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一位歷史學家的藝術情緣
- ISBN：9787218060460
- 頁數：237頁
- 出版社： 廣東人民出版社
- 出版時間： 第1版 (2008年12月1日)
- 開本：16
基本信息,商品描述,內容簡介,編輯推薦,作者簡介,目錄,序言,後記,文摘,
基本信息
正文語種: 漢語 開本: 16 ISBN: 9787218060460
商品描述
內容簡介
《一位歷史學家的藝術情緣》作者張磊先生從少年時代起，即對藝術萌生了情緣。《一位歷史學家的藝術情緣》就是他這一生中與藝術結緣的總結、感悟，還有以業餘身份參與影視創作的歷程。歷史科學，或者從廣義上講，整個人文社會科學與影視媒體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而且極為深刻和廣泛。
編輯推薦
《一位歷史學家的藝術情緣》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張磊，1933年生於天津，研究員。1950—1958年間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本科及研究生畢業，迄今一直在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工作。長期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主要著述有《孫中山思想研究》、《孫中山論》、《孫中山評傳》、《孫中山：愈挫愈奮的偉大先行者》、《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跨世紀的沉思》等。主編、合編或參編的有《孫中山全集》、《孫中山文粹》、《朱執信集》、《孫中山詞典》、《宋慶齡詞典》，以及大型圖錄《孫中山與宋慶齡》、《紀念孫中山先生》、《孫中山與澳門》等。此外，還主編了《廣東百科全書》、《廣東省志．廣東社科志》。成書約三十餘種，另有論文約百篇。曾任廣東省社科院院長、廣東省社科界聯合會主席、中國史學會副會長等職。
從少年時代起，即對藝術萌生了情緣。先是愛好者，後“破門而出”。以20世紀60年代初改編《傷逝》為發端，始終以業餘身份與影視保持著相當密切的關係，力求把史學與影視融合，參與了影片《孫中山》和電視紀實片《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等劇本的編撰。直到今天，仍擔任廣東電視台每周一次的欄目——《解密檔案》的特約主持。
目錄
影視與人文社會科學的聯姻(代序)——與香港華娛衛視劉鈺珍女士的訪談
《傷逝》(電影文學劇本)
電影文學劇本《傷逝》前言
電影文學劇本《傷逝》後記
廿載滄桑話《傷逝》
關於電影文學劇本《傷逝》改編的得失
略論魯迅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
《孫中山傳》(電影文學劇本)
不畏險阻奮力攀登——《孫中山傳》創作談
《孫中山與辛亥革命》(電視紀實片劇本)
香山文化與孫中山、容閎和鄭觀應——與鳳凰衛視主持人王魯湘的對話
回顧·反思·瞻望——應當完滿重現孫中山的形象
附錄：關於《孫中山》(電視連續劇劇本)
的初步創作構想
後記
序言
影視與人文社會科學的聯姻
——與香港華娛衛視劉鈺珍女士的訪談
主持：一般人覺得歷史枯燥無味。你認為如何把歷史與影視這個多姿多彩的媒體相結合呢？
張磊：歷史科學，或者從廣義上講，整個人文社會科學與影視媒體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而且極為深刻和廣泛。因為影視是一個現代化的媒體，它可以迅速、普及地傳播信息。但是，有一點值得注意，影視節目必須有豐富的內涵，才能讓人看得有益，起碼不失為一種文化快餐。當然，輕鬆幽默、令人愉悅的節目也是必要的。但是有分量的東西，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凝重感是應該大體具備的。要達到這個目的，人文社會科學與影視相結合是必要的。
