912年，袁世凱出任民國大總統，竊取了統治中國的大權，中國從此進入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由於北洋軍閥的倒行逆施，孫中山為推動革命繼續發展，與南方各省軍人首腦聯合組成廣州政府，從而在中國形成了南北兩個政權中心。在西南，由於北洋軍閥政權的控制力有限，因此，四川各派軍閥對南北衝突採取左右逢源的騎牆態度。而在川內，他們為爭奪地盤、擴充實力，彼此爭戰不斷，滇、黔軍閥也曾乘機幾度出入四川。
1918年的靖國之役之後，靖國軍取得了反對北洋軍閥的走狗劉存厚的勝利。但在四川境內則出現了一個異常複雜的局面。既有入川的滇、黔各軍，又有劉存厚下屬各部倒戈參加護法的舊川軍，還有國民黨四川各系部隊。他們之間矛盾重重，各據一方，自行其是。為解決衝突，防區制，即四川境內各派軍閥劃區割據，在這時初步形成。四川靖國軍總司令熊克武，在既成事實面前無能為力，只得於1918年7月以劃定“各軍清鄉剿匪區域”的名義，予以承認。在1919年4月，熊克武又正式明令發表《四川靖國各軍駐防區域表》，將各派軍閥的割據之地以“防區”的名義確定下來。重慶大部分地區為靖國軍第二師師長劉湘所“駐防”。四川從此形成了軍閥割據的局面。各派軍閥在各自的駐防區域任意截留稅款、征派捐稅、委派官吏、招募軍隊，省府督軍形同虛設。
這個時期重慶的城市經濟也在緩慢地發展。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各帝國主義放鬆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為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創造了空間。重慶的紡織業、豬鬃洗房加工業等傳統的工場手工業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另外一些新的近代機器工業也開始出現。20世紀20年代，重慶採用比較先進的機器設備進行繅絲生產的企業日漸增多。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川江航運中的華資企業大量增長，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一度形成了華輪獨營的局面。不過這一時期軍閥的連年混戰也給城市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軍閥的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也使工商業者苦不堪言。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迅速席捲全國，重慶人民也積極參與到這場轟轟烈烈的愛國反帝運動中來。5月中旬，“五四”運動的訊息傳到重慶，青年學生首先行動起來。他們組織學生救國團體，並組織了大規模的遊行。青年學生的行動得到了重慶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市民的廣泛關注和支持。重慶商界和學界聯合成立了重慶商學聯合會，共同抵制日貨、提倡國貨。重慶的工人階級更是對這場愛國運動予以強力支持。重慶日商洋行、店鋪、長轎班的工人自動罷工，碼頭工人拒絕裝卸日商貨物等。重慶民眾的愛國運動有力地配合了全國的愛國鬥爭，為“五四”運動在全國取得最後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新文化運動也藉助“五四”運動的動力傳入重慶，並很快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重慶的思想文化領域頓時活躍起來，一大批宣傳新文化運動的刊物迅速發展起來，例如當時影響較大的《川東學生周刊》、《新蜀報》、《友聲》等。由於科學與民主觀念在青年學生中的廣泛傳播，重慶青年學生積極投身改造社會的實踐，參與推行四川自治運動。他們組織了學生自治會，開展一系列活動。因此四川自治運動在重慶一度聲勢頗大、影響甚廣。不過，四川的自治運動嚴重脫離廣大的工農民眾，因而隨著全川自治聯合會遷蓉以後不久即告解散，自治運動也銷聲匿跡了。
“五四”運動前後，中國一大批有志青年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1919年8月重慶成立留法勤工儉學會重慶分會，並開辦了預備學校。經過一年預備學校的學習，第一批84名留法學生在1920年8月27日乘輪離開重慶赴上海，由上海啟程前往法國。以後又有數批學生赴法勤工儉學。這些優秀青年中的不少人在歐洲學到了當時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成為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領導人，另外一些人則在實業界、學術界作出了巨大貢獻。
（二）劉湘勢力在重慶的膨脹和複雜的社會矛盾
靖國之役後，滇、黔軍閥與四川軍閥為爭奪四川，先後爆發一系列戰爭。在驅逐了滇、黔各軍後，四川軍閥內部紛爭日趨激烈。1923年冬，楊森、劉湘所部依託北洋軍閥吳佩孚的支持，相繼擊敗熊克武和劉成勛占據成都，在川軍混戰中取得了明顯優勢。
吳佩孚為了控制四川採取了扶楊抑劉的策略。吳佩孚操縱北洋政府於1924年5月26日發表楊森為督理四川軍務善後事宜（變相的督軍），而劉湘為川滇邊防督辦。劉湘被置於楊森之下。楊森當了四川督理後，軍政大權在握，野心勃勃。他為消滅各軍力量，實現統一四川的夢想，大搞擴軍備戰。1925年4月，楊森發動“統一之戰”，擊敗川軍劉成勛、劉文輝、賴心輝等部，占有川中、川南、川西等72縣。四川各派軍閥為合謀反攻楊森，聯絡黔軍袁祖銘部參加“倒楊戰爭”，並推袁為川黔聯軍總司令。7月，川黔聯軍“倒楊戰爭”爆發。10月，楊森戰敗。黔軍入川後勢力迅速膨脹，乘機四處擴張。1926年1月，袁祖銘發動“江巴事件”，將駐重慶的劉湘部逐出重慶，控制了重慶及鄰近的永川、巴縣、長壽、涪陵等縣。
劉湘對此當然不能善罷甘休，遂謀求與楊森再度合作。雙方簽訂《丙寅公約》，商定聯合對抗黔軍。由於劉湘與楊森合作，實力大增，再加上賴心輝、劉文輝也依附劉湘驅袁，黔軍袁祖銘部很快被逐出重慶，經綦江退回貴州。
黔軍退出四川後，重慶又落入劉湘掌中。從此到1935年蔣系中央勢力入川，前後10年時間，重慶為劉湘所獨占。
1926年全國政治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7月，廣東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一路勢如破竹， 9月7日，攻克武漢。北洋軍閥勢力從長江流域向北退卻。劉湘鑒於全國形勢劇變，遂於8月13日與賴心輝、劉文輝、劉成勛一道，通電回響北伐。11月27日，蔣介石任命劉湘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軍長。
