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詩派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重要的現實主義詩歌流派。七月詩派崛起於抗戰烽火之中，跨越了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兩個歷史階段，是這一時期堅持時間最長、影響廣大的文學流派。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七月詩派
- 時間：20世紀30、40年代
- 代表人物：綠原，阿壠、曾卓、牛漢等
- 時代：20世紀30、4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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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七月詩派是20世紀30、40年代，圍繞著胡風主編的《七月》、《希望》雜誌的一批詩人與作家，如綠原，阿壠、曾卓、牛漢等，形成了一個貫穿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最重要的現實主義詩歌流派，被稱為“七月詩派。”
“七月詩派”代表人物之一綠原
“七月詩派”代表人物之一綠原形成
七月詩派以艾青、田間為先驅詩人，在胡風的理論引導和組織下，聚集了一大批詩歌寫作的“初來者”，因《七月》雜誌而得名。《希望》、《詩墾地》、《詩創作》、《泥土》、《呼吸》等刊物也是他們重要的“半同人雜誌”和發表園地。這些青年詩人人數眾多、散落各地，其骨幹成員有阿壠（陳守梅）、綠原（劉仁甫）、魯藜、冀汸、蘆甸、牛漢（史成漢）、曾卓、鄒荻帆、彭燕郊、孫鈿、方然、杜谷等，他們的詩作大多先後收集在胡風主編的《七月詩叢》第一，二集和《七月新叢》、《七月文叢》的詩集中。
人生態度
胡風的人生態度與詩學理論對他們有強大的引導性與感召力，直接體現在他們的創作之中。胡風認為“現實主義者的第一義的任務是參加戰鬥，用他的文藝活動，也用他的行動全部”，讓詩情“跳躍在時代的激流里” 。他主張做人與寫詩合一、要求詩人應以鬥士的姿態突進生活，以飽滿的熱情擁抱血與火的現實，堅持在創作主體與創作客體相生相剋的搏戰中充分發揮主觀戰鬥精神，揭示人民“精神奴役的創傷”，抒寫激越悲壯的生活真實。胡風尋求將歷史激情轉化為“美學欲求”，讓詩的社會學內容獲得“相應的、美學上的力學表現”。綠原後來將詩派的藝術立場與創作方法概括為：“努力把詩和人聯繫起來，把詩所體現的美學上的鬥爭和人的社會職責和戰鬥任務聯繫起來，以及由此而來的對於中國自由詩傳統的肯定與繼承。”
發展
七月詩派經過一個深化發展，不斷壯大的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前後相連的階段。從1937年9月至1941年9月是第一階段，以《七月》的創辦和終刊為時間標誌。七月詩人與全民族同仇敵愾，著重抒發了渴望戰鬥的激情和目睹祖國、人民慘遭蹂躪的悲憤，昂揚有餘而沉潛不足。從皖南事變後到1945年初《希望》創刊為第二階段，此時期國統區作家處境極為艱難，七月詩人主要在桂林、重慶的《半月文藝》、《詩創作》、《詩墾地》等刊物上發表作品，胡風也積極組織出版叢書。在困難的條件下，七月詩派對詩藝作了更多方面的探索。1945年1月《希望》創刊，七月詩派開始了第三階段，《希望》於1946年10月停刊後，成都的《螞蟻小集》、《呼吸》、《荒雞子集》成為詩派重要的外圍刊物。在政治低壓下，這時期的作品從歌頌、希望為主轉換為諷刺與揭露。該派詩藝風格在不同時期雖有發展變化，但基本創作傾向始終一貫，堅持詩與人民結合，立足時代現實，創作富於歷史感、責任感和力之美的作品。
特色與風格
以抗戰為背景，描述民族的歷史災難，抒發愛國激情進而表現廣大人民頑強不屈的意志成為七月詩派創作的重要內容。胡風《為祖國而歌》寫於1937年8月，詩先刻畫“在黑暗中/在重壓下/在侮辱中/苦痛著/呻吟著/掙扎著/是我底祖國/是我底受難的祖國！”接著表示為了祖國的明天，不惜用“熱淚”與“活血”來盡情歌唱，深情激越而沉鬱悲壯。
繼承
七月詩派一方面自覺繼承郭沫若、蔣光慈、殷夫和中國詩歌會的革命詩歌傳統，同時又有意反撥新月派、現代派的詩風。七月詩派是以提倡革命現實主義和堅持自由詩寫作而獨樹一幟、發生影響的。亦門（阿壠）的《縴夫》從虛實相生的角度，提煉中國人民的深重災難與抗爭精神，血泊中的中華民族猶如縴夫牽引古舊的大船，逆風冒雪，寸寸前行：“強進！/這前進的路，/同志們！/並不是一里一里的/也不是一步一步的而只是一寸一寸的”，縱有萬般艱難，也要犯險而進。詩人從“縴夫們”身上領悟了“創造的勞動力和那一團風暴的大意志力”，縴夫那“艱辛的”、“堅定的”、“沉默的”前行腳步恰成中國人民在逆境奮起的象徵。天藍的《隊長騎馬去了》寫一位屢建奇功的游擊隊長死於敵人的誘殺，戰友們千萬聲深情呼喚：“隊長！/呵，回來”，沉痛地表現了戰爭的殘酷、將士的英勇和犧牲的壯烈。
政治抒情詩
綠原20世紀40年代致力於政治抒情詩的創作，其特點在於對光明前景的執著追求與對國統區黑暗勢力的尖銳揭露。《為了自由》、《伽利略在真理面前》均是一時名篇，《給天真的樂觀主義者》開闊深入，對光怪陸離的社會現實多有譏刺：鴉片批發，靈魂收買，自行失蹤，失足落水……。像“大街上，警察推銷著一個國家”的雙關詩句，嘲諷了蔣介石借《中國之命運》一書強化思想控制的荒謬可笑。《終點，又是一個起點》冷靜地提醒善良的人們：勝利來之不易，必須以戰鬥來保衛。詩人政治敏感度很高，高瞻遠矚，其作品抵達了較深的思想層次而又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朱健的《沉默》以辯證思想預示“於無聲處聽驚雷”的歷史轉折，杜谷、魯煤等則隱晦表達了對光明的嚮往。
七月詩派中的部分詩人先後去了延安或短期進入過根據地和解放區，新的天地新的生活觸發了新鮮感受。胡征在《五月的城》中禮讚延安是“噴香的城/發光的城/紅色的城”。艾漠的《躍進》抒寫初入延安的新奇與興奮，可以代表先進青年的共同感觸。鄭思的組詩《挺進者》描繪了桂北敵後根據地軍民的鬥爭生活。魯藜的《延安散歌》擷取延安生活的日常片段，頌揚這裡自由歡快、朝氣蓬勃的生活，並從平凡的人事中掘發深沉的哲理，如《泥土》以四行的篇幅容納豐富的涵義：“老是把自己當作珍珠/就時時怕被埋沒的痛苦//把自己當作泥土吧/讓眾人把你踩成一條路。”
七月詩派在詩體形式上是自由體堅定而成功的實踐者，他們鐘情於詩的無拘無束；在語言運用上，他們偏愛口語的鮮活、質樸、明朗、豐富，追求詩歌語言的散文美；在美學風格上，他們崇尚“力之美”，一展陽剛之氣，成為20世紀40年代詩壇最富英雄氣概、理想精神、浪漫色彩和力量之美的現實主義流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