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上海工部書信館大龍郵票
- 作者：上海工部書信館
- 定價：120.00元
- 出版時間：2007-11-11
- 裝幀：精裝
圖書信息,序言,郵票探討,評價,史籍記載,海關黃龍旗,
圖書信息
精裝本《上海工部書信館大龍郵票》，全部彩色銅版紙精印
書籍作者：篇目有：中國郵王之父/上海大龍郵票各面值版式索引彩圖/上海工部
圖書出版社：還有上海工部書信館之首套發行大龍郵票/上
圖書售價：120.00元
圖書類別：收藏類圖書
圖書標籤：中國上海書信精裝本發行
上書時間：2007-11-11
出版時間：2002-10
序言
在這裡我只是翻譯了貝克曼夫婦發表的關於大龍郵票的文章,同時添加了周煒良博士對於每個版式的說明.然後依據貝克曼夫婦區別大龍版式的描述,作了一些簡圖.所有郵票圖案來自周博士的"上海工部書信館,大龍郵票".簡圖也是在周博士的圖上修改的.所以這篇文章的實際作者是貝克曼夫婦和周煒良博士.我只是翻譯和整理了一下.作這個工作的目的是希望能夠有更多的人來關心在中國土地上發行的首套郵票.同時大龍郵票的很多一手資料多為英文撰寫的,而並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通曉英文.將這些資料翻譯成中文,或許能夠為推廣這套郵票儘自己微薄的力量.同時也希望關心這套郵票的同好,能夠批評指點.也希望其他朋友能夠提供新的資料.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爭論,我這裡指"上海大龍"只是中國土地上發行的首套郵票,並不是中國發行的第一套郵票.這裡需要指出,香港在南京條約中是割讓給英國,香港應該當時不屬於中國,所以港英當局於1863年發行的首套郵票並不在中國土地上發行的.而上海在南京條約中是開放為商埠.即使是上海租界,其本質仍然是中國,其土地只是租給其他國家.所以1865年上海工部局書信館發行的上海大龍應該是在中國土地上發行的第一套郵票.
郵票探討
LisaandSvenBeckeman
在中華集郵期刊(JournalofChinesePhilately)第285-288期上,我們展示了上海大龍郵票的不同版式,並詳細描述了他們的區別.在這裡我們將提出對於這套郵票新的建議,希望對愛好這套郵票 的收藏者有所幫助.
很可惜,我們沒能夠就這篇文章的觀點同本領域中的其他專家進行探討.所以這篇文章中的觀點只是基於我們自己有限的認識.同行看過這篇文章後,如有建議和構想,請同編輯部聯繫.
對於大龍郵票,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早期的版式,特別是那些LPO字間距小的版式,很多郵票都這樣或是那樣的缺陷,比如有些郵票有揭薄或是郵票裁減到框線.每個版式的存世量有很大的差別.同時總體而言後期版式的舊票比較少見.
需要注意的是,同一面值但是不同版式的郵票,往往存在色差.比如說,在DimSum的收藏中,版式8(4分銀)的舊票顯示為黃綠色,而版式20(4分銀)的顏色就從綠色變成的黃色.這種現象在其他面值的郵票中也同樣存在.
隨著越來越的人開始注意這套發行始於1865年的大龍郵票,現在很難收集到各種版式的大全套了.我們的建議是即使是品像不好的大龍郵票,也同樣值得收藏.特別對於早期的版式,這點尤其顯得重要.
大多數舊票都銷戳1,少量舊票銷戳2,還有極少量的舊票銷戳3.有時,我們可以看見銷戳4的大龍舊票出現.總體而言,所有大龍郵票的舊票都是很罕品.我們沒有看見過舊的雙聯或多聯大龍郵票.這也說明了當時工部局書信館是根據實際使用需要來選擇大龍郵票面值的.
至今為止我們沒有找到大龍郵票的封,同時也只發現極少量的剪片.
