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傳記叢書:柴可夫斯基傳》是201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克勞斯·曼，譯者是王泰智。
基本介紹
- 書名：世界名人傳記叢書:柴可夫斯基傳
- 譯者：王泰智
- 出版日期：2013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品牌：商務印書館
- 作者：克勞斯·曼
-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 頁數：288頁
- 開本：16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
內容簡介
柴可夫斯基沒有出生在音樂世家，更稱不上是音樂神童。然而他的音樂卻成為了俄羅斯文化在藝術領域的最高成就。柴可夫斯基的音樂是美艷而富有個性的，同時又夾雜著一絲抹不掉的悲傷，這種獨特音樂風格的形成無不與他敏感的天性、對大自然的喜愛、優越的童年生活以及成年後遭遇到的幾乎幾度令他自殺的種種波折有關。本書的語言生動流暢，幾乎看不到翻譯的痕跡，更難得是，字裡行間也帶有淡淡的憂傷，恰如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一樣。
《世界名人傳記叢書:柴可夫斯基傳》的語言生動流暢，幾乎看不到翻譯的痕跡，更難得是，字裡行間也帶有淡淡的憂傷，恰如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一樣。《世界名人傳記叢書:柴可夫斯基傳》由克勞斯·曼著。
作者簡介
作者克勞斯·曼，1906年生於慕尼黑，德國著名文學大師托馬斯·曼的長子。早年顯示文學天賦，上學期間就曾創作短篇小說和詩歌。1933年德國納粹上台後流亡國外，期間同其他流亡文人一起創辦流亡刊物。1936年前往美國，並加入美國國籍。他的小說《悲愴交響曲》和《摩菲斯特》均為流亡時期的產物，曾引起轟動。1949年因服用過量安眠藥死於坎城。一生共發表小說、劇本等著作10餘部。
圖書目錄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譯後記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譯後記
後記
克勞斯·曼(KLAUS MANN)，1906年生於慕尼黑，德國著名文學大師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長子。早年顯示文學天賦，上學期間就曾創作短篇小說和詩歌。1924年以戲劇評論人的身份前往柏林，度過幾年流浪藝人的生活。從這時起，他從未隱諱自己同性戀傾向。1933年德國納粹上台後，他不得不流亡國外。流亡期間同其他流亡文人一起創辦流亡刊物。1936年前往美國，並加入美國國籍。他的小說《悲愴交響曲》和《摩菲斯特》均為流亡時期的產物，曾引起轟動。1949年因服用過量安眠藥死於坎城。一生共發表小說、劇本等著作10餘部。
克勞斯·曼萌發寫一部柴可夫斯基傳記小說的想法可能是在1934年初。他在這一年的1月7日的日記中寫道：“晚上：和F(弗里茨·蘭茨霍夫)去聽音樂會。舒曼的《曼弗雷德》、塞扎爾·弗朗克、柴可夫斯基的第四，頭兩個樂章十分美妙；撥弦和終樂章也很是迷人。整個交響曲打動了我。真想寫柴可夫斯基(柴可夫斯基小說。同性戀者。)”