主持：如何讓沉悶的歷史生動起來呢？
張磊：說歷史學沉悶，那是不確切、不深入的理解。我個人學習歷史50多年，研究歷史也有40多年，感覺歷史科學非常生動和具體，因為它充滿著情節和事件過程，也湧現出各色人物。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它本身就是極其生動、具體，並不刻板呆滯。如果我們沒有深入到歷史的本質，把握豐富的史實，對它只是做一些抽象的理解和表述，故此感到枯燥。但是，那並非歷史自身的屬性。
主持：觀眾對歷史最大的興趣是什麼？
張磊：觀眾希望通過歷史主要了解三個方面的問題。首先，認知社會發展的不同層次的規律及事件的來龍去脈，開闊視野，取得借鑑。其次，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繼承優秀的遺產。對傳統文化做出剖析、鑑別、取捨，史學可以起到重要作用。再次，歷史上傑出人物的愛國主義思想與崇高品格應該得到繼承和發揚。在這個意義上，歷史科學能為影視提供無比豐富的素材。
主持：您通過什麼途徑去發掘和表現更多的歷史事件和人物，激發年輕人對歷史的興趣？
張磊：我除了撰寫歷史專著，那主要是理性、抽象思維的成果，同時也嘗試運用其他方式表述歷史，比如電影。40年前，我與張瑤均(姐姐)改編了電影文學劇本《傷逝》。1981年，此片拍成。如果沒有相關的歷史知識，了解五四時期前後中國社會和思潮，我想是不可能把魯迅先生唯一以戀愛為題材的作品改編為電影。我們以大量歷史背景材料構築了舞台和場面，增加一些人物，把這篇只有兩個主角的散文詩式的短篇小說搬上銀幕。後來又創作了電影文學劇本《孫中山》，那完全是根據史實，又加上合乎邏輯的虛擬撰寫出來的，此片獲得1986年百花、金雞獎最佳影片。此外，還參與過歷史文獻紀錄片的編撰。
主持：現在以歷史為題材的影視作品，已非歷史之原本，非古非今，您對此有何感受？
張磊：我認為“戲說”一類的影視作品，沒有什麼意義，看完以後，反而受到誤導。例如許多皇帝都是暴君，但影片沒有展示其兇殘的一面，幾乎個個都是風流倜儻，文質彬彬，平易近人。有些以歷史為題材的劇本，寫得很生動，可做飯後茶餘的談資，聊博一笑。但是要藉此認識和了解歷史，繼承優秀的傳統文化，則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內地有個別歷史影視片的編導，甚至以不懂歷史為榮。這也有其道理，不懂才能信口開河。
主持：如果把歷史原本照搬上螢屏，會不會吸引不了觀眾呢？
張磊：對！歷史影視片不是歷史教科書，離不開情節和人物，必須具體、生動和形象，才能引人人勝。我們在拍攝《孫中山》的時候，導演對我指出孫中山的演講長了些，原來的1分鐘可以縮為30秒，這樣更能吸引觀眾。至於虛構，也是不可少的。但必須在史實的基礎上虛構，不能胡編些不倫不類的東西。例如，我在《孫中山》中虛構了兩個情節：當辛亥革命取得全國範圍的勝利時，在1912年元旦，孫中山去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我根據史實設計了這么一段戲：天氣寒冷，孫中山在沿途中看到老百姓衣衫襤褸，忍飢挨餓，持著小紙旗歡迎他。他站起來，望著窗外流下熱淚。12年後，孫中山由天津赴北京，那時他已病重，他讓宋慶齡扶他坐起觀望火車窗外情景，老百姓依舊是貧困憔悴，手揮紙旗歡迎他，似乎與12年前並無區別。孫中山深感內疚和痛苦。這是根據許多史實和孫中山的思想添加的，讓人看了覺得可信，不是戲說。這種虛構是允許的，是具體和感人的。當然，這帶有個人內心主觀的感情色彩。我至今還被它們感動。
主持：作為鳳凰衛視的嘉賓主持人，您如何突出自己的個人風格？
