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譯文
想那歷史上的得失興亡,看那群小誤君禍國事樁樁。
堯與舜聖明仁義慈愛百姓,後世人常稱頌永遠不忘。
齊桓公用小人死後國亂,管仲耿介忠直美名傳揚。
晉獻公聽讒言被驪姬迷惑,可憐那孝子申生慘遭禍殃。
徐偃王行仁義不備武裝,楚文王心恐懼將其滅亡。
殷紂王暴虐無道身死國滅,周得天下幸賴於呂望賢良。
武王效法古人施恩布惠,封比干墓將其德昭示四方。
天下賢俊慕周德都來親附,人才日增天下一心國力強。
法令嚴明治國之道好,蘭芷縱在幽僻處也散馨香。
我苦惱群小們對我嫉妒,想箕子為避難裝傻佯狂。
也想不貪忠名離鄉遠去,怎奈心戀故國痛苦難當。
將蕙芷聯起來做成佩帶,經過鮑魚店就失去芬芳。
正直之臣端正他的品行,反遭讒人誹謗遭流放。
世俗之人改清潔為貪邪,伯夷寧願守節餓死首陽。
獨行廉潔啊雖不容於世,日後叔齊終得美名揚。
層層烏雲遮得天昏地暗,使得日月失去燦爛光芒。
忠臣堅貞欲進諫,佞人在旁讒言誹謗。
就像百草至秋本該結實,夜裡卻突然降下寒霜。
急疾的西風摧殘著生物,秋風已起百草不得生長。
群小結黨營私而妒害賢才,賢良反孤立無援受損傷。
我心懷良策卻不被重用,只好獨居岩穴棲身隱藏。
子胥伐楚功成卻遭讒毀,可憐他被賜死屍首不葬。
世人見其狀紛紛從俗媚上,正如草木隨風披靡成排成行。
誠信正直之臣身敗名毀,虛偽諂佞之徒身顯名揚。
國家傾危君王才知追悔時已晚,此時我竭盡忠心也難有回天之功。
他們廢先王之法而不用,一味貪求私利背離公正。
我願懷清白終不變節,可惜我年壽未盡還年輕。
我要乘舟隨江遠去,只望君王醒悟不再受欺矇。
哀痛忠直之言君王聽不進,子胥被殺沉江令人傷情。
我願竭盡所聞陳述政事,可君王他充耳不聞不採用。
君心常惑難與陳述政道,他糊裡糊塗不辨橫豎奸忠。
好聽邪佞之臣的虛言浮說,致使國運斷絕難以久興。
放棄先聖法度而不施用,背離正直方嚮導致危傾。
遭到憂患才知醒悟,就像縱火秋草其勢已成。
君王失道已經自身難保,還談什麼國家福禍吉凶。
眾奸佞相互勾結營私利,忠士直臣何敢奢望國事昌隆!
君被邪惡薰染而不自知,秋毫雖細但天天在成長。
車載輕物過多也會斷軸,眾口誹謗使我罪孽加重。
我厭濁世願投湘沅之流水,又怕屍身隨波東流難回程。
懷沙負石自沉江而死啊,不忍心見君王被群小欺矇。
創作背景
《七諫·沉江》是一首代言體辭。王逸《楚辭章句》認為:“東方朔追憫屈原”,作《七諫》。根據司馬遷《
史記》記載,屈原在寫下他的絕命詞《
懷沙》之後,“懷石遂白沈淚羅以死”。東方朔這首《沉江》便是用代言體模寫了屈原投江自殺前的悲憤之情和複雜心理。
作品鑑賞
整體賞析
全辭四十句,大致可以分作三段。第一段(1-9句),中心是“惟往古之得失兮”,是說這段文章主要抒寫屈原對歷史興亡的思考。詩人開篇提出一個結論:“惟往古之得失兮,覽私微之所傷”。這不僅是此段的中心,同時也是全篇的主題,此辭中所涉及的歷史或現實的題材,都為這一結論的形成提供了依據。這種把世道盛衰僅僅歸咎於是否“親近佞臣(‘私微’)”的思想,作為一種歷史觀似乎有些淺薄,但它比起古今中外諸如“天道循環”、“絕對理念”之類形而上的高深學問來,卻更富有現實的感性內容和批判意義,歷史的恥辱與災難,人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詩人在剖析了齊桓公、晉獻用佞信讒的慘痛教訓和巨大危害之後,進而通過“紂暴虐以失位兮,周得佐乎呂望。”的鮮明對比,呼籲國君表彰耿直、近賢遠佞,指出唯有如此,國家方有復興的希望。到此詩人懷著激情描繪了這一盛事的憧憬:“賢俊慕而自附兮,日浸淫而契約。明法令而修理兮,蘭芷幽而有芳”。