從這段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克勞斯·曼一生的創作中，還從未像對這部柴可夫斯基小說《悲愴交響曲》這樣，把創作靈感如此明顯地說出來。然而，這並不是克勞斯·曼第一次接觸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他的父親托馬斯·曼也十分喜愛柴可夫斯基。托馬斯·曼在1933年聖誕節時就曾在日記中寫道：“晚上，聽了柴可夫斯基的鋼琴協奏曲，充滿欣喜和欽佩。”前一天，克勞斯·曼曾為家庭成員朗讀了他的短篇小說《最後的談話》。這說明，父親托馬斯·曼陶醉在柴可夫斯基鋼琴協奏曲的時候，兒子克勞斯·曼還在他父母的蘇黎世流亡居所里。聽音樂時，克勞斯·曼是否也在場，我們沒有證明；但可以想像的是，他的父親向他談到過這件事。所以，兩個星期以後，克勞斯·曼在阿姆斯特丹也沒有錯過聽第四交響曲的機會。
按照馬塞爾·埃施利曼的說法，這場音樂會的指揮是愛德華·馮·貝努姆(曾於1949年主持荷蘭文版的《悲愴交響曲》的出版工作)。這次演出的節目單上，印有柴可夫斯基親自起草的第四交響曲的“題示”，它的內容在很多方面都引起了克勞斯·曼內心的共鳴：“前奏……就是命運，那兇險的勢力，阻擋我們對幸福的追求，並充滿妒忌地監視著我們，不讓幸福和和平完全不受烏雲的遮蔽。這種勢力就像一把達摩克利斯利劍，懸浮在我們的頭上，不斷毒化著我們的靈魂。它是不可戰勝的，我們永遠無法制伏它。……所以，我們的整個生命就是在嚴酷的現實和對幸福的夢幻之間的不斷變換。”威爾弗里德·F.舍勒認為，克勞斯·曼實現這部小說的工程時，完全和以往的做法不同，他“用了很多的時間”。1月11日，他寫信給他的芬蘭朋友漢斯·阿米諾夫說：“我慢慢地，慢慢地開始寫我的新小說。”這指的是第一部描寫來自第三帝國流亡分子生活的小說《逃向北方》。
在寫《逃向北方》的同時，創作一部關於柴可夫斯基的充滿詩意作品的計畫，已在下意識中逐漸成熟——而且克勞斯·曼1934年8月曾有機會訪問過柴可夫斯基居住時間最長的莫斯科和聖彼得堡這兩座城市。1934年9月24日，《逃向北方》出版。到了10月9日，克勞斯·曼就在日記中寫道：“對《柴可夫斯基》的工作，又有了新的感覺。作為短篇小說——不要太長。要充滿詩意。背景是巴黎、彼得堡。(銀灰色的光線；白色的光線。涅瓦河的風光；香榭麗舍大街。)噴泉。苦澀的甜蜜。孤獨。愛人。旋律。抽泣，各種旋律——精美的技巧。大型音樂會，宮廷招待會。以及，孤獨。或許還有一個女人(妹妹？)法國朋友？作家？屠格涅夫？——我對他的生平還毫無了解。但感覺到了這部藝術家小說的輪廓。情感的脆弱——在音樂塑造中加以克服。關於苦難——關於歌的勝利。”
儘管柴可夫斯基的生平和自己的經歷有某些共同之處，但克勞斯·曼直到1934年秋還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要寫這個題材。最後決定抓住這個題材，並把它寫成“一部小說”的動因，或許是1934年12月28日在托馬斯·曼那裡聽柴可夫斯基唱片的那個晚上。決定要把這部作品公布於世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不久前蘇聯頒布法律禁止同性戀；小說同時也是對他在《同性戀與法西斯》一文中傾心呼籲的一個旁證：“人們終於應該明白，這是和其他愛情一樣的感情，不是更好，也不是更壞；和男女之間的愛情一樣有著高尚、動人、傷感、怪異、美好和平庸的各種可能。……這種天性及其攜帶者所面臨的問題，並沒有給世界帶來什麼特別的不幸，而是給很多生靈帶來了幸福，而並未因此而失去其出生時的痛苦所帶來的光輝和潛能。”
