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度華文最佳散文《一朵叫紫荊的玫瑰》，作者為池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一朵叫紫荊的玫瑰
- 作者：池莉
- 類型：散文
- 發表時間：2010年
內容介紹,原文呈現,
內容介紹
池莉新作《一朵叫紫荊的玫瑰》，以一個旅居者的視角，觀察香港的城市風物、文化習俗乃至文學傳承，從校園親歷到街頭見聞，種種繪聲繪色的細節，勾畫出一個多棱的香港。
原文呈現
本書摘自《上海文學》
本書摘自《上海文學》
本書摘自《上海文學》紫荊是香港的市花。我來港的早春三月，紫荊花期已近遲暮，花瓣三兩飄零。香港無寒冬，花草沒歇息處，四季接連開，自然無力經久。97回歸，便鍛造了一朵巨大金紫荊，在灣仔，面朝維港，永遠盛開。永遠盛開好是好，但終究是人工不是自然，也只能叫做雕塑，不能叫做花朵。好在有許多玫瑰，接著紫荊後面開，壯碩而鮮艷，充滿美的張力，繼續點燃香港春色。香港的春，是本地紫荊與英倫玫瑰混雜相間你來我往共同造就的春。那玫瑰也是紫荊，紫荊其實也是玫瑰。
就好比香港的文學。香港文學也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一樁物事。
世上曾有多少國家被殖民，至今也還有國家在殖民中，甚至至今還有國家樂意被殖民。去年秋季我去一趟紐西蘭，吃驚的是英國伊莉莎白女王在紐西蘭受到廣泛擁戴。也許真的是國家不幸詩人幸，從殖民被殖民這種國家行為中生長出來的作家，其小說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不止一位兩位。2001年獲獎的作家奈保爾，就是印度人，後來還有南非的庫切。這些作家有一個共同點，用英語寫作。英語成為他們得心應手的表達。他們用英語對本民族進行著新的審視、詮釋、刻寫與熱愛，給世界文壇帶來毫不費力的閱讀探奇。
而英語，在一百六十七年裡，卻始終沒有被香港作家所選擇。為什麼?這也許是缺乏親身經歷的內地人永遠無法確當回答的。我們只能作個假想:想必還是中國五千年文化太強大了，強大到它會不怒自威地罩著你，哪怕你在天涯海角，即便你在外租地香港。有史以來，中國思維習慣是首先把文學當作一種意識形態，而不是當作文學藝術本身。清人曹雪芹，寫部長篇小說《紅樓夢》，也得搞假語村言，玩文字遊戲，真真假假讓人抓不住把柄，不能對號入座。歐洲習慣是連《聖經》這種具有神化色彩的宗教讀本，也開篇就要將耶穌的若干代家譜、人物姓名、婚配脈絡、地理位置交代得清清楚楚。咱們的寶玉卻是石頭變的，黛玉前生也是一株草。前有秦朝的焚書坑儒，後有20世紀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國人是不是文人作家也都知道文學可不是鬧著玩兒的。對於文學的寫作與閱讀，中國的高度重視、異常緊張和特別敏感似乎已成一種生活習慣。如此，香港作家出生就陷入歷史預設的心理困境:你寫香港從一個荒蕪小漁村繁榮昌盛至國際化大都市嗎?就很難不涉嫌獻媚殖民者，因當家媽媽是養母。你褒揚養母，勢必在貶低或者抱怨親媽。一旦被千千萬萬同胞這么認為，哪能饒你?洋奴、漢奸、賣國賊，口水都淹死你。你寫親媽吧?卻一百多年親媽面都見不著，這小說又沒辦法寫。再說香港作家自己，英語再好，血管里流淌的還是中國文化，恐怕自己都收管與說服不了自己的中國思維方式，寫作繞進了死胡同，沒有辦法，“忠孝節義”難四全，便只是去寫一點散淡文字罷，一點鄉愁幾許思念，放之四海而皆準。
反過來這么說，敗也蕭何成也蕭何；死也漂母生也漂母。到底香港是中國領土中國人民;到底國際化大都市的文化氛圍給香港帶來了自由的開放性視角;到底殖民文化總是更加刺激與喚醒本族文化意識。就這樣，一個文化的雞尾酒器出現了，它們搖盪著，衝撞著，混合著，影響著，反應著，終於，中國小說的一個嶄新讀本誕生，這就是金庸式小說歐洲童話與中國傳奇、志怪誌異、街談巷議的雜交文本。不可能是內地作家，而只可能是香港金庸，創作了一個中國童話。但凡在中國現實中一切的不可能，皆可在香港金庸式小說中變成可能。最不自由的中國人，一個個變得輕功絕頂、飛檐走壁，神州大地任我行。老頑童、小黃蓉，愛說什麼說什麼絕對言論自由任誰都管不著。金庸式小說，為中國人避免了現實的麻煩，卻替中國人裝上了心靈翅膀。人人都可以在閱讀中，扇動自己的小翅膀，在想像中愉快地飛翔。
