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文化大系:楚辭評註》是2014年1月1日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的一本圖書,作者是湯漳平。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目錄,序言,
內容簡介
“楚辭”又稱“楚詞”,是戰國時代的偉大詩人屈原創造的一種詩體。作品運用楚地(今兩湖一帶)的文學樣式、方言聲韻,敘寫楚地的山川人物、歷史風情,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漢代時,劉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襲屈賦”的作品編輯成集,名為《楚辭》,成為繼《詩經》以後,對我國文學具有深遠影響的一部詩歌總集。
作者簡介
湯漳平,男,漢族,福建雲霄人,曾任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州學刊》副主編、社長,中國屈原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詩經學會理事,河南省美學學會秘書長。1993年10月被授予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
目錄
前言
屈原作品
離騷
九歌
東皇太一
東君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天問
九章
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迴風
卜居
漁父
招魂
宋玉作品
九辯
屈原作品
離騷
九歌
東皇太一
東君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天問
九章
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迴風
卜居
漁父
招魂
宋玉作品
九辯
序言
繼《詩經》成書三百年後,地處南方的楚國產生了一種新的詩體,人們稱之為“楚辭”。西漢時期,人們將所有流傳的楚辭作品收集起來,加上當時人主要為紀念屈原而寫的部分擬騷作,整理成書,這便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二部詩歌總集——《楚辭》。從此,《詩經》和《楚辭》就成了中國詩歌史上最重要的兩座豐碑,因而,也是中國詩歌之祖。南朝的著名文學家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論》中,對幾百年間詩歌創作狀況進行逐一評論之後說:“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飆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風》即《詩經》中的“國風”,代指《詩經》;《騷》即《離騷》,代指《楚辭》。這句話的意思是,不管後代詩歌如何發展,追尋其根源,不是出於《詩經》,便是出於《楚辭》。
時隔三百年之久的兩種詩歌,卻並稱於世,有其特殊的原因。一是從產生的地域看,《詩經》中的作品,除二《南》(即《周南》和《召南》)外,都產生於中原各國,二《南》中的詩篇,雖有部分出自江漢一帶,但也多有黃河流域的詩。而《楚辭》作品,全部產生於長江流域的南方,因此,兩部詩集有北方文學與南方文學地域之不同。二是從創作主體看,《詩經》中的作品,除《雅》《頌》外,主要是各地採集的民歌,經王朝樂官的統一整理後,已帶有明顯的政治教化的目的。而《楚辭》中的作品,主要是屈原個人的抒情之作,從而開啟了我國詩歌以作家詠懷抒情為主的基調。三是創作風格明顯的區別,《詩經》中的作品,主要採用寫實的創作手法,人們或稱之為現實主義的作品。而《楚辭》中的作品,由於作者的構思獨特,想像神奇,上天入地,指揮天帝,役使百神,使作品充滿浪漫氣氛,因而人們指其為浪漫主義的作品。四是詩的創作形式不同,《詩經》中的作品,多以四言句式寫成,篇幅較短,且多重章疊韻。而《楚辭》作品,雖也有部分為四言,但更多採用的卻是雜言句式,詩行句中或句末有規律地使用“兮”字作為連線詞或語氣詞,篇幅也更長。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曾說,《楚辭》作品“較之於《詩》,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這兩部詩集所形成的不同風格,為歷代詩人所共同追求和效仿。時至今日,當我們談及文學的繼承性、文學的民族傳統時,依然上溯到《詩經》與《楚辭》。從這點上說,它們所產生的藝術魅力,確實是超越時空界限的。