他一決定真的要寫這部小說，就於1月15日私下對他的母親說，這個計畫一旦被人知道，大家就會爭先恐後去“抓這個敏感的題材”。1935年1月17日，克勞斯·曼和阿姆斯特丹的克瑞多出版社簽訂了出版契約，答應最遲於1935年8月15日，拿出小說的最後書稿。書的標題就是簡單的《柴可夫斯基》。版稅為15%，預付款為800荷蘭盾，“自簽約之日起，以每月100盾的方式支付。”
克勞斯·曼和他的朋友、責任編輯弗里茨·蘭茨霍夫曾一起去聽第四交響曲音樂會，他不僅是作者創作這部小說時經濟上的支柱，而且在精神上也給他很多支持。簽約後一個星期，克勞斯·曼在日記中寫道：“和F討論……情感的匱乏——在聽音樂時沒有達到完全的投入(精神集中？自我陶醉)，對痛苦，對愛情。神秘主義的問題：消除自我，以便容納完整的上帝。”這次談話的內容反映在小說的素材筆記中一段撕心裂肺的話中，人們甚至無法判斷說這句話的是柴可夫斯基還是克勞斯·曼自己：“關於情感的匱乏。真正開啟的，完全投入的，到底是什麼呢？它總是站在我和他人之間——愛情或者音樂——總是站在我和上帝之間。我始終是失敗者。” 克瑞多出版社支付給他的固定款項，根本不足以應付他進行必要調查工作的費用，3月13日，他寫信給母親說：“戈洛(克勞斯-曼的弟弟)肯定已經向你轉達了我的請求，替我在慕尼黑找一些書。不知是否已經找到？我很希望立即得到它們。如果我必須自己去買，那是很糟糕的。今天我買了一本(他弟弟寫的)有關柴的善本書，竟不得不向書商支付了50瑞士法郎：這是多么可怕。”儘管如此，克勞斯·曼並沒有失去勇氣，他繼續說：“今天我已經寫了幾頁書稿，素材筆記已經多得嚇人了。”
從我們得到的素材筆記中可以看出，克勞斯·曼的主要資料來源是理夏德·H_施泰因的柴可夫斯基傳記；以及莫傑斯特·柴可夫斯基發表的傳記、柴可夫斯基自己的回憶錄和馬克斯·施泰尼策寫的傳記。比方與柴可夫斯基經常歡聚的“六隻蝴蝶”，他們的經紀人和一名小丑，就都是出自施泰因。尤其在克勞斯·曼描寫柴可夫斯基作品而不是作品產生情感根源時，顯然是取自施泰因的論述。例如關於柴可夫斯基第一組曲的排練，他是這樣描寫的：“一開始，兩支大管把開篇主題同度演奏出來，高音部不求純正。”我們看到，作家所依賴的正是施泰因對這部音樂作品的論述：“開篇的主題，首先是用兩支大管同度演奏出來；在這種情況下，這樣做並不是沒有問題的，因為要把樂器的全部音域都投人進去，而且兩名演奏者和他們的樂器，需要新的分工。因此，第一支大管在高音部，和第二支大管在低音部都很難奏出好的音調來。”
到了1935年3月18日，克勞斯·曼寫完了第一章。這可能是克勞斯·曼全部作品中最精彩的一章小說，只用了六天的時間脫稿。得意的作者立即給弗里茨·蘭茨霍夫和瓦爾特·蘭道爾朗讀，幾天后又念給艾麗卡·曼、特蕾莎·吉澤和安娜瑪麗·施瓦岑巴赫聽。事後他總結說：“我的印象是，還不錯。”3月20日他就開始了第二章的寫作，並立即向母親報告說：“《柴可夫斯基》進展得很順利——每天都前進一步。”包括前五章的上篇，他正好用了兩個月的時間；讀了他的書稿後，艾麗卡·曼和弗里茨·蘭茨霍夫打電報祝賀說：“美好而動人的成功之作。”兩人用書稿中第四章的一句話描寫了他們激動的心情：“我渾身顫抖。”而父親托馬斯·曼60歲生日的晚上聽到朗讀後的評價卻不太積極：“然後，克勞斯為我和卡佳、六個孩子和吉澤朗讀了他的柴可夫斯基小說。很動人，但卻缺少一點意義。——又很晚了。”但克勞斯·曼的信心不減；小說快寫完的時候，他寫道：“《柴可夫斯基》是一部‘自傳體’小說。肯定是我最好的作品。但願它的出版不要和世界戰爭碰到一起。否則就太可惜了。”1935年7月19日，小說全部結稿。