恕我年輕時候的愚昧無知，本來酷愛讀金庸，但又囿於大學老師講授的觀點，把金庸小說簡單列為武俠類，屬於純娛樂，而非純文學。現在才明白，一種小說文本的誕生與其俘獲了母語最廣泛的讀者，絕非一樁簡單的事情，也絕非用文學標籤可以劃分評判。事實上，金庸式小說已經超越文學爭議，也超越了金庸本人。與那個一生閒氣就跑去一定要拿劍橋博士文憑的老人，實在關係不大。當一個作家承載歷史意義的時候，他是幾個人，而不是一個人。沒有香港，就沒有金庸。金庸式小說是百年香港的結果，類似於一朵叫紫荊的玫瑰。金庸式小說用中文寫作，也是必然，由不得金庸自己。那些複雜的委屈的含沙射影，那些假裡真真里假的九曲衷腸，那些愛里恨恨里愛的難言之隱，假設用英文寫作，中國人看不懂，老外們不懂看。老外之與中國小說，注定很費勁，根本上是文字的基因密碼就不同。因此有些文學，無需文學獎項來肯定，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如果我真去做教授，我會這么講小說。
正是如此，內地有多少才華橫溢的作家，來到香港，總是不適，很難想像他們可以變成金庸。女作家蕭紅，1940年來港，呆了不到兩年，把三十一歲的年紀，留在了香港。聖提士反女子中學，二戰時候作臨時護理醫院，離我居住地才幾分鐘路。蕭紅本因痔瘡入院，卻死於肺病，或死於愛的心碎？端木把蕭紅骨灰一半埋在女中後院，一半埋在淺水灣。我特意尋了晴好的一天，帶上幾支素淨花草，去了聖提士反女子中學後院。後來，又特意去了淺水灣，卻連花草都無處放置，麗都花園已經不見了，斯地界剛剛落成一家星巴克咖啡館，我進去喝了一杯咖啡，為的是在那地界默默道一聲“蕭紅安息”，都是女作家，不免惺惺惜惺惺。戴望舒也在半山居住過，是薄扶林的林泉居，我也去看望了。林泉居環境甚好，戴望舒卻並無寫出最好詩句。其1938年國內抗戰爆發來港，往來流連十年時間，最終還是回了北京，1950年便去世。1927年，四十六歲的魯迅來港作了兩場演講，《無聲的中國》與《老調子已經唱完》，許廣平擔任粵語翻譯，在基督教青年會，據說聽者寥落。現在青年會是個少年勞教場。我在裝了鐵柵欄的視窗看少年們做手工，頻頻閃回當年魯迅用難懂的紹興話給港人演講的模樣，覺得好生滑稽。張愛玲當年念書就在港大，看看她居住過的女生宿舍很方便，只學生帶我走過梅樓，港大是連一個標誌都無註明。據說張愛玲唯讀了一年英語，也不好好學習，後來還與學校討要肄業證，雙方鬧得很不愉快。
這些內地作家，都是香港過客。水土這個東西，你不能不服氣。但是，又正是由於這些內地作家的自由來往，文風流動，互相提醒，更加上蔡元培，許地山，錢穆等內地學者教授們頻頻來港，中國的歷史文化，才會在香港如此根深與茁壯，使香港也就如此獨特地成為世界唯一的城。
就好比香港的文學。香港文學也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一樁物事。
世上曾有多少國家被殖民，至今也還有國家在殖民中，甚至至今還有國家樂意被殖民。去年秋季我去一趟紐西蘭，吃驚的是英國伊莉莎白女王在紐西蘭受到廣泛擁戴。也許真的是國家不幸詩人幸，從殖民被殖民這種國家行為中生長出來的作家，其小說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不止一位兩位。2001年獲獎的作家奈保爾，就是印度人，後來還有南非的庫切。這些作家有一個共同點，用英語寫作。英語成為他們得心應手的表達。他們用英語對本民族進行著新的審視、詮釋、刻寫與熱愛，給世界文壇帶來毫不費力的閱讀探奇。
而英語，在一百六十七年裡，卻始終沒有被香港作家所選擇。為什麼?這也許是缺乏親身經歷的內地人永遠無法確當回答的。我們只能作個假想:想必還是中國五千年文化太強大了，強大到它會不怒自威地罩著你，哪怕你在天涯海角，即便你在外租地香港。有史以來，中國思維習慣是首先把文學當作一種意識形態，而不是當作文學藝術本身。清人曹雪芹，寫部長篇小說《紅樓夢》，也得搞假語村言，玩文字遊戲，真真假假讓人抓不住把柄，不能對號入座。歐洲習慣是連《聖經》這種具有神化色彩的宗教讀本，也開篇就要將耶穌的若干代家譜、人物姓名、婚配脈絡、地理位置交代得清清楚楚。咱們的寶玉卻是石頭變的，黛玉前生也是一株草。前有秦朝的焚書坑儒，後有20世紀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國人是不是文人作家也都知道文學可不是鬧著玩兒的。