評價
拜讀了張耀華先生《大龍郵票設計者初探》，感到振奮和激動——因我近期也是正在埋頭研究這個困擾郵壇百年之久的“中國之謎”。張先生旁搜遠紹，撥開迷霧，言之有據，言之成理，使我深受啟迪。張先生初步認定，大龍郵票的設計者是法國人德·拉·律。我認為，在目前所能蒐集到的史料來看，這為進一步探究提供了可資借鑑的新思路。
我不揣淺陋，試作狗尾續貂，討教於張先生及各位先進。
洋籍雇員的“中國化”
為了說明外國人也能設計出具有中國特色的郵票圖案，張先生指出：“自鴉片戰爭後開始的五口對外通商，許多來到中國的外國人，尤其控制海關、海務、郵政實權的外國人，只有深入學習中國語言、歷史、風俗才能鞏固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許多人成了‘中國通’。”這是有充分的史實根據的。
史籍記載
擔任首任總稅務司的英國人李泰國就是一個“中國通”，而他的繼任者赫德更是遠勝於他。《赫德日記》的編纂者在書中評介說：“赫德成功的秘訣在於他所達到的兼具二元文化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他已中國化了。這就是說，他已學會如何按中國的方式行事和參與中國的公事議論。……這些規範特別注重中國文化的特有組成部分，包括文字修養、合適的禮節和思想上的順從。”（第419頁）1854年10月，赫德從上海來到寧波，就埋頭學習中國語言及文化。他跟中國老師學《四書五經》，他品讀《紅樓夢》，他甚至學寧波土話。1855年6月英國領事館對他給予很高評價：“……赫德先生在漢語方面有了非常令人滿意的進步，他以一個真正學生的毅力投身於該語言的學習。”
赫德接任海關總稅務司後，1864年向下屬發表的通令中，就特彆強調外國雇員“把注意力放在學習中文上”，號召洋員“人人都學會中文”。1869年11月他又發出通令，強調“學習中文的人對中國的國民性一定可以做出一種較正確的估計，對於他們在中國政府下所處的地位以及為中國政府所做的工作一定可以做出一種較正確的評價。”
從《赫德日記》可以看到赫德是身體力行的，在寧波時，他嘗試寫文章描寫中國風土人情，一篇寫了寧波風貌，一篇寫寧波的妓院與天主教堂，還有一篇是繪聲繪色描述了寧波人的婚禮程式與場面。其文章的中國風格已顯露出來。
在赫德的大力倡導和敦促下，海關的洋員普遍注意努力使自己“中國化”。在《費拉爾手稿》中可以看到，當時的郵政總辦葛顯禮在考慮郵票上的面值貨幣單位時，就否決“不合乎中國語言習慣”的“仙”或“先是”，決定採用“分”和“角”；在考慮郵資明信片的發行量時，他估計到當時“中國人寧願寄信也不用明信片”；在審查費拉爾的郵票設計圖時，他讓費拉爾模仿“我這裡一個瓷花瓶上的樣式”，並對圖案的花卉仔細一一作了篩選以深化寓意（如“可用萬年青代替牡丹”、“最好用帆船圖案，用古塔代替燈塔”等）。而費拉爾也不敢疏忽怠慢，他設計蟠龍郵票時，強調“設計圖是典型中國式的”。在設計首枚郵資明信片時，又特別指出“這個明信片是地道的中國式的”。
洋籍雇員中不乏對龍文化有較深刻理解的人——綿加義1922年2月在上海郵票會講及大龍郵票的圖案時，用了400多字去闡釋龍的傳說、龍的造型、龍的寓意；又以“工部大龍”和“海關大龍”的造像細加對比。從附圖1、2可以看到，“工部大龍”是粗糙、刻板和簡單化的，完全沒有“中國龍”的神韻，而“海關大龍”則生動得多。這不一定要中國人才能畫得出。
海關黃龍旗
張先生估計：“法國人德·拉·律運用當時已普遍存在的‘雲龍’畫作為大龍郵票的主圖”，提到了海關的“黃底青色雲龍旗”。
在《中國海關密檔》第53頁注釋③中就介紹了黃龍旗的來龍去脈——
