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狗(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創作的小說)

《城市與狗》是秘魯詩人、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的作品。《城市與狗》主要講述的是萊昂西奧·普拉多軍事學校學生們的生活以及他們與學校當局之間的種種矛盾。小說中用了大量的篇幅來描寫“打架鬥毆”“金錢交易”“賭博”等醜惡行為，來揭示上層社會生活的糜爛和底層人民生活的艱辛。在這所學校里，讀者可以看到每個人內心深處的渴望、幻想以及痛苦，也能夠了解到控制整個學校以及人們思想的枷鎖。略薩對這種軍事的生活和文化持批判態度，在那裡充斥著一系列不安定的因素（爭強好勝，好狠鬥勇，生活放蕩……），而這些都嚴重阻礙了學生們的發展。作品中刻畫了大量的人物形象，作者通過巧妙的描寫將他們的命運交織在了一起，向讀者們展示了一幅幅生動形象的畫面。

略薩在小說中塑造了一個“中間人物”——“詩人”阿爾貝托，他既具有極高的文學天賦又對當時的社會現狀持不滿情緒；他來自上層社會，但同時又和黑人、小混混等混在一起，就像是上層社會與底層人民之間的橋樑；當他遭受到社會上種種的黑暗與不公時，就試圖用文字來進行抨擊和諷刺，可以說阿爾貝托就是略薩的化身。小說中有三位主要的敘述者：“美洲豹”“博阿”以及作者獨創的一位“全知者”，通過這三個人的相互交錯、隨意出現向讀者展開敘述。《城市與狗》因對官僚機制下的權力醜行做出尖銳刻畫，曾在秘魯引起爭議，被列為禁書公開焚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城市與狗
• 別名：英雄時代
• 作者：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
• 類別：小說
• 原作品：La ciudad y los perros
• 出版時間：1962年
• 字數：255千字

內容簡介

《城市與狗》以一所軍事學校為背景。“城市”指秘魯社會，“狗”指軍校學員。同大多數未成年人聚集地一樣，該校在外人和少年眼中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平行世界”。家長們將這裡視作讓孩子們得到磨鍊、成為真正男子漢的地方。少年們卻在這裡形成了自己的小社會：新生剛一入校就要遭受“洗禮”，從財物到自尊，遭到全方位的搶劫和凌辱；等新生升入高年級，同樣繼承“傳統”欺壓低年級；抽菸、喝酒、聚賭、偷竊、拉圈子、群毆、裝病請假、越牆出逃、嫖娼，甚至偷考卷買賣試題都是家常便飯，大部分教官毫不知情，協助管理的士兵視而不見。直到一個綽號“奴隸”的少年在演習中被槍殺，他唯一的朋友阿爾貝托終於挺身告發。作品中用了大量篇幅描寫“打架鬥毆”、“金錢交易”、“賭博”、“嫖娼”、“上課搗蛋”等醜惡行為，揭示出底層人生存的艱難處境，有相當大的震撼力。

作者塑造了一個“中間人物”，他名叫阿爾貝托，為人不卑不亢，不欺負弱小，也不容強者欺負。在捍衛尊嚴和個人合法權利方面，阿爾貝托絕對不放棄鬥爭，這個人物是略薩的化身。在《城市與狗》里，阿爾貝托時而生活在社會上層（豪華住宅區），時而與來自社會底層的黑人、混血種族學員住在同一宿舍；他既看到了上層社會的偽善、欺詐和糜爛的生活，也了解了貧苦階層的悲慘處境。這兩個極端他都不能接受，因此寧肯躲進文學天地，逃避“狗咬狗”的生活。這樣，阿爾貝托就逐漸培養了這樣一種能力：建造文學的城池，去抵擋“城市”喧囂和“狗”們的狂吠；因為文學為個人的反抗提供了武器，也提供了施展的空間。

即將暴露的醜聞終於不了了之，社區張開雙臂，歡迎這些從軍事學校畢業的年輕小伙子。他們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甚至不乏溫馨一面，個性中的殘暴、瘋狂和邪惡仿佛只是一種在軍校環境下爆發出來的青春期綜合徵，塗上時間的藥膏後自然痊癒，繼而甚至被遺忘。只是當初那個唯一沒有做過任何壞事的男孩，死在了軍事演習中，他暗戀的女孩，則與心地亦有純良一面的兇手喜結良緣。作品分為兩部。

