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北誠達信會計師事務有限公司2009年-2010年出具的《關於對襄樊三九釀酒廠原廠長馬永富任期經濟責任的審計報告》（以下簡稱“《審計報告》”），以及該公司向襄樊市檢察院提交的報告顯示，在原三九集團的子公司湖北三九長江實業公司（以下簡稱“三九長江公司”）旗下子公司襄樊三九釀酒廠，原黨委書記兼廠長馬永富，在企業2005年改制遭遇阻礙之時，藉助產權“真空期”，逃避上級公司監管，造成企業連年虧損，不到四年時間，國有資產流失達2.5億元。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三九集團“老鼠倉”事件
- 相關公司：原三九集團
- 實質：強權治理的國有資產的巨額流失
- 相關公司：北誠達信會計師事務有限公司
簡介,內幕,
簡介
原三九集團特有的“個人負責制”造就的混亂局面，在近年來在原三九集團旗下子公司中仍偶有浮現——這種強權治理的背後常常伴隨著國有資產的巨額流失。
與此同時，有三九釀酒廠高管向記者透露，酒廠管理層貪腐成風，職工盜酒成癮，頂峰時期，三九釀酒廠門口小吃一條街上，所有店鋪常年賣的酒都是酒廠職工用醫用葡萄糖瓶或飲料瓶偷灌的好酒。
2009年，馬永富被三九集團撤除酒廠黨委書記兼廠長之職，但仍擔任國企三九長江公司副總，前述三九釀酒廠高管指出，這期間，馬永富以個人名義联合組建湖北大漢光武酒業有限公司，與三九釀酒廠展開惡性競爭，導致後者銷售大受衝擊。
於是乎，在三九集團光環下，一場掏空與反掏空的國資爭奪戰在古城襄樊上演。
與此同時，有三九釀酒廠高管向記者透露，酒廠管理層貪腐成風，職工盜酒成癮，頂峰時期，三九釀酒廠門口小吃一條街上，所有店鋪常年賣的酒都是酒廠職工用醫用葡萄糖瓶或飲料瓶偷灌的好酒。
2009年，馬永富被三九集團撤除酒廠黨委書記兼廠長之職，但仍擔任國企三九長江公司副總，前述三九釀酒廠高管指出，這期間，馬永富以個人名義联合組建湖北大漢光武酒業有限公司，與三九釀酒廠展開惡性競爭，導致後者銷售大受衝擊。
於是乎，在三九集團光環下，一場掏空與反掏空的國資爭奪戰在古城襄樊上演。
內幕
“個人負責制”下的蛋
湖北誠達信會計師事務有限公司2009年出具的尚未完結的《審計報告》指出，“馬永富任職期間，獨斷專行、任人唯親、一手遮天，蓄意擾亂酒廠管理，利用其親信大肆揮霍貪污、利用對外投資和開闢外市場轉移貪污巨額資金，各種費用連年大幅增加，造成企業連年虧損，虧損額巨大，2000年-2009年1月，酒廠（含演義公司）累計虧損141009171.77元（不含未入賬的東莞聯絡處虧損48705484.22元及庫存檔點損失2631018.71元）。”
襄樊三九釀酒廠前身襄樊市釀酒廠，創建於1956年，是由襄樊市政府出資建立的地方國營企業。多年來，該廠連續虧損，1996年銷售收入僅2000多萬元，人均工資僅200多元。
1996年至1998年，為回響黨和國家關於“鼓勵兼併，規範破產”、“鼓勵優勢企業兼併困難企業”、“使國有企業三年脫困”的號召，根據三九企業集團“二次創業”的發展戰略，三九集團全資子公司湖北三九長江實業公司在短短14個月內兼併了中南五省國有企業55家，總資產高達72億元，這其中就有襄樊市釀酒廠。
當時襄樊市政府希望將該市6家瀕臨破產的老國企都交由三九集團兼併，最終，三九長江公司選擇了襄樊酒廠一家。
1997年，三九長江公司以人、財、物、產、供、銷、債權、債務一併接收方式將襄樊酒廠兼併，酒廠由襄樊市市屬國有企業成為中央國有企業後更名為襄樊市三九釀酒廠，由三九長江公司承擔具體管理工作，鄒遠東任法人代表，聘任兼併前的廠長馬永富擔任黨委書記、廠長。1995年5月，馬永富由襄樊市穀城縣廟灘鎮黨委書記任上調往襄樊市釀酒廠任黨委書記兼廠長。
1997年7月19日，由於當時三九集團獨特的“個人負責制”，三九長江公司發文授權襄樊釀酒廠，廠長馬永富生產經營權，班子組閣權，機構設定權，人事管理權，財務管理權，收入分配權。全權處理生產過程中的日常事務，獨立行使該法人實體的民事權利，並獨立承擔該法人實體的民事責任。
併入三九集團後，根據當時央企併購困難國企可以享受企業銀行貸款掛賬停息政策，即歷史貸款欠息全部掛賬，兼併後再停息5年的優惠政策，三九長江公司為三九釀酒廠爭取到免息政策4000多萬元。輕裝上陣的三九釀酒廠藉助三九品牌優勢，進入了銷售收入飛速增長期，年銷售收入由兼併之前1996年的2000多萬元，增長到2008年的2.1億元，11年的時間增長了近10倍。
在銷售收入脫胎換骨式發展的同時，原三九集團“個人負責制”的管理模式，也為三九釀酒廠在管理和財務上埋下了隱患。三九釀酒厂部分高管向記者反映，由於產權約束機制的缺失，原三九集團五級管理體系中，三級以下處於失控狀態，三九釀酒廠不可避免地複製了原三九集團的通病：山頭主義、政令不通，財務管理混亂。三九釀酒廠逐漸成了“個人負責制”管理機制下馬永富“一個人的企業”。
記者獲得的湖北誠達信會計師事務有限公司2009年出具的尚未完結的《審計報告》指出，“馬永富任職期間，獨斷專行、任人唯親、一手遮天，蓄意擾亂酒廠管理，利用其親信大肆揮霍貪污、利用對外投資和開闢外市場轉移貪污巨額資金，各種費用連年大幅增加，造成企業連年虧損，虧損額巨大，2000年度-2009年1月，酒廠（含演義公司）累計虧損141009171.77元（不含未入賬的東莞聯絡處虧損48705484.22元及庫存檔點損失2631018.71元）。”
後經進一步審計發現，東莞聯絡處的實際虧損額超過了7900萬元，再加上新發現近30處財務賬目涉及的錢、物流失問題，2000年度-2009年1月，馬永富累計造成三九釀酒廠淨資產損失達2.5億元。這其中，絕大部分損失集中發生在2005年三九長江公司及三九釀酒廠改制受阻之後。
據了解，三九釀酒廠目前廠區處於襄樊市中心城區的黃金地段，面積達163畝。襄樊當地人士透露，最近，與三九釀酒廠處於同等地段、面積相當的地皮，拍賣價格高達幾億元。倘若成功，僅此一項，馬永富即可獲得上億元的收益，若做房地產開發，則價值更高。“而三九釀酒廠1000多名職工將全體下崗”，前述接近馬永富的襄樊本地人士表示。
