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思想在今天遭到了普遍的懷疑。我們時代那些令人尊敬的知以分子，諸如漢娜？阿倫特、以賽亞？伯林、卡爾？波昔爾塑造了現代反烏托邦主義並使它深入人心。更不用況那些反烏托邦小說，比如赫胥黎的《美麗的新世界》和奧威爾的《一九八四》，所產生的廣泛影響了。 拉塞爾？雅各比對此提出了批判，他堅稱，這些思想家和小說家錯誤地將烏托邦思想同納粹主義及極權主義等同起來了。他進而告訴我們，事實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烏托邦上義傳統，即藍圖派烏托邦主義和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主義。前一傳統強調詳盡無遺地描繪出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還設計出奇奇怪怪的未來之形象，幾乎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思想家(他們是特奧多？阿多諾、瓦爾特？本雅明、思斯特？布洛赫、古斯塔夫？蘭道爾，以及其他卓越的猶太思想家)一如那些嚴格遵守《舊約》反對偶像的禁律的人一樣，既拒斥藍圖設計師對細節的痴迷，也抗拒現代圖像的引誘。 在這兩重區分之後，雅各比論證說：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精神將復活冬眠中的社會政治想像力，為更加美好的未來提供希望。我們需要學習並重返那種精神，使我們自身對更加富有想像力的未來之觀念保持開放態勢。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不完美的圖像:反烏托邦時代的烏托邦思想
- 譯者：姚建彬
- 出版日期：2007年7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802252745, 7802252741
- 作者：拉塞爾·雅各比
-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 頁數：237頁
- 開本：0開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我們並非只能在理性的建議和非理性的烏托邦思想兩者中間作選擇。烏托邦思想既不曾破壞也沒有貶低真正的改革。事實上，情況正好與此相反：切實可行的改革有賴於烏托邦夢想——或者至少可以說，烏托邦理想推動著與日俱增的進步。
“無論是誰說出了上帝的名字，他就會喪失自己在未來世界中的份額。”
這句話濃縮了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主義者的原則：他們拒絕描述未來。他們不僅恪守關於偶像的禁忌，而且還在對未來可能是什麼保持沉默的邊緣搖擺不定。雖然未來拒斥表述，然而它並沒有蔑視希望。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思想家都是反對潮流的烏托邦主義者。他們並不屈服於日常的緊急情況。他們也不用光彩奪目的顏色描繪未來。他們使自己的耳朵敞開著，諦聽從遠處傳來的和平與歡樂的聲音，向先知以賽亞說過的這樣一個時刻——那時“獅子將會像牛一樣吃草”——敞開著。我們可以向他們學習。
——拉塞爾·雅各比
同雅各比的大多數著作一樣，《不完美的圖像》也是匠心獨具。該書旁徵博引、富於論辯、生氣勃勃、一氣呵成。學術視野宏闊而又機警峭拔。
——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福柯的生死愛欲》作者
太多的人云亦云聲稱烏托邦夢想培育了社會的政治噩夢，拉塞爾?雅各比對此提出了挑戰。他激情滿懷地堅信：在烏托邦思想中，存在著一條極為獨特的非極權主義烏托邦思想的線索。他的這種信念揭示了當代想像力的缺乏。……這本精神飽滿、真正充滿烏托邦精神的論著，復興了一股“無政府主義的微風”，這微風曾給予那些反偶像崇拜的思想家以靈感；對於他們來說，那些被忽視、遭唾棄的新思想絕非怪物。
——安森·拉賓巴赫（Anson Rabinbach）
“無論是誰說出了上帝的名字，他就會喪失自己在未來世界中的份額。”
