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博物館史
- 外文名：Chinese Museum of history
先秦到清,近代早期,抗戰解放時期,解放後,參考書目,
先秦到清
中國博物館的歷史同中國社會的發展和文化教育的進步有著密切的關係，先秦時期，王室、宗廟、府庫就已收藏文物珍品，秦漢以後文物收藏仍以皇室為主。宋至明清，除皇室收藏外，以官僚、士大夫為主的私人收藏也逐漸形成風氣。19世紀中葉以後產生了近代意義的博物館，取代了封建皇室和官僚、士大夫對文物的獨家占有。但是在中國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條件下，博物館事業不可能得到充分發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使博物館建設事業進入到一個空前的繁榮時期。
中國博物館歷史淵源中國的文物收藏和保護源遠流長。約在公元前21世紀，中國進入奴隸社會以後，某些物品已經受到特別的珍愛和保藏。商王室已有用於占卜的甲骨收藏，周王室則“多名器重寶”，設有專門收藏機構“守藏室”，並有“簿錄”登記，宗廟、府庫也收藏文物寶器。從秦漢直到清代，各朝宮室收藏的文物則數量大、精品多，而且受到封建法律的保護，擅入皇家收藏文物的宮室、宗廟、園陵及武庫者要受到嚴厲懲處。
文物的專門庋藏在封建社會的中、晚期已很普遍,如：隋滅陳後，得書畫 800餘卷，隋文帝建妙楷台、寶跡台，分別保藏法書和名畫。宋元祐五年(1090)，宋哲宗在長安建“碑林”,存儲漢魏以來碑石。宋宣和(1119～1125)年間，宮室文物激增至萬餘件，宋徽宗建保和殿、稽古閣、博古閣、尚古閣，專門存儲古玉、印璽、法書、圖畫和各種鼎彝禮器。
以官僚、士大夫為主的私人文物收藏，漢代已見於文獻，入宋後尤盛。他們的私藏，多秘不示人，專供個人賞玩。南朝時,宗室貴戚有的聚古器多達數十百種,有的專門起建古齋，保藏古物。宋代歐陽修收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一千卷，趙明誠搜羅求藏20年，所藏鐘鼎彝器、石刻拓本、法書、名畫、圖書典籍等,裝滿其青州(今山東省益都縣) 故地10餘間房屋。清代私人收藏文物又有新的發展，湧現出一大批文物收藏家和鑑賞家，如阮元、孫星衍、錢大昕、畢沅、武億、嚴可均、王昶、吳式芬、劉喜海、孫貽讓、吳大澂、端方、潘祖蔭、繆荃孫、葉昌熾、陳介祺、楊守敬、張廷濟等。
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遺存，表現了古代人民的智慧和創造力量。文物的收藏、保護，為後來博物館的產生準備了物質基礎。但是，歷代收藏，專重文物，對於自然科學物品，重視不夠；並且文物長期以來僅為封建統治階級所專有，其貯藏結構始終處於封閉的內向環境之中，不向社會開放，阻礙了公共博物館的產生。
中國近代博物館事業1840年鴉片戰爭後，新興資產階級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主張“講求西學”，發展資本主義文化教育。近代博物館的產生，就是這一文化現象的反映。
近代早期
近代早期博物館近代早期博物館有兩種不同的性質，一種是外國人在中國建立的；一種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
早期外國人在中國建立的博物館大部分由教會主辦，主要分布在中國沿海城市，類型上基本都是自然歷史博物館。1868年法國耶穌會士P．厄德(漢名韓德，又名韓伯祿 )在上海創辦徐家匯博物院，藏品主要是中國長江中下游的動植物標本，1930年以後劃歸同屬耶穌會的震旦大學，改名為震旦博物院。1874年英國人在上海建亞洲文會博物院(亦稱上海自然歷史博物院)，由英國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創辦，藏品大部分為中國物品，也有東南亞地區的物品。主要藏品有鳥類、獸類、爬蟲類等自然標本，另有部分古文物與美術品。1904年英國倫敦教會在天津建華北博物院，附屬於新學書院，主要藏品為地質及礦物標本。同年英國浸禮會教士W．J．薩瑟蘭(漢名懷恩光)建立濟南廣智院，藏品包括動植物、礦物、生理、天然、農產及古物等13類，展出實物標本上萬件，通過展覽，開展傳教活動。20世紀初，外國還陸續在中國設立了一些博物館。主要有：天津的北疆博物院(法國，1913)、台北的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紀念博物館(日本，1915)、旅順的關東都督府滿蒙博物館(日本,1916)和成都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美國,1919)等。
