紡織印染歷史
中國的紡織印染有著,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已經知道染色,遺址中曾發現紅色礦物顏料(赤鐵礦粉末)。
夏代至戰國期間,礦物顏料品種增多,植物染料也逐漸出現,染色和畫繪已用於生產多色織物。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粘附在銅器上的絲織品,用硃砂塗染的有 9例。
周代設定有專職染匠,秦漢時設有平準令,主管官營染色手工業的煉染生產,而且已掌握媒染還原染色和複色套染等技術,還用化學方法煉製銀、胡粉作顏料,這是中國最早出現的化學顏料。隋唐時設有織染署,植物染料得到普遍套用。
兩宋官營煉染機構因軍需進一步擴充。明初開始使用豬胰精練布帛,這是中國最早利用生物酶的實例。清代設有織染局,江南還設有靛藍所,印染技術已達到很高水平。
紡織歷史
我國
紡織的歷史從現存的史料看,至少可以追溯到
商代或
西周。在商代和西周的墓葬中,都曾發現過不少玉蠶,說明當時人們對蠶桑的重視。到了春秋戰國,絲織工藝進步很快,從現有發掘出來的實物和文獻資料上看,當時的絲織品種類繁多,圖案精美。及至漢代,絲織品和染織技法有了長足的進步,品類已可分為綿、綾、綺、羅、紗、練、紈絹、綈、緞等十數個類別。與此同時,還形成了中原地區以臨淄、襄邑等地為主的絲織生產中心。
我國傳統社會以男耕女織的基本經濟形態形成之後不太長的時期,社會思潮中便出現了對“
織女”的崇拜。漢代畫像石星像圖中就有“織女”的美麗形象。西漢長安昆明池畔也發現了“織女”的石雕像。這些文物中的“織女”,也就是我國民間無數從事紡織、刺繡、縫紉等手工藝勞動生產的婦女的神化形象。
在古代文獻中也有許多紡織生產勞動的記述和描繪。比如《墨子·辭過》:“女工作文采”,就是說在春秋戰國時期,織女的勞動已經不僅只是紡織布帛,而且在布帛、絲織上“作文采”了。
孟郊《
織婦詞》說:“筋力日已疲,不息窗下機”, 生動地描繪了織女們艱辛的勞作;王建《
織錦曲》寫道:“紅縷葳蕤紫茸軟,蝶飛參差花宛轉。一梭聲盡重一梭,玉腕不停羅袖卷。”描繪了織女的心靈手巧的紡織勞動。正是她們夜以繼日的勞動,創造出舉世聞名的中國紡織、織染的精品。
古代織女們進行紡織的原始織機是什麼模樣?我想,大致就是文獻上說的“踞織機”。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了漢代銅貯貝器,它的蓋上有從事紡織的雕鑄人物,從畫面上看,這種原始的踞織機是手腳並用的。又從出土的漢代錦綺實物上看,當時的織機已經可以斜織和提花了。東漢
王逸《機織賦》:“纖纖靜女,經之絡之”,“動搖多容,俯仰生姿”,是對
織女勞作的精彩描繪。正是她們的辛勤勞作,織就了“方圓綺錯,極妙窮奇,蟲禽品獸,物有其宜”的精美紡織品。
漢代銅貝器出土地的晉寧屬滇池區域。當時滇池區域已有河蠻部族(西南夷中的一個強大部族。河蠻後來分為白蠻、烏蠻兩支部落,分別是白族和彝族的先民)居住,我們有理由推斷:在漢代,地處邊陲的雲南紡織工藝已經相當發達,其中必定有河蠻的紡織品,也就是說,必定有
白族、
彝族先民們的紡織品。
在雲南元謀大敦子,洱海及金沙江流域等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還發掘出大量四、五千年前原始的石質、陶質紡輪、紡錘等工具,證明了新石器時期雲南已經有了紡織生產這更進一步說明,當時不但有了棉、毛、麻等織物,並且能利用天然染料,印染出白疊花布。可見南詔、大理國的紡織技術已與中原不相上下了。
又據《滇志》記載,雲南絲蠶生產也很發達。趙州(現大理市鳳儀鎮及其周邊地域)絲是遐邇聞名的,漢時就有趙州絲出口到撣國(緬甸古稱)、身毒的歷史。
南詔時期,洱海區域就生產出著名的“
紅布”,鶴慶也有“井口布”出口的記載。
《前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中說:“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得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毒身國……”大夏人所說的“賈”,很可能就有西南夷,即我國西南邊陲的土著、商人、馬幫。因為,早在北方絲綢之路開闢前的幾百年,西南夷就通過數百年艱辛,以葉榆(現大理古城)為起點開闢出了一條秘密的南方陸上絲綢之路。通過這條密道,西南夷早就與東南亞、南亞、西亞、中東有了頻繁的經濟文化往來。張騫聽說的“蜀賈”、“蜀布”,我懷疑有誤。一、也許大夏人不太能識別我國商賈的籍貫、口音,隨意說成是“蜀”人“蜀”布。張騫當時並未到過雲南(張騫是從大夏沿北方絲綢之路返回長安後,向漢武帝奏報他的見聞,受漢武帝派遣才到雲南來探查西南夷的秘密通道的),當時他即使見到了西南夷運到大夏的商貨,也未必能夠認出哪些是雲南的商品。不過,無論如何,中國商賈運去的商品中必有產於雲南白族的布帛、絲綢,這是毋庸置疑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當時作為南方陸上絲綢之路的中心——葉榆、永昌的民間紡織業已經有了相當高的工藝水平和產量。這就為大理白族先民的扎染染織奠定了穩定的物質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