2005年10月，三九集團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規範企業國有產權轉讓，以“三九集團字242號文”決定將三九長江公司產權整體轉讓。三九長江公司一位高管告訴記者，當時公司準備內部改制，但三九集團決定按照中央國資委的要求，走到中央國資委指定的產權交易所掛牌交易的形式。2005年11月22日，三九集團將三九長江公司的100%股權以336.3萬元的價格在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掛牌（掛牌編號為：05782429），該等交易包括長江公司及其下屬兩家全資子企業武漢九生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九生堂）和三九釀酒廠的所有產權。
據知情人士此前向媒體透露，當時，三九釀酒廠和九生堂淨資產均為負數，其中前者淨資產為負1800多萬元，故三九集團為不影響掛牌交易，標的介紹上只顯示了三九長江公司的情況，但實際上是“1+2”的打包交易，因為轉讓契約明確要求購買人必須安置三九長江公司及兩家下屬企業的職工。
然而，掛牌近一個月仍無人問津，三九集團同意自然人郭力揭牌，而馬永富依然沒能得到揭牌的機會。有接近馬永富的襄樊本地人士告訴記者，馬永富希望能100%接手三九釀酒廠的另一個打算是，在企業改制時，馬永富將直接讓酒廠破產，然後轉賣酒廠所在的地塊。
據了解，三九釀酒廠目前廠區處於襄樊市中心城區的黃金地段，面積達163畝。襄樊當地人士透露，最近，與三九釀酒廠處於同等地段、面積相當的地皮，拍賣價格高達幾億元。倘若成功，僅此一項，馬永富即可獲得上億元的收益，若做房地產開發，則價值更高。“而三九釀酒廠1000多名職工將全體下崗”，前述接近馬永富的襄樊本地人士表示。
實際上，馬永富變賣土地早有先例。三九釀酒廠某高管告訴記者，三九釀酒廠原廠區54畝的土地，有41畝在馬永富主政期間被抵押給了銀行，後經低價拍賣後，轉移到了某開發商的手中，拍賣價格比正常市價低了3000多萬元。剩餘的13畝土地，至今下落不明。
或許是洞悉了馬永富的想法，三九長江公司多次拒絕了馬永富的接盤要求。2005年12月17日，三九長江公司員工郭力作為自然人揭牌，購買了長江公司100%的產權，並與三九集團簽訂了《產權交易契約》（契約編號：0610200），且付款完畢。2006年2月8日，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出具《產權轉讓交割單》（編號：0010729）。但是，由於當時三九集團欠銀行的巨額債務，包括長江公司及其下屬兩家全資子企業九生堂和三九釀酒廠在內的全部資產都被法院凍結，致使產權交割無法完成。
矛盾由此被激化。一方面，根據當時國企改制由原管理層接手的普遍做法，多年來擔任廠長的馬永富一直希望酒廠改制時能由其個人接盤，但最終掛牌的結果顯然未能如其所願；另一方面，由於前述產權交易在揭牌人付款之後交割之前，遭遇資產被凍結，一個產權假象因此產生：自然人郭力付款後，三九長江公司及三九釀酒廠應該屬於其個人資產；而產權未完成交割又造成郭力無法對三九釀酒廠行使其權利，於是，三九釀酒廠出現了權利“真空”，馬永富實際上仍然可以繼續控制三九釀酒廠。而事實上，在2008年12月31日解凍之前，三九釀酒廠一直處於馬永富的掌控之中。
2009年6月4日，國務院國資委傳送給湖北省國資委的《關於襄樊三九釀酒廠國有產權轉讓有關問題的復函》（國資廳產權271號）指出，根據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提供的相關材料，三九集團已於2005年10月發文明確此次產權轉讓完成後，三九長江公司及其所屬子公司一併退出三九集團；三九釀酒廠作為三九長江公司的所屬企業已納入轉讓標的的評估範圍。2009年3月三九集團致函襄樊市國資委，表示該次產權轉讓完成後，因司法查封等導致三九釀酒廠相關權證變更尚未完成，三九集團將與相關方繼續辦理。
上海法律界人士認為，這實際上已經表明，在三九集團與相關方完成三九釀酒廠相關產權變更之前，三九釀酒廠的資產仍為國有性質。
但這一產權上的“真空”假象仍然被馬永富所利用。三九釀酒廠多位高管向記者透露，在其後的近3年時間裡，對內，馬永富多次在酒廠內部宣稱酒廠已經變為民企，並先後將其10多位家庭成員和谷城老鄉安插到企業各要害部門；對上，三九釀酒廠事實是已完全獨立，成為三九長江公司“水潑不進”的地方。
2004年12月8日，由望遠賓擔任負責人的三九釀酒廠東莞聯絡處成立，註冊資金20萬元。有三九釀酒廠高管向記者透露，為砸開廣東市場，酒廠前後投入了5000多萬元，然而，在廣東市場已經打開之時，馬永富把廣東市場的銷售權以400萬元的價格租給了兩個經銷商，實際經銷商只付了140萬元，但這僅有的140萬元後來發現也沒有入三九釀酒廠的賬。
也就是在此期間，馬永富主導的三九釀酒廠密集的對外投資，開始了無一例外的大額虧損。前述湖北誠達信會計師事務有限公司在審計了馬永富任職期間的資產負債表及同期利潤表以及與其經濟責任有關的書面資料後出具的《審計報告》披露：
1998年三九釀酒廠成立“隆中公司”，派5人開闢鄭州市場（實際由馬永富的老鄉，三九酒廠時任銷售二公司及銷售指揮經理蔣銀生負責），隆中公司於2000年4月撤銷，經營期限兩年，虧損467.1萬元。“我們多次索要隆中公司財務賬簿未果，有待進一步核查，”湖北誠達信2009年9月13日應襄樊市檢察院反貪局要求提供的審計材料（以下簡稱“《反貪局報告》”）中如此表示。而三九釀酒廠財務部副部長王樹林對此則解釋為，“賬簿都存放在倉庫中，下雨全部打濕了，所以無法提供。”
此外，根據三九釀酒廠及其子公司湖北襄樊演義酒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演義公司”）1998－2000年賬面反映，1998年11月開始投資租賃經營鐘祥三斗灣酒廠（未見投資協定和任何會計資料），2001年12月到期，三九酒廠共投入資金80萬元。《審計報告》強調，至到期時未見任何清算報告及任何投資收益，撤回投資時收回殘值4.99萬元，賬面實際虧損23.1萬元，“其真相有待進一步核實”。