對於文學的寫作與閱讀，中國的高度重視、異常緊張和特別敏感似乎已成一種生活習慣。如此，香港作家出生就陷入歷史預設的心理困境:你寫香港從一個荒蕪小漁村繁榮昌盛至國際化大都市嗎?就很難不涉嫌獻媚殖民者，因當家媽媽是養母。你褒揚養母，勢必在貶低或者抱怨親媽。一旦被千千萬萬同胞這么認為，哪能饒你?洋奴、漢奸、賣國賊，口水都淹死你。你寫親媽吧?卻一百多年親媽面都見不著，這小說又沒辦法寫。再說香港作家自己，英語再好，血管里流淌的還是中國文化，恐怕自己都收管與說服不了自己的中國思維方式，寫作繞進了死胡同，沒有辦法，“忠孝節義”難四全，便只是去寫一點散淡文字罷，一點鄉愁幾許思念，放之四海而皆準。
反過來這么說，敗也蕭何成也蕭何；死也漂母生也漂母。到底香港是中國領土中國人民;到底國際化大都市的文化氛圍給香港帶來了自由的開放性視角;到底殖民文化總是更加刺激與喚醒本族文化意識。就這樣，一個文化的雞尾酒器出現了，它們搖盪著，衝撞著，混合著，影響著，反應著，終於，中國小說的一個嶄新讀本誕生，這就是金庸式小說歐洲童話與中國傳奇、志怪誌異、街談巷議的雜交文本。不可能是內地作家，而只可能是香港金庸，創作了一個中國童話。但凡在中國現實中一切的不可能，皆可在香港金庸式小說中變成可能。最不自由的中國人，一個個變得輕功絕頂、飛檐走壁，神州大地任我行。老頑童、小黃蓉，愛說什麼說什麼絕對言論自由任誰都管不著。金庸式小說，為中國人避免了現實的麻煩，卻替中國人裝上了心靈翅膀。人人都可以在閱讀中，扇動自己的小翅膀，在想像中愉快地飛翔。
恕我年輕時候的愚昧無知，本來酷愛讀金庸，但又囿於大學老師講授的觀點，把金庸小說簡單列為武俠類，屬於純娛樂，而非純文學。現在才明白，一種小說文本的誕生與其俘獲了母語最廣泛的讀者，絕非一樁簡單的事情，也絕非用文學標籤可以劃分評判。事實上，金庸式小說已經超越文學爭議，也超越了金庸本人。與那個一生閒氣就跑去一定要拿劍橋博士文憑的老人，實在關係不大。當一個作家承載歷史意義的時候，他是幾個人，而不是一個人。沒有香港，就沒有金庸。金庸式小說是百年香港的結果，類似於一朵叫紫荊的玫瑰。金庸式小說用中文寫作，也是必然，由不得金庸自己。那些複雜的委屈的含沙射影，那些假裡真真里假的九曲衷腸，那些愛里恨恨里愛的難言之隱，假設用英文寫作，中國人看不懂，老外們不懂看。老外之與中國小說，注定很費勁，根本上是文字的基因密碼就不同。因此有些文學，無需文學獎項來肯定，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如果我真去做教授，我會這么講小說。
正是如此，內地有多少才華橫溢的作家，來到香港，總是不適，很難想像他們可以變成金庸。女作家蕭紅，1940年來港，呆了不到兩年，把三十一歲的年紀，留在了香港。聖提士反女子中學，二戰時候作臨時護理醫院，離我居住地才幾分鐘路。蕭紅本因痔瘡入院，卻死於肺病，或死於愛的心碎？端木把蕭紅骨灰一半埋在女中後院，一半埋在淺水灣。我特意尋了晴好的一天，帶上幾支素淨花草，去了聖提士反女子中學後院。後來，又特意去了淺水灣，卻連花草都無處放置，麗都花園已經不見了，斯地界剛剛落成一家星巴克咖啡館，我進去喝了一杯咖啡，為的是在那地界默默道一聲“蕭紅安息”，都是女作家，不免惺惺惜惺惺。戴望舒也在半山居住過，是薄扶林的林泉居，我也去看望了。林泉居環境甚好，戴望舒卻並無寫出最好詩句。其1938年國內抗戰爆發來港，往來流連十年時間，最終還是回了北京，1950年便去世。1927年，四十六歲的魯迅來港作了兩場演講，《無聲的中國》與《老調子已經唱完》，許廣平擔任粵語翻譯，在基督教青年會，據說聽者寥落。現在青年會是個少年勞教場。我在裝了鐵柵欄的視窗看少年們做手工，頻頻閃回當年魯迅用難懂的紹興話給港人演講的模樣，覺得好生滑稽。張愛玲當年念書就在港大，看看她居住過的女生宿舍很方便，只學生帶我走過梅樓，港大是連一個標誌都無註明。據說張愛玲唯讀了一年英語，也不好好學習，後來還與學校討要肄業證，雙方鬧得很不愉快。
這些內地作家，都是香港過客。水土這個東西，你不能不服氣。但是，又正是由於這些內地作家的自由來往，文風流動，互相提醒，更加上蔡元培，許地山，錢穆等內地學者教授們頻頻來港，中國的歷史文化，才會在香港如此根深與茁壯，使香港也就如此獨特地成為世界唯一的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