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一里三公
- 別名：一里葬三公
- 人物：包拯、蔡悉、李鴻章
- 地理位置：原位於安徽省合肥市東郊的大興鎮
- 保存狀況：已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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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綜述
老合肥人都知道“一里三公”的說法，即在此不到一里的範圍之內，埋葬著三位合肥歷史上著名的大人物，分別是宋朝的包孝肅公、明朝的蔡公、晚清的李文忠公。其中，蔡公指的是明朝理學名臣蔡悉（一說是明初將領張德勝，後證誤），如今合肥市的淮河路步行街北面原來有一座蔡文毅公祠，地點就在如今合肥市向陽路第一國小的位置。
三公歷史
最早看中這塊風水寶地的是北宋合肥人包拯，是他親自選擇了這塊乾暖朝陽的塋地悲痛地安葬了他夭折的長子包繶，同時也給自己留下了一個更合適的位置以待將來葉落歸根。為謎她棵了使這塊土地永遠清淨，包拯還特地手書一則家訓：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他64歲在開封去世後，其夫人、女婿千里迢迢將其靈柩運回合肥，在此修了一座地宮，隆重安葬。
至於這個“蔡公”是誰，其中就有一說是明初武將張德勝（儘管後來被證實有誤）：在包公逝世300年後，合肥人張德勝安葬於包公墓旁，因朱元璋做了明朝開國皇帝，想到他的虎將的戰功，追封他為蔡國公，謚忠毅，按其新的地位撥款重新修墓，豪華氣派不在包公墓之下。另一說是明朝理學名臣蔡悉（已被證實）。
自包公逝世算起，又過了600年，晚清重臣李鴻章去世後亦選擇安葬於此。李鴻章自小就受到包公思想的薰陶，生平敬愛包公，如今的包公祠就是當年李鴻章慷慨解囊，花了2800兩白銀重新修建的。據說，李鴻章生兵犁虹慨前親自交代，死後定要與包公葬在一起，方才稱心如意。當年李鴻章的墓比包公墓、蔡公墓更為富麗堂皇，有慈禧太后、光緒皇帝給他立的巨大的才提乃龍龜馱牌，有99間雕樑畫棟的享堂，亦有成片鬱鬱蔥蔥的廣玉蘭林。
歷史上三公之名，互相輝映，“一里三公”亦蜚聲遐邇，給古城廬州增添一大景觀，一位遊客參觀包公墓與李鴻章墓時，即景生情地作了一副對聯：“大節堂堂包孝肅；小心翼翼李文忠“。十分可惜，由於歷史的原因，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爆發了種種“運動”，如今除包公的墓誌和遺骨有幸保存下來外，其他二人的墓已蕩然無存了。
晨報地理對李鴻章享堂的報導
晨報地理對李鴻章享堂的報導三公簡介
“一里三公”之包孝肅公
包拯（999年5月28日－1062年7月3日），或稱包文正，字希仁，廬州府合肥（今安徽省肥東縣）人，北宋官員，以清廉公正聞名於世。仁宗天聖朝進士。累遷監察御史，建議練兵選將、充實邊備。歷任三司戶部判官，京東、陝西、河北路轉運使。入朝擔任三司戶部副使，請求朝廷準許解鹽通商買賣。改知諫院，多次論劾權幸大臣。授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移知瀛、揚諸州，再召入朝，歷權知開封府、權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職。嘉裕六年（1061年），任樞密副使。
曾任天章閣待制，人稱“包待制”，後為龍圖閣直學士，故後人亦稱“包龍圖”，卒贈禮部尚書，謚孝肅。
1062年農曆五月十三，包公上朝，突腳嬸承然病作，回到家中，過了十多天與世長辭。噩耗傳出，宋仁宗親自到他的家中弔唁，並派包公的女婿文效，護送包公靈柩回老家合肥安葬。第二年八月初四，包公安葬於合肥大興集。