劉湘在驅逐黔軍後實力大打折扣，僅剩下巴縣、江北、璧山三縣，被戲稱“巴壁虎”。劉湘為擴充實力，採取遠交近攻策略。一方面，對外依靠蔣介石，力圖爭得中央的援助來充實自己，擴充武裝。此時，蔣介石挾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自重，欲與武漢國民政府對抗，為了對付武漢政府，也需要藉助於各派軍閥力量。劉湘控制著重慶這一重要的工商業城市，所以是蔣聯合的最佳人選。1927年2月，蔣介石特任劉湘為軍事委員會委員。3月23日，蔣介石又派戴弁到重慶與劉湘聯絡。劉、蔣關係在這一時期甚為密切。另一方面，劉湘坐擁重慶，利用扼守長江交通要衝之利封鎖川中各軍，使他們不便向外購買軍械，使其坐困。
在這個策略下，劉湘的力量，蒸蒸日上。在鎮壓順瀘起義後，劉湘占領了賴心輝的瀘縣、內江一線地盤，其勢力向上川東及川南擴展。
1928年，蔣介石勢力尚無法直接伸入四川，就利用川軍各方對立的矛盾，從中操縱，表面上希望四川統一，實際則是以毒攻毒，從中漁利。1928年7月，蔣介石派使者來川，進一步拉攏劉湘、劉文輝，圖謀以“二劉”控制四川。9月23日，劉湘、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舉行資中會議。會議商定：劉湘任川康裁編軍隊委員會委員長，劉文輝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實際上形成了“二劉”分主四川軍、民兩政的局面。其他各部川軍將領對資中會議的分贓結果極為不滿。10月10日，楊森、李家鈺、羅澤洲、賴心輝等組織同盟軍，準備討伐劉湘。
12月10日，四川同盟各軍發出聲討劉湘通電，第二次下川東之戰爆發。由於劉湘在前期採取了有效的分化瓦解工作，戰爭爆發時，劉湘已處於有利的形勢。因此戰爭勝負很快就見分曉。1929年1月5日，劉部王陵基師攻占萬縣。同時，國民政府又免去楊森本兼各職，聽候查辦。並責令劉湘、劉文輝負責善後事宜。第二次下川東之戰以劉湘大獲全勝而結束。這一戰役之後，四川軍閥割據的形勢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劉湘占領了下川東23縣地盤，收編了楊森三萬人馬，勢力大增；劉文輝則因在第二次下川東戰爭中援助了劉湘，得到了劉湘許諾的永川以西防地，而且又兼併了賴心輝在川南的地盤。四川成了“二劉”的天下。不過， “二劉”都想爭當四川霸主，當四川其他軍閥勢力相繼被削弱以後，劉湘與劉文輝之間矛盾日益突出，兵戎相見乃遲早之事。
經過1931年與1933年的兩次 “二劉”之戰後，劉湘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勢力迅速擴展到四川80餘縣，實力進一步膨脹。1933年10月4日，劉湘就任“四川剿匪總司令”，節制川軍各部。1934年底，國民政府改組四川省政府，任命劉湘為省主席。這樣，劉湘集四川軍、政大權於一身，終於實現了“四川王”的願望。
劉湘為支持自己的軍閥戰爭在其防區內進行了殘酷的經濟掠奪，致使經濟凋敝、矛盾叢生。
劉湘所部二十一軍軍費開支龐大，並且呈逐年上升趨勢，1925年是672萬元，1928年為1269萬元，1929年為2226萬元，1932年為3623萬元。1934年高達4861萬元，是1925年軍費開支的7倍還多。〖ZW（B，7〗四川省文史研究館編：《四川軍閥史料》第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四川軍閥史料》第5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ZW)〗軍費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也常年維持在70%以上，巨額的軍費開支，只能通過強征暴斂，壓榨人民。
劉湘在二十一軍防區中，任意立稅，一稅多征，隨稅附加，一加再加和無休止的預征等，稅額繁重。在徵稅過程中，更是不擇手段，有搶稅、估稅、派墊、強索，五花八門，不一而足。劉湘所徵收的稅收中以鹽（鹽稅）、賦（田賦）、統（統稅，包括各種貨物捐稅）、特（鴉片煙稅）四大稅為大宗。
四川鹽稅，本為國稅，因收益豐厚，在軍閥割據的防區時代則成了各派軍閥爭奪的肥肉。川鹽雖產自自流井但是轉運樞紐卻在重慶。所以全川大多數經營運、銷的鹽業總號都設在重慶。劉湘利用坐擁重慶之利對鹽稅竭力榨取。在徵收鹽稅過程中，劉湘還採取一種預收鹽稅的辦法，以榨取更多的收入。這些鹽稅中有的預征兩個月、三個月，多則有七八個月的。鹽的交易還未發生竟然先上了稅，造成了“稅溢於鹽”的奇怪現象。另外就是在鹽稅上大搞各種附加，盡情盤剝。有時附加部分甚至超過了正稅。
由於中國是農業國，田賦也成了軍閥榨取的主要對象。為了滿足其日益劇增的軍費需要，劉湘在搜刮田賦的同時還採取了另外兩種手段加以榨取。一是實行田賦附加稅，即在正稅的基礎上附加各種雜稅和雜費。如所謂地方稅、自治稅、司法稅、開拔費、草鞋費、壯丁安家費、臨時補助費，等等。由於附加稅名目繁多、亂征亂派，附加部分甚至都超過了正稅。〖ZW（B，7〗匡珊吉、楊光彥主編：《四川軍閥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2頁。〖ZW)〗二是實行田賦預征。田賦預征就是把若干年後的田賦提前征了。到1935年止，劉湘二十一軍防區的田賦有的已經預徵到了1975年。
統稅又稱百貨厘金，包括五金、棉紗等大小百貨的貨物稅，以及郵包稅、印花稅、房地產稅和船捐、車轎捐、賭捐、花捐（妓女稅）等名目繁多的捐稅。由於重慶是四川最大的商埠，所以二十一軍的統稅雜捐收入比其他軍閥所征的稅額多三四倍。
劉湘為了擴大收入，竟然在防區內強令種植鴉片，並鼓勵運銷。特業（鴉片生意）竟成了重慶最大的商幫，特稅也成了僅次於統稅的主要財源之一。其手段有三種：一是向種植鴉片的農民徵收畝捐；二是徵收鴉片運銷稅；三是通過保甲辦理癮民登記，徵收癮民捐。
劉湘治下的二十一軍防區內，各類捐稅除了在徵收名目上的“苛、雜”外，還存在徵收手段的“狠”。對拖欠稅款的人，動輒捆、打、吊、押，致殘、致死不計其數。“凡二十一軍戍區糧稅，多已指派各部，紛紛派人守提，分赴回鄉催科，甚至用非刑毒打，或吊‘半邊豬’等。”〖ZW（B，7〗匡珊吉、楊光彥主編：《四川軍閥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7頁。〖ZW)〗
除了各種苛捐雜稅外，劉湘還不惜採用金融手段，濫鑄劣幣，大發鈔票，非法票據貼現，以造成金融混亂，達到大肆搜刮的目的。劉湘把持重慶的十年時間，重慶商業銀行被劉湘搜刮的資金占重慶銀行業的56%。
