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王廷相評傳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王廷相評傳》是2011年4月1日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高令印、樂愛國。

基本介紹

• 書名：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王廷相評傳
• 作者：高令印 樂愛國
• 出版社：南京大學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1年4月1日
• 頁數：342 頁
• 定價：45 元
• 開本：16 開
• ISBN：9787305060885
• 外文名：A Critical Biography of Wang Tingxiang
• 語種：簡體中文

圖書簡介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王廷相評傳》全面系統地論述了王廷相的生平事跡和其元氣本體論、無神論、心性論、認識論、道德論以及政治、經濟、科學、歷史、文學等思想，並對其歷史地位作了評價。《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王廷相評傳》中王廷相是明代中葉卓越的思想家。他在明代社會逐漸走向衰落、程朱理學一統天下、王守仁心學剛剛興起之際，批判程朱理學和王守仁心學嚴重脫離社會實際，倡導“為有用之學”和“治己之學”，以成就“內聖外王之業”，並且繼承和發展了張載的氣本論，確立了自己的與程朱理學、王守仁心學相抗衡的氣學思想體系。

內容簡介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王廷相評傳》以王廷相的言論和史實為依據，敘議相輔，傳評結合，突出其思想特色和時代價值，反映出王廷相研究的現時代水平，具有較高的學術文化價值。

作者簡介

高令印，1935年11月生，山東省陽穀縣人。先後於1960、1964年畢業於廈門大學歷史學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研究班。畢業後執教於廈門大學，現任該校教授。主要研究朱子學，講授中國哲學等。發表文章150多篇，出版專著《福建朱子學》、《朱熹事跡考》、《閩學概論》、《李退溪與東方文化》、《中國文化綱要》等，部分被國外譯成外文，獲韓國“第四屆退溪學國際學術獎”。

樂愛國，1955年11月生，浙江省寧波市人。1983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1986年在復旦大學獲哲學碩士學位；此後，一直在廈門大學從事中國哲學與文化、科學技術哲學的教學和研究。現為廈門大學哲學系講師。已發表論文有《管子與古代數學》、《朱熹格物致知論的科學精神及其歷史作用》等30餘篇。