創作背景

《城市與狗》的背景是一個真實的背景，它就是秘魯的首都利馬一個很有名的軍事學校，叫做普拉多學校。萊昂西奧·普拉多軍事學校是一所標榜救治社會問題青年的學校。這個學校有一個非常高壓的嚴格管理方式，整個學校崇尚一種雄性氣質，因此這裡面常常會出現學長欺負新生，新生後來長大了要報復學長，這些非常粗暴的行為，這裡面的老師，這些軍官也用一個很粗暴，很高壓的方法，專制的制度去管理學生，而且這裡面還充滿了各種的腐敗，各種的官僚主義的氣息，比如說發生了很嚴重的大事，但是學校就怕國防部問罪，所以就想辦法輕描淡寫，把它大事化小。略薩本人曾經在這個學校就讀過，他寫這本書得罪了他的母校。

人物介紹

阿爾貝托

阿爾貝托是略薩塑造的一個特別人物”，他的外號是“詩人”，為人不卑不亢， 不欺負弱小， 也不容強者欺負。在捍衛尊嚴和個人合法權利方面， 阿爾貝托絕對不放棄鬥爭。阿爾貝托時而回憶生活在社會上層中的諸多時光時而與來自社會底層的黑人、混血種族學員住在同一宿舍他既看到了上層社會的偽善、欺詐和糜爛的生活也了解了貧苦階層的悲慘處境。這兩個極端他都不能接受， 因此寧肯躲進自我的虛構的文字世界裡， 逃避狗咬狗” 的生活。這樣阿爾貝托就逐漸培養了這樣一種能力， 為他人代寫書信， 虛構小說， 逃避現實， 建造文學的城池， 去抵擋城市”喧囂和“ 狗們的狂吠因為文學為個人的反抗提供了武器也提供了施展旳空間。阿爾貝托去告發美洲豹， 但得到的不是認可與支持， 即使得到甘博亞中尉的支持也是微弱而徒勞。山里人卡瓦是犧牲品， “奴隸” 也是犧牲品， 阿爾貝托出於義憤與友情， 挺身而出但面對的則是更為強大的勢力。

里卡多·阿拉納

里卡多·阿拉納綽號“奴隸”，學生，來自秘魯貧困山區，他膽小怕事，遵守紀律，“奴隸”永遠不會運用暴力建立威信，他為人不卑不亢，善於偽裝，但”奴隸“無論怎樣掩飾自己，總能讓同學“一眼就看穿：軟弱無力，不能自衛，像個奴隸。”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從來不會惹事的小伙子，在學校里卻成了學員嘲笑取樂的對象，偷試卷的卡瓦就曾經搶他的煙、錢，更為惡劣的是，在“奴隸”睡覺的時候，向他身上小便，即便這樣，這個小伙子也不敢反抗，但是這么善良的、怯弱的學生，一個誰都敢欺侮的、被稱為“奴隸”的人，最後卻在軍事訓練的時候，死在同伴復仇的槍彈下，因為“學校里，人人尊重複仇行動。”他們逐漸接受了一切以自我為中心，以暴力的手段解決問題生存法則。

小說第二部分主要寫詩人阿爾貝拉對“奴隸”之死舉報以及關於奴隸之死事件的處理，像第一部分一樣，舉報和處理也只是一個線索，但這個線索卻顯示了獨裁者對個體生命的漠視，“奴隸”在軍事訓練中被人槍殺，因為子彈是從後面穿過奴隸的腦袋的，很顯然這既不是自殺也不是“奴隸”本人無意中擦槍走火造成的，而是有人藉機殺人，是一個重大的惡性刑事案件，學生阿爾貝托認為“美洲豹”具備“殺人的動機”，奴隸舉報了偷化學試卷的卡瓦，而卡瓦偷試卷是班上秘密小組織“圈子”安排的，這個小團體的首領是“美洲豹”，“美洲豹”能成為首領是因為他兇悍、勇武，不懼怕暴力，而且是一個信奉暴力復仇的人，如果說學校是監獄，他就是監獄中的牢霸，偷竊試卷是他組織和指揮的，試卷偷竊出來除了能夠保證自己考試過關外，還能私下買賣試卷，換取其他學生的金錢與尊敬，當人們懷疑“奴隸”說出了這件事的指使者，復仇心理極重的“美洲豹”，就利用軍事訓練的機會槍殺了“奴隸”。