這句話濃縮了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主義者的原則：他們拒絕描述未來。他們不僅恪守關於偶像的禁忌，而且還在對未來可能是什麼保持沉默的邊緣搖擺不定。雖然未來拒斥表述，然而它並沒有蔑視希望。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思想家都是反對潮流的烏托邦主義者。他們並不屈服於日常的緊急情況。他們也不用光彩奪目的顏色描繪未來。他們使自己的耳朵敞開著，諦聽從遠處傳來的和平與歡樂的聲音，向先知以賽亞說過的這樣一個時刻——那時“獅子將會像牛一樣吃草”——敞開著。我們可以向他們學習。
——拉塞爾·雅各比
同雅各比的大多數著作一樣，《不完美的圖像》也是匠心獨具。該書旁徵博引、富於論辯、生氣勃勃、一氣呵成。學術視野宏闊而又機警峭拔。
——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福柯的生死愛欲》作者
太多的人云亦云聲稱烏托邦夢想培育了社會的政治噩夢，拉塞爾?雅各比對此提出了挑戰。他激情滿懷地堅信：在烏托邦思想中，存在著一條極為獨特的非極權主義烏托邦思想的線索。他的這種信念揭示了當代想像力的缺乏。……這本精神飽滿、真正充滿烏托邦精神的論著，復興了一股“無政府主義的微風”，這微風曾給予那些反偶像崇拜的思想家以靈感；對於他們來說，那些被忽視、遭唾棄的新思想絕非怪物。
——安森·拉賓巴赫（Anson Rabinbach）
作者簡介
作者：(美)拉塞爾·雅各比 譯者：姚建彬 等
媒體推薦
書評
同雅各比的大多數著作一樣，《不完美的圖像》也是匠心獨具。該書旁徵博引、富於論辯、生氣勃勃、一氣呵成。學術視野宏闊而又機警峭拔。
——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福柯的生死愛欲》作者
太多的人云亦云聲稱烏托邦夢想培育了社會的政治噩夢，拉塞爾?雅各比對此提出了挑戰。他激情滿懷地堅信：在烏托邦思想中，存在著一條極為獨特的非極權主義烏托邦思想的線索。他的這種信念揭示了當代想像力的缺乏。……這本精神飽滿、真正充滿烏托邦精神的論著，復興了一股“無政府主義的微風”，這微風曾給予那些反偶像崇拜的思想家以靈感；對於他們來說，那些被忽視、遭唾棄的新思想絕非怪物。
——安森?拉賓巴赫（Anson Rabinbach）
中譯本序
中譯本序
要“內衣”，還是要“香檳”？
“在烏托邦島國……人人都能夠獲得公平的配額，從來就沒有窮人或乞丐。每個人都不擁有任何東西，但是每個人都很富有——還有什麼財富能夠比快樂、心靈的平和、無憂無慮更加偉大呢？”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認真聆聽了烏托邦島的訪客拉斐爾（Raphael）發表的這番關於烏托邦的報告，然後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反對意見”。在莫爾看來，烏托邦的“法律與習俗”似乎“在很多情況下都荒唐到了極致”。不過他還是決定“對其進行認真思考”，而且承認“我將會非常樂意看到——儘管我僅僅是期望——歐洲將吸納烏托邦共和國的許多特色”。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Utopia）一書就是以上述這種方式結尾的。這本書問世已經有五個世紀了。直到今天，我們依舊不清楚莫爾對他所創製的“烏托邦”的真實態度。莫爾以拉斐爾的身份，堅定地捍衛烏托邦；他同時又以自己的身份，強烈地反對烏托邦。他真正的立場是什麼？我們不得而知。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對自己所創造的烏托邦的反對，毋庸置疑一直就是一種姿態。他想通過引證自己在書中對烏托邦的反對意見來為自己辯護，以免他人指控他顛覆社會。然而，畢竟是他虛構了烏托邦，倘若它的確令他非常苦惱的話，他原本可以堅持做自己的神學研究。儘管莫爾本人對於烏托邦的態度是愛恨交織的，但是當今的歷史判斷卻並非如此。這種判斷認為，烏托邦是同壓制性權力主義以及兇殘的計畫聯繫在一起的。如果說烏托邦表明的是現代早期，那么敵托邦則意指現在。數個世紀以來，至少在愛德華?貝拉米（Edward Bellamy）1888年發表的整部《回望》（Looking Backward）中，烏托邦中就充溢著想像與希望；在烏托邦中，暴力與獨裁毫無立錐之地。讓我們來聽聽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說過的話吧。他曾經同布魯克農場（Brook Farm）這個烏托邦公社有過聯繫。1840年，他寫信給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說，“這裡的人們幾乎都為不可勝數的社會改革方案而變得有點瘋狂了。