《審計報告》指出，2003年6月27日-28日馬永富在前幾個外市場、合作單位全部巨額虧損及黨委委員大多數反對的情況下獨斷決定開設東莞聯絡處，執意任命非本單位員工望遠賓為外市場銷售公司總經理，同年12月15日《襄三九酒黨字10號》文任命望遠賓為外市場銷售公司經理。三天后的12月18日，馬與望遠賓簽訂了行銷承包契約，契約規定銷售額完成6000萬目標利潤。
2004年3月22日，三九釀酒廠與四川貴妃酒廠簽訂聯營契約，採取股份合作（合作協定未約定利潤分配方式等詳細條款；三九酒廠占股份80%，貴妃酒廠占股20%）成立辦公地點設在貴妃酒廠內的四川大邑龍鳳果業公司。三九釀酒廠以包裝物、液態酒及產品品牌投入，貴妃酒廠以固態酒、廠房、設備投入，大邑龍鳳果業公司主要加工勾兌白酒，使用三九酒廠的品牌商標，由三九釀酒廠東莞聯絡處、山東市場行銷中心包銷，而東莞聯絡處、山東市場所有的損失費用都由三九釀酒廠承擔。
2004年12月8日，由望遠賓擔任負責人的三九釀酒廠東莞聯絡處成立，註冊資金20萬元。有三九釀酒廠高管向記者透露，為砸開廣東市場，酒廠前後投入了5000多萬元，然而，在廣東市場已經打開之時，馬永富把廣東市場的銷售權以400萬元的價格租給了兩個經銷商，實際經銷商只付了140萬元，但這僅有的140萬元後來發現也沒有入三九釀酒廠的賬。
該高管進一步表示，2008年，在三九釀酒廠召開的全廠中層以上幹部參加的“廣東市場問題聽證會”上，針對東莞聯絡處虧損的質疑，望遠賓辯解稱，廣東市場租給兩個經銷商後，僅2007年一年，一個經銷商年銷售收入就達1.5億元，兩個加起來3個多億元。
“後經了解，所謂經銷商銷售的3個多億元酒，全部是在四川貴妃酒廠等3個酒廠灌裝，但使用的全部是三九釀酒廠的商標。”三九釀酒廠財務部人士表示。然而，《審計報告》卻指出，截至今日，未見到大邑龍鳳興旺果品公司的任何收益，且其提供的財務資料混亂，殘缺不全，大邑賬面反映酒廠投入資金387.11萬元（演義公司賬面反映300.84萬元）。目前大邑已停產，卻未見清算入賬和結餘資產入賬，資產狀況及真實性有待進一步查實。
“倘若廣東市場不出租，2007、2008年近6個億的銷售額將為酒廠帶來9000萬元的利潤，並可上繳國家稅收1.2億元。”這位酒廠財務部人士強調。
然而，《審計報告》披露的實際情況是，東莞聯絡處實際經營期為2004年1月-2008年4月（東莞聯絡處於2007年5月註銷，註銷後無證經營至2008年4月），由於東莞聯絡處未開立對公銀行結算賬戶，所有經濟業務全部以私人銀行卡和東莞莞城演義糖酒經營部（該經營部為個體工商戶，已於2006年3月註銷營業執照，經營者王春嬌，後任東莞聯絡處總經理望遠賓助理，負責多項經濟業務）賬戶結算，“經營期間管理極其混亂，經營連年巨額虧損，財務賬目缺乏真實性。四年半時間造成巨額虧損6100.55萬元；另庫存商品虧空192.62萬元，固定資產59輛汽車、9台電腦、1部空調下落不明，現金4114.77元下落不明。”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7月，《審計報告》完成後，東莞聯絡處的實際虧損高達7900多萬元。同時，據三九釀酒廠審計部相關負責人透露，最新審計發現東莞聯絡處為逃避審計及追究責任，在酒廠改制審計時僅提供2箱憑證，但現在卻總計發現了20箱憑證。經司法認定，這所有的賬目是一個人的筆跡且一次性做完的，這其中包括為做平賬目的100多張白條。
《審計報告》還披露，2005年4月三九釀酒廠籌建山東市場行銷中心（未見工商註冊資料），任命由望遠賓介紹的蔣文為總經理。該中心三九酒廠投入資金123.44萬元，四川貴妃酒廠投入100萬元（未見雙方協定，也未承擔損失），當年6月招商，8月開始產品入市，2006年1月撤銷，經營期限6個月，經審計實際虧損539.29萬元。
三九釀酒廠於2003年8月投資98萬元，委託職工柳亞明以自然人身份與深圳市翱翔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深圳古隆中酒業有限公司，經營古隆中系列酒的批發。《審計報告》顯示，該公司實際經營期為2003年8月25日—2004年6月，經營期9個月（未見該公司任何財務資料，合作雙方於2004年6月16日出具了公司財務結算報告，銷售收入總計25.12萬元，利潤-91.78萬元，三九廠承擔損失44.97萬元）。而實際上，演義公司賬面反映發出商品70.16萬元，但古隆中公司賬上少計了1648件42度古隆中。另有應收回庫存物品39.46萬元，未見入庫，下落不明。
此外，三九釀酒廠投入80萬元的湖北捷康生化有限公司已於2006年6月註銷，但未見任何財務清算。
“2004年以前酒廠的經營情況較好，馬永富對企業改制後由他接手也很有信心，但2005年掛牌轉讓讓其希望落空，而隨後的資產凍結又再次給了他希望。馬最初應該是想先把資產轉移出去，等改制接手酒廠後再想辦法轉回來。這裡面，幫助馬洗出國有資產的主要是武漢某大學的一位俞姓教授。”另一位接近馬永富的襄樊本地人告訴記者，但事態的發展顯然超出了馬的意料。
從上述《審計報告》披露的三九釀酒廠對外投資情況來看，2004年之前，馬永富主導的對外投資雖然也有異常虧損情況，但金額均不大。2004年前後，三九釀酒廠的投資情況開始急劇惡化。前述三九釀酒廠高管回憶稱，2003年、2004年正好是三九長江公司及三九釀酒廠的改制醞釀期。“改制前鋪路、改制受阻後即大額虧損，且對外投資明顯做出對酒廠不利的約定，賬面管理混亂等情況都表明，這些虧損更像是事前設計好的局。”
“2004年以前酒廠的經營情況較好，馬永富對企業改制後由他接手也很有信心，但2005年掛牌轉讓讓其希望落空，而隨後的資產凍結又再次給了他希望。馬最初應該是想先把資產轉移出去，等改制接手酒廠後再想辦法轉回來。這裡面，幫助馬洗出國有資產的主要是武漢某大學的一位俞姓教授。”另一位接近馬永富的襄樊本地人告訴記者，但事態的發展顯然超出了馬的意料。