“美洲豹”

“美洲豹”小時候是一個天真、勤奮、細膩、熱情的好孩子，因為貧窮、母親的邪惡以及所愛的姑娘特萊莎貪戀金錢，他逐漸走上犯罪道路；他於一樁偷竊買賣失敗後倉皇逃命，避難於教父家，與教母私通；到了學校又創建“圈子” ，稱王稱霸，無惡不作。

作品鑑賞

主題思想

《城市與狗》小說的主題即對秘魯獨裁政治的文化反思。小說主要以20世紀50年代一群軍校士官生的學校和家庭生活，一方面揭露了城市和家庭生活的陰暗，一方面也揭示了它們對少年生活及心靈的影響，顯出了作者對軍事獨裁統治社會背景中秘魯青少年成長這一社會問題的關注，從而表達了對秘魯軍事獨裁政治的文化反思。作者選擇了萊昂西奧·普拉多軍校這一特殊的背景，以這裡軍校生的群體生活為參照並從其中選擇了幾個極有代表性的個體，以個別與群體結合的方式表現了這一重大主題。同時，在小說的敘事結構和敘述聲音中，無不與此相適應地採用了這種部分與群體結合的方式，保持了內容與藝術形式的統一，體現了作者較高的藝術功力。作者以萊昂西奧·普拉多軍校作為秘魯現實的寫照，寫出了它的罪惡、陰暗、卑鄙與墮落。

作品結構

結構現實主義

結構現實主義在拉丁美洲文學中一直處於支柱地位，這種以立體性架構全景的文學結構能從多維度反映社會在歷史與現實中的多樣性。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的長篇小說《城市與狗》中表現出鮮明的現實批判傾向，小說突破傳統的線性敘事方式，在閃回、多鏡頭攝影和蒙太奇等手法中靈活地剪接對話和獨白，通過多個時空場景的並置真實地描繪出現實的原生態，採用多元素糅合推高結構現實主義的立體時空性，從而架構出一種新型的現代立體性小說結構。

一、現實批判的鮮明傾向性

任何一部作品都離不開作者所處的時代，也離不開作者的思維模式，時代性、歷史性和社會性是推動這種複雜精神意識的原動力。略薩在作品中用文學來關切和喚醒社會責任感。童年的略薩因為家庭殘缺，內心充滿了恐懼和仇恨，在文學的感召下，這個孤獨的小男孩最終點燃了對於生活的希望。年輕的略薩更是接受了薩特關於文學應該對社會有所承諾的理論，認為文學可以改變歷史進程，所以始終堅持用文學做武器去揭露和批判現實中的人性醜陋，對軍事獨裁表現出強烈的政治情緒。

帶有“青春文學色彩”的《城市與狗》是少年略薩迫於父親的壓力誤入軍校這一經歷的真實寫照，是種難以逾越的青春灼傷，真實地刻畫出軍政體系的卑鄙與殘忍。小說中無言的成長劇痛和對社會敏感神經的觸及在秘魯一度引起熱議。略薩筆下的軍校是大人心中“鍛造英雄的聖地”，卻是軍校學員眼中“惡魔盤踞並繁衍的地獄”。主人公為了接受所謂的“社會化洗禮”步入軍校，見識到的卻是“城市”中“狗”的種種惡行，底層的艱難淒涼與上層的精神淪喪都使他感到壓抑窒息。略薩化身為中立者“詩人”阿爾貝托，作為連線“城市”與“狗”之間的一座橋樑，不卑不亢地捍衛個人的尊嚴和權利，以文學建造的城池來抵擋“城市”的喧囂和“狗”的騷動。因為文學為個人的反抗提供了武器和施展的空間。文學就是要揭露，要批判，要破壞舊秩序，要與壓迫者和剝削者唱“對台戲”。這位拉美的“德萊賽”用自己對於社會現實的“決裂與抗爭”來宣揚自身的政治傾向，並認為“作家的天職就是反抗”，所以秘魯軍方的焚書並沒有焚毀他的“不妥協”，更不能斬斷他伸向社會現實的批判觸手。這種敢於用刀槍冷箭來直面黑暗的鬥志，甚至在顛沛流離中也從未消磨，這也成就了這個“流亡作家”政治家般的寫作姿態。