圖書目錄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序

第一章 經歷事跡和學術活動

一、經歷事跡

（一）世系和早年求學

（二）前期政事

（三）督學興教

（四）功成名就

二、學術活動

（一）學術背景

（二）學術歷程

（三）著作輯刊

第二章 元氣本體論

一、太極即元氣

（一）太極太虛與元氣

（二）元氣之上無物無道無理

二、陰陽即元氣

（一）陰陽為造化之橐鑰

（二）陰陽相待不離

（三）陰陽有偏盛

三、五行皆出自元氣之種

四、物虛實皆氣

（一）有形無形皆氣

（二）氣有聚散無滅息

五、理根於氣

（一）氣為理本理乃氣載

（二）氣一理一氣萬理萬

（三）道隨氣變與不變

第三章 無神論

一、元氣之上無主宰

（一）天即自然

（二）祥異非必君政所致

（三）天人相勝

二、神必藉形氣而有

三、駁斥世俗迷信

（一）占星卜筮

（二）讖緯神學

（三）五行術數

（四）鬼神巫術

（五）輿地風水

（六）占夢析夢

四、神道設教論

第四章 心性論

一、性與氣相資

（一）性生於氣

（二）對性即理的批判

二、性有善惡之雜

（一）氣之清濁與性之善惡

（二）對性善說的評析

（三）人之性成於習

三、心統性情

第五章 認識論

一、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

（一）天性與人道

（二）見聞與思慮

二、格物致知論

三、知行論

（一）知行兼舉

（二）行得一事即知一事

第六章 道德論

一、無欲者作聖之要

二、涵養與致知

三、動靜交養

第七章 政治思想

一、以民為本

二、修舉紀綱

（一）居重以馭輕

（二）治國其事簡

（三）戡禍定亂資於兵

（四）以夷治夷

三、任賢使能

第八章 經濟思想

一、農本

二、節儉率天下

三、救荒之策

第九章 科學思想

一、天文曆法

（一）渾蓋合一論

（二）對天象的觀測與研究

（三）歲差考

二、地學與生物學

三、音律學

第十章 歷史觀

一、道無定在

二、理勢必至

第十一章 文學思想

一、崇古論

二、文以闡道

三、無意於為文

四、詩貴意象透瑩

第十二章 歷史地位和影響

一、歷史地位

（一）經世致用之學的開拓者

（二）明代氣學的重要代表

（三）建樹頗多的學問家

二、社會影響

（一）著作的流傳

（二）後世的評說

（三）王廷相與吳廷翰的氣學

（四）《明儒學案》對王廷相的評論

結束語

主要參考書目

索引

人名索引

詞語索引

文獻索引

後記

後記

我們應邀撰寫這部《王廷相評傳》，前後用了兩三年的時間。其間，我們廣泛蒐集資料，閱讀了大量有關的研究成果。我們長期致力於朱子學和科技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這部書的撰寫，不僅使我們基本掌握了王廷相以至明中葉的思想學術，也加深了對朱子學和科技哲學史的認識，拓寬了學術視野，提高了學術水平。

關於王廷相的研究，早年張岱年先生、侯外廬先生等曾作過深入細緻的探討，提出基本觀點和研究方向。繼之，一些中國哲學史的著作均列有專門章節，論述王廷相的哲學思想，並對其歷史地位予以較高的評價。八十年代以來，葛榮晉教授在研究王廷相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果卓越，先後有《王廷相生平學術編年》、《王廷相和明代氣學》等專著問世，全面系統地研究了王廷相及其學術思想，使王廷相的研究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我們與葛教授是摯友，曾得其所贈著述多種，對於我們撰寫這本書幫助很大，較多地參考了其蒐集整理的資料和研究的成果。在這裡我們向葛教授致以敬意！我們也力圖在已取得的學術成就的基礎上作出新的開拓，提出新見解，體現出自己的學術特色，把王廷相及其思想的研究再向前推進一步。我們的這個願望，由於學識淺薄，恐難於實現，且舛誤難免，祈請專家們指正。

本書的基本框架和綱目主要是由高令印擬出，經我們反覆討論確定的。高令印撰寫第一章；其餘各章由樂愛國撰寫。在寫作過程中，我們經常討論，互相交換意見。全書稿寫成後，又經我們全面討論，做了多方面的修改和補充，最後由高令印定稿。

在本書的寫作初期，廈門大學哲學系許共城副教授曾參與一些工作，討論過提綱、體系。在寫作過程中，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蔣廣學教授、復旦大學哲學系潘富恩教授等作了多方面的具體指導；初稿寫出後，審閱了全書稿，提出許多寶貴的修改補充意見，對本書學術質量的提高起了重大作用。另外，陳振教授、陳效鴻教授等也給予多方面的很大幫助。特此鳴謝。

著 者

1998年元旦於廈門大學

序言

偉大的中華民族在長達五千年連綿不斷的曲折發展過程中，像滾滾東流的長江那樣，以磅礴之勢，衝破了重重險阻，奔騰向前，現在更以嶄新面貌，雄姿英發，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奇蹟。產生這一奇蹟有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勤勞、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長期的生產活動、社會活動、思維活動和對外交往以及抗擊外來侵略過程中，逐漸創造、積累、發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內在思想活力為核心的優秀傳統思想文化。這是一種偉大、堅強的精神支柱，是我們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歷史留給我們所有海內外炎黃子孫引以自豪的無價之寶。

當然，和各國各種不同傳統思想文化一樣，在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傳統中，也是既有精華，又有糟粕，因而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不對；一知半解、信口開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對。鄭重而嚴肅的態度應該是對它進行實事求是的科學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繼承和弘揚這份瑰寶，振興中華，造福人類。人類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就是在不斷去粗取精、繼往開來和改革創新過程中實現的。繼往是為了開來，開來不能離開繼往。民族虛無主義和復古主義，都是違背歷史發展的辯證規律的。