每一個讀書人的背心口袋中都裝著新社會的草案……這個人反對吃動物的肉；那個人拋棄金錢；另外有人則放棄家裡雇用的僕役；還有人則否定國家。”自然，烏托邦主義者或許會——而且早已——因為其不現實的、不可能的，有時是精神失常的特徵而遭受批判。例如，如果去讀傅立葉的著作，他那既汪洋恣肆而又紊亂無序的想像兩者都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所描寫的公社中，人們能夠一日五餐吃到美味佳肴，面對一道接一道的美食，他們感到無所適從。哪怕是最貧窮的人，也能夠從“十二種湯，十二種露珠和葡萄酒，以及十二種肉和蔬菜的調味品”中來選擇。但是，因為傅立葉這樣痴迷於細節和數字——人們應該每天睡5個小時，活144歲，任何活動都不要超出2小時——他看起來也夠瘋狂的了。然而，瘋狂並不意味著邪惡或危險；事實上，傅立葉本人就完全是仁慈而寬厚的。他的理想既不曾激發暴力，也沒有導致勞改營。但是，這一點卻被人遺忘了。20世紀出現了反對烏托邦的思潮。赫胥黎用作其《美麗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題詞的那段警句捕捉到了這種轉變。他引用的是俄羅斯宗教思想家尼古拉?別爾嘉耶夫（Nicolas Berdyaev）的原話，後者認為，從前，烏托邦似乎是遙不可及的，但是如今它們卻變得迫在眉睫了。“事實上，我們正面臨著一種完全不同的、令人苦惱的問題：我們該怎樣阻止它們的最終實現？”別爾嘉耶夫本人逃離了俄國革命，但是人們往往將烏托邦思想的讓渡同蘇聯的解體聯繫起來。然而，赫胥黎的這部小說針對的是美國的消費主義而不是史達林的獨裁主義。倘若敵托邦的《美麗的新世界》中有一個惡魔的話，那就是亨利?福帝（Henry Ford）學界一般認為，赫胥黎在《美麗的新世界》中所創造的“Henry Ford”這個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從福特公司創始人福特以及這個公司本身的生產、管理模式獲得了靈感。福特所代表的機械化、標準化、均質化，反人性傾向，同烏托邦的本質是相敵對的。從根本上說，赫胥黎塑造這一形象就是為了警醒當代的人類要抗拒這種迫在眼前的壓迫、獨裁、反人性、單向度化。因此，孫法理等譯家將這個人名譯為“亨利?福帝”，而不是遵從既有的外國人名中譯慣例，是頗為妥當的，庶幾能夠讓我們聯想到作者寄寓其中的警示與批判意義。我非常樂意沿用這一譯名。——譯者，他體現了個體的讓渡與機械化。一點沒錯，蘇聯共產主義的確曾激發了一系列敵托邦作品，特別是葉甫蓋尼?札米亞京（Yevgeny Zamyatin）的《我們》（We）以及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1984）。納粹主義的興起似乎證實了烏托邦主義的危險。但是納粹主義幾乎沒有東西看起來是烏托邦的。正如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指出的那樣，納粹的“血統和土地”這一口號阻礙了，而不是發展了烏托邦。儘管如此，一系列的歐洲流亡思想家，諸如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以及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卻還是將烏托邦主義納粹主義等同極權主義的各個側面聯繫起來了。然而，如果我們仔細讀解他們的作品，卻並不能發現表明烏托邦思想導致了極權主義的令人信服的證據。以阿倫特的經典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為例。這本書對於反猶主義、帝國主義與種族主義說了很多，但是卻未能揭示出烏托邦主義同這些運動是有牽連的。但是這幾乎無關緊要，因為在大眾層面和學術圈，兩者都經常將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貼上烏托邦運動的標籤。《不完美的圖像》（Picture Imperfect）一書試圖復原烏托邦思想，但是“復原”（recuperate）並非意味著粉飾。如果人們認為烏托邦主義者是有罪的，例如那些以蘇聯共產主義名義犯下的罪行，就讓這些被告承受他們那些控訴吧。不過，在察看歷史的碎片時，我們要更加小心謹慎，我們要使用解剖刀，而不是挖掘機。我們也不該忘記，在俄國革命的最初那些年裡，至少有一段時間，烏托邦的余火燃燒得特別明亮。但是這個時刻卻已經過去了，這是一些親自參加過革命的人很快就認識到了的一個事實。