“一里三公”之蔡公
“三公”中的北宋名臣包公、清末重臣“文忠公”李鴻章可謂家喻騙戒喇戶曉。而關於蔡公，一直以來說法不一，有人認為是朱元璋手下的合肥籍大將張德勝，戰死在采石磯，朱元璋登基後追封其為蔡國公，據說合肥的四大名點之一麻餅就是他發明的，所以也叫“蔡國公餅”；也有人說應該是明朝理學名臣蔡悉。直到1973年發掘包公墓期間發現一塊墓志銘，才證明了旁邊埋著的原來是蔡悉的墓。
蔡公簡介
蔡文毅公生於公元1536年，卒於1615年，累任明朝湖廣、兩江、山東、福建、河南等地的地方官，最後任至南京尚寶司卿和國子監祭酒，位列九卿之重，正史為其列傳以彰其功德。蔡文毅公最值得頌揚的是他對宋明理學的深入精到的研究，他融會貫通諸子百家之學，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儒家學術，晚年告老後，仍以著述講學為事。後人公認在廬州三公之中，蔡文毅公的學識才華，時人阿墊謂“當列三公之首而無愧也”。
生前著述
他生前著述頗豐，達七十餘種，如《孔子年譜》、《儒學憲章記》、《顏子見知經》、《居身居家訓詞二十則》等，乃明朝著名理學家，為弘揚中華傳統儒教做出了巨大貢獻，使程朱理學得到發揚光大。他的道德操行也為世人所稱道和效法，不僅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為其立傳，《合肥縣誌》、《廬州府志》、《續廬州府志》均以公為榮，立有專門的章節。
“蔡公祠堂”今已無
站在如今合肥市向陽路一小的操場上，就是原蔡公祠堂所在地。《嘉慶合肥縣誌·祠祀記》記載：蔡公祠，在十字街東，祭明尚保卿蔡悉。合肥教育學院中文系老師蔡繼忠是蔡公犁立辯的十九世孫，他在《古合肥蔡文毅公祠簡述》里較為詳細地考證了蔡公祠堂的歷史演變。
蔡悉是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進士，經歷了世宗、穆宗、神宗三朝，為宦五十年，官至尚寶司卿、國子監祭酒。蔡文毅公祠，也是合肥蔡氏宗祠，原是一座規模宏大的稅課司舍。明朝天啟二年，即公元1622年，明熹宗追贈蔡公悉諡號“文毅”，改稅課司舍為專門供奉蔡悉的祠堂，後人稱之為蔡文毅公祠。明清之時，蔡文毅公祠規模宏偉。世易時移，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日寇侵華時期，這座宗祠也因遭受戰亂的摧殘而日漸衰落，但其原貌依稀猶存。
據說，解放前，那一帶有好幾處祠堂和廟宇，如今的合肥市向陽路一小，原來是蔡公祠堂和二郎廟。蔡公祠堂底第一進門廳在抗戰時期改成了臨街門面，當做瓷器店，房租作了祠堂經費。門面房後面是一個天井，院子裡磚石碼地，走過去就是祠堂的正廳。抗戰以前，正廳北面神龕上供奉著蔡氏宗族列祖列宗的牌位，上懸蔡氏祖先遺像。神龕前的長條香案上擺滿香爐、燭台、瓜果等祭器、祭品。正廳後面還有廂房，是祠堂執事人工作和休息的地方。再後面是一個大花園，只是後來年久失修，裡面也是百草叢生。
解放後，蔡公祠堂在“私房改造運動”中，由地方政府接管為公房，分配給市飲食服務公司經營管理，後來在淮河東路修建商業街時拆除。而蔡公祠堂其餘部分，早在1946年就由祠堂執事蔡蔭青先生用作新生國小的校舍，即向陽路一小的前身。從1622年建立祠堂開始，到1946年止，蔡公祠堂整整存在了324年。
蔡文毅公墓志銘
蔡文毅公墓志銘“一里三公”之李文忠公
李鴻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本名章銅，號少荃，晚年自號儀叟，別號省心，諡文忠，安徽合肥人，晚清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李鴻章墓碑三公研究