現在我們國家正處在一個新的繼往開來邁向四化的關鍵時刻。繼往就是繼民族優秀傳統之往，開來就是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來。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從廣度和深度上進行系統研究，實現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繼往開來必須完成的緊迫任務。我認為這是中國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學術界、理論界義不容辭的光榮職責。但面對這一時間上長達五千年，內容上涉及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等各個領域的傳統思想文化，將從何著手呢?毛澤東同志早在1938年就說過：“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是很有遠見而又切合實際的英明建議。從孔子到孫中山這兩千餘年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文化最豐富的時期，如果總結了這段歷史，也就基本上總結了五千年傳統思想文化的主要內容。當然，基本上不等於全部。孔子以前和孫中山以後的情況，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認為首先最好是在時間上從孔子開始到孫中山為止，方法上採取《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的形式作為實現這一任務的開端。這就是從這段歷史的各個時期、各個領域和各個學科(包括文、史、哲、經、教、農、工、醫、政治等等)有傑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選二百餘人作為傳主(一般為一人一傳，少數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傳)，通過對每個傳主的評述，從各個側面展現那些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業績，從而以微見著、由具體到一般地勾勒出這段歷史中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總體面貌，揭示其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的主要內涵，以利於開門見山、引人入勝地批判繼承、古為今用，也為進一步全面系統地總結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打下基礎。自從毛澤東同志提出上引建議後，半個世紀以來，不少專家學者已從各個方面作了許多工作，但對全面完成這個任務來說還遠遠不夠，還要在深度和廣度上繼續努力。作為“拋磚引玉”，本《叢書》只是這個繼續努力所應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叢書》凡二百部，約四千萬言，自1990年開始陸續出版，爭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齊。

《叢書》所以用“中國思想家評傳”命名，主要是考慮到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內在思想活力，而歷史事實也反覆證明，凡是在各個不同時代不同領域和學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自覺或不自覺地認識和掌握了該領域事物發展規律的具有敏銳思想的人。他們取得成就的大小，取決於思想上認識和反映這些規律的程度如何。思想並非先驗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這些規律，主要是通過社會實踐和對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鑑和繼承。思想一旦形成，反過來在一定程度上又對實踐起決定性指導作用。韓愈說的“行成於思，毀於隨”，列寧說的“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這些話，雖所處時代和所持立場不同，所要解決的問題的性質也不同，但就認識論中思與行、理論(思想的高度概括)與實踐的關係而言，確有相通之處，即都強調思想對實踐的指導意義和作用。因此我們以“中國思想家評傳”命名，就是力圖抓住問題的核心，高屋建瓴地從思想角度去評述歷史人物，以便對每個傳主在他所處時代的具體情況下，如何在他所從事的領域中，克服困難，施展才華，取得成功，做出貢獻，從思想深處洞察其底蘊。歷史上各個時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關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闡述自己思想觀點的論著雖亦不少，但大量的則是其思想既來自實踐(包括對前人、他人實踐經驗的吸取)、又滲透在自己創造性實踐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業績和事功上，而沒有留下論著。另一些人卻只留下著作而無其他功績，對這些人來說，他那些有價值的著作就理所當然地是他的偉大業績和事功。如果論述一個人的思想而不聯繫他的業績(包括著作)，必將流於空洞的抽象；同樣，如果只講一個人的具體業績而不結合他的思想活動，又必將成為現象的羅列。評價思想和評價業績，兩者不應偏廢。而不斷在實踐中豐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則是經常起主導作用的因素，強調這個因素，引起人們的正視和反思，正是我們的主旨和目的。當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實踐家，都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繫的不同概念，忽視這一點是不對的。《叢書》的重點則是放在兩者的聯繫和結合上。至於如何使兩者很好聯繫和結合而又著意於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種方式表達，則自當由作者根據傳主的具體情況創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從人類歷史上產生了馬克思主義，不僅全人類解放和發展有了劃時代的明確方向，學術研究也有了更嚴密的科學方法，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根據這一科學方法，在研究和總結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特別是聯繫到《叢書》的撰著時，我認為下列幾點應特別引起重視。

一、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實事求是是貫串在馬克思實際活動和理論研究中的主線，離開了它也就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只有切實掌握了客觀情況，才能得出正確的認識和判斷。前者為“實事”，後者為“求是”，二者相結合，就叫實事求是。事不實則非夸即誣。為了弄清情況，就必須對情況的本質與現象、整體與局部、真與偽、精與粗，作出區別、梳理和取捨，這樣才能掌握情況的實質，達到“實事”的要求；然後進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觀臆測的假象，並驗證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類歷史前進方向，是否反映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的發展規律，這樣才能得出正確的認識和判斷，達到“求是”的要求。實事求是是治學的基本功夫，是對每個傳主的功、過、是、非作出公正評價的必要前提。不論古今中外，對歷史人物過高或過低的不公正評價，大都由於未能認真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的緣故。

