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佛教通史

《世界佛教通史》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魏道儒研究員主編、國內外20多位老中青年佛教研究學者參與撰寫，全書共800多萬字，歷時8年完成。該書論述了佛教從起源到20世紀在世界範圍內的興衰演變主要過程，在國內外學術界屬於首創。

2017年5月，該書獲得第四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

基本介紹

• 書名：《世界佛教通史》
• 作者：魏道儒主編
•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5年12月

內容簡介

《世界佛教通史》由14卷15冊構成。一至二卷敘述佛教在印度的起源、發展、興盛、衰亡乃至在近現代復興的全過程。三到八卷是對中國漢傳、藏傳和南傳佛教的全面論述。九到十一卷依次是日本、韓國和越南的佛教通史。十二卷分章闡述斯里蘭卡和東南亞佛教的歷史。十三卷是對亞洲之外主要國家佛教的全景式描述。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該書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史學和哲學方法為主，並且借鑑考古學、文獻學、宗教社會學、宗教人類學、宗教心理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對世界範圍內的佛教進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

作品鑑賞

全面展示世界佛教“本土化”的最新成果

作為三大世界性宗教之一的佛教，主要流傳於南亞、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在整個“世界佛教”的版圖中，既有印度的“原生型佛教”，也有大量由印度傳入的“輸入型佛教”。一般認為，由印度輸入的佛教，總會面臨“本土化”的問題，總是要與被輸入地區的文化密切結合，進而才能被當地的人民接受、信仰。這樣的“本土化”表現，在佛教傳播史上琳琅滿目，極大地豐富了佛教文化的歷史。佛教思想在面向不同信教民眾的時候，總要結合不同信教民眾的文化基礎、思維習慣等，通過不同的文學、藝術形式的表達而被接受。這樣的佛教信仰者，自然存在於不同的地域、民族與不同的時代之中。在有些時候，同樣的思想甚至會出現截然相反的表達形式。比如，象徵智慧的文殊菩薩，在漢地的塑像多是手舉寶劍或手捧經卷，在藏地的塑像則多為怒目圓睜的金剛憤怒像。諸如此類的表現形式，《通史》中都有比較詳盡的展示。

（一） 全面展示了佛教存在的地域性差異

佛教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從恆河中下游傳到犍陀羅地區，並進而沿著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新疆、內地乃至朝鮮半島、日本列島、東南亞的越南等地，傳到了中國藏族、蒙古族生活的地區，也從南亞次大陸傳到斯里蘭卡、進而傳到東南亞地區。現在，佛教在歐美地區也十分活躍。無論是從歷史還是現實來看，佛教存在的區域十分廣泛，各地的地理環境極為不同。在不同的地域，比如內陸海島、山川河谷、農區牧區、都市鄉村、熱帶溫帶等，不同區域的自然環境，都會對佛教的存在形態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

印度佛教作為世界佛教的源頭活水，《通史》的第一、二卷，集中分析了“佛教在印度的起源、發展、興盛、衰亡乃至近現代復興的全過程”。在印度，佛陀圓寂百年之後出現的佛教分裂，就與佛教在不同地區的發展有關。商業經濟的發達，導致恆河中下游吠舍離地區（東方）佛陀所定戒律，特別是金銀戒持守的困難。吠舍離地區僧人變通金銀戒律的結果，則招致了來自於商業經濟不甚發達的恆河中上游摩偷羅地區（西方）僧人的抵制。“十事非法”與否的爭論，直接影響到了後來佛教的發展態勢。大眾部、上座部的根本分裂，就此奠定基礎。吠舍離地區的自然環境及其商業經濟的發展之間，無疑存在著密切的聯繫；商業經濟的發展則又進一步與持守佛教的戒律密切相關。類似的佛教傳播個案，《通史》均有較為清楚、詳細的分析。