實際上，除了對外投資的屢屢虧損，馬永富還將三九釀酒廠的生產線和品牌出租給個人經營。三九釀酒廠多位高管及員工表示，馬將白酒車間承包給劉發國；把酒廠的諸葛釀品牌承包給原襄樊市輕工局局長朱有學的老婆的親侄子劉勝強。不僅如此，“酒廠還承擔了劉勝強賣酒的費用，賣不出去的酒也由酒廠高價回購”。
馬永富的所作所為引起酒廠內部極大民憤。三九長江公司人士向記者透露，2008年初，有酒廠職工揚言要到北京上訪，還有職工透出風聲要炸辦公樓以求處理馬永富一行。與此同時，有民眾來信向三九長江公司等舉報。
2007年，馬從外單位調來一個女孩做出納，獨立於財務之外，馬讓銷售部門把銷售回款直接打到該出納的私人銀行卡中，2007－2008年初，共有1000多萬元資金流入該私人賬戶，並先後支出。該出納擔心事發後受牽連，遂向三九長江公司舉報，多年來無法介入三九釀酒廠管理的三九長江公司以此為契機，對馬永富展開調查。
隨著調查的深入，三九釀酒廠的真實情況被層層揭開。2008年10月，三九長江公司委託武漢經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責任公司對三九釀酒廠進行審計評估，發現在企業股權被查封凍結的兩年零10個月內，酒廠的淨資產由2004年12月31日股權轉讓時的負1800萬元猛然上升到負1.988億，平均每月淨資產虧損達600多萬元。
2009年2月，經三九集團批准，三九長江公司決定撤銷馬永富三九釀酒廠黨委書記、廠長職務，鑒於諸多賬面由馬永富個人掌握，為徹底調查暫時保留馬永富三九長江公司副總的職務，並同時對馬永富展開離任審計。
經審計，截至2009年1月31日，三九釀酒廠總資產為1.82億元，其中，流動資產1.25億元；固定資產5619.65萬元；應收賬款淨額5798.778萬元，其他應收款淨額2008.92萬元。負債總額為3.34億元，占負債及所有者權益合計的183.57%。其中，流動負債為1.71億元；長期負債1.62億元，主要為企業從應交稅金及其他應交款科目轉入的長期欠交的相關稅費，分為長期應付款8133.47萬元和專項應付款7043.1萬元。所有者權益為-1.52億元，未分配利潤-2億元。
2009年尚未最終完成的《審計報告》指出，馬永富任職期間，各種費用連年大幅增加，造成企業連年虧損，虧損額巨大，2000年—2009年1月，酒廠（含演義公司）累計虧損20066.64萬元（含未入賬的東莞聯絡處虧損4870.55萬元及庫存檔點損失263.1萬元等）。2010年7月審計完成後，東莞聯絡處實際虧損超過7900萬元。此外，審計方湖北誠達信2009年9月13日應襄樊市檢察院反貪局要求提供的審計材料中羅列了近30處三九釀酒廠賬目收支不符、虛增費用，多處貨物及固定資產下落不明等累計資金達數千萬元。多項總計導致三九釀酒廠淨資產損失達2.5億元。
《審計報告》強調，“三九釀酒廠盲目對外投資和開闢外市場，且缺乏必要的管理及監督，員工、資金、財務及銷售管理處於失控狀態，截至2007年5月外市場全部巨虧撤銷但未見任何責任處罰和財務全面清算結論，致使企業巨額虧損，國有資產流失嚴重。”
審計方提供給襄樊檢察院的《反貪局報告》則指出，“馬永富等人涉嫌犯罪問題極大，鑒於手段有限，建議司法機關介入，保護國有資產不再流失。”
繼2008年11月三九釀酒廠紀委舉報馬永富之後，三九釀酒廠紀委人士向記者透露，2009年元月，酒廠紀檢部門以未按契約約定上繳三九釀酒廠1000多萬元費用，及個人借款50多萬元未還為由，向襄樊市襄城區檢察院舉報望遠賓，隨後又向襄樊市檢察院舉報。
今年3月23日，潛逃多月的望遠賓被指定受理此案的保康縣檢察院抓獲。今年8月，望遠賓最終以受賄12萬元的名義起訴後被取保候審。曾經負責河南市場的蔣銀生以貪污17萬元被判刑後保外就醫，但馬永富依然未受影響。
實際上，馬永富高調組建大漢光武另有深意，有熟悉馬永富的當地人士向透露，“望遠賓被抓後，引起了馬永富的恐慌，為避免被追究其主政三九釀酒廠期間的責任，馬永富還在偵辦望遠賓案的保康縣大舉投資，而做大大漢光武，謀求重要投資商的身份，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護作用。”
然而，事件的發展再次出乎了馬永富的意料。有知情人士告訴記者，在今年7月三九集團黨委給湖北三九長江實業黨委的有關檔案中指出，要對馬永富的2.5億資產流失的經濟問題進行追究、立案、辦案。
2009年7月20日，拖延數年反覆“折騰”的三九釀酒廠以員工全員持股的形式完成改制，為完成改制，全體股東舉債2580萬元進行職工身份置換，再加上歷年來拖欠的員工工資和社保及歷史遺留問題總計6000萬元。同年9月9日，改制後的新公司“湖北古隆中演義酒業有限公司”成立。
改制後的酒廠生產經營得到了極大發展，一方面，在2008—2009客戶契約年度，共實現銷售收入2.46億元，比上年同期1.84億元增加6200萬元，增幅34%。今年全年，銷售收入更有望突破3.5億元。
另一方面，酒廠於2009年7月27日，與襄城區政府簽訂了購地700畝，總投資3.6億多元，建立一個年產兩萬噸優質固體白酒發酵生產基地，打造演義、古隆中、襄江系列白酒精品的協定。力爭用2-3年的時間使年銷售收入由現在的2.4億元增至5至6億元，進入湖北酒業三強，成為襄樊酒業大發展的領頭羊和主力軍。
然而，新生的三九釀酒廠道路依然坎坷。“由於馬永富時代遺留下來的貪腐習氣，短期內仍然難以根除，雖然通過各種措施防堵，也節省費用超過千萬元，但今年3.5億元的銷售收入，酒廠仍然可能虧損。”改制後的企業一位高管強調。
更大的阻礙來自業內的惡性競爭。工商註冊資料顯示，2010年4月，仍在三九酒廠保留辦公室、使用酒廠專車的馬永富在依然擔任國企三九長江公司副總的情況下，聯合湖北堯治河楚翁泉酒業有限公司、老河口光化特酒業有限公司（註冊資金50萬元）、襄陽三國情酒業行銷有限公司（2009年7月14日成立，註冊資金3萬元）、棗陽市光武酒業有限公司、襄樊金犁策劃有限公司（註冊資金100萬元）均以現金出資，組建了湖北大漢光武酒業有限公司，註冊資金550萬元，馬永富任法人代表、董事長。這其中，馬永富侄子馬國強任董事長、侄女馬艷紅任總經理的三國情酒業以現金出資137.5萬元，占比25%。