略薩對現實的高度敏感性決定他不僅只是靜坐於書齋的作家，更是關心治亂興衰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秘魯的文化語境中，政治一直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略薩堅持認為小說的任務就是要抓住現實生活中的醜惡現象予以揭露和抨擊，以便加速舊世界的崩潰和新世界的到來。《城市與狗》的每一頁都抒寫著對社會現實的“決裂、反抗和批判”，“城市”的醜惡和“狗”們的兇殘根源皆在於獨裁統治制度，然而畢竟《城市與狗》只是略薩早期的作品，反獨裁題旨還比較隱諱，只是描述了人們對於這種畸形政治的藐視和對自由的不懈追求。在全書的末尾，略薩還試圖強調友誼和愛情應該成為人際關係緊張的緩衝裝置，也就是中尉提出的“通過友誼和愛情”來善待他人，至少“不做無謂的犧牲”，但是這完全不能解決嚴重的貧富懸殊和階級對立造成的衝突。不簡化生活，不庸俗化生活，展示生活的複雜與真實才能更好地認識時代特徵。

略薩在《社會的責任和拉丁美洲作家》一文中也指出，從一種意義上說，人們慣於把文學視為與生活問題和社會問題密切相關的活動；通過這種活動，社會裡一切被壓抑和歪曲了的事，將被提出並加以描繪和譴責。而在另一種意義上說，這也賦予作為一個公民的作家一種在道義上和精神上的領導權，只要他身為作家，他就得按照人們心目中期待他擔任的這種角色去行動。在拉美國家，一個藝術家只作為藝術家，就會成為一種道義上的犯罪，政治上的罪惡。可見，略薩肩負的社會責任是來自道義上的外在壓力和文化上的內在自覺，他的作品都以政治和社會為題材，帶有鮮明的批判傾向性。因此，略薩的作品中體現對於社會的強烈干預意識相比於各個時期和世界各地區的文學來說都是極其罕見的。

二、結構現實主義的立體時空性

略薩傾心於小說藝術表現手法的實驗與革新，在別具一格中自成風格。略薩在創作技巧和藝術風格上對福克納的意識流小說既有繼承又有發展，為了深刻描述拉美社會矛盾的根源，略薩大量汲取了福克納的獨特文學技巧，特別是在小說結構上借鑑了福克納的時空性，通過嵌入帶有自身元素的狂野語彙，穿插跳躍地串聯了各個人物的心理節奏和情感力度，使得情節引人入勝。“在略薩的小說中，結構總是最大限度地參與了對主題及人物形象的創造”。略薩這位建築師本著實驗主義精神嘗試突破常規的板塊結構，在非線性的模式中使情節鬆散在光影蛻變中，從而架構出一種新型的現代立體性小說結構全景。鮮明的立體感是結構現實主義作品的特點，這種“立體感”一是體現在作品的整體結構上，二是體現在對話上。