中國人創辦博物館開始於19世紀70年代，主要是為配合學習西方自然科學技術知識而設立的。1876年京師同文館首先設博物館。1877年後，上海格致書院建“鐵嵌玻璃房”博物館，陳列有英國科學博物館及比利時等國捐贈的各種科學儀器、工業機械、生物標本、繪圖照像、水陸交通、天文地理、槍炮彈藥、服飾等樣品或模型，以供學生觀摩，並對外開放。20世紀初，清朝政府推行“新政”。實行“廢科舉、興學堂、派留學”等改良措施，為博物館的建設提供了社會環境。當時不僅地方人士倡議興辦博物館，江蘇、山東、陝西、湖南、廣東等省地方官吏也奏請建立博物館。於是1905年，清末甲午科狀元張謇，為通州師範學校營建公共植物園。同年，在植物園基礎上創建南通博物苑，張謇自任苑總理。南通博物苑是中國人辦的最早最有特色的近代意義的博物館，其建築按博物館功能要求進行設計，適宜藏品的收藏、陳列，藏品分天然、歷史、美術三部分，是一所合自然、歷史與藝術為一體的綜合性博物館。它有一套較為完整的規章制度,既體現了西方博物館的科學性,又符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博物館內還包含植物園、動物園，併兼作公園，使中國的園囿傳統與博物館的職能結合在一起。
近代博物館的發展1911年辛亥革命後，中國社會發生了新的變化，資產階級文化教育事業有了一定的發展。中國博物館事業也出現了新的特點：①博物館被納入國家的社會教育體系，初步確立了國家對博物館的管理體制；②建立國家博物館，封建皇宮及皇室珍藏公開向社會開放；③制定文物博物館法令、規章，博物館收藏與陳列水平明顯提高；④職業意識增強，建立了全國性博物館團體，加強了博物館學術研究；⑤博物館數量顯著增加，類型趨向多樣化。
1912年 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規定以民主共和為教育宗旨，推行教育改革，其中包括中央教育部設社會教育司，籌辦各省的社會教育等內容。在社會教育中，單立一科專門負責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動植物園及蒐集文物等工作。同年 8月魯迅任該科科長。
中央教育部首先決定在北京建立歷史博物館，並於1912年7月9日在國子監舊址設籌備處，胡玉縉為籌備處主任，接收太學器皿等文物為最初的館藏。魯迅親自規劃籌備工作，並將自己珍存的古物贈送該館，這是中國近代建立的第一個國立博物館。
1914年，內政部接收奉天 (今遼寧瀋陽)、熱河(今河北承德 )兩地清廷行宮的文物古玩，運到北京故宮武英殿、文華殿等處，成立古物陳列所，治格為所長。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個以帝王宮苑和皇室收藏辟設的博物館，首開皇宮社會化先例。1915年在南京明故宮舊址，成立了南京古物保存所，陳列明故宮遺物。
1915年新文化運動蓬勃興起，民主、科學的觀念深入人心，推動了博物館事業的進一步發展。教育、科學博物館的數量顯著增多。繼交通大學成立北京鐵道管理學院博物館(1913)之後,北京衛生陳列所(1915)、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地質陳列館(1916)、保定教育博物院(1916)、江西省立教育博物館、天津博物院籌備處(1918)、山西教育圖書博物館(1919)、教育部教育博物館(1920)、嶺南大學博物館(1923)、江西省立科學博物館、京兆通俗教育館(1925)、湖南地質礦產陳列館、兩廣地質調查所地質礦產陳列館(1927)等相繼成立或籌備。
這期間博物館的水平也有了相當的提高，如1914年內務部制訂的古物陳列章程17條與“辦事細則”，對博物館的機構設定、人員分工、文物陳列及庫房保管程式都有明確詳盡的規定,加強了博物館工作規範化程度。同時，博物館技術水平也在迅速提高，如北京鐵道管理學院博物館所制各種大橋涵洞模型，榮獲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大獎章，國立歷史博物館獲美國費城博覽會特別大獎獎狀，這就推動了皇家宮苑的進一步開放。
北京故宮是明清兩代24個皇帝居住 500多年的皇宮，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後，故宮的一部分闢為古物陳列所。1918年 7月，國立歷史博物館遷至故宮前部端門至午門一帶。1924年10月,直系將領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提出修改“清室優待條件”,迫使已退位的清帝溥儀出宮,同時成立“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宮內物品。1925年9月善後委員會通過“故宮博物院臨時組織大綱”,組成臨時董事會，推選李煜瀛為理事長。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並對外開放,北京城內，“萬人空巷,鹹欲乘此國慶佳節,以一窺此數千年神秘之蘊藏”。
1927年 9月，中國國民黨改組南京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制度採用大學院制，博物館也多由大學院領導。大學院組織法規定，大學院設院長、大學委員會、秘書處、教育行政處，並設勞動大學、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觀象台等。1928年 6月大學院擬定“施政大綱”，其中包括調查全國博物館狀況、整理現有博物館、制訂博物館條例、籌設博物院以及培養需用人才等任務。1928年冬取消大學院又改稱教育部，博物館事業仍屬社會教育司管轄。