這部小說以不到四個月的極短時間內產生，首要的原因是克勞斯·曼的“明確而真實的感覺”。“在這些音響的自白，這些旋律的控訴和歡呼的後面，隱藏著並顯露出來的命運，以一種隱秘而特殊的方式觸動著我的靈魂。……我寫書的時候，覺得和他貼得很近。”6月30日，他向妹妹莫妮卡坦言：“《柴可夫斯基》……變得很淒涼了，而且結局也很悲慘——但這可能是我所能做的最好結果，奇怪的是，我已經把很多我的生活經歷包裝在我那動人心弦的彼得·伊里奇的一生當中。”在他寫完《摩菲斯特》之後，他仍然堅信，同他的其他作品相比，他是“帶著更大的同情”寫這部柴可夫斯基小說的。“我在彼得·伊里奇面前是沒有怯意的，正因為他的可疑的天才、脆弱的性格，作為藝術家和入所具有的弱點，使他在我心中格外親切、鮮明和可愛。”按照克勞斯·曼的說法，這部小說所描繪的“並不是藝術家的弱點，……而是他道義上的堅強”，這位藝術家是在同社會和心靈的艱辛抗爭中成功地創造了他的生命之作。
克勞斯·曼獲得了他的伯父亨里希·曼的稱讚：“你的《柴可夫斯基》是一本真正令人震驚的書，像這樣的文學驚喜，我已經很久沒有見到了。……你的選題很好，但‘選題’本身就是一個經歷，而且是決定性的經歷。選題者的所有特徵必須在接觸一個題目時一拍即合。根據我的經驗，這可能10年才能有一次。這是你30歲的大成。我祝賀你。”亨里希·曼的欣喜有一小部分也因為他本人對柴可夫斯基的喜愛——當然還有普契尼。亨里希·曼的自傳《觀察一個時代》幾乎是以下列聲明結尾的：“我對大師作品的欽佩是沒有邊際的……當《悲愴交響曲》最後一次在我面前鳴響時，我看到了美和力量的真正奇蹟。”
第一批評論文章來自克勞斯·曼的個人朋友和相識。小說於1945年10月16日正式出版前的一個星期，弗朗茨·戈爾德施泰因就已經撰文說：“彼得·柴可夫斯基在克勞斯·曼身上找到了一位詩人傳記作者，他不僅在精神上是一個可以交流的兄弟，而且在內容上也注定是這個題材的合適人選。……這種哀嘆的旋律……充滿了詩意，無瑕的美麗，圓潤而充實……令人激動和震撼，克勞斯·曼的作品，自《虔誠的舞蹈》以來，還沒有出現過這種意境。”在對柴可夫斯基和他的外甥之間關係的塑造上，“對這種性愛形式講述得淋漓盡致”。除了“淋漓盡致”之外，戈爾德施泰因還讚揚了克勞斯·曼對細節的描寫：“十分出色，在《柴可夫斯基》的頭三頁里，當他去德國旅行，和旅館送來早點的服務生有一段對話，雖然極其普通，但卻只有柴可夫斯基這樣身份的人，才有可能和服務生進行這樣的對話。”