那些使自己遠離這場革命的人不僅僅包括了像別爾嘉耶夫這樣的基督徒，而且也包括了從尤利烏斯?馬爾托夫（Julius Martov）到維克托?塞爾吉（Victor Serge）以及安德烈?布列東（Andre Breton）這樣的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烏托邦主義者。無論如何，蘇聯共產主義及其遺產都幾乎沒有耗盡烏托邦思想。我在《不完美的圖像》中，與其說是要竭力從烏托邦思想導致了極權主義這一指控中拯救它，不如說是在竭力拯救烏托邦思想本身。雖然有關自由的未來輪廓之大膽理想推動了烏托邦思想，但是，一種相反的、權力主義的傾向，即精確地規劃人們應該怎樣生活的傾向也是烏托邦思想的特徵。我稱之為烏托邦思想的“藍圖”（blue-print）傳統。這一類烏托邦主義者往往規定：烏托邦的居民應該什麼時候醒來，他們該穿什麼，午飯應該吃多長時間。當自由的各種精確維度受到限定時，自由本身也將衰落。我認為，這種“藍圖”傳統已經壽終正寢了。要詳盡無遺地描繪出一個烏托邦社會將會是什麼樣子，這是再也不可能，或者說再也無法期望的事情了。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烏托邦計畫的讓渡。剛好相反。烏托邦計畫不僅仍然迫切地需要研究烏托邦主義的歷史，而且我還試圖搶救一種更加散亂——而且更少人關注——的烏托邦傳統，我稱之為“反偶像崇拜的”（iconoclastic）烏托邦主義者。我是同時在其精確內涵和流行的意義上來使用“反偶像崇拜”這一概念的。從字面意義來看，反偶像崇拜者指的是這樣一些宗教信徒，他們摧毀神的偶像或形象，因為這些圖像曾經被認為是異端；這些形象破壞了聖經關於禁止用視覺再現上帝的誡律。從其更為流行的意義來看，反偶像崇拜者指的是這樣一些人，他們逆潮流而動，挑戰種種盛行的真理。就這兩方面而言，反偶像崇拜這個標籤都是貼切的。那些烏托邦主義者之所以是反偶像崇拜者，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在理智上不墨守成規，而且還因為他們拒絕將未來具像化。儘管他們大部分是俗世凡人，而不是虔誠的猶太教徒，但是他們卻嚴格地遵從猶太教的如下誡律，即禁止為上帝造偶像，不許為上帝命名。這些誡律證明了上帝的崇高，即他是不受限於圖像和語詞的。烏托邦以反偶像崇拜者的同樣方式打破了視覺再現的限制；只能間接地通過音樂、哲學與故事，而不是通過繪製圖表，栩栩如生地去探究、接近烏托邦。在這些人的作品中，人們找不到關於未來的詳盡藍圖。相反，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主義者賦予耳朵，也許還有心靈，在眼睛之上的特權。他們的作品中往往充滿一種神秘的氛圍，這在反偶像崇拜論者的經典作品，即布洛赫的《烏托邦的精神》（The Spirit of Utopia）中得到了證明。布洛赫的這部書並沒有提供烏托邦的圖像，而是從音樂、宗教和藝術中來引證烏托邦。這些反偶像崇拜的思想家們還探討了烏托邦傳統的另外兩個弱點，它們同今天仍然大有關係。他們意識到，烏托邦渴望並不會立即看上去是充分發展的。這一看法絲毫也不讓人感到驚奇。歷史已經誹謗並且蹂躪了這種烏托邦渴望，當人們要求它說話時，烏托邦衝動往往發現自己變得結結巴巴了。為了讓它發表意見，我們就必須保護它、栽培它。這或許就是佩特?赫貝爾（Peter Hebel）所講述的那個童話故事中的寓意。有一對窮夫妻，得到了可以用於任何事情的三樁心愿，卻為了得到早餐的香腸而把它們糟蹋了。它或許還是一個曾經令本雅明和布洛赫兩人都著迷的故事的寓意；這個故事或許例證了烏托邦期望的謙虛謹慎。有個安息日的晚上，在一個哈西德人的村子裡，當地人坐在小酒館裡；遠遠的角落裡，有個窮人悄悄地坐在那兒，誰都不搭理他。村民們決定，每個人都要說出一樁心愿。
有的人想要錢；有的人想要招贅女婿；有的人則夢想一張新刨床；大夥就這樣輪流說著。都說完之後，只剩下坐在黑暗角落裡的那個乞丐了。他極不情願、吞吞吐吐地回答了這個問題。“我希望自己是個國王，權力無邊，統治著一個廣大的國家。有天晚上，當我正在自己的寢宮裡酣睡時，敵人來侵略我的國家，卻沒有遇到任何抵抗。我從睡夢中被叫醒，連穿衣的工夫都沒有，只好穿著自己的內衣倉皇出逃。我沒日沒夜地翻山越嶺，穿過森林，慌裡慌張地往前趕，最後終於安全地到了這兒，坐在了這個角落裡的桌子旁。這就是我的心愿。”其他人覺得難以理解，互相交換了一下眼神。有人問道，“那么這個心愿對你有啥好處呢？”乞丐答話了，“那樣我就會有件內衣呀。”