在1927～1937年的10年中，各地陸續建立了一批省、市博物館，主要有：1927年籌設的 河南省博物館(次年改為民族博物院 )，它廣泛收集歷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類自然標本，先後開闢安陽殷墟出土器物、新鄭出土周代青銅器、洛陽古物、服飾民俗、動植物標本等陳列室，是中原地區最重要的博物館；1928年蘭州市立博物館成立，這是中國西北地區第一個博物館；同年，南京市歷史博物館成立，年末與圖書館、體育場合併為南京市立第一公園圖書博物體育館管理處；1929年 2月廣州市立博物館成立，分古物、紀念、民俗、自然四部；同年10月，四川北碚成立峽區博物館；11月在杭州西湖博覽會基礎上籌備成立浙江省西湖博物館。以後成立的還有中國西部科學院博物館、天津美術館(1930)、廣西省博物館 (1934) 等。市立上海博物館於1934年12月奠基，1935年館舍落成，1937年 1月正式開館。
這個時期，社會各界還建立了一些各具特色的博物館，如北平天然博物院(1929)、國立北平研究院中南海藝術陳列所、靜生生物調查所通俗博物館(1931)、青島水族館(1932)、北京國劇陳列館、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南京地質礦產陳列館、南京國民黨史陳列館(1935)及金寶善、董守義籌建的衛生體育博物館、林惠祥籌建的廈門人類博物館(1934)等。
由於博物館經費的增加，博物館事業有了較快發展。1936年全國博物館總數達77所,是1928年的7.7倍。1936年全國博物館連同具有博物館性質的美術館、古物保存所共 231所，是1928年的13.6倍。 這個時期博物館的業務活動也進一步活躍。主要表現是：①藏品徵集工作受到重視，藏品數量激增，如北平歷史博物館原有藏品 57127件，到1932年入藏文物已達215177件；②展覽活動增多,努力擴大觀眾數量,如北平古物陳列所的稀世珍品隨時改換，普通展品“或旬月一換或逢令節紀念等日減價期間,分別選擇更易”;③增強與外國博物館的聯繫,參加國際展覽活動,如1935年11月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河南博物館等機構的文物精品1022件參加了倫敦中國國際展覽會；④編印出版館刊,如《歷史博物館叢刊》(1926)、《故宮周刊》(1929)、《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美術叢刊》(1931)、《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館刊》(1933)、《河南省博物館館刊》(1936)。此外，還出版了有關博物館學研究的文集，如陳端志編著的《博物館學通論》等。1935年 9月在北京成立中國博物館協會，以研究博物館學術，發展博物館事業，促進博物館之間的互助，並編印出版了《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報》(兩月一期)。
這一時期博物館事業的另一個特點是，開始籌設綜合性的大型國家博物館，如1933年 4月成立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傅斯年為籌備處主任,分設自然、人文、工藝三館,分別由翁文灝、李濟、周仁負責籌建工作。1936年成立理事會，蔡元培為理事長。
抗戰解放時期
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時期的博物館1937～1949年，由於日本侵華戰爭和國民黨政府發動內戰，博物館事業遭到很大破壞和損失。
抗日戰爭爆發前，國民黨政府為了保護文物，採取了一些應變措施，將部分重要博物館遷往內地。1933年1 月，南京行政院密令北平文化學術機構所存文物妥為轉移，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頤和園陳列館等處文物精品分批南遷，不久又分三路西遷四川。南京地質礦產陳列館也撤至重慶北碚。但大部分博物館因變起倉卒而陷入日偽政權之下。在日偽統治下的華北、華東、華中及華南地區的博物館,一部分遭到破壞,成為日本侵略軍的軍事駐地,如天津廣智館駐進日本憲兵隊,南通博物苑變為日軍的馬廄等；另一部分則由偽政權接管。在此期間,國民黨統治區、日偽統治區及偽“滿洲國”,出於各自的需要,分別新建了為數不多的博物館。其中有:國民黨統治區建立的甘肅省科學教育館(1939)、四川省博物館(1941)、四川地質調查所陳列館(1942)、中國西部科學博物館(1943)；日本在青島建立山東產業館(1938)、在山西建立太原博物館、在武漢建立偽省立古物陳列所；偽“滿洲國”開辦了熱河寶物館(1935，承德)、國立博物館(1935，瀋陽)、國立中央博物館(1939，長春)、民俗博物館(1940，長春)、南嶺動植物園(1940，長春)。
