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方然
- 職業：詩人
- 畢業院校：金陵大學中文系
- 代表作品：《七月》、《七月詩叢》、《希望》等
“我怎樣安慰你呢？你哭瞎了眼睛的母親呵！我的肩上放著你顫抖的手，我聽著你手杖觸地的聲音。”這是“七月派”詩人方然先生詩作《安慰》中的一段，淒婉哀切，母和子互動的情感在大地震動中化為呼喚光明的聲音。
“七月詩派”是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重要的現實主義詩歌流派，骨幹成員有阿壠、綠原、魯藜、冀汸、蘆甸、牛漢、曾卓、鄒荻帆、彭燕郊、孫鈿、方然、杜谷等，他們深受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與艾青、田間的愛國主義精神的影響，熱烈地擁抱與表現火熱的生活，而不拘於固定的藝術形式。著名刊物有胡風主編的《七月》、《七月詩叢》、《希望》等。1945年，方然在成都創辦《呼吸》詩刊，追求《七月》的風格和精神，抱著“人民的信賴和戰鬥的樂觀”，讓詩情“跳躍在時代的激流里”，堅持詩與人民結合，立足時代現實，創作富於歷史感、責任感和力之美的作品，頗具鋒芒。方然還與杜谷、羅洛、芒甸等人創辦《平原詩叢》，後又以《螞蟻》、《泥土》、《詩墾地》等刊，組成“七月詩派”的重要方陣。
方然是懷寧縣涼亭鄉人，原名朱聲，筆名穆海清、柏寒等，1938年赴延安陝北公學學習，1940年延安方面為減輕國民黨封鎖邊區造成的壓力，經組織疏散，方然到成都考入金陵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在成都、重慶等地中學教書。在蜀期間，他通過文學結識了胡風、綠原等大批詩人，成為七月詩派的重要成員。1946年，方然在成都《學生報》(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領導的以中學生為主要對象的半月刊)社任編委，他當時的公開職業身份是成都蔭堂中學教員。他常常教誨學生不要只是埋頭讀書，還要寫寫文章，發表對時局的看法，這樣才有意義。他鼓勵學生多為《學生報》投稿，有一次，他發現一個叫廖克定的學生一篇雜文寫得不錯，就鞭策他向魯迅學習，敢於針砭時弊，揭露社會黑暗。他向學生推薦魯迅、胡風、綠原、路翎等人的著作，並在班上閱讀路翎的現實主義題材的中篇小說《飢餓的郭素娥》。
1947年，紀念“五四”運動28周年之際，方然正在重慶通惠中學任教，他參加師生罷教、罷課活動，他並起草了《告全校師生書》、《告全市市民書》，提出“反飢餓、反內戰”口號。5月底，重慶《新華日報》遭查封，當局在未及銷毀的檔案中發現了方然寫的文章。6月1日，特務將方然抓捕，關進監獄。方然小時候過繼給伯父朱鏡鋆(國民黨國防部高參)，他的姑父方治(桐城人)是國民黨上海市主任委員。方然的妻子錢瑛利用這些特殊關係，急忙去找重慶行轅參謀長肖毅肅，沒有見到肖，只好發電報給朱鏡鋆求救。朱鏡鋆來重慶直接找肖毅肅交涉後將方然帶出來了，“軟禁”在南京家中。正因為方然是如此出獄的，他後來交待歷史就難洗“清白”了。
方然的學生徐叔通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朱老師(方然)書房裡的書櫃和書桌上放了許多書，有魯迅、胡風、綠原、路翎等人的著作，還有一本是由他翻譯的、剛出版不久的詩劇，他當時就送了我一本，可惜的是，這本書的內容和書名我都記不起來了。”方然不僅是詩人，還是一位翻譯家和文學批評家，譯著有拜倫的《哈羅爾德的旅行》、雪萊的《沈茜》和《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等。方然寫評論像魯迅，特別尖銳，他認為批評不是“提虛勁，打空拳”，而是從“苟安、萎靡中，抬起頭來，看一看人生的高大目的與藝術的高大目的”(《新文學史料》)。可有時難免過激，對此胡風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們的過激文字，往往產生了不利於團結的影響。最突出的是，方然對陳白塵《升官圖》的批評和對郭沫若《想起了斫櫻桃樹的故事》的反批評，都使文藝界吃驚，有些惱火。這些過激的情緒也表露在私人的信件中，到了l955年，一起拿了出來，就成了激起民眾憤怒的寶貴材料！”如果說方然於四十年代的文學批評，只是使文藝界“惱火”，那么到了五十年代，他依然以普羅米修斯盜天火以拯救人類(文壇)的精神，與胡風一起反對“以庸俗社會學看內容，以形式主義看形式”的理論，而批評楊朔小說《三千里江山》(當時楊朔的作品在國內深受好評，並有多篇選入教科書)就成為他反革命的罪狀之一了。
1949年初，方然在馮雪峰勸說下來到杭州，任杭州安徽中學校長。方然組織成立杭州市新文學工作者協會，在浙江文壇影響很大，他出任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1950年，方然加入中國共產黨，調任浙江省文聯編審部部長，後又調入中共浙江省委統戰部。1955年，方然被列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而遭逮捕。當時，方然雖名氣很大，但很多人並知道他的籍貫。有一天，安徽日報社領導從省委開完緊急會議後匆匆回社，告訴編輯們一則重大新聞，胡風反革命集團重要成員方然是安徽懷寧縣人！接著指示說，作為本省黨報必須遵循黨中央部署，儘快在報紙上揭露這個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社裡立即派人趕赴懷寧採訪，揭露方然的“反革命”罪行。