結合佛教傳播地區的自然環境，《通史》花費大量的篇幅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梳理。《通史》按照當代政治的國別概念，分別對中國、日本、朝鮮、越南、斯里蘭卡、東南亞諸國以及歐美等國的佛教概況進行了分析。作為世界佛教主體部分的中國佛教，《通史》分列六卷（第三——八卷）共七冊進行了分析。其中，漢傳佛教四卷，藏傳佛教為一卷兩冊，南傳佛教獨立成一卷。第九——十一卷分別敘述日本、朝鮮、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集中闡述斯里蘭卡和東南亞諸國的佛教。第十三卷對亞洲之外主要國家的佛教進行了全景式的描述。從這樣的分卷分析可以看出，《通史》非常注意佛教傳播與發展的地理環境、政治背景與文化基礎。比如《通史》第三卷在分析佛教在中國南北朝時期的傳播情況時，分三章30餘萬字對南北朝時期中國南北方佛教的特質及其自然、社會、政治、文化等背景進行了詳細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說明了“南文北質”——北方重禪修、南方重般若的文化依據。類似的分析，貫穿在整部《通史》之中。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分析涉及佛教文化傳播的地理空間問題。儘管《通史》對這些問題沒有花費更多的筆墨，但折射出作者們對佛教文化地理空間的一種認識自覺，為今後學術界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二） 全面展示了佛教存在的民族性差異

地域與民族密切相關。各個民族都有其原有的文化底色，那樣的文化底色，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該民族的生活方式與思維方式。佛教文化的傳入，必然要與該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與思維方式發生碰撞、交流，進而在碰撞、交流中取長補短，完成佛教文化在該民族文化中的積澱與定型。

《通史》用六卷七冊的篇幅對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進行了詳細的研究。這與中國佛教的地位是相稱的。自從佛教在印度衰亡之後，中國佛教已經成為世界佛教的主體，不僅信仰佛教的人數最多，而且三大語系也最齊全。在當代中國的三大語系佛教中，漢傳佛教、藏傳佛教無疑具有更為廣泛的世界影響。

《通史》詳細分析了佛教在漢地演變的過程，進一步彰顯了佛教“中國化”的歷史內涵。《通史》的三、四、五、六卷，反覆講述了佛教中國化的精彩篇章。這是《通史》主編與作者們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的重要體現。

類似的理論創新，《通史》在分析藏傳佛教、北方少數民族佛教、乃至日本、朝鮮、越南等地區佛教演變的過程中，都有十分精彩的理論分析。正如《通史》總序中所說：“佛教的本土化是指佛教為適應所傳地區的社會、民族、政治、經濟和文化而發生的一切變化，既包括信仰、教義方面的變化，也包括組織、制度方面的變化。在有佛教流傳的國家和地區，佛教本土化過程涉及社會的各個方面，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都會受到影響。”正是主編具有這樣的清醒自覺，所以主編要求：“相關各卷把研究佛教的本土化問題作為一個重點，不同程度地探索各個國家和地區佛教形成本土特色的原因，描述佛教與當地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相互衝突、相互協調、相互適應的過程，分析導致佛教在特定區域、特定歷史階段或紮根生長、或蓬勃興旺、或衰敗落寞、或滅絕斷根的諸多因素，以便準確描述佛教在世界各地呈現出的多種多樣的姿態、色彩。”

總而言之，《通史》對於佛教發展過程中地域化、民族化特點的分析，不斷彰顯文明傳播過程中的本土化色彩。通過各卷作者們的努力，在佛教本土化的研究方面，確實填補了諸多學術空白，加深了對各個國家和地區佛教的認識。這是《通史》最引人注目的理論貢獻。

深刻分析世界佛教“共相”的最新理論成果

《通史》在梳理佛教“共相”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佛教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表現之一，就在於佛教對於人性中道德與理智的準確把握。正如雅斯貝爾斯在其《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所歸納的“軸心期”理論所言，公元前500年左右，特別是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過程中，人類“同最深刻的歷史分界線相遇，我們今天所了解的人開始出現。我們可以把它簡稱為軸心期。……在軸心期，首次出現了後來所謂的理智和個性。……人們殫精竭慮地尋求人類能最和睦地共同生活、實行最佳統治管理的方法。”在那個時代，古希臘、以色列、中國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發生了“終極關懷的覺醒”，人類開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來面對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超越和突破原始文化，並由此決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國不同的文化形態。儘管雅斯貝爾斯的觀察比較直觀，但我們不能不承認他的睿智。他的“軸心期”理論，有助於克服西方中心論的局限。雅斯貝爾斯觀察人類文化所具有的“世界眼光”，在當時無疑是超前的。《世界佛教通史》的主編與作者們，延續著雅斯貝爾斯的“世界眼光”繼續前行，深刻揭示了佛教的普遍性內涵。