除了軍閥各種苛捐雜稅的掠奪外，劇烈的土地兼併和沉重的地租剝削造成了農村經濟的凋敝。土地的集中程度已經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在重慶，占人口總戶數2%的地主，竟然占據了95.6%的土地。而軍閥通過其政治強制和軍事掠奪，兼併了大量的土地，成為地主階級中擁有土地最多的新興地主。“重慶軍閥占地主總戶數的6.6%，卻占有全縣地主擁有田地的60%，占田最高的達4000畝，平均每戶占田2500畝。”〖ZW（B，7〗匡珊吉、楊光彥主編：《四川軍閥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3頁。〖ZW)〗大量無地農民只得靠充當佃戶為生。繁重的地租又是一個沉重的負擔，農民往往要把一年收成的七八成交給地主。正租之外還有各類名目繁多的副租等。
除了經濟上的掠奪造成的重重矛盾外，在政治上劉湘還進行了大量反共反人民的活動。雖然在1926年，劉湘鑒於革命形勢的發展，一度表示擁護革命，但在1927年春，劉湘一手製造了重慶“三三一”慘案，破壞中共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及其所屬各級中共組織，大肆屠殺革命民眾，在重慶先期反共，公開投靠蔣介石，鎮壓中共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組織領導的順瀘起義。此後，劉湘又成立專門的反共機構——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和清共委員會，專門從事逮捕、審訊、屠殺革命民眾和共產黨人的反動活動。在劉湘一系列反動舉措下，中共重慶地方黨組織遭受巨大破壞，中共黨員、共青團員和大批革命民眾被屠殺。據統計，從1929年到1935年6月中，劉湘共逮捕、殺害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及革命志士，竟達17000人之多。〖ZW（B，7〗周勇主編：《重慶通史》第3卷，重慶出版社2002年版，第822頁。〖ZW)〗劉湘統治重慶期間，還建立了保甲制度，將人民置於重重反動統治網路下，不允許人民有半點的自由。
（三）各階層人民對軍閥統治的反抗
劉湘在重慶實行殘酷的經濟掠奪和血腥鎮壓，激起了各階層人民的不斷反抗。1929年到1931年上半年，重慶工人鬥爭的次數比前一階段有顯著增加。據當時的雜誌《布爾什維克》統計，僅從1930年1月5日後的短短數月中，重慶即“發動了大小十五次的工人鬥爭”〖ZW（B，7〗黃淑君主編：《重慶工人運動史》，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頁。〖ZW)〗。這一時期，重慶工人鬥爭非常頻繁，既有反對剝削壓榨，爭取工人切身經濟利益的鬥爭，也有反對壓迫，爭取工人政治權利的鬥爭，以及二者相結合的鬥爭。如白毛工人要求加薪的鬥爭、渡船工人反對苛捐的鬥爭、洋服工人反對黃色工會的鬥爭、油漆工人反對清共大同盟逮捕工人領袖的鬥爭、反團閥鬥爭以及聲援被查封的《新社會日報》和《團悟日報》、爭取言論自由的鬥爭等。
由於軍閥混戰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重慶人民反對軍閥混戰的鬥爭日益高漲。1930年1月，重慶銅元局子彈廠工人開展罷工鬥爭，並在鬥爭中提出了“反對軍閥戰爭”的口號。子彈廠工人的罷工鬥爭，直接破壞了軍閥的武器生產，對封建軍閥是一個沉重打擊。“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相繼發生後，重慶工人和廣大愛國人民對於民族危機迫在眉睫卻依然混戰不休的軍閥，更加感到無比的憤慨，要求川軍停止內戰，出川抗日。1932年，重慶市及江北、巴縣工農商學各界民眾數萬人舉行“四川各界民眾督促川軍實行出兵救國請願大會”，會後數萬民眾又集合前往二十一軍軍部請願。要求劉湘“迅速率兵赴難，以盡軍人天職”〖ZW（B，7〗黃淑君主編：《重慶工人運動史》，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頁。〖ZW)〗。在這一時期的各類工人運動中，黨的領導和組織在其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不過由於重慶黨組織在這個時期受到“左”傾錯誤路線指導，過於暴露迭遭破壞。特別是在1935年後，四川黨組織基本陷於癱瘓狀態。因此工人運動始終沒有形成高潮。
由於軍閥連年混戰，大肆搜刮農民，加上土地兼併、地主的殘酷剝削，農民生活日益困苦。農村矛盾激化，農民無以為生，激烈的反抗鬥爭正在迅速醞釀。血腥的屠殺沒有嚇倒共產黨人，他們在革命低潮期間，積極組織領導農民起義，反抗軍閥的反動統治。從1928年上半年到1935年共領導武裝起義69次。〖ZW（B，7〗陳世松、賈大泉、溫賢美主編：《四川通史》第7輯，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頁。〖ZW)〗1929年冬，李鳴珂等在涪陵縣羅雲壩組建農民游擊隊，並於1930年3月發動駐涪陵的川軍郭汝棟部趙啟明（共產黨員）連起義，與農民游擊隊合編為四川工農紅軍第二路游擊隊。隨後在涪陵、豐都、武隆邊境建立了游擊根據地。在8月被敵打敗後，餘部加入到四川第三路紅軍。1929年4月，在王維舟、李家俊等的領導下，活動於萬源、城口一帶的農民自衛軍在萬源固軍壩起義，成立了川東遊擊軍。這次起義一直堅持到1930年底。1930年7月25至28日四川省軍委在江津召開全川軍支聯繫會，貫徹“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執行“集中紅軍會師武漢”計畫，決定將全省劃為五個軍區，組織十七路紅軍，然後會師重慶，進攻武漢。8月2日省委召開擴大會議，決定將黨、團、工會合併成立各級行動委員會，領導各地武裝鬥爭。在半年內省行動委員會在重慶先後發動了合川兵變、江津兵變、銅梁農民暴動等武裝鬥爭。由於條件不成熟、準備不充分、倉促起事，加上指揮失誤等原因，這些武裝鬥爭都遭到了失敗，革命力量遭到了巨大的損失。
