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出版志》是建國後上海第一部出版志，它用實事求是的觀點記述了上海出版業的興衰、起伏。從宋元時代雕版刻書，到近代機械印刷，再到當代電腦排版，全面地反映了上海出版業的歷史和現狀。內容豐富、資料翔實，是《上海出版志》的特色之一，其中記載了許多堪稱“全國第一”的出版史料。人們可以看到先輩創業的艱辛。大量翔實資料反映出先輩的敬業、嚴謹、創新、奉獻的優良出版傳統，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發揚。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上海出版志
- 第一篇：出版機構
- 第二篇：圖書
- 篇數：十二
- 作者：《上海出版志》編纂委員會
- 語種：簡體中文
- 出版日期：2000年12月1日
- 頁數：1234
- ISBN：9787806188200
目錄,著作權頁,內容簡介,
目錄
序 凡例
總述 大事記
第一篇出版機構
第二篇圖書
第三篇期刊
第四篇編輯業務
第五篇書刊印刷
第六篇書刊發行
第七篇教育和科研
第八篇管理
第九篇黨政群團
第十章人物
第十一篇專記
第十二篇補記
附錄
著作權頁
概述
古代上海地區雕版書，大體有官刻、家刻和坊刻三類。
官刻有宋代慶元六年(1200年)華亭的縣學，明代嘉定的縣署，清代上海道署、上海榷署、金山縣署等，均曾刻書。清康熙兩次檄州縣修志後，上海各縣先後建立地方志局，編纂和出版本縣縣誌。有的縣還刊行了鎮裡志，有嘉定的南翔鎮志、馬陸里志、真如里志、安亭志等。
家刻頗多，幾乎各縣皆有。家刻主人多為高官、學者文人或藏書家，刊行古籍、先人或本人的詩文集，在外地刊行或雇刻工在家中刻書。南宋有松江的錢希武。元代有華亭洙涇法忍寺的船子和尚。明代有上海的郁文博，陸深、陸楫父子，顧定芳、顧從禮父子；華亭張之象的綺蘭堂，何良俊、何良博兄弟的香嚴精舍，以及陳子龍的平露堂、王圻、陳繼儒；嘉定的徐學謨、馬元調。上海的徐光啟著譯甚豐，刻書也多，但多在北京等地刊行。清代有青浦王昶、嘉定錢大昕，都是大學者，著述宏富，刻書亦多在外地。南匯吳省蘭的聽彝堂，金山錢熙輔邀張文虎、顧觀光、李長齡、錢熙鹹輯印《守山閣叢書》，松江沈恕的古倪園，上海郁松年的宜稼堂、徐渭仁等都聞名於世。其中尤以明代松江的平露堂、清代上海的宜稼堂和金山的守山閣為最。
坊刻，明中葉上海大東門外有黃文正書店，不過規模較小，出書不多，1926年(民國15年)仍然存在。明萬曆年間蘇州的掃葉山房清末設分店於上海，後總店遷來上海，成為近代很有影響的書坊之一。
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上海正式開埠。12月23日，英國傳教士麥都思來上海創辦墨海書館。以後，1860年(鹹豐十年)，美華書館遷來上海；1864年(同治三年)，土山灣印書館創立;1876年(光緒二年)，英國人美查的點石齋石印局開業；接著，日本商人也來上海創辦了修文書局和樂善堂書局。這批外國人辦的出版機構帶來了新的印刷設備、新的技術和新的生產方式，出版各種圖書期刊，也帶來了西方文化。這些外國人辦的出版機構標誌著中國出版現代化的開始，刺激了上海出版業的發展。
1862～1908年，上海出現80多家新書店。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上海成立了以出版雕版書、石印書、翻印古書為主的書坊同業組織上海書業公所，同年又建立了以出版新書為主的書店同業組織上海書業商會，形成了上海的出版界。1940年，改組為上海書業同業工會。
在此期間，上海棋盤街(今河南中路)逐漸成了書店林立的文化街。自此，凡大書局必於此設立營業視窗，書店越開越多，後來延伸到了福州路。人們稱之為“福州路文化街”。
這個時期影響最大的出版機構是：江南製造局翻譯館(雕版書為主)、申報館(鉛印書)、點石齋石印局(石印書)、廣學會(鉛印書)和商務印書館(鉛印書)。
其時商務印書館的崛起，尤為世人矚目。該館經過中日合資，不斷引進技術，到1932年前後，擁有職工4500人，全國各地分館有85處，成為中國最大的文化出版企業。
辛亥以後，中華書局、亞東圖書館、世界書局、大東書局等書局陸續開業。自此，中國出版業十之八九集中在上海。石印、鉛印逐步代替雕版。私營出版業在數量上、影響上遠遠超過早期的教會書館和官辦的出版機構。