克勞斯·曼一家的密友布魯諾·弗朗克認為：“通過一種似乎無意和無力的藝術，卻反映了一個人完整的一生。……讀完這部傳記小說之後，我們才對他有了全面的了解：認識了那個身材高大、頭髮花白的人，高高的額頭布滿皺紋，下垂的髭鬍；認識了他的狂怒和他的傷感，他的自負和他的謙卑；認識了這個創新者和不安分的藝術名家對待金錢和榮譽的幼稚而動搖的態度；才認識了這個朋友和戀人。”布魯諾·弗朗克認為，《悲愴交響曲》的藝術成就，使整個流亡文學的水平上了一個台階：“在威脅世界的德國暴行下能夠活下來的人，都會使自己的生存自覺性有所升華。這至少對很多藝術家是如此，他們逃脫了魔爪，來到了國外，在威脅中生活，在更高的責任下工作。這艱辛的三年使得一些人精神上和藝術上走向成熟，這在正常的情況下是不會這么快，或根本就無法達到的。”流亡的前期歷史，在《悲愴交響曲》中成了情感的經歷：“對災難即將到來的預感，就像對燃燒和血腥味道的嗅覺，飄浮在學者和藝術家象牙之塔的空氣中。市民階級時代，帶著良心上的愧疚已經接近尾聲。”
《悲愴交響曲》讓《巴黎日報》的評論家對克勞斯·曼抱有“太多的”期望；認為作者的目的“顯然定位太高”。“在這本色彩斑斕和滿是淒涼的書中，說明的問題並不多”，他對克勞斯·曼的風格是這樣評價的，“很多地方只是暗示了一下，點觸了一下。只有當人們離開它稍遠一些的時候，才能發現它鮮明的輪廓和結構以及講述的藝術技巧，這是一種完美的形式。”克勞斯·曼青年時代的朋友，流亡在國外的作家奧托·扎雷克也有同感：“誰要是了解克勞斯·曼的童年，就會吃驚地發現，這個27歲的青年，已經變得完全成熟了，我敢說，他已經成了一個真正的詩人。這個確實有天賦的人，實際上卻不得不時時刻刻在他的偉大的父親的榜樣陰影下奮爭。現在，那塊約束他的陰影已被突破，他得到了解脫，終於返回了自我。這部小說的風格充滿了宏大而多彩的力量，充滿著獨特而具有個性的魅力。……克勞斯·曼是個優秀的講述者：保持著距離，用敏銳的目光觀察，感覺細膩，特別是當他發現一個困惑的靈魂的傷疤時。”
……
克勞斯·曼萌發寫一部柴可夫斯基傳記小說的想法可能是在1934年初。他在這一年的1月7日的日記中寫道：“晚上：和F(弗里茨·蘭茨霍夫)去聽音樂會。舒曼的《曼弗雷德》、塞扎爾·弗朗克、柴可夫斯基的第四，頭兩個樂章十分美妙；撥弦和終樂章也很是迷人。整個交響曲打動了我。真想寫柴可夫斯基(柴可夫斯基小說。同性戀者。)”
從這段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克勞斯·曼一生的創作中，還從未像對這部柴可夫斯基小說《悲愴交響曲》這樣，把創作靈感如此明顯地說出來。然而，這並不是克勞斯·曼第一次接觸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他的父親托馬斯·曼也十分喜愛柴可夫斯基。托馬斯·曼在1933年聖誕節時就曾在日記中寫道：“晚上，聽了柴可夫斯基的鋼琴協奏曲，充滿欣喜和欽佩。”前一天，克勞斯·曼曾為家庭成員朗讀了他的短篇小說《最後的談話》。這說明，父親托馬斯·曼陶醉在柴可夫斯基鋼琴協奏曲的時候，兒子克勞斯·曼還在他父母的蘇黎世流亡居所里。聽音樂時，克勞斯·曼是否也在場，我們沒有證明；但可以想像的是，他的父親向他談到過這件事。所以，兩個星期以後，克勞斯·曼在阿姆斯特丹也沒有錯過聽第四交響曲的機會。
按照馬塞爾·埃施利曼的說法，這場音樂會的指揮是愛德華·馮·貝努姆(曾於1949年主持荷蘭文版的《悲愴交響曲》的出版工作)。這次演出的節目單上，印有柴可夫斯基親自起草的第四交響曲的“題示”，它的內容在很多方面都引起了克勞斯·曼內心的共鳴：“前奏……就是命運，那兇險的勢力，阻擋我們對幸福的追求，並充滿妒忌地監視著我們，不讓幸福和和平完全不受烏雲的遮蔽。這種勢力就像一把達摩克利斯利劍，懸浮在我們的頭上，不斷毒化著我們的靈魂。它是不可戰勝的，我們永遠無法制伏它。……所以，我們的整個生命就是在嚴酷的現實和對幸福的夢幻之間的不斷變換。”威爾弗里德·F.舍勒認為，克勞斯·曼實現這部小說的工程時，完全和以往的做法不同，他“用了很多的時間”。1月11日，他寫信給他的芬蘭朋友漢斯·阿米諾夫說：“我慢慢地，慢慢地開始寫我的新小說。”這指的是第一部描寫來自第三帝國流亡分子生活的小說《逃向北方》。