學生運動是民眾反抗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1929年4月，由川東特委領導，共產黨員、黃埔軍校畢業生梁靖超創辦的重慶高中開學。全校有黨、團員40多人，設有黨、團支部，是黨的重要活動據點。學校採用大革命時期黃埔軍校的教學方針，公開講授和組織學習革命理論。不久劉湘就命令停辦重慶高中。師生成立護校委員會，開展護校鬥爭。後來達成協定，在南岸另辦西南學院。不到一學期，學校又遭受迫害，被迫停辦。隨後該校遷往成都，改名西南大學。1930年6月，西南大學被省會軍警團聯合辦事處查封，隨後軍警團辦事處在城內戒嚴，大肆搜捕革命師生。西南大學校委會主任梁靖超、教務長張競若被反動軍閥殺害。1929年春，重慶聯中發起反對該校校長、國家主義派分子秦某的鬥爭，最後迫使該校校長辭職。同年11月，重慶大學、巴縣師範、四川師範等校發起，正式成立重慶學生聯合會，並發表宣言，提出“打倒帝國主義、封建軍閥、買辦資本家和封建教育家”等口號，要求政治、經濟、教育一律平等，爭取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不久，二十一軍即命令各校停止學生會活動，重慶學聯被扼殺。由於黨團組織迭遭破壞，重慶的學生運動也曾一度消沉。1935年華北事變以後，民族危機空前深重。在“一二·九”運動的影響下，重慶的學生運動又出現了高潮。是年12月24日，重慶39所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代表114人集會，正式成立重慶學生救國聯合會，派出代表向當局請願，提出即日出兵收復失地、討伐叛逆、嚴懲漢奸、保障愛國學生運動等要求，遭到重慶當局壓制，被迫解散。〖BT(23〗〖ML〗二、國民黨中央勢力進入四川
後記
本書是經中共重慶市委批准，重慶市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的重點項目，也是重慶市2005年社會科學規劃的重點項目。
抗日戰爭時期，重慶是中國國民政府的戰時首都，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所在地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政治舞台，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遠東指揮中心，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60年來，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歷史學界就高度重視重慶抗戰史的研究。經過廣泛徵集史料，系統加工整理，陸續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史料，並在此基礎上，撰著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學術著作。這對於總結歷史經驗，探討歷史規律，弘揚民族精神，熱愛新重慶，建設新重慶，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響。
但是，迄今為止，作為中國戰時首都的重慶，還沒有一部全面記錄從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戰爭全過程，並全景式地反映在中國共產黨主張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重慶人民萬眾一心、廚仇敵愾、全民抗戰的歷史著作。這不能不是一個遺憾。因此，撰寫一部重慶抗戰史是重慶歷史學界的歷史責任，也是我們多年的願望。
我們自己對抗戰時期重慶歷史的研究開始於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們先後承擔了《近代重慶城市史》、《中共南方局史稿》、《中共中央南方局統一戰線工作歷程研究》、《紅岩精神研究》和《重慶通史》等國家、省市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的研究工作。我們的主要前期成果有《重慶通史》抗戰史部分（共16章48萬餘字，重慶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二次國共合作紀實》（包括《抗戰時期的國共合作》、《國民參政會紀實》、《重慶談判紀實》、《政治協商會議紀實》，共4題8卷500餘萬字，重慶出版社1983年至1993年陸續出版）、《重慶抗戰叢書》（16卷200餘萬字，重慶出版社1995年出版）、《重慶抗戰紀事》（2卷，重慶出版社1985年出版）、《南方局黨史資料叢書》（6卷200餘萬字，重慶出版社'1086年至1990年出版）、《回憶南方局》（2卷50萬字，重慶出版社1983年出版）、《新華日報史》（2部70萬字，重慶出版社1990、1998年出版）、《千秋紅岩》（20萬字，重慶出版社2004年版）、《見證紅岩》（70萬字，重慶出版社2004年版）、《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記》（40萬字，重慶出版社2004年版）。
除此之外，日本學界對重慶抗戰史也給予了高度的重視。2003年3月，應日本中國現代史研究會的邀請，我出席了在日本東京舉行的“重慶國民政府國際學術討論會”。這次學術討論會緣於日本“重慶國民政府研究工程”，而該工程是1995年開始實施的“近代日中關係史研究計畫”的一個重要部分，也是由日本前總理大臣村山富士主持的“日中和平友好交流計畫”的一部分。本次國際研討會由中國現代史研究會（日本）主辦，財團法人日中友好會館歷史研究評議委員會協辦，目的在於推動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闡明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國民政府之歷史作用，發展國際學術交流，特別是加強日本與中國學術界的交流與合作。以此為契機，以石島紀之為代表的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且對中國友好的日本學者們，組織了專門研究重慶抗戰史的組織。研究工作從2001年4月開始，由日中友好會館贊助開展，先後舉行了十多次研究會，發表了中間報告。鑒於此前對中國抗戰史的研究較多地集中於抗日根據地。而對以重慶為主題的綜合性研究不夠，因此，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文化等方面，開展了綜合性研究，出版了《重慶國民政府史研究》（日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4．年12月出版）等相關專著。中外學界的這些研究工作為進一步深入研究重慶抗戰歷史積累了文獻資料和基礎性成果。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按照重慶市委的部署，在這個偉大節日的前夕，我們重慶學者撰寫了《重慶抗戰史：1931—1945》這一部全景式反映以重慶為中心的區域性抗日戰爭歷史的專著，實現了重慶歷史學界多年的願望，也是我們獻給這一偉大節日的一份厚禮。