“我就會有件內衣”這一說法似乎昭示著烏托邦渴望的終結；這不僅意味著對人的命運的逆來順受，而且事實上是對它的美化。這個故事暗含了這層意思，即烏托邦夢想本身需要教育。雖然這些故事的背景都是前工業時期的歐洲，倘若它們無法針對後工業時期的世界的話，那很可能針對的是工業化時代。本已變得貧乏的夢想或許會使前工業時代的貧困與後工業時代的富足兩者都遭受痛苦，因為它正在抽空烏托邦思想。為了存活下去，烏托邦精神既需要理智上的大膽，也需要理性的想像力。與此同時，必須將烏托邦精神從其歷史的禁慾主義中解放出來。除了像傅立葉這樣一些偉大的例外，烏托邦主義者都讚美匱乏——即共享的貧困。然而匱乏或者自我否定並非內在於烏托邦傳統的。這一點，德國作家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或許說得最為出色了。同革命者提出的麵包是“人民的權利”這句口號相比，他更加樂意稱之為“神聖的權利”。“我們同參加法國大革命的人在這一點，以及其他許多事情上都有著很大的不同。我們不想成為無套褲漢，不想做普通的公民，也不想當腐敗的長官；我們渴望建立一種諸神的民主政權……你們要求的是粗朴的衣服，自我克制的道德，以及沒有情趣的快樂，但是我們希望的則是甘露與佳肴、馨香祭物、華麗的紅袍、昂貴的香膏、奢華與絢麗、歡笑的寧芙女神翩翩起舞，音樂和喜劇。”海涅又補充說，“你們這些善良而貞節的共和主義者，不要為此事而生我們的氣。對於你們吹毛求疵的責罵，我們將用莎士比亞筆下一個傻瓜的話做出如下回答：‘難道因為你們自己是善良而貞節的，就認為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更加可口的蛋糕、更加醇美的香檳了么？’”1912年，在麻薩諸塞勞倫斯的紡紗工人大罷工中，這一思想再次以多少有些單調的語言浮現出來。這是移民和婦女要求更高工資的一次大罷工——但是並不僅僅如此。來自那次罷工的戰鬥口號宣布，“我們要麵包，我們也要玫瑰！”今天，烏托邦主義者除了反思這些話，他們所能夠做的不會比這更出色。非常感謝譯者姚建彬，讓中國讀者能夠看到我的這本《不完美的圖像》。
拉塞爾·雅各比
2007年1月
於洛杉磯
（這篇序言系拉塞爾?雅各比應譯者之請而特意為其《不完美的圖像》一書中譯本所撰，其原文標題為《〈不完美的圖像〉中譯本序》（Preface to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Picture Imperfect），譯者為這篇譯序加了一個標題“要‘內衣’，還是要‘香檳’？”。此一微調，意在提醒讀者注意雅各比所揭示出的烏托邦思想史上“藍圖”派烏托邦思想與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思想這兩種不同傳統之間的張力，以及他所著力的方向。——譯者）
同雅各比的大多數著作一樣，《不完美的圖像》也是匠心獨具。該書旁徵博引、富於論辯、生氣勃勃、一氣呵成。學術視野宏闊而又機警峭拔。
——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福柯的生死愛欲》作者
太多的人云亦云聲稱烏托邦夢想培育了社會的政治噩夢，拉塞爾?雅各比對此提出了挑戰。他激情滿懷地堅信：在烏托邦思想中，存在著一條極為獨特的非極權主義烏托邦思想的線索。他的這種信念揭示了當代想像力的缺乏。……這本精神飽滿、真正充滿烏托邦精神的論著，復興了一股“無政府主義的微風”，這微風曾給予那些反偶像崇拜的思想家以靈感；對於他們來說，那些被忽視、遭唾棄的新思想絕非怪物。
——安森?拉賓巴赫（Anson Rabinbach）
中譯本序
中譯本序
要“內衣”，還是要“香檳”？
“在烏托邦島國……人人都能夠獲得公平的配額，從來就沒有窮人或乞丐。每個人都不擁有任何東西，但是每個人都很富有——還有什麼財富能夠比快樂、心靈的平和、無憂無慮更加偉大呢？”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認真聆聽了烏托邦島的訪客拉斐爾（Raphael）發表的這番關於烏托邦的報告，然後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反對意見”。在莫爾看來，烏托邦的“法律與習俗”似乎“在很多情況下都荒唐到了極致”。不過他還是決定“對其進行認真思考”，而且承認“我將會非常樂意看到——儘管我僅僅是期望——歐洲將吸納烏托邦共和國的許多特色”。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Utopia）一書就是以上述這種方式結尾的。這本書問世已經有五個世紀了。直到今天，我們依舊不清楚莫爾對他所創製的“烏托邦”的真實態度。