張磊：我覺得自己主持節目應帶有凝重感。有些節目的題材必須有滄桑感。如以日本右翼勢力篡改教科書的專題為例，我可以通過自己親身經歷，說明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犯下了滔天罪行，不容抵賴。同時，歷史可以給我提供佐證和信息，而使批判不是單純的說教，不會流於空泛。
主持：把歷史材料帶入現實生活，做到深入淺出，要做好什麼準備工作？
張磊：影視節目的特色要求原有的理性思維要含蓄一些，感性的、具體的、形象的東西相應增加。語言也儘可能通俗流暢易懂，避免說教和講大道理。當然，這也要靠經驗。
主持：許多觀眾對歷史小故事和個人的親身感受比較感興趣，您是否會運用這些小插曲豐富節目，吸引觀眾？
張磊：會。運用一些小插曲和個人感受，可以增加電視節目的可觀性與可聽性，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20年前我們創作文獻紀錄片《歷史的風暴：辛亥革命在廣東》時，就利用了不少插曲：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陸皓東被俘後的供詞；黃花崗之役林覺民烈士的遺書。又如在主持《環球新聞追擊》中涉及美國摩門教時，我就加上我在哈佛大學與摩門教徒的接觸，以及摩門教重視家譜的收集等等。總之力求避免單純說教和講課的方式。做主持和做教師是不同的。
主持：把歷史與影視結合，讓觀眾了解更多的歷史知識。外國如何重視歷史和歷史題材影視？
張磊：引用英國哲人培根的話，即是讀史使人明智。通過學習歷史，了解社會的發展進程、人類的變革活動，辨析傳統文化，提高人文素質，使思想產生積澱，增加其深度和厚度，這些都是歷史的作用。西方國家對歷史學是比較重視的，歷史題材的影視不少，如《公民潘恩》、《甘地傳》、《巴頓將軍》、《拿破崙》等等，影響甚大。
主持：但民眾普遍不重視歷史，一些學生在報考專業時會想到將來的出路，認為歷史缺乏實用性，您對此有何看法？
張磊：個人素質和個人的出路是不可完全等同的，後者大體取決於社會與市場。因之，社會對歷史學家的需要數量是少於醫生或建築師的。這僅是一個需要數量的問題。但不應輕視歷史，這是偏見。
主持：但社會是很現實的，生存很重要。
張磊：您講的的確是事實，我和我的同事所指導的歷史專業研究生的就業分配就比經濟專業研究生困難。。但是，您也應注意到，內地的理工大學原本大都沒有人文學科，現在增加這些學科，受到學生的歡迎，他們的人文素質也有所提高。從事社會上各種職業的人，學習人文科學對其更有助益。中外歷史上重要的人物，絕大多數都精通歷史，毛澤東就是範例。學習人文科學，作為提高個人的素養是必需的，影視節目具有歷史內涵，含蘊深刻的人文精神。會使觀眾獲益良多，無論在哪個方面。
主持：歷史學如何面臨市場經濟所帶來的衝擊？
張磊：近年來，我在參加中國史學界代表大會時感覺歷史學科受到冷落，似乎不時興了，年輕人不感興趣。我認為歷史學科要變革，應更接近實踐，為現實生活服務，不能對今天冷漠。具體說來，歷史與影視結誼，就是一個好辦法。通過影視這個傳播廣泛的社會媒體，擴大歷史學的影響。歷史學家可以通過所學專長，結合現代化媒體以服務民眾。
主持：您有沒有希望通過將歷史與影視的結合，改變民眾對歷史的偏頗觀點？
張磊：我之所以敢於“觸電”，甚至跑到鏡頭前，正是希望通過自己的節目，使歷史科學更好地為民眾所理解。
主持：某些歷史題材的作品添加許多娛樂的成分，把歷史原貌改編得體無完膚，令人啼笑皆非，你如何看待這些作品？
張磊：影視作品對歷史的反映，大致有兩類。一種是戲說、演義。編劇可以不受什麼限制，信筆寫來。當然，戲說也不應過分。這類戲觀眾看完如水過鴨背，並沒有留下深刻印象，不能也無法起到歷史教育的功能。作為娛樂，看看無妨。另一種是大體以歷史作為依據，但不準確，有重大失實和不當之處，則會誤導觀眾。總之，需要的是符合史實和邏輯所允許的虛構。
主持：不少電視劇製作用完即棄，觀眾看完置之腦後，您如何看這個問題？