本書由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組織編寫，周勇主任主持編寫工作，陳全副主任、張魯魯處長具體協助。全書由周勇提出總體編撰方案、研究編寫大綱，並且撰寫提供了大部分初稿。參加初稿撰寫的有周勇、王鐘、余凡、羅尚義、薛新力。在此基礎上，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一處和南方局研究室、西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有關同志參加了第二稿編寫工作。參加第二稿編寫工作的人員及其承擔的工作任務是周勇（緒論），陳全、耿密、楊凌林（第一、二章），文俊（第三章），陳全、羅玉蘭（第四章），徐術（第五、十、十一章），張魯魯（第六章），羅玉蘭（第七章），李東芝（第八章），徐光煦（第九、十二章）。劉志平負責參考書目的整理和編寫。陳全統稿，周勇審定全部書稿。
本書的編著得到了重慶市委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市委副書記邢元敏給我們以具體指導，並欣然為本書作序。我們對她表示衷心的感謝！
多年來，重慶有關方面在重慶抗戰歷史的資料徵集、史料編纂、專題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在本書編寫過程中，我們參考了他們的研究成果。限於篇幅，我們沒有一一列出參考書目。重慶出版社為本書的出版給予了大力支持。在此，我們向為重慶抗戰史研究作出過重要貢獻的老領導、老前輩和專家學者以及各方面的同志們一併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謝！
由於我們學識水平有限，衷心希望專家學者和廣大讀者不吝指正！
周勇
2005年8月15日
抗日戰爭時期，重慶是中國國民政府的戰時首都，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所在地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政治舞台，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遠東指揮中心，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60年來，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歷史學界就高度重視重慶抗戰史的研究。經過廣泛徵集史料，系統加工整理，陸續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史料，並在此基礎上，撰著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學術著作。這對於總結歷史經驗，探討歷史規律，弘揚民族精神，熱愛新重慶，建設新重慶，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響。
但是，迄今為止，作為中國戰時首都的重慶，還沒有一部全面記錄從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戰爭全過程，並全景式地反映在中國共產黨主張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重慶人民萬眾一心、廚仇敵愾、全民抗戰的歷史著作。這不能不是一個遺憾。因此，撰寫一部重慶抗戰史是重慶歷史學界的歷史責任，也是我們多年的願望。
我們自己對抗戰時期重慶歷史的研究開始於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們先後承擔了《近代重慶城市史》、《中共南方局史稿》、《中共中央南方局統一戰線工作歷程研究》、《紅岩精神研究》和《重慶通史》等國家、省市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的研究工作。我們的主要前期成果有《重慶通史》抗戰史部分（共16章48萬餘字，重慶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二次國共合作紀實》（包括《抗戰時期的國共合作》、《國民參政會紀實》、《重慶談判紀實》、《政治協商會議紀實》，共4題8卷500餘萬字，重慶出版社1983年至1993年陸續出版）、《重慶抗戰叢書》（16卷200餘萬字，重慶出版社1995年出版）、《重慶抗戰紀事》（2卷，重慶出版社1985年出版）、《南方局黨史資料叢書》（6卷200餘萬字，重慶出版社'1086年至1990年出版）、《回憶南方局》（2卷50萬字，重慶出版社1983年出版）、《新華日報史》（2部70萬字，重慶出版社1990、1998年出版）、《千秋紅岩》（20萬字，重慶出版社2004年版）、《見證紅岩》（70萬字，重慶出版社2004年版）、《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記》（40萬字，重慶出版社2004年版）。
除此之外，日本學界對重慶抗戰史也給予了高度的重視。2003年3月，應日本中國現代史研究會的邀請，我出席了在日本東京舉行的“重慶國民政府國際學術討論會”。這次學術討論會緣於日本“重慶國民政府研究工程”，而該工程是1995年開始實施的“近代日中關係史研究計畫”的一個重要部分，也是由日本前總理大臣村山富士主持的“日中和平友好交流計畫”的一部分。本次國際研討會由中國現代史研究會（日本）主辦，財團法人日中友好會館歷史研究評議委員會協辦，目的在於推動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闡明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國民政府之歷史作用，發展國際學術交流，特別是加強日本與中國學術界的交流與合作。以此為契機，以石島紀之為代表的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且對中國友好的日本學者們，組織了專門研究重慶抗戰史的組織。研究工作從2001年4月開始，由日中友好會館贊助開展，先後舉行了十多次研究會，發表了中間報告。鑒於此前對中國抗戰史的研究較多地集中於抗日根據地。而對以重慶為主題的綜合性研究不夠，因此，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文化等方面，開展了綜合性研究，出版了《重慶國民政府史研究》（日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4．年12月出版）等相關專著。中外學界的這些研究工作為進一步深入研究重慶抗戰歷史積累了文獻資料和基礎性成果。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按照重慶市委的部署，在這個偉大節日的前夕，我們重慶學者撰寫了《重慶抗戰史：1931—1945》這一部全景式反映以重慶為中心的區域性抗日戰爭歷史的專著，實現了重慶歷史學界多年的願望，也是我們獻給這一偉大節日的一份厚禮。