在寫《逃向北方》的同時，創作一部關於柴可夫斯基的充滿詩意作品的計畫，已在下意識中逐漸成熟——而且克勞斯·曼1934年8月曾有機會訪問過柴可夫斯基居住時間最長的莫斯科和聖彼得堡這兩座城市。1934年9月24日，《逃向北方》出版。到了10月9日，克勞斯·曼就在日記中寫道：“對《柴可夫斯基》的工作，又有了新的感覺。作為短篇小說——不要太長。要充滿詩意。背景是巴黎、彼得堡。(銀灰色的光線；白色的光線。涅瓦河的風光；香榭麗舍大街。)噴泉。苦澀的甜蜜。孤獨。愛人。旋律。抽泣，各種旋律——精美的技巧。大型音樂會，宮廷招待會。以及，孤獨。或許還有一個女人(妹妹？)法國朋友？作家？屠格涅夫？——我對他的生平還毫無了解。但感覺到了這部藝術家小說的輪廓。情感的脆弱——在音樂塑造中加以克服。關於苦難——關於歌的勝利。”
儘管柴可夫斯基的生平和自己的經歷有某些共同之處，但克勞斯·曼直到1934年秋還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要寫這個題材。最後決定抓住這個題材，並把它寫成“一部小說”的動因，或許是1934年12月28日在托馬斯·曼那裡聽柴可夫斯基唱片的那個晚上。決定要把這部作品公布於世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不久前蘇聯頒布法律禁止同性戀；小說同時也是對他在《同性戀與法西斯》一文中傾心呼籲的一個旁證：“人們終於應該明白，這是和其他愛情一樣的感情，不是更好，也不是更壞；和男女之間的愛情一樣有著高尚、動人、傷感、怪異、美好和平庸的各種可能。……這種天性及其攜帶者所面臨的問題，並沒有給世界帶來什麼特別的不幸，而是給很多生靈帶來了幸福，而並未因此而失去其出生時的痛苦所帶來的光輝和潛能。”
他一決定真的要寫這部小說，就於1月15日私下對他的母親說，這個計畫一旦被人知道，大家就會爭先恐後去“抓這個敏感的題材”。1935年1月17日，克勞斯·曼和阿姆斯特丹的克瑞多出版社簽訂了出版契約，答應最遲於1935年8月15日，拿出小說的最後書稿。書的標題就是簡單的《柴可夫斯基》。版稅為15%，預付款為800荷蘭盾，“自簽約之日起，以每月100盾的方式支付。”
克勞斯·曼和他的朋友、責任編輯弗里茨·蘭茨霍夫曾一起去聽第四交響曲音樂會，他不僅是作者創作這部小說時經濟上的支柱，而且在精神上也給他很多支持。簽約後一個星期，克勞斯·曼在日記中寫道：“和F討論……情感的匱乏——在聽音樂時沒有達到完全的投入(精神集中？自我陶醉)，對痛苦，對愛情。神秘主義的問題：消除自我，以便容納完整的上帝。”這次談話的內容反映在小說的素材筆記中一段撕心裂肺的話中，人們甚至無法判斷說這句話的是柴可夫斯基還是克勞斯·曼自己：“關於情感的匱乏。真正開啟的，完全投入的，到底是什麼呢？它總是站在我和他人之間——愛情或者音樂——總是站在我和上帝之間。我始終是失敗者。” 克瑞多出版社支付給他的固定款項，根本不足以應付他進行必要調查工作的費用，3月13日，他寫信給母親說：“戈洛(克勞斯-曼的弟弟)肯定已經向你轉達了我的請求，替我在慕尼黑找一些書。不知是否已經找到？我很希望立即得到它們。如果我必須自己去買，那是很糟糕的。今天我買了一本(他弟弟寫的)有關柴的善本書，竟不得不向書商支付了50瑞士法郎：這是多么可怕。”儘管如此，克勞斯·曼並沒有失去勇氣，他繼續說：“今天我已經寫了幾頁書稿，素材筆記已經多得嚇人了。”