二、堅持批判繼承的原則。馬克思主義學說就是批判的學說，而批判是為了繼承、發展和創新。這就需要我們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既要繼承發揚傳主業績和思想中的積極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極因素。凡傳主業績和思想中體現了諸如愛國主義、民主意識、科學見解、藝術創造和艱苦奮鬥、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歷史前進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諸方面有顯著成就等積極因素者，必須滿腔熱情地加以繼承和弘揚，並緊密結合當前社會主義建設實際，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風；凡反映有諸如封建迷信、專制獨裁、愚昧落後、喪失民族尊嚴和違背科學進步等消極因素者，必須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極影響，而消極因素經過徹底批判後可轉化為有益的教訓；凡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相混者，更當加以認真清理和揚棄，既發揚其積極因素又摒棄其消極因素。我們力求一點一滴、切實認真地探索各個傳主思想和業績中珍貴的積極因素，使之成為全國各族人民正在從事的繼往開來偉大歷史工程的組成部分。

三、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原則。“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是發揚學術民主、促進學術繁榮的正確原則和巨大動力。前者強調一個“齊”字，後者強調一個“爭”字，是表示學術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兩種不同狀態；前者突出的是統一與和諧，後者突出的是區別與爭論；兩種狀態又統一於不斷地相互促進和相互補充、轉化的持續發展提高過程之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原則體現在撰著評傳時，應從“齊放”和“爭鳴”出發，綜合中外各個時期對有關傳主的不同評價，吸取符合客觀存在的對的東西，摒棄其違反客觀存在的不實的東西，然後創造性地提出經過自己獨立思考的、趕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時，對整個《叢書》而言，也有個共性、個性又統一又區別的問題。這就是二方面作者應把“實事求是”、“批判繼承”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幾點作為大家的共性(統一與共識)；另一方面，對每部評傳的立意、結構和行文(文體、文風和文采等)，則主要是作者的創造性思維勞動和雅俗共賞的文字表達藝術的成果，是彼此的個性(區別)，不宜也不應強求一律。評傳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發揚這一個性，力求在對每一傳主的評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積極因素，使之和正在變革中國面貌的偉大社會主義建設實踐融為一體，豐富其內容，促進其發展，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對傳主思想業績的一般性詮釋上。

我認為，以上三點大體上可以表達《叢書》所遵循的主要指導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感謝所有關心和支持《叢書》工作的單位和個人，特別感謝《叢書》的名譽顧問和學術顧問。他們的熱情關心、支持和指教，使《叢書》工作得以順利進行。更要感謝所有承擔評傳撰著任務的老中青學者，他們都以嚴謹的治學態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對學術，對民族，對歷史負責的研究成果。沒有他們的積極合作，《叢書》工作的開展是不可能的。《叢書》副主編和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學出版社，在制定《叢書》規劃，約請和聯繫國內外學者，審定書稿以及籌劃編輯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難，做了大量工作，他們的辛勤勞動是《叢書》能按預定計畫出版的必要前提。

現在《叢書》開始出版了，我作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於使命感而醞釀已久的構想終於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實現，心情怡然感奮，好象回到了青年時代一樣，體會到“不知老之將至”的愉悅，並以這種愉悅心情等待著《叢書》最後一部的問世；特別盼望看到它在繼承中華民族傳統思想文化的珍貴遺產方面，在激勵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愛國主義思想方面，在促進當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繼往開來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歷史性偉大事業中，能起到應有的作用。我以一顆耄耋童心，默默地祝願這一由一批老中青優秀學者經長年累月緊張思維勞動而作出的集體性學術成果能發出無私的熠熠之光，緊緊伴照著全民族、全人類排除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障礙，走向和平、發展、繁榮、幸福的明天!

熱誠歡迎國內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賜教，以匡不逮。是為序。

1990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