首先，多元素糅合推高結構現實主義的立體時空性。靈活地吸收繪畫和影視等諸多新元素來強化立體結構的藝術氣息，視角推換於廣角和微距之間，割斷了時間，粉碎了空間，使文字在時空交錯中渲染出一種立體的美。如果簡單地用傳統的線性寫作結構，秘魯社會的各個側面和人物是不可能按連貫邏輯性透徹地敘述出來的，只有把顛倒時空的碎片並置銜接在一起表達才更有效。其次，在閃回、多鏡頭攝影和蒙太奇等手法中靈活地剪接對話和獨白，以突出立體性小說斑駁陸離的藝術風格。“對話是使人物呈現在讀者眼前——使他們登台表演——的一種更為現代化的手法，這種手法能吸引人，饒有興味，條理分明，而且能表現出不同人物的性格”。小說中人物的“隻言片語”在時空靈動中有著各自的對照和關聯，使得略薩筆下的畫面頻頻切換，為讀者帶來無盡的閱讀快感。再次，多個時空場景的並置真實地描繪出現實的原生態。略薩在視角轉換的自由度方面顯示出收放自如的醇熟。他超越了《喧譁和騷動》中的工整對稱的“對位式結構”，採用了多視角綜合敘述的方式來布局《城市與狗》，期間穿插了多個形態各異的人物視角，以期使讀者在瑣碎的意識片斷中尋找內在聯繫。“美洲豹”的童年，在第一人稱視角敘述中是一個遭遇坎坷、誤入歧途的少年；而在全知視角敘述中，卻又時而恃強凌弱時而重情重義。多視角轉換正是作者故意把個體敘述視角平等展開，試圖更好地通過深入人物內心來完成深層的完整性情節敘述的手段。略薩以阿爾貝托為全知視角布局全篇，並給予軍校中每個視角機會去敘事，在視角轉換之間挖掘人物內心並推進情節，個人和整體的敘述視角在“盜竊考題”“告密者之罪”和“槍枝走火”等一系列情節中，通過敘述鏡頭的伸縮轉換，逐漸焦距出作家的創作主張；讀者也要辨清情節的層次，把敘述線索橫向連線投射到一根垂直的暗軸上。最後，《城市與狗》的敘事語言幽默冷靜，對話則卑劣粗俗，表明略薩具備醇熟的文學寫作意識，能夠輕鬆駕馭小說中的“展示”和“講述”，通過不斷變換的手法輕易地將讀者從一個場景引向另一場景，以情節圖像的動態美來啟發讀者對倫理道德的思考。看似分割的片段，實則是略薩別具匠心地安排。文字的交接和畫面的跳躍使作品獲得了更大的時空內涵。略薩的小說是對讀者閱讀習慣的挑戰，他們必須以空前的積極主動性和非凡的想像力“拿著筆和紙閱讀”“重新構造”作品，獲取故事，與作家共同完成小說的創作。一如既往地逐字閱讀已經不能令讀者輕輕鬆鬆地掌控情節主線，讀者必須以自身的經驗來通過跳層閱讀粘合散置的多畫面。略薩不僅用文字搭建了舞台，而且使小說中的人物在舞台上跳的酣暢淋漓。

三、結語

文學作品的藝術性體現在創新的敘事技巧和豐富的表現力上，如果單純地把文學具體化為社會和政治上的目標，文學的功能就會被歪曲；如果確切地把文學定義為客觀現實的見證，那么其與歷史和社會學之間就毫無區別；如果教條地闡述文學作品的意圖，就會淪陷於淺薄和簡單。略薩的作品在注重內容的同時，更沒有忘記藝術性，這也是略薩作品巨大價值所在。尤其是在結構上的銳意創新、大膽探索是略薩作品給人的突出印象。通過繼承和發揚福克納那種反覆切換的敘事視角手法，略薩的《城市與狗》雖然開始會造成讀者的閱讀障礙，但極強的情節性依然能吸引讀者繼續前行。隨著故事的鋪展，變換的敘事主體成了一種優勢，主要人物的內心世界被展現得淋漓盡致，從整體上凸顯出強烈的立體感，最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小說結構，這也是小說藝術發展的新景觀。事實上，這一階段的略薩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寫作技巧上都尚未成型，這使得《城市與狗》更像是他的一部探索之作。但是，略薩的“結構現實主義”手法確實掀起一場翻天覆地的小說“結構革命”，這場新興的文學結構大爆炸所造成的影響無疑是世界性的。

人物象徵

《城市與狗》小說主要人物以聖經人物為原型，“邪惡”的母親與夏娃、犧牲者“奴隸”與替罪羊、殺人者“美洲豹”。“美洲豹”的拯救之路與聖經的“犯罪——審判——救贖” 型結構敘述模式暗合，小說挖掘了聖經“犧牲——救贖”精神的深層文化內涵，不道德的罪惡成就了道德的拯救。該作品通過對聖經的現代闡釋，揭示出在一個強大的官僚機制社會中的現象：罪惡是普遍的，“英雄”是荒誕的。