張磊：這種現象暫時不能排除。電視節目也像吃飯一樣，需要正餐、快餐。嚴肅的機構向觀眾推出一些有分量的、有社會效益的正餐式的節目，這是十分必要的，但完全否定和拋棄快餐式的節目也不現實。人們需要輕鬆和娛樂，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值得深思的問題是文藝總是要以提高人的素質為主要目的，影視作品總得給客群以一些積極的東西。在新世紀裡，人才的競爭是關鍵中的關鍵。
主持：對著學生與聽眾講課、作報告和面對鏡頭當主持是截然不同的，您如何去實現轉型？
張磊：主持人定要避免空泛的大道理和說教，娓娓而談。撰寫學術著作和講課，則著重理性思維，必須言必有據，語言嚴謹，不可過多插入形象化和情緒化的東西，而且，歷史學科還要講求其基本規範。主持人要求語言生動化、具體化，通過自己的知識和親身體會來讓觀眾形象地了解事物。我未能做好轉型，年齡和經歷成為一種惰性。
主持：您與文藝界接觸，對您的史學研究有裨益否？
張磊：幫助很大。理性思維和形象思維兩者其實並無鴻溝，而是相互滲透。從文藝界接受教益，對我創作劇本有著極大幫助。形象思維比理性思維更能夠引發人的激情，即所謂動之以情。歷史科學激動人心的程度，總是難以和文學相比。
主持：影視作品都希望有幽默的元素。對於歷史名人，觀眾希望看到他們鮮為人知、幽默風趣的一面，您如何把您的所學融入到作品中？
張磊：偉大人物的生活也是豐富多彩的。例如，孫中山與宋慶齡結婚的過程就是曲折和戲劇性的。孫中山的戰友朱執信和胡漢民等反對，宋慶齡的家人也大都不贊成。但孫、宋和盧夫人三方贊成，別人毋需贅言。後來，人們也都理解了孫、宋聯姻。
主持：西方很多電視節目帶有較強的資訊性，同時也有娛樂性，你如何看待？
張磊：在這裡，幽默是重要因素。幽默是一種情趣，它是在對事情做出深刻了解的基礎上而進行的巧妙的表述。把幽默單純地理解為搞笑，只會適得其反，讓人難以忍受。我在節目中會力求幽默，但頗缺乏。有一次評述中藥在世界市場上萎縮，價格被壓得甚低，譬喻不如菜攤上的青菜蘿蔔，算是有些幽默。
主持：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談談您對文化遺址的感受。
張磊：我非常喜歡參觀歷史遺蹟，不論中外。我去過英、法、德等國家，親眼目睹希臘、羅馬文明的偉大，不可低估。我們對自己民族的文化要有自信，不要崇洋媚外。但是，對於外國的文化也要有充分的了解，不可盲目自大。我不太贊成“2l世紀是中國或東方的世紀”的觀點，認為缺乏根據。要成為時代的中心(如果真有的話)，就必須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上居於前列。孤立地評估文化是不可取的，容易失之武斷。
主持：您認為這種論點是自吹自擂？
張磊：我認為這是善意的觀點，但是並不科學。
主持：您說過，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和歷史有關，任何事變，任何學科，只有認識其歷史過程，才可以掌握其本質。
張磊：事件的過程就是歷史，所以任何學科從廣義上說都是歷史科學。我到德國訪問時，在柏林看到了保留下來的蓋世太保總部。希特勒統治時期的德國，給人類帶來浩劫。但德國民族對此作了反思和理性思考，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諒解。而日本民族中的部分右翼成員，至今仍對其戰爭罪行進行掩飾，推卸其應該承擔的侵略責任。他們不敢正視歷史，不善於從歷史獲取借鑑。所以，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能更深入了解歷史和文化，不僅能提高我們個人的精神生活，也可以豐富文藝節目。
後記
時光流逝，我來到廣州已經半個世紀，而在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包括它的前身)工作，恰恰也是50年了。