1945年 8月，抗日戰爭勝利，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召開“全國教育善後復員會議”，決定社會教育機構復員四原則，內遷的國立社教機構大部分遷回原址，抗戰時期部辦社教機構具有地方性者，留設原地。根據這一精神，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等陸續復員。同時，教育部和各地有關機構對日偽地區的博物館進行了接收。日本在台灣設立的博物館，也回到祖國懷抱。但是不久國民黨政府全面發動內戰，國民經濟、文化教育進一步受到破壞，博物館事業再次陷入困境，有的博物館文物藏品被掠奪，有的經費無著，被迫關閉，勉強支撐局面的，也處於停頓或半停頓狀態。到1948年初，國民黨統治區的博物館只剩下10餘所,1948年冬,國民黨政府決定將故宮博物院、河南省博物館存留南京的文物精品，以及中央博物院的重要文物一起運往台灣。 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的解放區領導開展的文物收藏、陳列工作，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化教育事業的一部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博物館事業的建設，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博物館工作發軔於土地革命時期。1933年夏臨時中央政府教育部決定建立革命博物館，並在中央政府所在地設籌備處，但殘酷的戰爭環境使這項工作未能實現。1940年 7月，成吉思汗紀念堂和蒙古文化陳列館在延安楊家灣落成開放。1941年，陝甘寧邊區政府批准在延安附近建立博物館。同年 8月，由延安地質學會籌建的邊區地質陳列館在文化溝成立，收集陳列邊區主要的岩石礦物及其他標本。1941年11月，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通過籌設歷史博物館案。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陝北公學等學校也設立陳列館或陳列室，延安八路軍抗屬子弟學校的師生自己動手也辦起了展示自然科學知識的“小博物館”。但是，這些博物館都屬草創，還比較簡單。
抗日時期解放區博物館工作的另一種形式是，利用民眾教育館開展社會教育。舉辦各種類型的展覽會是抗日時期博物館工作的突出特點。這一形式在解放戰爭時期的各解放區也被廣泛的採用。
解放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博物館事業1949年10月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重視發展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博物館事業，使博物館成為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的組成部分。
對舊型博物館的接管改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改變了舊中國博物館隸屬教育部的管理體制，在文化部內設立了文物事業管理局，作為專門管理全國文物與博物館事業的行政機構，並立即開始對舊中國留下的博物館進行接管和改革。當時，舊中國留下的博物館共有24個，其中包括各地的公立博物館和外國人在中國辦的博物館。各級人民政府在接管各地公立博物館的同時，也接管了外國人在中國辦的博物館，如1949年接收了日本辦的山東產業館、青島水族館和旅順東方歷史文化館，1950年蘇聯政府也將原哈爾濱工業大學科學研究所移交中國，改名“松江省科學博物館”，1951年接收法國辦的北疆博物院，籌建天津市人民科學館 (1952年改名天津自然博物館 )，1952年接收日本辦的大連資源館，改名為東北資源館，同年 6月根據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長的請求，上海市文化局接收亞洲文會博物館，10月山東省文化局接管濟南廣智院，改組為山東省博物館籌備處，同年，上海市文化局與中國科學院上海辦事處共同接收震旦博物院。
在接收舊有博物館的過程中，同時對這些博物館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1951年10月27日文化部部長沈雁冰發布《對地方博物館的方針、任務、性質及發展方向的意見》，明確提出“博物館事業的總任務是進行革命的愛國主義教育,通過博物館使人民大眾正確認識歷史,認識自然，熱愛祖國，提高政治覺悟與生產熱情”，並且進一步強調,“博物館事業仍應以改造原有的為主,僅在個別有條件地區，得籌建新的博物館”。根據這一精神，有步驟地慎重地開展了博物館改造工作。主要是：①確定博物館性質,明確辦館方向；②改造陳列內容,清除缺乏歷史、科學與藝術價值的封建性、殖民地性糟粕，堅持推倒反映封建、買辦及帝國主義思想的陳列展覽，提出以思想性、科學性、藝術性為衡量陳列質量水平的標準，並按照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舉辦新的陳列展覽；③對原有藏品進行清理，建立科學保管制度。到1952年基本上完成了對舊有博物館的整頓改造，從此博物館發生了質的變化，開始走上社會主義軌道。