莫爾以拉斐爾的身份，堅定地捍衛烏托邦；他同時又以自己的身份，強烈地反對烏托邦。他真正的立場是什麼？我們不得而知。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對自己所創造的烏托邦的反對，毋庸置疑一直就是一種姿態。他想通過引證自己在書中對烏托邦的反對意見來為自己辯護，以免他人指控他顛覆社會。然而，畢竟是他虛構了烏托邦，倘若它的確令他非常苦惱的話，他原本可以堅持做自己的神學研究。儘管莫爾本人對於烏托邦的態度是愛恨交織的，但是當今的歷史判斷卻並非如此。這種判斷認為，烏托邦是同壓制性權力主義以及兇殘的計畫聯繫在一起的。如果說烏托邦表明的是現代早期，那么敵托邦則意指現在。數個世紀以來，至少在愛德華?貝拉米（Edward Bellamy）1888年發表的整部《回望》（Looking Backward）中，烏托邦中就充溢著想像與希望；在烏托邦中，暴力與獨裁毫無立錐之地。讓我們來聽聽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說過的話吧。他曾經同布魯克農場（Brook Farm）這個烏托邦公社有過聯繫。1840年，他寫信給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說，“這裡的人們幾乎都為不可勝數的社會改革方案而變得有點瘋狂了。每一個讀書人的背心口袋中都裝著新社會的草案……這個人反對吃動物的肉；那個人拋棄金錢；另外有人則放棄家裡雇用的僕役；還有人則否定國家。”自然，烏托邦主義者或許會——而且早已——因為其不現實的、不可能的，有時是精神失常的特徵而遭受批判。例如，如果去讀傅立葉的著作，他那既汪洋恣肆而又紊亂無序的想像兩者都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所描寫的公社中，人們能夠一日五餐吃到美味佳肴，面對一道接一道的美食，他們感到無所適從。哪怕是最貧窮的人，也能夠從“十二種湯，十二種露珠和葡萄酒，以及十二種肉和蔬菜的調味品”中來選擇。但是，因為傅立葉這樣痴迷於細節和數字——人們應該每天睡5個小時，活144歲，任何活動都不要超出2小時——他看起來也夠瘋狂的了。然而，瘋狂並不意味著邪惡或危險；事實上，傅立葉本人就完全是仁慈而寬厚的。他的理想既不曾激發暴力，也沒有導致勞改營。但是，這一點卻被人遺忘了。20世紀出現了反對烏托邦的思潮。赫胥黎用作其《美麗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題詞的那段警句捕捉到了這種轉變。他引用的是俄羅斯宗教思想家尼古拉?別爾嘉耶夫（Nicolas Berdyaev）的原話，後者認為，從前，烏托邦似乎是遙不可及的，但是如今它們卻變得迫在眉睫了。“事實上，我們正面臨著一種完全不同的、令人苦惱的問題：我們該怎樣阻止它們的最終實現？”別爾嘉耶夫本人逃離了俄國革命，但是人們往往將烏托邦思想的讓渡同蘇聯的解體聯繫起來。然而，赫胥黎的這部小說針對的是美國的消費主義而不是史達林的獨裁主義。倘若敵托邦的《美麗的新世界》中有一個惡魔的話，那就是亨利?福帝（Henry Ford）學界一般認為，赫胥黎在《美麗的新世界》中所創造的“Henry Ford”這個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從福特公司創始人福特以及這個公司本身的生產、管理模式獲得了靈感。福特所代表的機械化、標準化、均質化，反人性傾向，同烏托邦的本質是相敵對的。從根本上說，赫胥黎塑造這一形象就是為了警醒當代的人類要抗拒這種迫在眼前的壓迫、獨裁、反人性、單向度化。因此，孫法理等譯家將這個人名譯為“亨利?福帝”，而不是遵從既有的外國人名中譯慣例，是頗為妥當的，庶幾能夠讓我們聯想到作者寄寓其中的警示與批判意義。我非常樂意沿用這一譯名。——譯者，他體現了個體的讓渡與機械化。一點沒錯，蘇聯共產主義的確曾激發了一系列敵托邦作品，特別是葉甫蓋尼?札米亞京（Yevgeny Zamyatin）的《我們》（We）以及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1984）。納粹主義的興起似乎證實了烏托邦主義的危險。但是納粹主義幾乎沒有東西看起來是烏托邦的。正如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指出的那樣，納粹的“血統和土地”這一口號阻礙了，而不是發展了烏托邦。