作為一種文學現象,楚辭的產生,有其必然性與偶然性。所謂必然性,是戰國時代的社會大環境,思想潮流,時代氛圍,它們共同為楚辭的產生創造了一定的外部條件。這其中,當然和楚國的興起與楚文化的繁榮關係更為密切。而所謂的偶然性,是指屈原的產生有其特殊性。人們經常說,偉大的時代不一定就能產生偉大的作家和作品,而只有時代驕子的出現,才能發揮特殊作用,產生驚世之作。這樣的作品,既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化代表符號,又是流芳百世的藝術瑰寶。在中國文學史上還沒有哪位作家能像屈原一樣,把自己的名字同一個時代的文學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自春秋而進入戰國,中國社會發生了激烈的變動,“五侯爭霸”已成歷史的記憶,“尊王攘夷”的口號也成了空谷迴響。秦、楚、齊、燕、韓、趙、魏七雄紛爭,逐鹿中原,他們都希望通過實行變法,富國強兵,進而吞併其他諸侯,一統中國。兩百多年間,他們在這一時代大舞台上演出了中國歷史上最為紛繁、最為壯觀、最為慘烈的時代悲喜劇。而楚國,便是這場悲喜劇重要的演出場地之一。
誕生於這一特殊時代的屈原,有其特殊的人生經歷。司馬遷在《史記·屈賈列傳》中一開頭就對屈原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作了簡括的介紹: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
其後便寫了屈原奉令起草憲令,上官大夫奪稿不得後,在懷王前造謠言挑撥離間,使得“王怒,而疏屈平”的經過。爾後,屈原被趕出楚統治集團的核心,先任三間大夫,繼而被放流於漢北。懷王執政後期,一度被召回。但當懷王被秦所騙,入武關,拘於秦並終客死於秦後,懷王的兒子頃襄王繼位,以其弟子蘭為令尹,屈原不為所容,被放逐於江南的沅、湘、洞庭一帶,時間長達二十餘年。根據《九章》中的《哀郢》一詩,研究者多認為屈原之死,與頃襄二十一年(前278)秦將白起拔郢,楚國君臣倉皇出逃有關。在看到國勢一蹶不振,自己終生追求的美政理想已成泡影,而秦軍直下自己的流亡地五湖、洞庭一帶時,屈原終於決心以身殉國,自沉於汨羅。
屈原從被疏到沉江,其間長達三十餘年。在痛苦的遭遇中,在身受不公平的待遇、冤情不能自白的情況下,他拿起筆,創作了大量的詩篇。後人將其作品收集成書,取名為《楚辭》。據班固《漢書·藝文志》載:“屈原賦二十五篇。”現今保存於《楚辭》中署名屈原的作品大致與此相當(雖然在其真偽方面認識有分歧)。也就是說傳世較早的屈原作品,多數應是流傳下來了。
屈原在繼承傳統文化的基礎上,融合南北文化的特色,站在時代的前列,用熾熱的感情、赤子般的真誠,寫下一首首感天動地的詩篇,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最享盛譽的愛國詩人。他的詩篇,是以生命寫就的,因而具有強烈的藝術震撼力。
屈原逝世後,楚國有宋玉、唐勒、差景等,也都“好辭而以賦見稱”。唐勒和景差的作品,沒有流傳下來(《楚辭》中之《大招》,也有人認為是景差所作,但無證據)。但是,宋玉卻尚有十幾篇作品流傳至今,其中一篇為《九辯》,保存在《楚辭》一書中,另一篇《招魂》,雖署名作者為宋玉,但今人多據《史記·屈賈列傳》中司馬遷的贊語,認為是屈原所作。所以宋玉流傳至今的作品最多是賦作,它們分別保存於昭明太子《文選》(五篇)、《古文苑》(六篇)。20世紀80年代前,中國文學史研究者多認為像傳世的宋玉賦那樣成熟的賦作,不可能在先秦時期出現,因而被判定為後人託名之作,很少有人進行研究。但是,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先秦古籍,其中有《唐勒賦》(今研究者多認為應名為《御賦》)殘簡,經研究,其作品形態、文字風格,均與傳世的宋玉賦相似,由此推翻了傳世宋玉賦均為偽作的說法。近二十年來,宋玉辭賦研究,已成為先秦文學研究中的新熱點。