博物館事業的曲折發展50年代是中國博物館的發展時期。這一時期建立了一批省級地誌博物館與一批紀念性博物館，初步奠定了社會主義博物館事業的基礎。
地誌博物館是學習蘇聯博物館經驗在 50 年代初開始創建的。它又稱綜合性博物館，以當地的“自然資源”(包括地理、民族、生物、資源等)、“歷史發展” (包括革命史)、“民主建設”(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建設成績 )等三部分為博物館的主要內容。1954年文化部確定山東省博物館為試點，進行地誌博物館籌備工作。在全國博物館支援下，1956年 1月山東省博物館完成包括“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歷史發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三部分內容的地誌性基本陳列，成為全國第一個地誌博物館。1956年 5月在濟南召開全國地誌博物館經驗交流會，推廣山東地誌博物館經驗，各省陸續籌建這種類型的博物館總計31所。
這期間，紀念性博物館也有很大發展。1950年初國家決定建立革命博物館籌備處，同時提出“各大行政區或省市如條件具備時，亦可籌設地方革命博物館，或在原有博物館內籌設革命文物陳列室。此後，延安革命紀念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遵義會議紀念館、瑞金革命紀念館、西柏坡紀念館、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南京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上海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舊址紀念館等陸續籌備或成立，並成立了一批人物紀念博物館，如上海魯迅紀念館(1950)、杜甫草堂紀念館(1953)、徐悲鴻紀念館(1954)、李大釗故居紀念館(1957)等。到1957年紀念性博物館達到23所。
隨著各種類型博物館的增長，博物館的業務活動繁榮發展。陳列展覽數量多，形式多樣。一些博物館舉辦流動展覽，把陳列送到民眾中去。藏品徵集工作也普遍受到重視，館藏顯著增加。一些博物館還開展了“博物館之友”活動與科研諮詢工作。
為了總結這一時期博物館建設的經驗，1956年 4月、1957年 4月分別召開了全國博物館工作會議和全國紀念性博物館工作座談會。全國博物館工作會議第一次明確地闡述了博物館的社會地位和作用，提出博物館的基本性質是“科學研究機關”、“文化教育機關”、“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遺存以及自然標本的收藏所”；博物館的基本任務是“為科學研究服務，為廣大人民民眾服務”。全國紀念性博物館工作座談會提出，紀念性博物館一定要搞好原狀陳列，決不能追求規模、氣魄，或者把紀念館與專門歷史博物館混淆起來；要本著勤儉的方針，發展小型多樣、豐富多彩的紀念館和革命紀念館。這兩次會議，對博物館建設有很大指導作用，推動了博物館事業的前進，到1957年僅文化部門領導的博物館即達72個，除去個別的地區，各省、市、自治區都有了博物館，在布局和類型等方面朝著更為合理的方向發展。博物館藏品總數已達 350多萬件，年觀眾達到1200萬人次。
1958年 9月17日毛澤東在視察安徽省博物館時指出：“一個省的主要城市都應該有這樣的博物館，人民認識自己的歷史和創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緊的事。”此後,全國各地掀起了建立博物館的熱潮。先在北京開始興建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北京自然博物館等大型專業博物館。它們的基本陳列代表了國家水平，在民眾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50年代後期，全國還建立起一批地區、縣、市級的中小型博物館和各具特色的專門性博物館，如西安半坡博物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南陽漢畫館、自貢市鹽業歷史博物館等。這使舊中國博物館結構不合理的狀況有了很大改變。但是，博物館事業也出現了一些失誤，如在發展上，急於求成，盲目冒進，誇大主觀意志，提出三、五年內全國達到“縣縣有博物館，社社有展覽室”的口號，輕率地發動民眾運動突擊辦館；同時，由於片面強調反對資產階級“正規化”、“現代化”，主張博物館“密切配合中心任務”、“厚今薄古”、“古為今用”，致使博物館業務工作配合政治運動過多，削弱了博物館收藏、研究的職能，打亂了正常的業務工作秩序，影響了博物館的基礎建設。
為了糾正1958年以來的錯誤傾向，從1961年起在全國範圍內對博物館工作進行了調整。首先關閉、合併了一大批水平極低的博物館，其中全國文化系統的博物館就由1959年底的 480所調整到 200所左右；此外調整博物館內部關係，整頓機構，精簡人員，對藏品進行清理、分類、定級，對陳列進行修改，加強文物保護工作和幹部培訓工作。從此，中國博物館事業又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