在此之前，我學習和研究歷史是在北京大學開始的。8年時間，我從史學的學徒得以稍窺堂奧。本科階段，曾發表過一些淺陋習作。研究生時期，則寫出了較多的有關中國近代史和孫中山的論文，因為我的專業確定為中國近代史，並且側重於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當然，與史學的結緣還可上溯到我的少年時期。由於家庭文化氛圍的影響，我從小就閱讀了不少優秀著作，雖屬一知半解，卻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初讀魯迅的《狂人日記》，心靈的震撼至今記憶猶新：“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看兩個字是‘吃人’。”魯迅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深刻剖析和猛烈抨擊，引發了我讀史的熱望——揭露舊制度的血淋淋的本質，掀翻沿襲已久的“人肉宴席”。後來，我在北平燕京大學附中讀書時參加了地下黨領導的“民主青年聯盟”，投身於反對現存社會秩序的學生運動，更加強化了自己的愛與憎。正是這樣，當我報考北京大學時就把史學系作為首選，並在後來的歲月中始終堅持史學研究，不離不棄。成果質量不高，耿耿此心卻亦可質日月。
對文學藝術的愛好，亦復始於少年時期，或者說，幾乎與史學同步。“讀史使人明智”，文學藝術則能塑造人的靈魂。迄於青年階段，大約讀遍我國的主要精粹作品和譯為漢文的世界名著，尤鐘情於俄羅斯文學，“為人生”的理念深植我心。這種愛好堪稱達到了痴迷的程度，以致時有躍躍欲試之心。考慮到自己在專業方面略有底蘊，所以把史劇作為“破門而出”的標的。於是，有了在上個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改編《傷逝》。初生之犢不怕虎，竟然得到許多前輩和大家的期許。劇本很快發表，不只一間電影製片廠要求拍攝。不料風雲突變，20年後(其中包括十年動亂)才為北影拍成。改編者為之付出了慘痛代價，從青年走向了五十在望。風暴過後，我們的主要精力放在史學、哲學的研究上。“永別了，《傷逝》”——實際上是我們表示摒絕人文科學與影視的聯姻的告白。然而，事與願違。珠影的朋友們拉我參與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而拍攝的歷史文獻紀錄片——《歷史的風暴——辛亥革命在廣東》，我因專業的關係不能拒絕。出乎意料的是：20年後，我又參與了鳳凰衛視拍攝的《孫中山與辛亥革命》，並擔任了主持人，這部大型電視紀實片意味著我竟然再次“涉足”於電視。不過，電影《孫中山》的拍攝才算史學與影像的真正聯姻。此事的發端在我：把民主革命先行者、近代化前驅展現於螢幕的熱望，使我向中共廣東省委和宣傳部門提出了拍攝影片，以紀念這位世紀巨人的120周年誕辰。省委領導和珠影非常支持，僅用年余時間就完成了包括上下兩集的彩色寬銀幕影片的製作。我擔任了特約編劇，較前更為深切地“進入”了電影事業。從2007年起，我更充當了廣東電視台的專欄——《解密檔案》的特約主持，每周一次，至今未輟。作為一個終生從事史學研究的專業人員，確是與影像結下了姻緣。所以如此，主要原因除我對影視的熱愛外，更由於想把史學研究成果加以形象化，擴大其社會作用。我曾寫了不少專著，關於孫中山的傳記就有數種，但其影響遠不如電影《孫中山》的廣泛。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對當前銀幕螢屏上的歷史劇的戲說或演義過於離譜頗為憂慮：誤導了客群，貽害了青少年。這些原因大概可以解釋了歷史的誤會——一名淺陋的史學工作者，缺乏藝術素養，卻長期“觸電”。至於影片獲得的華表獎、金雞獎等，那是團隊的榮譽。對我說來，影片留下的多是遺憾。
應當說明的是：《傷逝》的改編是張瑤均同志與我合作完成的。《孫中山》的合作者則是賀夢凡同志。丁蔭楠導演自始至終參與了創作組。於力同志參與了劇本早期工作。至於《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則為我與楊明同志合寫，並由王魯湘先生作了重大修訂，拍攝完後更名為《回首辛亥》。我還衷心感謝多位文化界前輩、領導和專家的指導。廣東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們十分關注本書並及時出版，在此深表謝意。我已年過古稀，但可告慰大家的是：作為老驥，無須揚鞭自奮蹄。對史學與影視聯姻，我仍壯心不已。