蔡悉墓誌的發現，終於使得“一里葬三公”有了蓋棺之論。
三公故事
“1062年農曆五月十三，包公上朝，突然發病回到家中，過了十多天，與世長辭。第二年的八月初四，包公安葬於合肥大興集；元末明初，合肥人張德勝隨朱元璋轉戰南北，戰死後謚“忠毅”，葬包公墓右方；清末，北洋大臣李鴻章病逝後，謚“文忠”，昭葬在包公墓的右後方，三座巨冢鼎立相望。”
文革以前，“一里葬三公”的傳說，只是在當地老百姓口中代代相傳。1973年，合肥市文物專家、包公文化研究專家程如峰在發掘包公墓時，聽當地老百姓說了有關“一里葬三公”的傳說，遂將“一里葬三公”的傳說整理成文字發表，文中提出了“一里葬三公”包括包拯、張德勝、李鴻章。
包拯、李鴻章一般人都知道，張德勝是誰，程如峰查了有關資料，明朝初年，朱元璋手下有一員虎將叫張德勝，是合肥人。元朝末年，張德勝帶領巢湖水軍投奔朱元璋，與湯和、徐達一起轉戰皖南、蘇南各地，衝鋒陷陣，攻無不克，使得敵軍聞風喪膽。朱元璋十分器重他，委託他為樞密院事，參與最高指揮部的重大決策，可是不久他便在采石磯的一次戰鬥中犧牲了。朱元璋登上九五之尊位之後，想到張德勝的功績，追封他為張蔡國公，謚“忠毅”。熟悉合肥歷史的人都知道，張德勝與合肥的四大名點之一“合肥大麻餅”還有關係。相傳：一次，朱元璋派張德勝率水軍為先鋒，攻打長江邊的港口裕溪口。張德勝的水軍都是家鄉子弟。為了讓士兵們吃得好，更好地戰鬥，張德勝命家鄉合肥父老製作一種以糖為餡的大“金錢餅”，稱作麻餅，作為水軍的乾糧。水軍吃著家鄉的點心，精神振奮，一鼓作氣地攻下裕溪口，打敗元軍，並乘勝攻下采石磯。這一仗為朱元璋不久後攻占集慶（今南京）奠定了基礎。朱元璋非常高興，稱這種麻餅為“得勝餅”。
“蔡公”身份難定
有關“一里葬三公”的文章發表以後，有人就提出不同看法。蔡氏後裔、原新華社空軍分社社長蔡善武先生說：“我們看到程如峰先生的文章以後，就覺得程先生可能弄錯了，但我們也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其中一個墓葬不是張德勝的，而是蔡悉的。上個世紀90年代，我們在《蔡氏宗譜》中找到了一篇《理學符卿蔡公諡文毅事實序》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公葬東郊外十里許，墓在宋包孝肅公墓之右，相越不過數武。兩公剛風毅節，俱高千古，墓亦相接，尤足異雲。’由此，我們確信其中一公墓就是蔡悉墓葬。”
蔡氏後裔將有關材料給程如峰看了之後，程老也認為可能是當時弄錯了。
程如峰老人說，發掘包公墓是1973年，當時正處於十年“文革”時期，涉及到“四舊”的事情，人人惟恐避之不及；圖書館中的古籍資料全部被封存，無處查閱；參加挖包公墓是我第一次接觸到考古發掘，有興趣沒經驗。當時，我聽挖包公墓的民工說“一里葬三公”的傳說以後，很是感興趣，但是他們大多說不出所以然，除了包公、李鴻章，他們只知道還有個“蔡公”。後來，我好不容易在《合肥縣誌》上找到了一篇《張德勝傳》，看他的資料有點像，就把他當作其中一公了。
後來，程如峰老人回憶起，當年發掘包公墓時，他們還找到了另外一公墓誌，是誰的墓誌，當時沒有在意。墓誌被他們運到省博物館就再也沒有過問此事了。於是，程如峰老人找到省博物館，希望能找到當年運到那裡的墓誌，這樣“一里葬三公”之謎就能迎刃而解了，但是去了幾次都沒有找到。
“蔡公”之謎終解
吳興漢，1973年主持發掘包公墓，當年找到那塊墓誌，他也是見證人之一。
吳老想起當年是找到多年以前出土的墓誌，而且有兩塊，可以疊合在一起。因為當年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發掘包公墓，對這一合墓誌沒有太在意。但幸運的是，吳老最終找到當年的墓誌拓片。