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使博物館事業剛剛出現的良好局面又受到挫折。大部分博物館的基本陳列被拆撤，多數博物館被迫關閉。許多地方博物館甚至機構被撤銷、裁併，建築設施改作他用。到1969年博物館已減少到 171所。
1970年國務院正式批准恢復博物館工作，決定籌辦出土文物的大型展覽。1971年 5月，故宮博物院重新開放。同年8月,組織出土文物赴英、法等國展出。1973年國家文物局成立，各地博物館陸續恢復，重新開展了基本陳列的研究工作和藏品保管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文化大革命”對博物館造成的損失。
1979年以來博物館事業的主要成就從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1977年 8月，國家文物局召開全國文博圖工作學大慶座談會，強調博物館的恢復整頓，健全各種規章制度，消除“文化大革命”在博物館工作中造成的混亂。同年10月，召開博物館文物保管工作座談會，分析了“文化大革命”對博物館藏品保管工作的影響，交流了文物保護工作的經驗，制訂了《博物館藏品保管試行辦法》，擬訂了《博物館一級藏品鑑選標準》。到1978年全國大多數博物館完成了一級藏品編目工作，藏品庫房管理水平得到初步改進。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博物館事業加快了撥亂反正的步伐。1979年5 月，在合肥召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博物館工作座談會，著重討論了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期博物館工作的特點和任務。會議提出，要採取有效措施把博物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為實現四個現代化服務上來，要集中力量加強基本陳列和科學研究，並把徵集、保管、民眾教育等方面工作帶動起來，把博物館工作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接著頒發了《省、市、自治區博物館工作條例》，對博物館的方針、任務以及藏品、陳列、科學研究、民眾教育、幹部隊伍建設作出了規定，推動了博物館工作的健康發展。
由於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重視，博物館事業不僅得到了恢復和發展，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①博物館在數量、類型和布局上均有了較大變化。1987年全國博物館已有近千所(其中文化系統博物館827所，地質性質博物館70餘所 )。在博物館類型上，除社會歷史類博物館仍占主導外，民俗、民族、科技、自然歷史、園囿、遺址及露天性博物館都有發展，地方特色和民族風格得到進一步強調，如臨潼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北京大鐘寺古鐘博物館、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南通紡織博物館、黃石市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博物館、天津戲劇博物館、延邊龍井縣朝鮮族民俗博物館、自貢市恐龍博物館、涼山彝族奴隸社會博物館等。博物館的布局也有很大改觀，縣級博物館，中、小城市博物館發展較快。江西、江蘇、廣東、陝西等省已基本上實現了市市有博物館。煤炭、紡織、郵電、地質等部門還建立了一批專門性博物館。上海等地私人收藏和舉辦展覽的活動也開始興起，有的還以“博物館”的名義出現。
②陳列水平有了新的提高。1979年以後博物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對基本陳列進行了認真修改或較大補充，並且清理了藝術設計上的形式主義影響，陳列的內容和表現形式都有較大改進，初步形成了一支由高級、中級和初級職稱人員組成的，包括陳列內容研究、藝術設計、製作、施工、宣傳教育等多工種、多層次的陳列工作隊伍，建立了以基本陳列為主，包括各種陳列形式的陳列體系，積累了一定的陳列經驗。1979年至1986年僅文化系統博物館就舉辦各種陳列和展覽 19038個，觀眾4.1億多人次,在宣傳愛國主義、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進行革命傳統教育，以及普及科學知識、配合學校教學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③藏品保管工作。收藏積累了一大批珍貴文物標本。據不完全統計，全國主要自然科學類博物館的標本約 100餘萬件，珍藏著中國特有的植物、動物、礦物及化石標本。全國文化系統館藏文物 678萬件(1986)，其中一級藏品 6萬餘件，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與科學價值。徵集範圍不斷擴大，1986年比1979年增加藏品95萬件。