本書由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組織編寫，周勇主任主持編寫工作，陳全副主任、張魯魯處長具體協助。全書由周勇提出總體編撰方案、研究編寫大綱，並且撰寫提供了大部分初稿。參加初稿撰寫的有周勇、王鐘、余凡、羅尚義、薛新力。在此基礎上，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一處和南方局研究室、西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有關同志參加了第二稿編寫工作。參加第二稿編寫工作的人員及其承擔的工作任務是周勇（緒論），陳全、耿密、楊凌林（第一、二章），文俊（第三章），陳全、羅玉蘭（第四章），徐術（第五、十、十一章），張魯魯（第六章），羅玉蘭（第七章），李東芝（第八章），徐光煦（第九、十二章）。劉志平負責參考書目的整理和編寫。陳全統稿，周勇審定全部書稿。
本書的編著得到了重慶市委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市委副書記邢元敏給我們以具體指導，並欣然為本書作序。我們對她表示衷心的感謝！
多年來，重慶有關方面在重慶抗戰歷史的資料徵集、史料編纂、專題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在本書編寫過程中，我們參考了他們的研究成果。限於篇幅，我們沒有一一列出參考書目。重慶出版社為本書的出版給予了大力支持。在此，我們向為重慶抗戰史研究作出過重要貢獻的老領導、老前輩和專家學者以及各方面的同志們一併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謝！
由於我們學識水平有限，衷心希望專家學者和廣大讀者不吝指正！
周勇
2005年8月15日
序言
章開沅
我對四川、對重慶常懷感恩之心，那裡是我的第二故鄉。因為從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後將近9年的時間裡，我在重慶江津國立九中學習5年，在銅梁201師603團當兵一年半，其間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遠到過今天四川的瀘州，而啟程與陸上棲息地則是重慶的朝天門碼頭。
回想在那國破家亡之際，是當地老百姓滿腔熱情接納了我們這批流離失所的小難民，他們把最尊貴的宗祠建築提供給我們作為校舍，他們從來沒有與淪陷區學生爭奪升學機會，並且把最優秀的教學骨幹穩定在國立中學。這是多么寬闊的胸懷，多么真摯的愛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後重訪江津德感壩國立九中舊址，附近居民聞風聚集，紛紛前來看望我這個“安徽學生”（當年民間暱稱），執手暢敘半個世紀以前往事情緣。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糧和四川、重慶老百姓大愛的哺育下長大的啊！這是我終生難忘的回憶。
當然，這八九年更為重要的回憶是抗戰，抗戰是這個歷史時期出現頻率最高的詞語。抗戰涵蓋一切，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記得在重慶大轟炸最頻繁的那些歲月，連許多餐館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彈湯”，即榨菜雞蛋湯。……歷史是記憶組成的，個人的記憶匯聚成為群體的記憶，群體的記憶匯聚成為民族的乃至人類的記憶。記憶不僅由文字語言承載，也保存於各種有形的與無形的、物質的與非物質的文化遺產之中。歷史學者應該是文化遺產的守望者，但這絕非是歷史學者單獨承擔的責任，而應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因此，我對《中國抗戰大後方歷史文化叢書》編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戰爭是整箇中華民族（包括海外僑胞與華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義戰爭。自從19世紀30年代以來，中國曆次反侵略戰爭都是政府主導的片面戰爭，由於反動統治者的軟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發動廣大人民民眾，所以每次都慘遭失敗的結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戰爭，由於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長期內戰的國共兩大政黨終於經由反覆協商達成第二次合作，這才能夠實現史無前例的全民抗戰，既有正面戰場的堅守嚴拒，又有敵後抗日根據地的英勇殺敵，經過長達8年艱苦卓絕的壯烈抗爭，終於贏得近代中國第一次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我完全同意《中國抗戰大後方歷史文化叢書》的評價：“抗日戰爭的勝利成為了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振興的重大轉折點，為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礎。”