原來，1973年發掘包公墓，一開始沒有找到包公的真正墓室，吳興漢和程如峰到附近村里，找老人們詢問，在一農戶院裡，見到一個用墓誌搭的簡易桌子。憑著職業敏感，吳興漢覺得應是文物，應該徵集到安徽省博物館。和戶主說明意圖，那位中年農民很開通，願意將它獻給國家，說你們隨時可以來將它運走。據那位農民說，這塊墓誌是1958年從村子不遠的一座挖開的墓葬里搬回家的。
發掘完包公墓後，他們找了輛車子，將這塊墓誌和包公墓出土的東西一同運到安徽省博物館。臨走時，問那個農民可有什麼要求，他要了幾塊包公墓中出土的條石。回到安徽省博物館，吳興漢要寫發掘報告，也順便將那塊墓誌拓了拓片，但一直沒有細心看上面寫的什麼東西。
正是這兩張無意保存下來的拓片，使得多年來有關“一里葬三公”的爭論終於有了定論，至於那兩塊保存在安徽省博物館的墓誌，記者和程如峰老人多次到安徽省博物館打聽，都沒有找到，但安徽省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說，墓誌肯定還在，不會丟失的，只是要把它們找出來還需要一段時間。
民國年間拍攝的李鴻章墓
民國年間拍攝的李鴻章墓三公歸宿
上個世紀前中期，戰爭頻繁，特別是1938年日軍侵占合肥以後，合肥飽受戰爭之苦，民生凋敝，包公墓也僅存殘碑斷碣，遊人稀少。1956年11月安徽省人民委員會公布包公墓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把它置於國家法律的保護之下。1957年，神州大地，晴朗的天空出現了一團烏雲。1958年，雲團迭起。當時大興集尚屬肥東縣，李鴻章墓首遭人挖掘。接著該地興建廠區鐵路支線，蔡文毅公墓為鐵路所覆蓋。“一里三公”墓，已失其二，名存實亡。
“十年浩劫”，黑雲壓城，由批“海青天”株連到“包青天”，一時包公也成了眾矢之的，說什麼“清官比貪官更壞，更有欺騙性”。包公祠里的木刻包公神像被砸爛，包公祠更名為“人民公園”。包公後裔保存的包公畫像和《包氏宗譜》被付之一炬。在這種“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形勢下，包公墓自然在劫難逃。1968年，包公墓終於步李鴻章墓的後塵，橫遭盜掘。據參加者回憶，墳頭下面有一座條石砌的地宮，他們撬開頂上的條石，裡面黑洞洞的一池清水，像個洗澡池。探身下去，水深過膝，水冷扎骨，凍得渾身直打顫。他們又冷又怕在水中渡來渡去，彎腰摸索，摸到幾塊陶器碎片，連忙上來，一無所獲。原想挖墓尋寶，沒想到包公墓卻是一池清水，什麼都沒挖到。
1973年，為了保護包公墓，安徽省革委會指派多個部門對包公墓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歷時4個月，清理墓葬12座，出土包公、夫人董氏等6人墓誌，包公遺骨等物品。
1947年拍攝的包公墓“一里三公”之蔡公
“三公”中的北宋名臣包公、清末重臣“文忠公”李鴻章可謂家喻戶曉。而關於蔡公，一直以來說法不一，有人認為是朱元璋手下的合肥籍大將張德勝，戰死在采石磯，朱元璋登基後追封其為蔡國公，據說合肥的四大名點之一麻餅就是他發明的，所以也叫“蔡國公餅”；也有人說應該是明朝理學名臣蔡悉。直到1973年發掘包公墓期間發現一塊墓志銘，才證明了旁邊埋著的原來是蔡悉的墓。
蔡公簡介
蔡文毅公生於公元1536年，卒於1615年，累任明朝湖廣、兩江、山東、福建、河南等地的地方官，最後任至南京尚寶司卿和國子監祭酒，位列九卿之重，正史為其列傳以彰其功德。蔡文毅公最值得頌揚的是他對宋明理學的深入精到的研究，他融會貫通諸子百家之學，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儒家學術，晚年告老後，仍以著述講學為事。後人公認在廬州三公之中，蔡文毅公的學識才華，時人謂“當列三公之首而無愧也”。
生前著述