儘管如此，一系列的歐洲流亡思想家，諸如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以及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卻還是將烏托邦主義納粹主義等同極權主義的各個側面聯繫起來了。然而，如果我們仔細讀解他們的作品，卻並不能發現表明烏托邦思想導致了極權主義的令人信服的證據。以阿倫特的經典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為例。這本書對於反猶主義、帝國主義與種族主義說了很多，但是卻未能揭示出烏托邦主義同這些運動是有牽連的。但是這幾乎無關緊要，因為在大眾層面和學術圈，兩者都經常將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貼上烏托邦運動的標籤。《不完美的圖像》（Picture Imperfect）一書試圖復原烏托邦思想，但是“復原”（recuperate）並非意味著粉飾。如果人們認為烏托邦主義者是有罪的，例如那些以蘇聯共產主義名義犯下的罪行，就讓這些被告承受他們那些控訴吧。不過，在察看歷史的碎片時，我們要更加小心謹慎，我們要使用解剖刀，而不是挖掘機。我們也不該忘記，在俄國革命的最初那些年裡，至少有一段時間，烏托邦的余火燃燒得特別明亮。但是這個時刻卻已經過去了，這是一些親自參加過革命的人很快就認識到了的一個事實。那些使自己遠離這場革命的人不僅僅包括了像別爾嘉耶夫這樣的基督徒，而且也包括了從尤利烏斯?馬爾托夫（Julius Martov）到維克托?塞爾吉（Victor Serge）以及安德烈?布列東（Andre Breton）這樣的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烏托邦主義者。無論如何，蘇聯共產主義及其遺產都幾乎沒有耗盡烏托邦思想。我在《不完美的圖像》中，與其說是要竭力從烏托邦思想導致了極權主義這一指控中拯救它，不如說是在竭力拯救烏托邦思想本身。雖然有關自由的未來輪廓之大膽理想推動了烏托邦思想，但是，一種相反的、權力主義的傾向，即精確地規劃人們應該怎樣生活的傾向也是烏托邦思想的特徵。我稱之為烏托邦思想的“藍圖”（blue-print）傳統。這一類烏托邦主義者往往規定：烏托邦的居民應該什麼時候醒來，他們該穿什麼，午飯應該吃多長時間。當自由的各種精確維度受到限定時，自由本身也將衰落。我認為，這種“藍圖”傳統已經壽終正寢了。要詳盡無遺地描繪出一個烏托邦社會將會是什麼樣子，這是再也不可能，或者說再也無法期望的事情了。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烏托邦計畫的讓渡。剛好相反。烏托邦計畫不僅仍然迫切地需要研究烏托邦主義的歷史，而且我還試圖搶救一種更加散亂——而且更少人關注——的烏托邦傳統，我稱之為“反偶像崇拜的”（iconoclastic）烏托邦主義者。我是同時在其精確內涵和流行的意義上來使用“反偶像崇拜”這一概念的。從字面意義來看，反偶像崇拜者指的是這樣一些宗教信徒，他們摧毀神的偶像或形象，因為這些圖像曾經被認為是異端；這些形象破壞了聖經關於禁止用視覺再現上帝的誡律。從其更為流行的意義來看，反偶像崇拜者指的是這樣一些人，他們逆潮流而動，挑戰種種盛行的真理。就這兩方面而言，反偶像崇拜這個標籤都是貼切的。那些烏托邦主義者之所以是反偶像崇拜者，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在理智上不墨守成規，而且還因為他們拒絕將未來具像化。儘管他們大部分是俗世凡人，而不是虔誠的猶太教徒，但是他們卻嚴格地遵從猶太教的如下誡律，即禁止為上帝造偶像，不許為上帝命名。這些誡律證明了上帝的崇高，即他是不受限於圖像和語詞的。烏托邦以反偶像崇拜者的同樣方式打破了視覺再現的限制；只能間接地通過音樂、哲學與故事，而不是通過繪製圖表，栩栩如生地去探究、接近烏托邦。在這些人的作品中，人們找不到關於未來的詳盡藍圖。相反，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主義者賦予耳朵，也許還有心靈，在眼睛之上的特權。他們的作品中往往充滿一種神秘的氛圍，這在反偶像崇拜論者的經典作品，即布洛赫的《烏托邦的精神》（The Spirit of Utopia）中得到了證明。布洛赫的這部書並沒有提供烏托邦的圖像，而是從音樂、宗教和藝術中來引證烏托邦。這些反偶像崇拜的思想家們還探討了烏托邦傳統的另外兩個弱點，它們同今天仍然大有關係。他們意識到，烏托邦渴望並不會立即看上去是充分發展的。這一看法絲毫也不讓人感到驚奇。歷史已經誹謗並且蹂躪了這種烏托邦渴望，當人們要求它說話時，烏托邦衝動往往發現自己變得結結巴巴了。為了讓它發表意見，我們就必須保護它、栽培它。這或許就是佩特?赫貝爾（Peter Hebel）所講述的那個童話故事中的寓意。有一對窮夫妻，得到了可以用於任何事情的三樁心愿，卻為了得到早餐的香腸而把它們糟蹋了。它或許還是一個曾經令本雅明和布洛赫兩人都著迷的故事的寓意；這個故事或許例證了烏托邦期望的謙虛謹慎。有個安息日的晚上，在一個哈西德人的村子裡，當地人坐在小酒館裡；遠遠的角落裡，有個窮人悄悄地坐在那兒，誰都不搭理他。村民們決定，每個人都要說出一樁心愿。