大漢光武成立後，從人員、品牌、供應商、渠道等各方面與三九釀酒廠展開全面競爭，由於馬永富一手掌控著原三九釀酒廠的供應商和銷售渠道，且“馬永富仍然以三九釀酒廠的廠長身份談生意，大漢光武的惡性競爭行為對復甦中的改制後的新公司造成了較大衝擊”。前述改制後的新公司一位高管強調，“今年上半年，酒廠因此少銷售了3000多萬元”。
實際上，馬永富高調組建大漢光武另有深意，有熟悉馬永富的當地人士向透露，“望遠賓被抓後，引起了馬永富的恐慌，為避免被追究其主政三九釀酒廠期間的責任，馬永富還在偵辦望遠賓案的保康縣大舉投資，而做大大漢光武，謀求重要投資商的身份，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護作用。”
然而，事件的發展再次出乎了馬永富的意料。有知情人士告訴記者，在今年7月三九集團黨委給湖北三九長江實業黨委的有關檔案中指出，要對馬永富的2.5億資產流失的經濟問題進行追究、立案、辦案。
湖北誠達信會計師事務有限公司2009年出具的尚未完結的《審計報告》指出，“馬永富任職期間，獨斷專行、任人唯親、一手遮天，蓄意擾亂酒廠管理，利用其親信大肆揮霍貪污、利用對外投資和開闢外市場轉移貪污巨額資金，各種費用連年大幅增加，造成企業連年虧損，虧損額巨大，2000年-2009年1月，酒廠（含演義公司）累計虧損141009171.77元（不含未入賬的東莞聯絡處虧損48705484.22元及庫存檔點損失2631018.71元）。”
襄樊三九釀酒廠前身襄樊市釀酒廠，創建於1956年，是由襄樊市政府出資建立的地方國營企業。多年來，該廠連續虧損，1996年銷售收入僅2000多萬元，人均工資僅200多元。
1996年至1998年，為回響黨和國家關於“鼓勵兼併，規範破產”、“鼓勵優勢企業兼併困難企業”、“使國有企業三年脫困”的號召，根據三九企業集團“二次創業”的發展戰略，三九集團全資子公司湖北三九長江實業公司在短短14個月內兼併了中南五省國有企業55家，總資產高達72億元，這其中就有襄樊市釀酒廠。
當時襄樊市政府希望將該市6家瀕臨破產的老國企都交由三九集團兼併，最終，三九長江公司選擇了襄樊酒廠一家。
1997年，三九長江公司以人、財、物、產、供、銷、債權、債務一併接收方式將襄樊酒廠兼併，酒廠由襄樊市市屬國有企業成為中央國有企業後更名為襄樊市三九釀酒廠，由三九長江公司承擔具體管理工作，鄒遠東任法人代表，聘任兼併前的廠長馬永富擔任黨委書記、廠長。1995年5月，馬永富由襄樊市穀城縣廟灘鎮黨委書記任上調往襄樊市釀酒廠任黨委書記兼廠長。
1997年7月19日，由於當時三九集團獨特的“個人負責制”，三九長江公司發文授權襄樊釀酒廠，廠長馬永富生產經營權，班子組閣權，機構設定權，人事管理權，財務管理權，收入分配權。全權處理生產過程中的日常事務，獨立行使該法人實體的民事權利，並獨立承擔該法人實體的民事責任。
併入三九集團後，根據當時央企併購困難國企可以享受企業銀行貸款掛賬停息政策，即歷史貸款欠息全部掛賬，兼併後再停息5年的優惠政策，三九長江公司為三九釀酒廠爭取到免息政策4000多萬元。輕裝上陣的三九釀酒廠藉助三九品牌優勢，進入了銷售收入飛速增長期，年銷售收入由兼併之前1996年的2000多萬元，增長到2008年的2.1億元，11年的時間增長了近10倍。
在銷售收入脫胎換骨式發展的同時，原三九集團“個人負責制”的管理模式，也為三九釀酒廠在管理和財務上埋下了隱患。三九釀酒厂部分高管向記者反映，由於產權約束機制的缺失，原三九集團五級管理體系中，三級以下處於失控狀態，三九釀酒廠不可避免地複製了原三九集團的通病：山頭主義、政令不通，財務管理混亂。三九釀酒廠逐漸成了“個人負責制”管理機制下馬永富“一個人的企業”。
記者獲得的湖北誠達信會計師事務有限公司2009年出具的尚未完結的《審計報告》指出，“馬永富任職期間，獨斷專行、任人唯親、一手遮天，蓄意擾亂酒廠管理，利用其親信大肆揮霍貪污、利用對外投資和開闢外市場轉移貪污巨額資金，各種費用連年大幅增加，造成企業連年虧損，虧損額巨大，2000年度-2009年1月，酒廠（含演義公司）累計虧損141009171.77元（不含未入賬的東莞聯絡處虧損48705484.22元及庫存檔點損失2631018.71元）。”
後經進一步審計發現，東莞聯絡處的實際虧損額超過了7900萬元，再加上新發現近30處財務賬目涉及的錢、物流失問題，2000年度-2009年1月，馬永富累計造成三九釀酒廠淨資產損失達2.5億元。這其中，絕大部分損失集中發生在2005年三九長江公司及三九釀酒廠改制受阻之後。
據了解，三九釀酒廠目前廠區處於襄樊市中心城區的黃金地段，面積達163畝。襄樊當地人士透露，最近，與三九釀酒廠處於同等地段、面積相當的地皮，拍賣價格高達幾億元。倘若成功，僅此一項，馬永富即可獲得上億元的收益，若做房地產開發，則價值更高。“而三九釀酒廠1000多名職工將全體下崗”，前述接近馬永富的襄樊本地人士表示。
2005年10月，三九集團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規範企業國有產權轉讓，以“三九集團字242號文”決定將三九長江公司產權整體轉讓。三九長江公司一位高管告訴記者，當時公司準備內部改制，但三九集團決定按照中央國資委的要求，走到中央國資委指定的產權交易所掛牌交易的形式。2005年11月22日，三九集團將三九長江公司的100%股權以336.3萬元的價格在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掛牌（掛牌編號為：05782429），該等交易包括長江公司及其下屬兩家全資子企業武漢九生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九生堂）和三九釀酒廠的所有產權。
據知情人士此前向媒體透露，當時，三九釀酒廠和九生堂淨資產均為負數，其中前者淨資產為負1800多萬元，故三九集團為不影響掛牌交易，標的介紹上只顯示了三九長江公司的情況，但實際上是“1+2”的打包交易，因為轉讓契約明確要求購買人必須安置三九長江公司及兩家下屬企業的職工。