一、《城市與狗》與聖經人物原型

聖經是一部神學巨典，也是一部人物彩繪集，其深具內涵的人物形象構成西方文學人物創作的不竭源泉。《城市與狗》繼承了聖經精華，其中多個重要人物均與聖經中的關鍵形象構成對應關係，他們由表及里，層層深人，展示出一副聖經人物的現代圖畫。首先，《城市與狗》中的母親形象對應了聖經中的夏娃形象。

在聖經人物長廊中, 最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之一是人類始祖夏娃。創世之初，夏娃由上帝取亞當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創造成，因受蛇的誘惑而摘食禁果，致使人類痛失樂園。由此，女人和蛇因為“共同充當了人類原罪的直接責任者”而“與‘惡’的觀念結下不解之緣” 。該“緣”表現為“蛇與女人之間”有一種“互為隱喻的微妙關係” “蛇是危險的動物，它既狡猾，又惡毒，別有用心地引誘女人犯罪。女人也是危險的，她脆弱而容易上當受騙。” 蛇因受懲罰終生狠毒陰險地爬行於濕陰之地，蛇性“附著到女性身上”，“使女人身上也具有陰險狠毒性”。由此，女性身上除了帶有上帝創造的靈性外，也打上陰柔、貪婪、脆弱、易騙、淺薄的烙印。

《城市與狗》中的母親形象均承襲了夏娃的“蛇性”特質，充當了孩子墮落的始作俑者。如“詩人”阿爾貝托的母親是個矮小、衰老、死氣沉沉、貪婪自私、占有欲極強的婦人“奴隸”的母親屈從於丈夫的淫威，唯唯諾諾、畏畏縮縮，是站在兇殘丈夫一邊壓制兒子的幫凶，二者都是邪惡的。尤有甚者，小說另一主人公——屢屢作奸犯科的“美洲豹” ，其母親竟直接成為兒子墮落的罪魁禍首。因為貧窮，母親自欺地相信“美洲豹”去朋友家吃飯的謊言，以為這樣可以“少花點吃飯的錢” 明知他重蹈了長子與小偷為伍的覆轍，不僅不嚴加管束，反而放任自流“你已經長大了，想乾什麼就乾什麼吧。我什麼也不想知道。不過，要是你弄不來鈔票，那就得找工作。”為了錢，母親無視道德而放縱兒子犯罪，這是何等邪惡三位母親無一例外地孤獨自私、脆弱膽怯、怨恨自冷、貪婪而缺乏主見。她們以自我為中心，以一己需求為準繩，只注重自己的得失，在自己的狹小空間裡卑微行事，一如爬行於陰濕之地的蛇，不自覺地行使著夏娃那不為人道的“惡” 。三位主人公無不祈望逃出家門，便是對這種殘缺母性的控訴。

小說通過這些卑微的母親再現了夏娃與蛇互為隱喻的品質，捅破了謬傳已久的聖母神話，揭示出孩子怯弱及道德淪喪的家庭根源——母親之“惡” 。由於“惡”的母親，他們被過早地拋人了弱肉強食的黑暗社會，緣於此，他們變得要么病態地溫情要么決絕地兇殘。在此基礎上，小說以萊昂西奧·普拉多軍事學校為中心，上演了一幕幕殘酷的“英雄”醜劇。

其二，《城市與狗》中的“奴隸”與聖經中的“替罪羊”形象相對應。“奴隸”是萊昂西奧·普拉多軍事學校唯一不與同學沉靡一氣的善良人，也是一個為權力無辜獻祭的角色。獻祭歷來是一種重要的宗教儀式,常以罪羊作為犧牲。何為罪羊葉舒憲在其著作《聖經比喻》中解釋道“罪羊又譯作替罪羊、負罪羊，是古猶太教每年一度舉行贖罪儀式時所用之羊，共兩隻，一隻殺死獻祭，將羊血灑在存放上帝約言的贖罪板上另一隻由大祭司按住頭，訴說自己和民眾所犯之罪，示意民眾的罪過已象徵性地轉移到該羊身上，然後將其逐人荒野中，表達眾人之罪隨它而去。”可見，罪羊是一種淨化罪惡儀式上的犧牲品。在小說中，“奴隸”的屈死便帶有這種犧牲的性質。