他生前著述頗豐，達七十餘種，如《孔子年譜》、《儒學憲章記》、《顏子見知經》、《居身居家訓詞二十則》等，乃明朝著名理學家，為弘揚中華傳統儒教做出了巨大貢獻，使程朱理學得到發揚光大。他的道德操行也為世人所稱道和效法，不僅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為其立傳，《合肥縣誌》、《廬州府志》、《續廬州府志》均以公為榮，立有專門的章節。
“蔡公祠堂”今已無
站在如今合肥市向陽路一小的操場上，就是原蔡公祠堂所在地。《嘉慶合肥縣誌·祠祀記》記載：蔡公祠，在十字街東，祭明尚保卿蔡悉。合肥教育學院中文系老師蔡繼忠是蔡公的十九世孫，他在《古合肥蔡文毅公祠簡述》里較為詳細地考證了蔡公祠堂的歷史演變。
蔡悉是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進士，經歷了世宗、穆宗、神宗三朝，為宦五十年，官至尚寶司卿、國子監祭酒。蔡文毅公祠，也是合肥蔡氏宗祠，原是一座規模宏大的稅課司舍。明朝天啟二年，即公元1622年，明熹宗追贈蔡公悉諡號“文毅”，改稅課司舍為專門供奉蔡悉的祠堂，後人稱之為蔡文毅公祠。明清之時，蔡文毅公祠規模宏偉。世易時移，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日寇侵華時期，這座宗祠也因遭受戰亂的摧殘而日漸衰落，但其原貌依稀猶存。
據說，解放前，那一帶有好幾處祠堂和廟宇，如今的合肥市向陽路一小，原來是蔡公祠堂和二郎廟。蔡公祠堂底第一進門廳在抗戰時期改成了臨街門面，當做瓷器店，房租作了祠堂經費。門面房後面是一個天井，院子裡磚石碼地，走過去就是祠堂的正廳。抗戰以前，正廳北面神龕上供奉著蔡氏宗族列祖列宗的牌位，上懸蔡氏祖先遺像。神龕前的長條香案上擺滿香爐、燭台、瓜果等祭器、祭品。正廳後面還有廂房，是祠堂執事人工作和休息的地方。再後面是一個大花園，只是後來年久失修，裡面也是百草叢生。
解放後，蔡公祠堂在“私房改造運動”中，由地方政府接管為公房，分配給市飲食服務公司經營管理，後來在淮河東路修建商業街時拆除。而蔡公祠堂其餘部分，早在1946年就由祠堂執事蔡蔭青先生用作新生國小的校舍，即向陽路一小的前身。從1622年建立祠堂開始，到1946年止，蔡公祠堂整整存在了324年。蔡文毅公墓志銘
蔡文毅公墓志銘“一里三公”之李文忠公
李鴻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本名章銅，號少荃，晚年自號儀叟，別號省心，諡文忠，安徽合肥人，晚清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三公研究
蔡悉墓誌的發現，終於使得“一里葬三公”有了蓋棺之論。
三公故事
“1062年農曆五月十三，包公上朝，突然發病回到家中，過了十多天，與世長辭。第二年的八月初四，包公安葬於合肥大興集；元末明初，合肥人張德勝隨朱元璋轉戰南北，戰死後謚“忠毅”，葬包公墓右方；清末，北洋大臣李鴻章病逝後，謚“文忠”，昭葬在包公墓的右後方，三座巨冢鼎立相望。”
文革以前，“一里葬三公”的傳說，只是在當地老百姓口中代代相傳。1973年，合肥市文物專家、包公文化研究專家程如峰在發掘包公墓時，聽當地老百姓說了有關“一里葬三公”的傳說，遂將“一里葬三公”的傳說整理成文字發表，文中提出了“一里葬三公”包括包拯、張德勝、李鴻章。