中國的抗戰，不僅是反抗日本侵華戰爭，而且還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在“脫亞入歐”方針的誤導下，逐步走上軍國主義侵略道路，而首當其衝的便是中國。經過甲午戰爭，日本首先占領中國的台灣省，隨後又於1931年根據其既定國策，侵占中國東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滿蒙”為政治軍事基地妄圖滅亡中國，獨霸亞洲，並且與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國家中最早在亞洲發起大規模侵略的戰端，而中國則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戰爭的先驅。及至1935年日本軍國主義通過政變正式成為法西斯國家，兩年以後更瘋狂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由於日本已經與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羅馬—東京”軸心，所以中國的全面抗戰實際上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並且曾經是亞洲主戰場的唯一主力軍。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電》所說：“我們與你們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線上。”即使在“二戰”全面爆發以後，反法西斯戰爭延展形成東西兩大戰場，中國依然是亞洲的主要戰場，依然是長期有效抗擊日本侵略的主力軍之一，並且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極其重要的貢獻。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凱旋門正好碰見“二戰”老兵舉行盛大遊行慶祝法國光復。經過接待人員介紹，他們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願從軍，便熱情邀請我與他們合影，因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戰士。我雖感光榮，但卻受之有愧，因為作為現役軍人，未能決勝於疆場，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國老兵非常尊重中國，這是由於他們曾經投降並且亡國，而中國則始終堅持英勇抗戰，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贏得最後勝利。儘管都是“二戰”的主要戰勝國，畢竟分量與地位有所區別，我們千萬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戰。
重慶在抗戰期間是中國的戰時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戰”全面爆發以後更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遠東指揮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貢獻與歷史地位。然而由於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對於抗戰期間重慶與大後方的歷史研究長期存在許多不足之處，至少是難以客觀公正地反映當時完整的社會歷史原貌。現在經由重慶學術界倡議，並且與全國各地學者密切合作，同時還有日本、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等外國學者的關懷與支持，共同編輯出版《中國抗戰大後方歷史文化叢書》，堪稱學術研究與圖書出版的盛事壯舉。我為此感到極大欣慰，並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學者投入此項大型文化工程，以求無愧於當年的歷史輝煌，也無愧於後世對於我們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衛戰爭期間，作為現役軍人而未能親赴戰場，是我的終生遺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說曾經是抗戰老兵。然而，我畢竟是這段歷史的參與者、親歷者、見證者，仍願追隨眾多中外才俊之士，為《中國抗戰大後方歷史文化叢書》的編纂略盡綿薄並樂觀其成。如果說當年守土有責未能如願，而晚年卻能躬逢抗戰修史大成，豈非塞翁失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經是抗戰勝利65周年，我仍然難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歡之夜，數十萬人湧上街頭，那鞭炮焰火，那歡聲笑語，還有許多人心頭默誦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詩：“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即以此為序。
庚寅盛暑於實齋
我對四川、對重慶常懷感恩之心，那裡是我的第二故鄉。因為從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後將近9年的時間裡，我在重慶江津國立九中學習5年，在銅梁201師603團當兵一年半，其間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遠到過今天四川的瀘州，而啟程與陸上棲息地則是重慶的朝天門碼頭。
回想在那國破家亡之際，是當地老百姓滿腔熱情接納了我們這批流離失所的小難民，他們把最尊貴的宗祠建築提供給我們作為校舍，他們從來沒有與淪陷區學生爭奪升學機會，並且把最優秀的教學骨幹穩定在國立中學。這是多么寬闊的胸懷，多么真摯的愛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後重訪江津德感壩國立九中舊址，附近居民聞風聚集，紛紛前來看望我這個“安徽學生”（當年民間暱稱），執手暢敘半個世紀以前往事情緣。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糧和四川、重慶老百姓大愛的哺育下長大的啊！這是我終生難忘的回憶。
當然，這八九年更為重要的回憶是抗戰，抗戰是這個歷史時期出現頻率最高的詞語。抗戰涵蓋一切，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記得在重慶大轟炸最頻繁的那些歲月，連許多餐館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彈湯”，即榨菜雞蛋湯。……歷史是記憶組成的，個人的記憶匯聚成為群體的記憶，群體的記憶匯聚成為民族的乃至人類的記憶。記憶不僅由文字語言承載，也保存於各種有形的與無形的、物質的與非物質的文化遺產之中。歷史學者應該是文化遺產的守望者，但這絕非是歷史學者單獨承擔的責任，而應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因此，我對《中國抗戰大後方歷史文化叢書》編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戰爭是整箇中華民族（包括海外僑胞與華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義戰爭。