五四以後，20年代到30年代，上海的新書店層出不窮，新期刊如雨後春筍。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先後創立了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無產階級書店、華興書局等革命的出版機構，出版馬克思主義和革命書刊，傳播革命的種子。一些知識分子創立了崑崙書店、大江書鋪、光華書店、北新書局、創造社出版部、春野書店、開明書店、現代書局、南強書局、良友圖書印刷公司、湖風書店、新月書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中小型出版業，出版了許多有價值的社會科學和新文學的書刊。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國民黨在上海等地立即建立一批官方出版機構。
1932年，鄒韜奮創辦了新型的生活書店，幾年後，黃洛峰、徐雪寒等又建立了讀書生活社和新知書店，三家書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廣大作者，十多年間，創辦《生活》周刊等近30種期刊，出版各類圖書1000多種。抗日戰爭時期，更得到蓬勃的發展，僅生活書店一家在全國各地就設立了55家分店，形成了全國的發行網，成為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一個革命文化堡壘。上海“孤島”時期，胡愈之等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條件，創立復社，一個月內翻譯出版了斯諾的《西行漫記》，介紹中共領導下的陝甘寧邊區，風行一時。接著，在毫無資金的條件下，四個月內出版了600萬字的《魯迅全集》，創造了奇蹟。於是，讀書生活社也如法炮製，用三個月時間在上海首次出版馬克思《資本論》的全譯本，發行全國。上海淪陷後，姜椿芳與蘇商合作，創立了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進步的書刊。抗戰勝利後，原來上海出版社陸續遷回上海，重整旗鼓。生活書店等進步書店以一二三線的巧妙部署，堅持革命的出版工作，直到國民黨政權垮台前夕。這時，抗戰期間在內地創立的海燕書店、群益出版社、大孚出版社、文光書店等也遷來上海；新辦的上海出版公司、晨光出版公司等先後開業，上海出版界又呈現短暫的活躍局面。
上海解放前夕，出版機構有250家左右，其中資本在500萬元的一家(商務印書館)；400萬元的一家(中華書局)；30萬元以上的4家(世界、大東、開明、正中)；10萬元以上的4家(北新、現代、華通、兒童)；2萬元以上的16家(廣益、群益、錦章、有正、中原、校經山房、大眾、新中國、會文堂新記、太平洋、佛學、中央、生活、鑄記、南強、法學)，其餘都是萬元以下的小書店。大書店多附設有發行部和印刷廠，中小書店除出書外兼營發行。
民國年間，全國出版了各類圖書10多萬種，其中十分之七八是由上海出版業完成的。上海出版業對中國文化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解放後，上海的出版事業進入了全新的階段。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出版機構17家，軍管2家。軍管的世界書局和大東書局，資產清理後，對官僚資本加以沒收，商股則發還本人。對所有從業人員都作了妥善安置。
1951年1月，根據國家關於出版分工專業化的決定，原來集出版、印刷、發行於一體的華東新華書店分成3個單位：即華東(上海)人民出版社、華東印刷管理處和新華書店總分店。與此同時，共青團華東團委建立華東青年出版社，市總工會建立勞動出版社。1952年，又建立華東人民美術出版社，1956年，建立上海衛生出版社，教育圖片出版社。1958年，建立中華辭海編輯所、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後改組為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在對私改造過程中，上海先後成立公私合營的上海聯合出版社、少年兒童出版社、新文藝出版社(後改組為上海文藝出版社)、新知識出版社(後改組為上海教育出版社)，新美術出版社、畫片出版社、朵雲軒(上海書畫出版社)、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解放初期，上海私營書店有205家左右。