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官吏
丘特切夫出身貴族,從小受到極好的教育。他少年時代的家庭教師是詩人兼翻譯家拉伊奇。丘特切夫十四歲的時候開始寫詩,並成為
俄國文學愛好者協會的成員。1818-1822年就讀於
莫斯科大學文學系。他興趣廣泛,愛好文學、歷史、哲學,也喜歡數學和其他自然科學。
1822年丘特切夫大學畢業,到外交部供職,不久被派到駐
巴伐利亞的使團工作,此後,他在
慕尼黑等地生活了二十二年。他與
巴伐利亞上層貴族有密切交往。他的第一個妻子艾琳娜原是鮑特密爾伯爵小姐,屬於
巴伐利亞上層貴族社會。當時,慕尼黑是歐洲文化中心之一,在這裡丘特切夫與德國詩人
海因里希·海涅過從甚密,
海涅稱他為自己的摯友,與德國
唯心主義哲學家
弗里德里希·謝林也交往密切,可以說,這一時期丘特切夫是生活在德國浪漫主義詩歌和唯心主義哲學的氣氛中。兩位德國友人重視丘特切夫倒不是因為他是詩人,他們可能還不知道他寫詩,他們喜歡他的博學和非凡的記憶力。
婚姻變故
第一任妻子艾琳娜
1837年丘特切夫被任命為俄國
撒丁王國的使館一秘。1838年他的妻子病故。次年在
都靈與厄爾芮斯金娜·喬恩別爾格結婚,第二個妻子也是
巴伐利亞貴族。1839年,丘特切夫被召回國。不久,他申請再度出國,未獲批准。於是他擅自離開俄國到都靈。因此他被解除了公職,1839—1844年曾閒居慕尼黑。20、30年代丘特切夫寫了幾十首抒情詩,其中不少極為出色,例如:《春雷》、《不眠夜》、《海上的夢》、《西塞羅》、《沉默吧!》、《不,大地母親啊!》、《我記得那黃金般的時光》等。這些詩從構思、形象或詩歌的情調上都帶有鮮明的獨創風格。1836年邱特切夫把他的一組詩稿寄給彼得堡的一位朋友,由詩人
維亞澤姆斯基和茹科夫斯基傳到普希金手裡。普希金很喜歡這些詩。據說他整整一個星期一直把抄有丘特切夫詩歌的本子帶在身邊,真是愛不釋手,以後選出二十四首刊登在他主辦的《現代人》雜誌上,題名為《寄自德國的詩》,署名為ф.т.(即詩人名和姓的第一個字母)。丘特切夫與普希金從未見過面,但丘特切夫得知普希金欣賞他的詩篇時,非常感動。1837年普希金逝世,丘特切夫寫詩悼念。
再娶厄爾芮斯金娜
1844年丘特切夫攜眷回到俄國,又在外交部復職,任外國書刊檢察官。1858年起任外國書刊檢查辦公室主任,直到晚年。
40年代丘特切夫幾乎沒有發表什麼作品。他不追求文學聲譽,也不重視自己的詩歌創作。40年代俄國文壇上出現現實主義的小說說取代詩歌的現象,40年代末詩歌在各種雜誌上都很少見。1850年涅克拉索夫在《現代人》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俄國的二流詩人》,文章的頭一句話就是:“沒有詩歌”,他認為並不是沒有好詩。他說1836年的《現代人》上就刊登了一些富有獨創精神,既有思想,又寫得非常優美的詩篇,他指的就是丘特切夫的作品。他肯定丘特切夫“是俄國第一流詩才”,並且分析了丘特切夫的主要優點“在於對自然作了生動、雅致和形象逼真的描繪。”
1854年屠格涅夫編輯出版了《丘特切夫詩集》,並在《現代人》雜誌上撰文評論:《談談丘特切夫詩歌》。他和涅克拉索夫一樣,認為丘特切夫是一位優秀的詩人,一位純抒情詩人。他稱讚丘特切夫詩歌既有鮮明的思想又有生動的形象。他肯定詩人在語言上勇於創新,具有普希金式的美。他說:“他創造的語言是不朽的,這對一個真正藝術家來說是至高無上的褒獎了。”在涅克拉索夫和屠格涅夫的宣傳下,丘特切夫也受到了大作家
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詩人費特的稱頌。從50年代起丘特切夫作為詩人才小有名氣。
葉連娜傑尼西耶娃
1850年丘特切夫與他兩個女兒的同學,斯墨爾內學院督學的侄女二十四歲的葉連娜·傑尼西耶娃戀愛,同居,生有一女二子,關係維持 14年之久,直到傑尼西耶娃病故。傑尼西耶娃出身上層貴族,她與丘特切夫的關係引起人們的非議和宮廷的不滿。但是丘特切夫全然不顧輿論的壓力,照舊出入社交場合。50、60年代寫的傑尼西耶娃組詩是丘特切夫最優秀的情詩。1864年傑尼西耶娃的死,是丘特切夫一生中最悲痛的事件。這時他又寫了一些深情的悼亡詩。丘特切夫最後十年,常常生病,1873年病逝。
評價總結
丘特切夫是貴族社交場上的常客。他博學多才又擅長辭令。他當年大學的同學博戈津說丘特切夫經常出現在燈火輝煌的舞會、晚會上。雖然公務占去他不少時間,但似乎他的服務地點是在社交場合,而不是外交部。每次他來到晚會上,開頭他漫不經心地四下看看,好像已很疲憊:好像他會馬上離去……有人走到他身邊,向他透露最新訊息。他的興致來了,馬上活躍起來,他會立即發表非常精彩的即興演說,他的精闢的談話往往隨後被人們四處傳播,人們欣賞他的聰明、機智。這樣,他把畢生大部分精力消磨在這些活動中,直到暮年。
丘特切夫思想觀點上有接近進步文學運動的一面,他經歷了1816—1825年俄國的文學運動。1820年他讀了普希金的
政治自由詩後,寫了《和普希金的自由頌》,他稱讚普希金“點燃起自由之火”,肯定他勇於“向暴君預言神聖的真理”。但他又勸普希金要溫和,不要驚擾公民的平靜。 1825年他從德國回來,他感到“俄國只有辦公室和營房。一切都圍繞著鞭子和官銜而轉動。”可見他對專制政權下的俄國是不滿意的,但他又認為
十二月黨人的起義是“喪失理智的行動”。這使他日後成為斯拉夫派。僑居
西歐二十二年,思想上受到影響,又使他不能成為徹底的斯拉夫派。屠格涅夫曾講過這樣的話:“我深為丘特切夫感到惋惜:他是一個斯拉夫派,但這不表現在詩歌中;而那些表現他這方面觀點的詩都很糟。他的真正本質是西歐派,像歌德那樣,例如:《初秋有一段奇異的時節》”,所以在詩歌中丘特切夫表現了自由主義的觀點,雖然政治觀點上他屬於
斯拉夫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