方然是懷寧縣涼亭鄉人，原名朱聲，筆名穆海清、柏寒等，1938年赴延安陝北公學學習，1940年延安方面為減輕國民黨封鎖邊區造成的壓力，經組織疏散，方然到成都考入金陵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在成都、重慶等地中學教書。在蜀期間，他通過文學結識了胡風、綠原等大批詩人，成為七月詩派的重要成員。1946年，方然在成都《學生報》(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領導的以中學生為主要對象的半月刊)社任編委，他當時的公開職業身份是成都蔭堂中學教員。他常常教誨學生不要只是埋頭讀書，還要寫寫文章，發表對時局的看法，這樣才有意義。他鼓勵學生多為《學生報》投稿，有一次，他發現一個叫廖克定的學生一篇雜文寫得不錯，就鞭策他向魯迅學習，敢於針砭時弊，揭露社會黑暗。他向學生推薦魯迅、胡風、綠原、路翎等人的著作，並在班上閱讀路翎的現實主義題材的中篇小說《飢餓的郭素娥》。
1947年，紀念“五四”運動28周年之際，方然正在重慶通惠中學任教，他參加師生罷教、罷課活動，他並起草了《告全校師生書》、《告全市市民書》，提出“反飢餓、反內戰”口號。5月底，重慶《新華日報》遭查封，當局在未及銷毀的檔案中發現了方然寫的文章。6月1日，特務將方然抓捕，關進監獄。方然小時候過繼給伯父朱鏡鋆(國民黨國防部高參)，他的姑父方治(桐城人)是國民黨上海市主任委員。方然的妻子錢瑛利用這些特殊關係，急忙去找重慶行轅參謀長肖毅肅，沒有見到肖，只好發電報給朱鏡鋆求救。朱鏡鋆來重慶直接找肖毅肅交涉後將方然帶出來了，“軟禁”在南京家中。正因為方然是如此出獄的，他後來交待歷史就難洗“清白”了。
方然的學生徐叔通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朱老師(方然)書房裡的書櫃和書桌上放了許多書，有魯迅、胡風、綠原、路翎等人的著作，還有一本是由他翻譯的、剛出版不久的詩劇，他當時就送了我一本，可惜的是，這本書的內容和書名我都記不起來了。”方然不僅是詩人，還是一位翻譯家和文學批評家，譯著有拜倫的《哈羅爾德的旅行》、雪萊的《沈茜》和《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等。方然寫評論像魯迅，特別尖銳，他認為批評不是“提虛勁，打空拳”，而是從“苟安、萎靡中，抬起頭來，看一看人生的高大目的與藝術的高大目的”(《新文學史料》)。可有時難免過激，對此胡風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們的過激文字，往往產生了不利於團結的影響。最突出的是，方然對陳白塵《升官圖》的批評和對郭沫若《想起了斫櫻桃樹的故事》的反批評，都使文藝界吃驚，有些惱火。這些過激的情緒也表露在私人的信件中，到了l955年，一起拿了出來，就成了激起民眾憤怒的寶貴材料！”如果說方然於四十年代的文學批評，只是使文藝界“惱火”，那么到了五十年代，他依然以普羅米修斯盜天火以拯救人類(文壇)的精神，與胡風一起反對“以庸俗社會學看內容，以形式主義看形式”的理論，而批評楊朔小說《三千里江山》(當時楊朔的作品在國內深受好評，並有多篇選入教科書)就成為他反革命的罪狀之一了。
1949年初，方然在馮雪峰勸說下來到杭州，任杭州安徽中學校長。方然組織成立杭州市新文學工作者協會，在浙江文壇影響很大，他出任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1950年，方然加入中國共產黨，調任浙江省文聯編審部部長，後又調入中共浙江省委統戰部。1955年，方然被列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而遭逮捕。當時，方然雖名氣很大，但很多人並知道他的籍貫。有一天，安徽日報社領導從省委開完緊急會議後匆匆回社，告訴編輯們一則重大新聞，胡風反革命集團重要成員方然是安徽懷寧縣人！接著指示說，作為本省黨報必須遵循黨中央部署，儘快在報紙上揭露這個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社裡立即派人趕赴懷寧採訪，揭露方然的“反革命”罪行。
方然1919年出生，在文壇出名時才20多歲，被捕時35歲，1966年迫害至死時47歲。“文革”結束後，方然獲得平反，杭州市委統戰部為他舉行了追悼會。文學界提起“七月詩派”，撇不開方然，且給予較高的評價。198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由綠原、牛漢編輯的詩集《白色花》，收錄了20位“七月詩派”詩人的詩作，其中有方然的詩。詩人九泉之下，方得以欣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