（一） 深刻分析了佛教的和平屬性

和平是最大的道德，慈悲是佛教的標籤。《通史》反覆強調：“佛教的和平傳播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獨一無二的。”《通史》將佛教的這一特質置於優先的位置予以深度考察，力圖為當今世界各種文明之間建立聯繫樹立一個“樣板”。在具體地論述中，《通史》各卷都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分析。

眾所周知，佛教的根本特徵在於對生命苦難的深刻體會。佛教基本理論中，不僅有對生老病死等生理方面痛苦的認知，也有對於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等人際關係方面無奈的觀察，更有對於生命所依賴的自然環境等各個方面因緣和合的深層分析。在佛教看來，戰爭都是對生命的蔑視與摧殘。有矛盾，有衝突，可以坐下來通過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解決。只要每一個生命主體認識到萬物的本質，淨化自己的內心以消除煩惱，生命中自然就會遠離爭鬥。當然，為了徹底實現人類的和平，消除人類唯我獨尊、以自我為中心的“執著”，還需要確立更具理性的“智慧心”，把“慈悲心”和對生命價值的尊重推廣到一切生命當中，彰顯“眾生平等”的深刻含義。時時刻刻把眾生的幸福、自由放在心中，個體心性方面的道德超越又有何難？因此，佛教“悲智雙運”體現出來的道德含義，說明佛教不是消極出世的空洞說教，而是引導眾生利人求善、追求世界和諧發展的指路明燈。

深刻分析了佛教“理智的方法”

佛教的和平屬性，也意味著佛教的包容性、說理性。在世界各大宗教中，只佛教發展出了獨具特色、且相當完備的論師系統與邏輯學——因明系統。正是在一系列論典與邏輯辯論中，理智的思考成為必須，佛教理論的深刻性、系統性得到了有效地保障。佛教運用理智的方法來面對我們生活世界的集中表現，主要在兩個方面：涅槃與般若。涅槃是煩惱的寂滅，屬於清涼的自由自在的境界；般若是世間與出世間智慧的統一，屬於通往自由自在境界的必由之路。從歷史上看，佛教並不是消極避世的逃跑主義，反而始終體現著積極入世以實現生命超越的價值關懷。佛教倡導“以出世的心態，做入世的事業”，通過生命主體自身的努力思考與實踐，來實現生命主體的自由與解放。佛教的涅槃、解脫、得大自在等理論，實際上主要還是圍繞著生命超越而展開的分析。大致說來，佛教理智的方法包括自由的境界與實現自由的方法兩個方面。

自由境界，佛教表述為“得大自在”：遠離煩惱，身心自由，所作所為，進退無礙。由於自在是諸佛及上位菩薩所具有的功德，所以佛也叫做“自在人”。《法華經·弟子授記品》中說：“諸佛有大自在神通之力。”但是，要達到這樣的解脫境界，並非易事。佛教一直主張生命的解脫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這就是佛教的自主觀。佛教的三寶信仰，並不是相信佛陀有救贖的神力，而是要相信佛陀以人身的形式完成了生命的超越，相信自己按照佛陀的教導也能夠實現生命的超越。佛陀的一生，也無非是實踐五戒、十善、四攝、六度的一生；僧尼的生活，也正是建立在“向佛陀學習”的人生實踐之上。沒有生命主體自身的正信、正知、正見、正行，不可能實現“得大自在”的人生解脫。這種思想體現在佛教發展的始終。佛教的生命觀，不是外因論，不是無因論，也不是偶因論，而是“自作業自受果”的生命承擔理論。自己的現在源自於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自己的未來也完全取決於自己過去和當下的身、口、意三業。這樣的目標，這樣的途徑，正是一種相當理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