時隔三百年之久的兩種詩歌,卻並稱於世,有其特殊的原因。一是從產生的地域看,《詩經》中的作品,除二《南》(即《周南》和《召南》)外,都產生於中原各國,二《南》中的詩篇,雖有部分出自江漢一帶,但也多有黃河流域的詩。而《楚辭》作品,全部產生於長江流域的南方,因此,兩部詩集有北方文學與南方文學地域之不同。二是從創作主體看,《詩經》中的作品,除《雅》《頌》外,主要是各地採集的民歌,經王朝樂官的統一整理後,已帶有明顯的政治教化的目的。而《楚辭》中的作品,主要是屈原個人的抒情之作,從而開啟了我國詩歌以作家詠懷抒情為主的基調。三是創作風格明顯的區別,《詩經》中的作品,主要採用寫實的創作手法,人們或稱之為現實主義的作品。而《楚辭》中的作品,由於作者的構思獨特,想像神奇,上天入地,指揮天帝,役使百神,使作品充滿浪漫氣氛,因而人們指其為浪漫主義的作品。四是詩的創作形式不同,《詩經》中的作品,多以四言句式寫成,篇幅較短,且多重章疊韻。而《楚辭》作品,雖也有部分為四言,但更多採用的卻是雜言句式,詩行句中或句末有規律地使用“兮”字作為連線詞或語氣詞,篇幅也更長。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曾說,《楚辭》作品“較之於《詩》,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這兩部詩集所形成的不同風格,為歷代詩人所共同追求和效仿。時至今日,當我們談及文學的繼承性、文學的民族傳統時,依然上溯到《詩經》與《楚辭》。從這點上說,它們所產生的藝術魅力,確實是超越時空界限的。
作為一種文學現象,楚辭的產生,有其必然性與偶然性。所謂必然性,是戰國時代的社會大環境,思想潮流,時代氛圍,它們共同為楚辭的產生創造了一定的外部條件。這其中,當然和楚國的興起與楚文化的繁榮關係更為密切。而所謂的偶然性,是指屈原的產生有其特殊性。人們經常說,偉大的時代不一定就能產生偉大的作家和作品,而只有時代驕子的出現,才能發揮特殊作用,產生驚世之作。這樣的作品,既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化代表符號,又是流芳百世的藝術瑰寶。在中國文學史上還沒有哪位作家能像屈原一樣,把自己的名字同一個時代的文學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自春秋而進入戰國,中國社會發生了激烈的變動,“五侯爭霸”已成歷史的記憶,“尊王攘夷”的口號也成了空谷迴響。秦、楚、齊、燕、韓、趙、魏七雄紛爭,逐鹿中原,他們都希望通過實行變法,富國強兵,進而吞併其他諸侯,一統中國。兩百多年間,他們在這一時代大舞台上演出了中國歷史上最為紛繁、最為壯觀、最為慘烈的時代悲喜劇。而楚國,便是這場悲喜劇重要的演出場地之一。
誕生於這一特殊時代的屈原,有其特殊的人生經歷。司馬遷在《史記·屈賈列傳》中一開頭就對屈原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作了簡括的介紹: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
其後便寫了屈原奉令起草憲令,上官大夫奪稿不得後,在懷王前造謠言挑撥離間,使得“王怒,而疏屈平”的經過。爾後,屈原被趕出楚統治集團的核心,先任三間大夫,繼而被放流於漢北。懷王執政後期,一度被召回。但當懷王被秦所騙,入武關,拘於秦並終客死於秦後,懷王的兒子頃襄王繼位,以其弟子蘭為令尹,屈原不為所容,被放逐於江南的沅、湘、洞庭一帶,時間長達二十餘年。根據《九章》中的《哀郢》一詩,研究者多認為屈原之死,與頃襄二十一年(前278)秦將白起拔郢,楚國君臣倉皇出逃有關。在看到國勢一蹶不振,自己終生追求的美政理想已成泡影,而秦軍直下自己的流亡地五湖、洞庭一帶時,屈原終於決心以身殉國,自沉於汨羅。
屈原從被疏到沉江,其間長達三十餘年。在痛苦的遭遇中,在身受不公平的待遇、冤情不能自白的情況下,他拿起筆,創作了大量的詩篇。後人將其作品收集成書,取名為《楚辭》。據班固《漢書·藝文志》載:“屈原賦二十五篇。”現今保存於《楚辭》中署名屈原的作品大致與此相當(雖然在其真偽方面認識有分歧)。也就是說傳世較早的屈原作品,多數應是流傳下來了。
屈原在繼承傳統文化的基礎上,融合南北文化的特色,站在時代的前列,用熾熱的感情、赤子般的真誠,寫下一首首感天動地的詩篇,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最享盛譽的愛國詩人。他的詩篇,是以生命寫就的,因而具有強烈的藝術震撼力。