從我們得到的素材筆記中可以看出，克勞斯·曼的主要資料來源是理夏德·H_施泰因的柴可夫斯基傳記；以及莫傑斯特·柴可夫斯基發表的傳記、柴可夫斯基自己的回憶錄和馬克斯·施泰尼策寫的傳記。比方與柴可夫斯基經常歡聚的“六隻蝴蝶”，他們的經紀人和一名小丑，就都是出自施泰因。尤其在克勞斯·曼描寫柴可夫斯基作品而不是作品產生情感根源時，顯然是取自施泰因的論述。例如關於柴可夫斯基第一組曲的排練，他是這樣描寫的：“一開始，兩支大管把開篇主題同度演奏出來，高音部不求純正。”我們看到，作家所依賴的正是施泰因對這部音樂作品的論述：“開篇的主題，首先是用兩支大管同度演奏出來；在這種情況下，這樣做並不是沒有問題的，因為要把樂器的全部音域都投人進去，而且兩名演奏者和他們的樂器，需要新的分工。因此，第一支大管在高音部，和第二支大管在低音部都很難奏出好的音調來。”
到了1935年3月18日，克勞斯·曼寫完了第一章。這可能是克勞斯·曼全部作品中最精彩的一章小說，只用了六天的時間脫稿。得意的作者立即給弗里茨·蘭茨霍夫和瓦爾特·蘭道爾朗讀，幾天后又念給艾麗卡·曼、特蕾莎·吉澤和安娜瑪麗·施瓦岑巴赫聽。事後他總結說：“我的印象是，還不錯。”3月20日他就開始了第二章的寫作，並立即向母親報告說：“《柴可夫斯基》進展得很順利——每天都前進一步。”包括前五章的上篇，他正好用了兩個月的時間；讀了他的書稿後，艾麗卡·曼和弗里茨·蘭茨霍夫打電報祝賀說：“美好而動人的成功之作。”兩人用書稿中第四章的一句話描寫了他們激動的心情：“我渾身顫抖。”而父親托馬斯·曼60歲生日的晚上聽到朗讀後的評價卻不太積極：“然後，克勞斯為我和卡佳、六個孩子和吉澤朗讀了他的柴可夫斯基小說。很動人，但卻缺少一點意義。——又很晚了。”但克勞斯·曼的信心不減；小說快寫完的時候，他寫道：“《柴可夫斯基》是一部‘自傳體’小說。肯定是我最好的作品。但願它的出版不要和世界戰爭碰到一起。否則就太可惜了。”1935年7月19日，小說全部結稿。
這部小說以不到四個月的極短時間內產生，首要的原因是克勞斯·曼的“明確而真實的感覺”。“在這些音響的自白，這些旋律的控訴和歡呼的後面，隱藏著並顯露出來的命運，以一種隱秘而特殊的方式觸動著我的靈魂。……我寫書的時候，覺得和他貼得很近。”6月30日，他向妹妹莫妮卡坦言：“《柴可夫斯基》……變得很淒涼了，而且結局也很悲慘——但這可能是我所能做的最好結果，奇怪的是，我已經把很多我的生活經歷包裝在我那動人心弦的彼得·伊里奇的一生當中。”在他寫完《摩菲斯特》之後，他仍然堅信，同他的其他作品相比，他是“帶著更大的同情”寫這部柴可夫斯基小說的。“我在彼得·伊里奇面前是沒有怯意的，正因為他的可疑的天才、脆弱的性格，作為藝術家和入所具有的弱點，使他在我心中格外親切、鮮明和可愛。”按照克勞斯·曼的說法，這部小說所描繪的“並不是藝術家的弱點，……而是他道義上的堅強”，這位藝術家是在同社會和心靈的艱辛抗爭中成功地創造了他的生命之作。