然而，掛牌近一個月仍無人問津，三九集團同意自然人郭力揭牌，而馬永富依然沒能得到揭牌的機會。有接近馬永富的襄樊本地人士告訴記者，馬永富希望能100%接手三九釀酒廠的另一個打算是，在企業改制時，馬永富將直接讓酒廠破產，然後轉賣酒廠所在的地塊。
據了解，三九釀酒廠目前廠區處於襄樊市中心城區的黃金地段，面積達163畝。襄樊當地人士透露，最近，與三九釀酒廠處於同等地段、面積相當的地皮，拍賣價格高達幾億元。倘若成功，僅此一項，馬永富即可獲得上億元的收益，若做房地產開發，則價值更高。“而三九釀酒廠1000多名職工將全體下崗”，前述接近馬永富的襄樊本地人士表示。
實際上，馬永富變賣土地早有先例。三九釀酒廠某高管告訴記者，三九釀酒廠原廠區54畝的土地，有41畝在馬永富主政期間被抵押給了銀行，後經低價拍賣後，轉移到了某開發商的手中，拍賣價格比正常市價低了3000多萬元。剩餘的13畝土地，至今下落不明。
或許是洞悉了馬永富的想法，三九長江公司多次拒絕了馬永富的接盤要求。2005年12月17日，三九長江公司員工郭力作為自然人揭牌，購買了長江公司100%的產權，並與三九集團簽訂了《產權交易契約》（契約編號：0610200），且付款完畢。2006年2月8日，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出具《產權轉讓交割單》（編號：0010729）。但是，由於當時三九集團欠銀行的巨額債務，包括長江公司及其下屬兩家全資子企業九生堂和三九釀酒廠在內的全部資產都被法院凍結，致使產權交割無法完成。
矛盾由此被激化。一方面，根據當時國企改制由原管理層接手的普遍做法，多年來擔任廠長的馬永富一直希望酒廠改制時能由其個人接盤，但最終掛牌的結果顯然未能如其所願；另一方面，由於前述產權交易在揭牌人付款之後交割之前，遭遇資產被凍結，一個產權假象因此產生：自然人郭力付款後，三九長江公司及三九釀酒廠應該屬於其個人資產；而產權未完成交割又造成郭力無法對三九釀酒廠行使其權利，於是，三九釀酒廠出現了權利“真空”，馬永富實際上仍然可以繼續控制三九釀酒廠。而事實上，在2008年12月31日解凍之前，三九釀酒廠一直處於馬永富的掌控之中。
2009年6月4日，國務院國資委傳送給湖北省國資委的《關於襄樊三九釀酒廠國有產權轉讓有關問題的復函》（國資廳產權271號）指出，根據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提供的相關材料，三九集團已於2005年10月發文明確此次產權轉讓完成後，三九長江公司及其所屬子公司一併退出三九集團；三九釀酒廠作為三九長江公司的所屬企業已納入轉讓標的的評估範圍。2009年3月三九集團致函襄樊市國資委，表示該次產權轉讓完成後，因司法查封等導致三九釀酒廠相關權證變更尚未完成，三九集團將與相關方繼續辦理。
上海法律界人士認為，這實際上已經表明，在三九集團與相關方完成三九釀酒廠相關產權變更之前，三九釀酒廠的資產仍為國有性質。
但這一產權上的“真空”假象仍然被馬永富所利用。三九釀酒廠多位高管向記者透露，在其後的近3年時間裡，對內，馬永富多次在酒廠內部宣稱酒廠已經變為民企，並先後將其10多位家庭成員和谷城老鄉安插到企業各要害部門；對上，三九釀酒廠事實是已完全獨立，成為三九長江公司“水潑不進”的地方。
2004年12月8日，由望遠賓擔任負責人的三九釀酒廠東莞聯絡處成立，註冊資金20萬元。有三九釀酒廠高管向記者透露，為砸開廣東市場，酒廠前後投入了5000多萬元，然而，在廣東市場已經打開之時，馬永富把廣東市場的銷售權以400萬元的價格租給了兩個經銷商，實際經銷商只付了140萬元，但這僅有的140萬元後來發現也沒有入三九釀酒廠的賬。
也就是在此期間，馬永富主導的三九釀酒廠密集的對外投資，開始了無一例外的大額虧損。前述湖北誠達信會計師事務有限公司在審計了馬永富任職期間的資產負債表及同期利潤表以及與其經濟責任有關的書面資料後出具的《審計報告》披露：
1998年三九釀酒廠成立“隆中公司”，派5人開闢鄭州市場（實際由馬永富的老鄉，三九酒廠時任銷售二公司及銷售指揮經理蔣銀生負責），隆中公司於2000年4月撤銷，經營期限兩年，虧損467.1萬元。“我們多次索要隆中公司財務賬簿未果，有待進一步核查，”湖北誠達信2009年9月13日應襄樊市檢察院反貪局要求提供的審計材料（以下簡稱“《反貪局報告》”）中如此表示。而三九釀酒廠財務部副部長王樹林對此則解釋為，“賬簿都存放在倉庫中，下雨全部打濕了，所以無法提供。”
此外，根據三九釀酒廠及其子公司湖北襄樊演義酒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演義公司”）1998－2000年賬面反映，1998年11月開始投資租賃經營鐘祥三斗灣酒廠（未見投資協定和任何會計資料），2001年12月到期，三九酒廠共投入資金80萬元。《審計報告》強調，至到期時未見任何清算報告及任何投資收益，撤回投資時收回殘值4.99萬元，賬面實際虧損23.1萬元，“其真相有待進一步核實”。
《審計報告》指出，2003年6月27日-28日馬永富在前幾個外市場、合作單位全部巨額虧損及黨委委員大多數反對的情況下獨斷決定開設東莞聯絡處，執意任命非本單位員工望遠賓為外市場銷售公司總經理，同年12月15日《襄三九酒黨字10號》文任命望遠賓為外市場銷售公司經理。三天后的12月18日，馬與望遠賓簽訂了行銷承包契約，契約規定銷售額完成6000萬目標利潤。
2004年3月22日，三九釀酒廠與四川貴妃酒廠簽訂聯營契約，採取股份合作（合作協定未約定利潤分配方式等詳細條款；三九酒廠占股份80%，貴妃酒廠占股20%）成立辦公地點設在貴妃酒廠內的四川大邑龍鳳果業公司。三九釀酒廠以包裝物、液態酒及產品品牌投入，貴妃酒廠以固態酒、廠房、設備投入，大邑龍鳳果業公司主要加工勾兌白酒，使用三九酒廠的品牌商標，由三九釀酒廠東莞聯絡處、山東市場行銷中心包銷，而東莞聯絡處、山東市場所有的損失費用都由三九釀酒廠承擔。