屈原逝世後,楚國有宋玉、唐勒、差景等,也都“好辭而以賦見稱”。唐勒和景差的作品,沒有流傳下來(《楚辭》中之《大招》,也有人認為是景差所作,但無證據)。但是,宋玉卻尚有十幾篇作品流傳至今,其中一篇為《九辯》,保存在《楚辭》一書中,另一篇《招魂》,雖署名作者為宋玉,但今人多據《史記·屈賈列傳》中司馬遷的贊語,認為是屈原所作。所以宋玉流傳至今的作品最多是賦作,它們分別保存於昭明太子《文選》(五篇)、《古文苑》(六篇)。20世紀80年代前,中國文學史研究者多認為像傳世的宋玉賦那樣成熟的賦作,不可能在先秦時期出現,因而被判定為後人託名之作,很少有人進行研究。但是,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先秦古籍,其中有《唐勒賦》(今研究者多認為應名為《御賦》)殘簡,經研究,其作品形態、文字風格,均與傳世的宋玉賦相似,由此推翻了傳世宋玉賦均為偽作的說法。近二十年來,宋玉辭賦研究,已成為先秦文學研究中的新熱點。
宋玉由於其身世經歷與屈原不同,因而他的作品,就其思想意義而言,難以和屈原相比。但宋玉也是一位多才多藝、有傑出創作才能的作家。他的努力開拓,創造了中國文學史上影響深遠的賦體文學的體式,我們將其稱為“楚賦”。正是由他所創造的這種文學形式,深刻地影響了後代的文學創作,形成兩漢賦體文學的興盛。文學史上常以“屈宋”並稱,既說明了他們之間密切的承繼關係,也說明他們在文學史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篇中指出:“苟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高度肯定了宋玉在賦體文學方面的開創者地位。
本書為《楚辭》選本,共選入屈原作品25篇,宋玉作品1篇,是《楚辭》作品中最精華的部分。原傳世的《楚辭》中漢人作品部分,被稱為擬騷作,本書均未收入。一方面這部分作品為漢人所作,收入《楚辭》中本身就不是很合適。其次,這些作品,除極少數篇(如淮南小山的《招隱士》等)外,其餘的藝術成就不高,後人甚至有“無病呻吟”之譏,故此均不收入。
我國近代史上偉大的啟蒙主義思想家梁啓超曾經說過:“吾以為凡為中國人者,須獲有欣賞楚辭之能力,乃為不虛生此國。”(《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希望本書的出版,能使更多國人學習和了解楚辭,認識屈原和宋玉這兩位中國文學史上的傑出作家,承繼其傳統,以繁榮今日的文學創作。
本書採用中華書局1983年版的洪興祖之《楚辭補註》為底本,兼采古今學者的研究成果,對個別字句有所改動,並在注釋中作了說明。作為先秦文學作品,楚辭和楚賦中有較多今天不常用的冷僻字,凡列入《簡化字總表》的,依《總表》使用簡化字;未列入《總表》的按照《漢語大字典》體例,其冷僻字偏旁就不作類推簡化,這樣不再增加漢字數量,以減少讀者閱讀的困難。另外,在古漢語中,一些異體字、繁體字,與今天相應的規範字、簡化字字義上有差別或者可能引起歧義者,仍保留這些異體字、繁體字不做改動,以免損傷原作文意。本書在題旨說明、譯註及內容分析方面,參考引用了歷代學者及今人的研究成果,有的均在文內指明,有的未能逐一注出,特此說明,並致謝忱。
湯漳平
2013年8月
本書為《楚辭》選本,共選入屈原作品25篇,宋玉作品1篇,是《楚辭》作品中最精華的部分。原傳世的《楚辭》中漢人作品部分,被稱為擬騷作,本書均未收入。一方面這部分作品為漢人所作,收入《楚辭》中本身就不是很合適。其次,這些作品,除極少數篇(如淮南小山的《招隱士》等)外,其餘的藝術成就不高,後人甚至有“無病呻吟”之譏,故此均不收入。
我國近代史上偉大的啟蒙主義思想家梁啓超曾經說過:“吾以為凡為中國人者,須獲有欣賞楚辭之能力,乃為不虛生此國。”(《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希望本書的出版,能使更多國人學習和了解楚辭,認識屈原和宋玉這兩位中國文學史上的傑出作家,承繼其傳統,以繁榮今日的文學創作。
本書採用中華書局1983年版的洪興祖之《楚辭補註》為底本,兼采古今學者的研究成果,對個別字句有所改動,並在注釋中作了說明。作為先秦文學作品,楚辭和楚賦中有較多今天不常用的冷僻字,凡列入《簡化字總表》的,依《總表》使用簡化字;未列入《總表》的按照《漢語大字典》體例,其冷僻字偏旁就不作類推簡化,這樣不再增加漢字數量,以減少讀者閱讀的困難。另外,在古漢語中,一些異體字、繁體字,與今天相應的規範字、簡化字字義上有差別或者可能引起歧義者,仍保留這些異體字、繁體字不做改動,以免損傷原作文意。本書在題旨說明、譯註及內容分析方面,參考引用了歷代學者及今人的研究成果,有的均在文內指明,有的未能逐一注出,特此說明,並致謝忱。
湯漳平
201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