自從19世紀30年代以來，中國曆次反侵略戰爭都是政府主導的片面戰爭，由於反動統治者的軟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發動廣大人民民眾，所以每次都慘遭失敗的結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戰爭，由於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長期內戰的國共兩大政黨終於經由反覆協商達成第二次合作，這才能夠實現史無前例的全民抗戰，既有正面戰場的堅守嚴拒，又有敵後抗日根據地的英勇殺敵，經過長達8年艱苦卓絕的壯烈抗爭，終於贏得近代中國第一次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我完全同意《中國抗戰大後方歷史文化叢書》的評價：“抗日戰爭的勝利成為了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振興的重大轉折點，為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礎。”
中國的抗戰，不僅是反抗日本侵華戰爭，而且還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在“脫亞入歐”方針的誤導下，逐步走上軍國主義侵略道路，而首當其衝的便是中國。經過甲午戰爭，日本首先占領中國的台灣省，隨後又於1931年根據其既定國策，侵占中國東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滿蒙”為政治軍事基地妄圖滅亡中國，獨霸亞洲，並且與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國家中最早在亞洲發起大規模侵略的戰端，而中國則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戰爭的先驅。及至1935年日本軍國主義通過政變正式成為法西斯國家，兩年以後更瘋狂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由於日本已經與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羅馬—東京”軸心，所以中國的全面抗戰實際上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並且曾經是亞洲主戰場的唯一主力軍。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電》所說：“我們與你們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線上。”即使在“二戰”全面爆發以後，反法西斯戰爭延展形成東西兩大戰場，中國依然是亞洲的主要戰場，依然是長期有效抗擊日本侵略的主力軍之一，並且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極其重要的貢獻。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凱旋門正好碰見“二戰”老兵舉行盛大遊行慶祝法國光復。經過接待人員介紹，他們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願從軍，便熱情邀請我與他們合影，因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戰士。我雖感光榮，但卻受之有愧，因為作為現役軍人，未能決勝於疆場，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國老兵非常尊重中國，這是由於他們曾經投降並且亡國，而中國則始終堅持英勇抗戰，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贏得最後勝利。儘管都是“二戰”的主要戰勝國，畢竟分量與地位有所區別，我們千萬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戰。
重慶在抗戰期間是中國的戰時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戰”全面爆發以後更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遠東指揮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貢獻與歷史地位。然而由於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對於抗戰期間重慶與大後方的歷史研究長期存在許多不足之處，至少是難以客觀公正地反映當時完整的社會歷史原貌。現在經由重慶學術界倡議，並且與全國各地學者密切合作，同時還有日本、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等外國學者的關懷與支持，共同編輯出版《中國抗戰大後方歷史文化叢書》，堪稱學術研究與圖書出版的盛事壯舉。我為此感到極大欣慰，並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學者投入此項大型文化工程，以求無愧於當年的歷史輝煌，也無愧於後世對於我們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衛戰爭期間，作為現役軍人而未能親赴戰場，是我的終生遺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說曾經是抗戰老兵。然而，我畢竟是這段歷史的參與者、親歷者、見證者，仍願追隨眾多中外才俊之士，為《中國抗戰大後方歷史文化叢書》的編纂略盡綿薄並樂觀其成。如果說當年守土有責未能如願，而晚年卻能躬逢抗戰修史大成，豈非塞翁失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經是抗戰勝利65周年，我仍然難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歡之夜，數十萬人湧上街頭，那鞭炮焰火，那歡聲笑語，還有許多人心頭默誦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詩：“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即以此為序。
庚寅盛暑於實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