包拯、李鴻章一般人都知道，張德勝是誰，程如峰查了有關資料，明朝初年，朱元璋手下有一員虎將叫張德勝，是合肥人。元朝末年，張德勝帶領巢湖水軍投奔朱元璋，與湯和、徐達一起轉戰皖南、蘇南各地，衝鋒陷陣，攻無不克，使得敵軍聞風喪膽。朱元璋十分器重他，委託他為樞密院事，參與最高指揮部的重大決策，可是不久他便在采石磯的一次戰鬥中犧牲了。朱元璋登上九五之尊位之後，想到張德勝的功績，追封他為張蔡國公，謚“忠毅”。熟悉合肥歷史的人都知道，張德勝與合肥的四大名點之一“合肥大麻餅”還有關係。相傳：一次，朱元璋派張德勝率水軍為先鋒，攻打長江邊的港口裕溪口。張德勝的水軍都是家鄉子弟。為了讓士兵們吃得好，更好地戰鬥，張德勝命家鄉合肥父老製作一種以糖為餡的大“金錢餅”，稱作麻餅，作為水軍的乾糧。水軍吃著家鄉的點心，精神振奮，一鼓作氣地攻下裕溪口，打敗元軍，並乘勝攻下采石磯。這一仗為朱元璋不久後攻占集慶（今南京）奠定了基礎。朱元璋非常高興，稱這種麻餅為“得勝餅”。
“蔡公”身份難定
有關“一里葬三公”的文章發表以後，有人就提出不同看法。蔡氏後裔、原新華社空軍分社社長蔡善武先生說：“我們看到程如峰先生的文章以後，就覺得程先生可能弄錯了，但我們也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其中一個墓葬不是張德勝的，而是蔡悉的。上個世紀90年代，我們在《蔡氏宗譜》中找到了一篇《理學符卿蔡公諡文毅事實序》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公葬東郊外十里許，墓在宋包孝肅公墓之右，相越不過數武。兩公剛風毅節，俱高千古，墓亦相接，尤足異雲。’由此，我們確信其中一公墓就是蔡悉墓葬。”
蔡氏後裔將有關材料給程如峰看了之後，程老也認為可能是當時弄錯了。
程如峰老人說，發掘包公墓是1973年，當時正處於十年“文革”時期，涉及到“四舊”的事情，人人惟恐避之不及；圖書館中的古籍資料全部被封存，無處查閱；參加挖包公墓是我第一次接觸到考古發掘，有興趣沒經驗。當時，我聽挖包公墓的民工說“一里葬三公”的傳說以後，很是感興趣，但是他們大多說不出所以然，除了包公、李鴻章，他們只知道還有個“蔡公”。後來，我好不容易在《合肥縣誌》上找到了一篇《張德勝傳》，看他的資料有點像，就把他當作其中一公了。
後來，程如峰老人回憶起，當年發掘包公墓時，他們還找到了另外一公墓誌，是誰的墓誌，當時沒有在意。墓誌被他們運到省博物館就再也沒有過問此事了。於是，程如峰老人找到省博物館，希望能找到當年運到那裡的墓誌，這樣“一里葬三公”之謎就能迎刃而解了，但是去了幾次都沒有找到。
“蔡公”之謎終解
吳興漢，1973年主持發掘包公墓，當年找到那塊墓誌，他也是見證人之一。
吳老想起當年是找到多年以前出土的墓誌，而且有兩塊，可以疊合在一起。因為當年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發掘包公墓，對這一合墓誌沒有太在意。但幸運的是，吳老最終找到當年的墓誌拓片。
原來，1973年發掘包公墓，一開始沒有找到包公的真正墓室，吳興漢和程如峰到附近村里，找老人們詢問，在一農戶院裡，見到一個用墓誌搭的簡易桌子。憑著職業敏感，吳興漢覺得應是文物，應該徵集到安徽省博物館。和戶主說明意圖，那位中年農民很開通，願意將它獻給國家，說你們隨時可以來將它運走。據那位農民說，這塊墓誌是1958年從村子不遠的一座挖開的墓葬里搬回家的。
發掘完包公墓後，他們找了輛車子，將這塊墓誌和包公墓出土的東西一同運到安徽省博物館。臨走時，問那個農民可有什麼要求，他要了幾塊包公墓中出土的條石。回到安徽省博物館，吳興漢要寫發掘報告，也順便將那塊墓誌拓了拓片，但一直沒有細心看上面寫的什麼東西。
正是這兩張無意保存下來的拓片，使得多年來有關“一里葬三公”的爭論終於有了定論，至於那兩塊保存在安徽省博物館的墓誌，記者和程如峰老人多次到安徽省博物館打聽，都沒有找到，但安徽省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說，墓誌肯定還在，不會丟失的，只是要把它們找出來還需要一段時間。民國年間拍攝的李鴻章墓
民國年間拍攝的李鴻章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