1952年前後，盲目發展到391家，其中除少數書店，如平明出版社外，大多機構不健全，編輯力量薄弱，資金短缺，不具備必要的條件。“三反”“五反”運動後，1952年政府開始對私營書店整頓，開展營業許可證的登記註冊工作。1953年底，從321家減到252家。政府組織業主學習黨和國家的政策，要求他們出好書，不要出壞書；推動他們在自願原則下組織聯營。有74家書店組成通聯書店(後共有93家參加)，三民圖書公司等8家組成童聯書店；37家組成連聯書店；14家地圖出版社組成上海地圖聯合出版社；5家文藝書店組成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等。有些具備條件的，在自願的原則下，實行公私合營。開明書店、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龍門聯合書局、上海地圖聯合出版社等先後遷京，分別實行公私合營。上海先後成立了9家公私合營的出版社。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大部分編輯出版專業人員參加國營或公私合營出版社工作。發行人員參加新華書店或上海圖書公司工作。
隨著經濟建設的展開，人民民眾學習政治、學習文化、學習業務的熱情高漲，上海出版業有了充分發展的有利條件。1950年，全市出書5388種，占全國的44%；印數9.9萬冊，占全國的30%。1951年，出書猛增到10246種，占全國的33%；印數達2億4千萬冊(張)，占全國的35%。1956年，上海出版業調整為14家專業出版社，面向全國。職工有1540人，其中編輯人員783人。由於上海的編輯、出版、管理人才眾多，著譯力量雄厚，印刷力量和發行力量較強，所以上海仍然是中國重要的出版基地。
十七年間，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上海各出版社在制訂選題計畫、關於編審職責、關於作者工作、關於編輯加工、實行新的稿酬制度、關於讀者工作等方面，建立了一系列保障圖書質量的規章制度，逐步形成精益求精的嚴謹作風，和著譯者有良好的關係，在全國統一規劃下有計畫有系統地出書，出了不少好書，在國內外享有盛譽。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各出版社的工作基本停頓。1972年，市出版局被撤銷，10家出版社強行並為一個大社，也稱“上海人民出版社”。除了大量趕印《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和毛澤東像以外，還出版一些中央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的文章彙編。
1978年1月，中共上海市委決定，上海出版系統恢復原來編制，撤銷大社，重建上海市出版局以及10個專業出版社。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上海出版工作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進入改革開放和繁榮的新時期。除原有的10家出版社以外，上海新成立譯文出版社等10多家出版社，還建立了10家大學出版社。其中有為作者自費出書服務的學林出版社，還有接受上海非出版單位的委託出版各單位研究成果的百家出版社。到1996年底，上海有出版單位36家。出版社的經濟實力有了壯大，年產值超過億元以上的出版社有10家。80年代，各出版社開始自辦發行。90年代，上海文藝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等陸續安裝電腦，實行電子管理，電子排版。上海古籍出版社還辦了印刷廠。
內容簡介