2004年12月8日，由望遠賓擔任負責人的三九釀酒廠東莞聯絡處成立，註冊資金20萬元。有三九釀酒廠高管向記者透露，為砸開廣東市場，酒廠前後投入了5000多萬元，然而，在廣東市場已經打開之時，馬永富把廣東市場的銷售權以400萬元的價格租給了兩個經銷商，實際經銷商只付了140萬元，但這僅有的140萬元後來發現也沒有入三九釀酒廠的賬。
該高管進一步表示，2008年，在三九釀酒廠召開的全廠中層以上幹部參加的“廣東市場問題聽證會”上，針對東莞聯絡處虧損的質疑，望遠賓辯解稱，廣東市場租給兩個經銷商後，僅2007年一年，一個經銷商年銷售收入就達1.5億元，兩個加起來3個多億元。
“後經了解，所謂經銷商銷售的3個多億元酒，全部是在四川貴妃酒廠等3個酒廠灌裝，但使用的全部是三九釀酒廠的商標。”三九釀酒廠財務部人士表示。然而，《審計報告》卻指出，截至今日，未見到大邑龍鳳興旺果品公司的任何收益，且其提供的財務資料混亂，殘缺不全，大邑賬面反映酒廠投入資金387.11萬元（演義公司賬面反映300.84萬元）。目前大邑已停產，卻未見清算入賬和結餘資產入賬，資產狀況及真實性有待進一步查實。
“倘若廣東市場不出租，2007、2008年近6個億的銷售額將為酒廠帶來9000萬元的利潤，並可上繳國家稅收1.2億元。”這位酒廠財務部人士強調。
然而，《審計報告》披露的實際情況是，東莞聯絡處實際經營期為2004年1月-2008年4月（東莞聯絡處於2007年5月註銷，註銷後無證經營至2008年4月），由於東莞聯絡處未開立對公銀行結算賬戶，所有經濟業務全部以私人銀行卡和東莞莞城演義糖酒經營部（該經營部為個體工商戶，已於2006年3月註銷營業執照，經營者王春嬌，後任東莞聯絡處總經理望遠賓助理，負責多項經濟業務）賬戶結算，“經營期間管理極其混亂，經營連年巨額虧損，財務賬目缺乏真實性。四年半時間造成巨額虧損6100.55萬元；另庫存商品虧空192.62萬元，固定資產59輛汽車、9台電腦、1部空調下落不明，現金4114.77元下落不明。”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7月，《審計報告》完成後，東莞聯絡處的實際虧損高達7900多萬元。同時，據三九釀酒廠審計部相關負責人透露，最新審計發現東莞聯絡處為逃避審計及追究責任，在酒廠改制審計時僅提供2箱憑證，但現在卻總計發現了20箱憑證。經司法認定，這所有的賬目是一個人的筆跡且一次性做完的，這其中包括為做平賬目的100多張白條。
《審計報告》還披露，2005年4月三九釀酒廠籌建山東市場行銷中心（未見工商註冊資料），任命由望遠賓介紹的蔣文為總經理。該中心三九酒廠投入資金123.44萬元，四川貴妃酒廠投入100萬元（未見雙方協定，也未承擔損失），當年6月招商，8月開始產品入市，2006年1月撤銷，經營期限6個月，經審計實際虧損539.29萬元。
三九釀酒廠於2003年8月投資98萬元，委託職工柳亞明以自然人身份與深圳市翱翔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深圳古隆中酒業有限公司，經營古隆中系列酒的批發。《審計報告》顯示，該公司實際經營期為2003年8月25日—2004年6月，經營期9個月（未見該公司任何財務資料，合作雙方於2004年6月16日出具了公司財務結算報告，銷售收入總計25.12萬元，利潤-91.78萬元，三九廠承擔損失44.97萬元）。而實際上，演義公司賬面反映發出商品70.16萬元，但古隆中公司賬上少計了1648件42度古隆中。另有應收回庫存物品39.46萬元，未見入庫，下落不明。
此外，三九釀酒廠投入80萬元的湖北捷康生化有限公司已於2006年6月註銷，但未見任何財務清算。
“2004年以前酒廠的經營情況較好，馬永富對企業改制後由他接手也很有信心，但2005年掛牌轉讓讓其希望落空，而隨後的資產凍結又再次給了他希望。馬最初應該是想先把資產轉移出去，等改制接手酒廠後再想辦法轉回來。這裡面，幫助馬洗出國有資產的主要是武漢某大學的一位俞姓教授。”另一位接近馬永富的襄樊本地人告訴記者，但事態的發展顯然超出了馬的意料。
從上述《審計報告》披露的三九釀酒廠對外投資情況來看，2004年之前，馬永富主導的對外投資雖然也有異常虧損情況，但金額均不大。2004年前後，三九釀酒廠的投資情況開始急劇惡化。前述三九釀酒廠高管回憶稱，2003年、2004年正好是三九長江公司及三九釀酒廠的改制醞釀期。“改制前鋪路、改制受阻後即大額虧損，且對外投資明顯做出對酒廠不利的約定，賬面管理混亂等情況都表明，這些虧損更像是事前設計好的局。”
“2004年以前酒廠的經營情況較好，馬永富對企業改制後由他接手也很有信心，但2005年掛牌轉讓讓其希望落空，而隨後的資產凍結又再次給了他希望。馬最初應該是想先把資產轉移出去，等改制接手酒廠後再想辦法轉回來。這裡面，幫助馬洗出國有資產的主要是武漢某大學的一位俞姓教授。”另一位接近馬永富的襄樊本地人告訴記者，但事態的發展顯然超出了馬的意料。
實際上，除了對外投資的屢屢虧損，馬永富還將三九釀酒廠的生產線和品牌出租給個人經營。三九釀酒廠多位高管及員工表示，馬將白酒車間承包給劉發國；把酒廠的諸葛釀品牌承包給原襄樊市輕工局局長朱有學的老婆的親侄子劉勝強。不僅如此，“酒廠還承擔了劉勝強賣酒的費用，賣不出去的酒也由酒廠高價回購”。
馬永富的所作所為引起酒廠內部極大民憤。三九長江公司人士向記者透露，2008年初，有酒廠職工揚言要到北京上訪，還有職工透出風聲要炸辦公樓以求處理馬永富一行。與此同時，有民眾來信向三九長江公司等舉報。
2007年，馬從外單位調來一個女孩做出納，獨立於財務之外，馬讓銷售部門把銷售回款直接打到該出納的私人銀行卡中，2007－2008年初，共有1000多萬元資金流入該私人賬戶，並先後支出。該出納擔心事發後受牽連，遂向三九長江公司舉報，多年來無法介入三九釀酒廠管理的三九長江公司以此為契機，對馬永富展開調查。
隨著調查的深入，三九釀酒廠的真實情況被層層揭開。2008年10月，三九長江公司委託武漢經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責任公司對三九釀酒廠進行審計評估，發現在企業股權被查封凍結的兩年零10個月內，酒廠的淨資產由2004年12月31日股權轉讓時的負1800萬元猛然上升到負1.988億，平均每月淨資產虧損達600多萬元。