藏品的管理和防護也在逐步改進，安全防範技術設備有所加強，藏品管理的計算機檢索系統，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已經進行了初步探索。同時，加強了藏品管理的法規建設。1982年11月19日，公布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1985年 1月，文化部、公安部頒行《博物館安全保衛工作規定》，1986年 6月文化部制定《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1987年 2月，文化部頒發《文物藏品定級標準》等。這些法規促進了博物館藏品管理水平的提高。1987年 5月26日國務院發布《關於打擊盜掘和走私文物活動的通告》，對於改進和加強博物館藏品工作具有重要指導作用。
④加強人才培養,促進學術研究。1983年1月文物局召開文博幹部培訓工作調查座談會，對博物館專業人員和管理幹部的培訓工作提出具體要求，並先後成立揚州、泰安等培訓中心，舉辦保管、陳列、管理等內容的學習班，分批分期輪訓博物館館長和專業人員。各地也因地制宜開展了培訓教育。同時，文物局及有關省、市還委託高等學校開辦文物博物館專修科，通過國家成人教育考試,選送博物館在職人員到高等學校學習2年。從1983年到1986年，通過多種辦學形式，培訓博物館業務人員和管理幹部 1.5萬餘人次。
為培養新的專業人才，高等學校增設了博物館專業教育。1980年教育部批准南開大學設立博物館學專業。這是“文化大革命”後高等學校最早設立的培養博物館專門人才的專業。上海大學、杭州大學、復旦大學、河南大學、吉林大學等也先後開設博物館學專業。1984年教育部又批准建立培養博物館高級人才的學位制度，招收博物館學碩士研究生。1989年春，復旦大學又成立了文博學院，設有歷史、文博、文物保護 3個系。
博物館學、文物標本科學保護技術以及博物館相關專業學科的研究工作日趨活躍，並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同時還建立、開展了學會活動。1980年11月，成立中國自然科學博物館協會，1982年 3月，成立中國博物館學會。這是中國博物館界民眾性的學術團體。學會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博物館學的研究和學術活動，提高博物館的業務和學術水平，開展國際間博物館學術交流活動，增進同國外博物館工作者的聯繫。學會成立後陸續建立陳列藝術專業委員會、社會教育專業委員會、保管專業委員會、地質博物館專業委員會等專門委員會和館刊編輯委員會。1983年成立國際博物館協會中國委員會，並加入國際博物館協會，先後派代表出席國際博物館協會第十三屆、十四屆大會，參加了亞洲太平洋地區博物館委員會的學術活動，促進了與各國博物館工作者的了解和友誼。一些省、市也建立地方性博物館學會，開展博物館研究和業務培訓活動。幾年來編寫、出版了<中國博物館學概論>等專著，使中國博物館學理論研究有了較大的進步。
⑤增進了對外友好交流。適應對外開放的需要,中國的博物館與各國博物館加強了交流活動。先後在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加拿大、義大利、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澳大利亞等國家舉辦中國文物展覽，受到各國政府和人民的歡迎。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博物館事業開始走上適合國情、講求實效、穩定發展、改革開放的新階段。博物館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整個博物館事業的現狀，同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的要求和人民民眾文化生活的需要，還存在很大的差距。博物館布局和結構還不盡合理，類型比較簡單的狀況變化不大。博物館現代化水平和社會化程度不高。特別是文物藏品的管理、保護問題較多。今後，從中國地域遼闊、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的實際出發，堅持重點發展，講求實效、穩步前進的原則，爭取在20世紀末形成一個門類多樣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博物館網,並且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展,加強博物館自身現代化，不斷更新和擴大服務內容，提高社會效益，以博物館特有的優勢，對廣大觀眾表現出更大的吸引力。
參考書目
傅振倫：《博物館學概論》,商務印書館,北京，1957。
文化部文物局主編：《中國博物館學概論》，文物出版社，北京，1985。
包遵彭：《中國博物館史》，台灣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台北，19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