文摘
教育局。空蕩蕩的院落里，秋風捲起落葉和片片廢紙。
哈貴同膽怯地向處長室走去，輕輕叩門，聽到裡面應聲，方才推門進去。
處長坐在擺滿了小擺設的紅木書案前。他不屑地看了哈貴同一眼，仍然用手帕拂試著一個小巧的碧玉筆架。老錄事恭謹地趨前兩步：“處長，快中秋節啦。”邊說，邊把一張瑞蚨祥綢緞莊的十元禮券放到桌上。
“這是哪來的事？”處長皺了皺眉，把筆架往桌上一頓。
哈貴同畏縮地口吃起來：“這些年，我在局子裡，多承您老人家栽培，……眼下聽說要裁員了，我……我求您照應。我一家九口，全仗著……”
“得，得，這事我瞅機會說句話吧。”處長不耐煩地說。
哈貴同千恩萬謝地嘮叨著：“您多照應，多照應。”鬆了口氣，逃跑似的退出去。
一個工役站在門口，斜睨了哈貴同一眼，對處長道：“局長有請。”
局長室。隔著檀木鑲螺鈿大理石面的桌子，處長畢恭畢敬地望著局長。
局長左手捻著鬍鬚，右手捏著一張裁員花名單，思忖著，忽然威嚴地問：“文書課還有誰該裁下去？”
處長被這突如其來的問題弄得有些發怔。
局長不滿地指點著名冊：“真是敷衍塞責。光裁哈貴同一名就行？史涓生……這人怎么樣？”
處長窺察著局長的神色：“他這人辦事還湊合，就是高傲。”
“有什麼不檢點的行為嗎？”
“他，好像是好給雜誌寫點稿。”
“誰說這個。他勾引女學生，敗壞道德，有傷風化。你不知道？”
處長惶恐地站起來，臉上尷尬地笑著：“竟有這樣的事？”
局長憤慨地說：“教育局，維繫社會風化之中樞，哪能容納品行不端的分子！”他提起筆，在裁員名冊上添寫了史涓生三個字。
處長略一轉念：“文書課事情不少，裁了史涓生，是不是暫時留下哈貴同。”
“其他不動，冗員理應裁撤。”局長沉吟一刻，又用質問的口吻對處長說，“教育部里已經命令，不準女學生進入遊樂場所。發往各校的通告，怎么還沒拿來讓我審批？”
“是，是，馬上送來。”處長手忙腳亂地退出去。
處長走進文書課，氣惱地高聲嚷叫：“禁止女學生逛公園、遊藝場的通告，誰經手的？局長發脾氣了！”
高銘新從容地站起來，帶著關心的神情詢問哈貴同：“怎么，還沒有抄完嗎？”
哈貴同慌了神，兩手抖瑟地從卷宗里翻出抄好的公文來：“完啦，完啦。”他兩手捧著送給處長。
處長掃了老錄事一眼，抓起公文便走。
慢慢地，哈貴同才體會到剛才發生的事情意味著什麼。他站在那裡，簡直驚呆了，只是下意識地用一塊骯髒的手帕揩著額上的冷汗。半晌，他才氣急敗壞地轉向高銘新：“高先生，您那么說話可太昧心了。不是今天清早，您才叫抄的嗎？您，您……”
“少噦嗦幾句吧！”高銘新悠然地說。
哈貴同失魂落魄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只有涓生投以悲憫的目光。他像忽然想起了什麼，湊近涓生幽幽地說：“昨兒夜裡，夢見我一照鏡子，變成了顆骷髏，兩個眼珠子在黑窟窿里動彈。這可不是好兆頭。”
“唉，別把這種事情放在心上。”涓生勸慰地說。
“我也是這么想。一早，我就貼了張紅紙字條；夜夢不祥，書在南牆……”
“做個夢，也值得窮嘮叨。”高銘新淡然地譏誚。他又轉向旁邊的老魏，機密地：“你說，我到底接不接崇德女校的聘書？月薪才六塊大洋，還不夠車馬費哪。”
“嘿嘿，看女學生，是賺頭。說不定也像老史，弄上一個。”老魏那一臉橫肉，掛上了打趣的笑容。
“唉，這是正經事情。”
“別裝蒜了，成天搬著本《袁了凡綱鑑》，就唬住誰了？”
涓生感到異樣的煩躁和窒悶。他憤慨地睥睨高銘新和老魏，哀憐的眼光停在呆若木雞的哈貴同身上。
門內，局長大少爺唱著京戲走來：“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淺水龍，困在沙灘。……”
高銘新迎到門口，他們私語，不懷好意地掃了涓生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