第二段(10-22句),大意是“苦眾人之妒予”。這段承接上文,筆鋒轉入現實,抒寫詩人自己遭到群小排斥、污衊的痛苦。詩人的痛苦是複雜的、多層次的。他不僅為“反離謗而見攘”悲憤,也不僅因“懷計謀而不見用”苦惱,詩人尤其深感焦慮和傷痛的是“商風肅而害生兮,百草育而不長”,“廢制度而不用兮,務行私而去公!”美好的東西被摧殘了,國家的法度被破壞了,整個社會迅速地向著腐敗墮落,“終不變而死節兮,惜年齒之未央”,詩章在低沉的悲觀中為詩人高昂的氣節所振起。
第三段(23-40句),主旨是“冀幸君之發蒙”。這段寫國君昏庸不辯忠奸,以致斷送了國家的前途而不覺悟。詩人超前敏銳,洞悉祖國命運的危機,而奸佞之徒卻變本加厲,結黨營私。在這法制混亂,政治腐敗的嚴峻時刻,正直的人有何指望?只得自沉汨羅江。
以上三段,層次清晰,個有側重而又有機統一。“惟”、“苦”、“冀”,思考、苦恨、希望,直至最終絕望不忍,形成全文的詩情脈絡和結構框架。在這一脈絡和框架上,作者圍繞“惟往古之得失兮,覽私微之所傷”這一主題,通過歷史的反思深刻地審視現實,把詩人死前的深廣憂憤和複雜心理作了詳細的描寫,從而展示了詩人“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劉安《離騷序》)的崇高精神境界。可知屈原的沉江,既不是感情的衝動,也不是無謂的自絕,而是保持人格理想的從容選擇和實現勸世勸君的英勇壯舉,不是精神的崩潰,而是精神的超越。所以全辭表現了一種無所畏懼的平靜態度。
全辭在表現手法的特點。其一是對比,歷史與現實,忠臣與奸佞,明主與昏君。這種對比手法植根於作者對現實生活矛盾的深刻認識,舉重就輕地表現了詩人愛憎分明的情感態度和思想傾向,揭示了詩人置身社會衝突的悲劇命運。其二是比喻,善用象徵性比喻來表達詩人的審美思想,在第一段雖然只有一句“蘭芷幽而有芳”,而在二、三段卻不勝枚舉。其三是抒情、議論的主體結構中綴以敘述,諸如“將方舟而下流兮”,造成文章的波瀾,推進層次的變化,與流放詩人的生活節奏和諧統一。
名家評價
東漢文學家
王逸《
楚辭章句》:“言正直之臣,端其心志,欲以輔君,反為讒人所謗訕,身見排逐而遠放也。”
作者簡介
東方朔(公元前154~前93),西漢辭賦家,字曼倩,平原厭次(今山東惠民)人。武帝即位,征四方士人,東方朔上書自薦,詔拜為郎。後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職。他性格詼諧,言詞敏捷,滑稽多智,常在武帝前談笑取樂,“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漢書·東方朔傳》)。武帝好奢侈,起上林苑,東方朔直言進諫,認為這是“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漢書·東方朔傳》)。他曾言政治得失,陳農戰強國之計,但武帝始終把他當俳優看待,不得重用,於是寫《答客難》、《非有先生論》,以陳志向和發抒自己的不滿。東方朔原有集2卷,久佚;明人張溥編有《東方太中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