2009年2月，經三九集團批准，三九長江公司決定撤銷馬永富三九釀酒廠黨委書記、廠長職務，鑒於諸多賬面由馬永富個人掌握，為徹底調查暫時保留馬永富三九長江公司副總的職務，並同時對馬永富展開離任審計。
經審計，截至2009年1月31日，三九釀酒廠總資產為1.82億元，其中，流動資產1.25億元；固定資產5619.65萬元；應收賬款淨額5798.778萬元，其他應收款淨額2008.92萬元。負債總額為3.34億元，占負債及所有者權益合計的183.57%。其中，流動負債為1.71億元；長期負債1.62億元，主要為企業從應交稅金及其他應交款科目轉入的長期欠交的相關稅費，分為長期應付款8133.47萬元和專項應付款7043.1萬元。所有者權益為-1.52億元，未分配利潤-2億元。
2009年尚未最終完成的《審計報告》指出，馬永富任職期間，各種費用連年大幅增加，造成企業連年虧損，虧損額巨大，2000年—2009年1月，酒廠（含演義公司）累計虧損20066.64萬元（含未入賬的東莞聯絡處虧損4870.55萬元及庫存檔點損失263.1萬元等）。2010年7月審計完成後，東莞聯絡處實際虧損超過7900萬元。此外，審計方湖北誠達信2009年9月13日應襄樊市檢察院反貪局要求提供的審計材料中羅列了近30處三九釀酒廠賬目收支不符、虛增費用，多處貨物及固定資產下落不明等累計資金達數千萬元。多項總計導致三九釀酒廠淨資產損失達2.5億元。
《審計報告》強調，“三九釀酒廠盲目對外投資和開闢外市場，且缺乏必要的管理及監督，員工、資金、財務及銷售管理處於失控狀態，截至2007年5月外市場全部巨虧撤銷但未見任何責任處罰和財務全面清算結論，致使企業巨額虧損，國有資產流失嚴重。”
審計方提供給襄樊檢察院的《反貪局報告》則指出，“馬永富等人涉嫌犯罪問題極大，鑒於手段有限，建議司法機關介入，保護國有資產不再流失。”
繼2008年11月三九釀酒廠紀委舉報馬永富之後，三九釀酒廠紀委人士向記者透露，2009年元月，酒廠紀檢部門以未按契約約定上繳三九釀酒廠1000多萬元費用，及個人借款50多萬元未還為由，向襄樊市襄城區檢察院舉報望遠賓，隨後又向襄樊市檢察院舉報。
今年3月23日，潛逃多月的望遠賓被指定受理此案的保康縣檢察院抓獲。今年8月，望遠賓最終以受賄12萬元的名義起訴後被取保候審。曾經負責河南市場的蔣銀生以貪污17萬元被判刑後保外就醫，但馬永富依然未受影響。
實際上，馬永富高調組建大漢光武另有深意，有熟悉馬永富的當地人士向透露，“望遠賓被抓後，引起了馬永富的恐慌，為避免被追究其主政三九釀酒廠期間的責任，馬永富還在偵辦望遠賓案的保康縣大舉投資，而做大大漢光武，謀求重要投資商的身份，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護作用。”
然而，事件的發展再次出乎了馬永富的意料。有知情人士告訴記者，在今年7月三九集團黨委給湖北三九長江實業黨委的有關檔案中指出，要對馬永富的2.5億資產流失的經濟問題進行追究、立案、辦案。
2009年7月20日，拖延數年反覆“折騰”的三九釀酒廠以員工全員持股的形式完成改制，為完成改制，全體股東舉債2580萬元進行職工身份置換，再加上歷年來拖欠的員工工資和社保及歷史遺留問題總計6000萬元。同年9月9日，改制後的新公司“湖北古隆中演義酒業有限公司”成立。
改制後的酒廠生產經營得到了極大發展，一方面，在2008—2009客戶契約年度，共實現銷售收入2.46億元，比上年同期1.84億元增加6200萬元，增幅34%。今年全年，銷售收入更有望突破3.5億元。
另一方面，酒廠於2009年7月27日，與襄城區政府簽訂了購地700畝，總投資3.6億多元，建立一個年產兩萬噸優質固體白酒發酵生產基地，打造演義、古隆中、襄江系列白酒精品的協定。力爭用2-3年的時間使年銷售收入由現在的2.4億元增至5至6億元，進入湖北酒業三強，成為襄樊酒業大發展的領頭羊和主力軍。
然而，新生的三九釀酒廠道路依然坎坷。“由於馬永富時代遺留下來的貪腐習氣，短期內仍然難以根除，雖然通過各種措施防堵，也節省費用超過千萬元，但今年3.5億元的銷售收入，酒廠仍然可能虧損。”改制後的企業一位高管強調。
更大的阻礙來自業內的惡性競爭。工商註冊資料顯示，2010年4月，仍在三九酒廠保留辦公室、使用酒廠專車的馬永富在依然擔任國企三九長江公司副總的情況下，聯合湖北堯治河楚翁泉酒業有限公司、老河口光化特酒業有限公司（註冊資金50萬元）、襄陽三國情酒業行銷有限公司（2009年7月14日成立，註冊資金3萬元）、棗陽市光武酒業有限公司、襄樊金犁策劃有限公司（註冊資金100萬元）均以現金出資，組建了湖北大漢光武酒業有限公司，註冊資金550萬元，馬永富任法人代表、董事長。這其中，馬永富侄子馬國強任董事長、侄女馬艷紅任總經理的三國情酒業以現金出資137.5萬元，占比25%。
大漢光武成立後，從人員、品牌、供應商、渠道等各方面與三九釀酒廠展開全面競爭，由於馬永富一手掌控著原三九釀酒廠的供應商和銷售渠道，且“馬永富仍然以三九釀酒廠的廠長身份談生意，大漢光武的惡性競爭行為對復甦中的改制後的新公司造成了較大衝擊”。前述改制後的新公司一位高管強調，“今年上半年，酒廠因此少銷售了3000多萬元”。
實際上，馬永富高調組建大漢光武另有深意，有熟悉馬永富的當地人士向透露，“望遠賓被抓後，引起了馬永富的恐慌，為避免被追究其主政三九釀酒廠期間的責任，馬永富還在偵辦望遠賓案的保康縣大舉投資，而做大大漢光武，謀求重要投資商的身份，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護作用。”
然而，事件的發展再次出乎了馬永富的意料。有知情人士告訴記者，在今年7月三九集團黨委給湖北三九長江實業黨委的有關檔案中指出，要對馬永富的2.5億資產流失的經濟問題進行追究、立案、辦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