1862年李泰國為中國購買小艦隊時，總理衙門曾決定艦上懸掛黃龍旗，作為中國的官旗。1873年3月18日（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日），總理衙門又批准以黃龍旗作為海關船隻的標誌旗作三角形，正黃色上鑲藍色龍圖案。1889年，赫德將三角形龍旗改為長方形，圖案不變。辛亥革命後廢黃龍旗，代之以中華民國的五色旗。
馬士在其《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一書中對此事作了詳述：“……中國在那時是沒有國旗的；它所知道的僅有的國旗是臣僕國家（按：指中國以外的國家）的使節們在進貢時所用的，帝國本身卻不需要區別它自己的國徽。然而奉命去鎮壓‘叛變’和海面劫掠的兵船必須懸掛一面國旗，那么，西方列強的船隻才可以認識這些兵船的合法權利。因此，李泰國迫不得已，只好設計一面國旗來派這個用場。他建議採用一面綠地、有兩個交叉著的黃條的旗子作為中國的國旗”。李泰國解釋說：“其所以選用綠色者乃用其罕為歐洲列強採用，故不致與任何其他國家之旗幟混淆。”他的“設計”被清廷否決了。馬士繼續說：“在這個問題提請北京去考慮之後，恭親王（1862年10月22日）通知外國公使說，一面三角形的黃旗，上面繪著一條龍的，已經被用作‘中國的官旗’，所以一切中國兵船都懸掛這面旗”。至1873年3月才成為海關關旗，故1874年8月7日金登乾專門致函赫德，談到訂製“海關關旗”問題（《中國海關密檔》第110頁）。
大清王朝竟然沒有自己的國旗、國徽，被洋炮轟開了國門之後逼於無奈才有了“中國的官旗”！這官旗底色，用王室專用的明黃色，龍倒是騰躍噴珠的一派威勢！以龍作為中國的徽志是古已有之，何況，這“黃龍旗”誕生比“工部大龍”還早了幾年哩！
周煒良《上海工部書信館大龍郵票》中說，“無可諱言，上海書信館發行的上海工部大龍郵票（以下簡易稱：上海大龍郵票），是中國最早發行之郵資郵票，而非中國海關大龍郵票。將這兩種大龍票排放在一起，粗眼看過，圖案看來是十分相似，因此有人認為上海大龍與海關大龍郵票，極有可能是出自同一人的手筆所設計，要不然，便是設計者受到先前上海大龍郵票的設計概念之感染，才會有後來海關大龍郵票的設計創作圖。這些疑點，直到上海大龍票的先進者宋希爾（W·B·Thomhill）與約翰·勒夫（John·N·Luff)的研究，亦未有確切的答案。”
這恐怕是“粗眼看過”所誤——如果細心對比，“工部大龍”與“海關大龍”只有一個相似點，就是採用了“九宮格式”的布局！至於圖案主角——龍，二者的造型、筆法、氣勢相差甚遠，完全談不上“出自同一人手筆”！
是否中國技工畫龍就一定比洋人好呢？不一定。《費拉爾手稿》中談到蟠龍郵票的設計時，葛顯禮向赫德匯報說：“描繪甚至臨摹野天鵝（按：應為大雁）都需要一位專門家進行，雖已請幾個當地畫家試過，到目前為止圖稿都不令人滿意。在這（按：指中國）有錢也找不到設計（郵票）圖稿的人，但在日本有一個畫鳥專家願為50分郵票設計圖稿。”此話是在距“大龍郵票”誕生的1878年以後18年——1896年說的。足見在洋人把持下，當時根本就沒有培養過中國人當郵票設計者。
《大龍郵票與清代郵史》一書，刊出了當時由德·拉·律公司設計並提供的象圖、寶塔圖、雲龍圖的黑色和彩色印樣。該書在談到“大龍郵票的試印”時說：“海關郵政第一次發行的郵票，確定以‘江山雲龍’圖案印行，與前未採用的龍圖樣票基本相同，只做了細微變動，並將原來擬印之郵票面值，調整為一分銀、三分銀、五分銀三種”。（第17頁）
這就印證了《中國海關密檔》第623頁的注釋⑦：“……赫德為此函詢金登乾。金向英國專門從事郵政的德·拉·律徵求意見。後來赫德採納了德·拉·律的方案，印製了第一枚中國郵票”。這不是歷史推論，而是歷史事實！
一系列史實清晰地表明，正如張耀華先生的論定：中國第一套大龍郵票設計者是法國人德·拉·律。
看來，“中國之謎”有望找到確切的“謎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