十二年前,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決定上海市地方志系列應該有一部反映上海出版事業的專業志。遵照市委、市府關於編纂上海市地方志的指示精神,上海市出版局成立上海出版志編纂委員會。1988年3月,上海出版志編纂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到會有上海出版系統有關負責同志一百多人。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委員洪澤、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吳建、市黨史辦副主任馬飛海到會,並講了話。會上還通過了上海出版志五年(1988～1992)編纂規劃,計畫徵集一千萬字資料,撰寫一百萬字初稿,十年任務爭取五年完成。同年9月,召開了第二次編委擴大會議,會上著重討論了《上海出版志》的篇章結構。由於意見分歧,一時難於確定。1991年11月,宋原放帶領徐壽明、楊震方(作者)專程去南京,向走在我們前面的江蘇省出版志學習,特別請教省志出版篇章結構的設定。同時,我們對湖南、山東、湖北等省志有關出版的篇章結構認真加以研究。在市方誌辦的幫助下,經過多次討論，集思廣益,《上海出版志》的篇章結構,四易其稿,終於定了下來。1995年3月,由於人事變動較大,編委會又做了較大的調整。此後,加快了工作進度。我們邀請了在出版、印刷、發行等方面三十幾位有豐富工作經驗、熟悉史料的已經離開了工作崗位的老同志共同參與《上海出版志》的編纂工作。針對大家不熟悉志書體例的狀況,舉辦了培訓班，請市方誌辦推薦的專家來講課,組織大家學習“修志工作須知”，幫助大家立志修志,熟悉志書要求,為撰寫志稿打下基礎。
上海的出版資料浩如煙海,如何占有、辨別、提煉資料是我們面臨的問題。三十多年前,從1962年到1966年,上海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的同志曾經編譯、撰寫、整理了幾百萬字極其珍貴的出版資料,其中有老出版家汪原放、李小峰等撰寫的上百萬字的回憶錄；編譯了中國近代早期出版機構廣學會的檔案資料;輯錄了上海書業公會的檔案資料;彙編了近代的出版法令；整理了連環畫的史料、中國兒童文學的史料、朱聯保等出版家撰寫的部分出版大事記等。在1988～1993年五年間公開出版的《出版史料》季刊上披露了近五百萬字史料,有的還出了書。十多年來,我們還注意發掘和蒐集過去被忽略了的國內外有關出版的資料以及建國後的新資料。
在此期間,在上海黨史辦、上海總工會推動下,我們組織撰寫並出版了《中共上海市出版局組織史》、《商務印書館職工運動史》、《中華書局職工運動史》、《上海印刷工人運動史》,還撰寫了“利群書報聯合發行所被封事件”等六個專題史料,充實了革命史和工人運動史的內容。為了大力蒐集當代出版史料,我們倡導和推動各出版社、書店、印刷公司、印刷研究所、印刷學校撰寫本單位的沿革、書目、大事記,出版紀念冊,保存了大批新資料。這項工作先後有一百多人參加。這樣,徵集的出版史料大大超過一千萬字。這些寶貴而又豐富的資料，為我們撰寫《上海出版志》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1998年8月,全志各篇章陸續寫成,約有一百五六十萬字的初稿。在全志撰寫過程中,分篇進行審議,稿件至少要作兩次以上的修改。自1997年9月至1998年8月,對全志的重要部分,如大事記、人物、圖書、印刷、發行等章節均請編委會顧問、委員及系統內外資深人士及各出版社的總編、社長等進行評審,聽取意見。市方誌辦和市委宣傳部黨史辦領導以及有關專家學者也對出版志的重要篇章進行了評審,前後共開過八次評審會。每評審一次即修改一次。經過數易其稿,最後約請曹憲鏞同志負責通稿和潤色,拿出了《上海出版志》評審稿。1999年12月6日,舉行《上海出版志》審定會，市方誌辦、市地方志審定委員會、市委宣傳部黨史辦及有關專家學者對《上海出版志》評審稿給以充分的肯定,正式通過評審。《上海出版志》評審稿通過後,又根據評審意見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補充，隨即拿出了驗收稿。2000年9月市方誌辦組織驗收,對《上海出版志》稿又提出了一些具體的修訂意見,並通過驗收,同意交付出版。
《上海出版志》的圖片,從大量歷史圖片中選用了300餘幅圖片,豐富多彩地反映上海出版業的昨天和今天。
《上海出版志》終於在世紀之交的2000年10月勝利完稿,在新世紀之始正式面世,這在上海出版界是一大盛事。在《上海出版志》正式出版之際，謹向參加和支持《上海出版志》的編纂、評審、修訂工作的所有同志,對一切無償提供研究成果和資料的單位和個人,表示衷心的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