有的人想要錢；有的人想要招贅女婿；有的人則夢想一張新刨床；大夥就這樣輪流說著。都說完之後，只剩下坐在黑暗角落裡的那個乞丐了。他極不情願、吞吞吐吐地回答了這個問題。“我希望自己是個國王，權力無邊，統治著一個廣大的國家。有天晚上，當我正在自己的寢宮裡酣睡時，敵人來侵略我的國家，卻沒有遇到任何抵抗。我從睡夢中被叫醒，連穿衣的工夫都沒有，只好穿著自己的內衣倉皇出逃。我沒日沒夜地翻山越嶺，穿過森林，慌裡慌張地往前趕，最後終於安全地到了這兒，坐在了這個角落裡的桌子旁。這就是我的心愿。”其他人覺得難以理解，互相交換了一下眼神。有人問道，“那么這個心愿對你有啥好處呢？”乞丐答話了，“那樣我就會有件內衣呀。”
“我就會有件內衣”這一說法似乎昭示著烏托邦渴望的終結；這不僅意味著對人的命運的逆來順受，而且事實上是對它的美化。這個故事暗含了這層意思，即烏托邦夢想本身需要教育。雖然這些故事的背景都是前工業時期的歐洲，倘若它們無法針對後工業時期的世界的話，那很可能針對的是工業化時代。本已變得貧乏的夢想或許會使前工業時代的貧困與後工業時代的富足兩者都遭受痛苦，因為它正在抽空烏托邦思想。為了存活下去，烏托邦精神既需要理智上的大膽，也需要理性的想像力。與此同時，必須將烏托邦精神從其歷史的禁慾主義中解放出來。除了像傅立葉這樣一些偉大的例外，烏托邦主義者都讚美匱乏——即共享的貧困。然而匱乏或者自我否定並非內在於烏托邦傳統的。這一點，德國作家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或許說得最為出色了。同革命者提出的麵包是“人民的權利”這句口號相比，他更加樂意稱之為“神聖的權利”。“我們同參加法國大革命的人在這一點，以及其他許多事情上都有著很大的不同。我們不想成為無套褲漢，不想做普通的公民，也不想當腐敗的長官；我們渴望建立一種諸神的民主政權……你們要求的是粗朴的衣服，自我克制的道德，以及沒有情趣的快樂，但是我們希望的則是甘露與佳肴、馨香祭物、華麗的紅袍、昂貴的香膏、奢華與絢麗、歡笑的寧芙女神翩翩起舞，音樂和喜劇。”海涅又補充說，“你們這些善良而貞節的共和主義者，不要為此事而生我們的氣。對於你們吹毛求疵的責罵，我們將用莎士比亞筆下一個傻瓜的話做出如下回答：‘難道因為你們自己是善良而貞節的，就認為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更加可口的蛋糕、更加醇美的香檳了么？’”1912年，在麻薩諸塞勞倫斯的紡紗工人大罷工中，這一思想再次以多少有些單調的語言浮現出來。這是移民和婦女要求更高工資的一次大罷工——但是並不僅僅如此。來自那次罷工的戰鬥口號宣布，“我們要麵包，我們也要玫瑰！”今天，烏托邦主義者除了反思這些話，他們所能夠做的不會比這更出色。非常感謝譯者姚建彬，讓中國讀者能夠看到我的這本《不完美的圖像》。
拉塞爾·雅各比
2007年1月
於洛杉磯
（這篇序言系拉塞爾?雅各比應譯者之請而特意為其《不完美的圖像》一書中譯本所撰，其原文標題為《〈不完美的圖像〉中譯本序》（Preface to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Picture Imperfect），譯者為這篇譯序加了一個標題“要‘內衣’，還是要‘香檳’？”。此一微調，意在提醒讀者注意雅各比所揭示出的烏托邦思想史上“藍圖”派烏托邦思想與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思想這兩種不同傳統之間的張力，以及他所著力的方向。——譯者）
圖書目錄
致謝
中譯本序
前 言
第一章 一縷無政府主義微風
第二章 論反烏托邦思想
第三章 讓世界掙脫桎梏
第四章 無法言說的渴望
結 語
譯名對照表
來自良心與激情的辯辭――代譯後記
中譯本序
前 言
第一章 一縷無政府主義微風
第二章 論反烏托邦思想
第三章 讓世界掙脫桎梏
第四章 無法言說的渴望
結 語
譯名對照表
來自良心與激情的辯辭――代譯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