克勞斯·曼獲得了他的伯父亨里希·曼的稱讚：“你的《柴可夫斯基》是一本真正令人震驚的書，像這樣的文學驚喜，我已經很久沒有見到了。……你的選題很好，但‘選題’本身就是一個經歷，而且是決定性的經歷。選題者的所有特徵必須在接觸一個題目時一拍即合。根據我的經驗，這可能10年才能有一次。這是你30歲的大成。我祝賀你。”亨里希·曼的欣喜有一小部分也因為他本人對柴可夫斯基的喜愛——當然還有普契尼。亨里希·曼的自傳《觀察一個時代》幾乎是以下列聲明結尾的：“我對大師作品的欽佩是沒有邊際的……當《悲愴交響曲》最後一次在我面前鳴響時，我看到了美和力量的真正奇蹟。”
第一批評論文章來自克勞斯·曼的個人朋友和相識。小說於1945年10月16日正式出版前的一個星期，弗朗茨·戈爾德施泰因就已經撰文說：“彼得·柴可夫斯基在克勞斯·曼身上找到了一位詩人傳記作者，他不僅在精神上是一個可以交流的兄弟，而且在內容上也注定是這個題材的合適人選。……這種哀嘆的旋律……充滿了詩意，無瑕的美麗，圓潤而充實……令人激動和震撼，克勞斯·曼的作品，自《虔誠的舞蹈》以來，還沒有出現過這種意境。”在對柴可夫斯基和他的外甥之間關係的塑造上，“對這種性愛形式講述得淋漓盡致”。除了“淋漓盡致”之外，戈爾德施泰因還讚揚了克勞斯·曼對細節的描寫：“十分出色，在《柴可夫斯基》的頭三頁里，當他去德國旅行，和旅館送來早點的服務生有一段對話，雖然極其普通，但卻只有柴可夫斯基這樣身份的人，才有可能和服務生進行這樣的對話。”
克勞斯·曼一家的密友布魯諾·弗朗克認為：“通過一種似乎無意和無力的藝術，卻反映了一個人完整的一生。……讀完這部傳記小說之後，我們才對他有了全面的了解：認識了那個身材高大、頭髮花白的人，高高的額頭布滿皺紋，下垂的髭鬍；認識了他的狂怒和他的傷感，他的自負和他的謙卑；認識了這個創新者和不安分的藝術名家對待金錢和榮譽的幼稚而動搖的態度；才認識了這個朋友和戀人。”布魯諾·弗朗克認為，《悲愴交響曲》的藝術成就，使整個流亡文學的水平上了一個台階：“在威脅世界的德國暴行下能夠活下來的人，都會使自己的生存自覺性有所升華。這至少對很多藝術家是如此，他們逃脫了魔爪，來到了國外，在威脅中生活，在更高的責任下工作。這艱辛的三年使得一些人精神上和藝術上走向成熟，這在正常的情況下是不會這么快，或根本就無法達到的。”流亡的前期歷史，在《悲愴交響曲》中成了情感的經歷：“對災難即將到來的預感，就像對燃燒和血腥味道的嗅覺，飄浮在學者和藝術家象牙之塔的空氣中。市民階級時代，帶著良心上的愧疚已經接近尾聲。”
《悲愴交響曲》讓《巴黎日報》的評論家對克勞斯·曼抱有“太多的”期望；認為作者的目的“顯然定位太高”。“在這本色彩斑斕和滿是淒涼的書中，說明的問題並不多”，他對克勞斯·曼的風格是這樣評價的，“很多地方只是暗示了一下，點觸了一下。只有當人們離開它稍遠一些的時候，才能發現它鮮明的輪廓和結構以及講述的藝術技巧，這是一種完美的形式。”克勞斯·曼青年時代的朋友，流亡在國外的作家奧托·扎雷克也有同感：“誰要是了解克勞斯·曼的童年，就會吃驚地發現，這個27歲的青年，已經變得完全成熟了，我敢說，他已經成了一個真正的詩人。這個確實有天賦的人，實際上卻不得不時時刻刻在他的偉大的父親的榜樣陰影下奮爭。現在，那塊約束他的陰影已被突破，他得到了解脫，終於返回了自我。這部小說的風格充滿了宏大而多彩的力量，充滿著獨特而具有個性的魅力。……克勞斯·曼是個優秀的講述者：保持著距離，用敏銳的目光觀察，感覺細膩，特別是當他發現一個困惑的靈魂的傷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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