萊昂西奧·普拉多軍事學校是一所標榜救治社會問題青年的學校，聲望極高。士官生“奴隸”被同學槍殺了，其被殺的真相若曝光，學校及其領導都將背負巨大的“罪”名，遭遇毀滅性打擊。由此，遮蔽“奴隸”的死亡真相成為學校及當局保全“潔淨”的關鍵以大尉為代表的校方領導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強大權力，想方設法使奴隸“安全”地死去。最終，“奴隸”如他們所願地含冤死去，他那羔羊般的血帶著兇手的罪孽、當局的虛偽、弱肉強食的社會醜相，流入大地深處的“荒野”。他的死儀式性地轉移了所有的罪，使學校及其領導得以逃離了懲罰由上帝般存在的上層權力機制施加的懲罰，維持了和諧。“奴隸”充當替罪羊的情節是偶然的，但是在一個罪惡橫行的強權社會，他成為替罪羊又是必然的。聖經的獻祭儀式從源頭上表明為了達成“潔淨”，必須不惜犧牲替罪者。

第三，《城市與狗》文本中的殺人者“美洲豹”與聖經人物該隱相對應。首先，“美洲豹”與該隱均是由善良走向犯罪，親手殺死了自己的兄弟。該隱原是一個篤定敬神的人，後來違背了自己所敬之神，殺死兄弟亞伯。“美洲豹”原本也是個善良的孩子，後來良心泯滅，兇殘地殺害了同班兄弟“奴隸” 。殺人是他們犯罪的頂點，也是終結點。其次， “美洲豹”與該隱殺人的原因相似。聖經記載“有一日，該隱拿地里的出產為供物獻給耶和華亞伯也將他羊群中頭生羊的脂油獻上。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 上帝的偏見滋生了該隱的仇恨，但他又無法抗拒上帝的絕對意志，所以最終帶有希臘情慾色彩地殺掉了弟弟亞伯，以宣洩不滿和憤怒。

在《城市與狗》作品中，學校的機制占有上帝般的主宰地位，兄弟卡瓦因偷試卷而被校方開除勢在必行， “美洲豹”無法反抗，以致他選擇殺死告密者“奴隸”，釋放自己的忿恨之情。可見，該隱殺兄與“美洲豹”殺“奴隸”都是個人情慾支配強力意志所致。再次，“美洲豹”和該隱的對應還表現為，他們背負命案後都受到強權的維護，所受的懲罰均來自性命之外。在該隱故事中，“耶和華對他說‘凡殺該隱的，必遭報七倍。’耶和華就給該隱立一個記號，免得人遭見他就殺他。” 憑藉上帝的大能，該隱保住了性命，但他必須接受“地不再給你效力，你必須流離飄蕩在地上” 的懲罰，痛苦終生。在《城市與狗》中，“美洲豹”的保命“記號”是阿爾貝托及甘博亞中尉始終未能推翻的“奴隸”系意外死亡的醫學報告。憑藉學校當局的有力保護，他逃脫了法律制裁，但因“奴隸”命案所引起的諸多誤解，他被迫陷入眾叛親離的尷尬境地。更重要的是，在被完全孤立的境遇下，他終於認識到殺死“奴隸”的錯誤及罪惡，在此基礎上，他一直奉若神明的權力價值觀念迅速土崩瓦解，以至於到了小說最後，“美洲豹”向甘博亞提出“現在我想，最好的辦法就是把我關進監獄。”接受應有的懲罰。該隱與“美洲豹”都殺了人，從某種程度上說，這與他們作為情慾個體對人生的錯誤認識分不開，只是上帝或上帝般的強權意志在其命運中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他們生存於強權之下，其道路更多地取決於無處不在的強大外力。

不論是邪惡的夏娃，為強權潔罪的羔羊，還是蟠然醒悟的該隱，他們均穿越時空而走進《城市與狗》，共同演繹了一場現代版的“罪與罰”故事。在這個當代聖經故事中，善有因，惡有緣，一批或善或惡、或強或弱的角色占據了卑微的凡人舞台。在這裡，問題家庭造就了問題青年，問題青年導致了強者與弱者的正面交鋒、真實與虛假的激烈較量、反抗與屈從的尖銳對抗進而造成犧牲，也描繪出“犯罪——審判——救贖”的心路歷程。

二、《城市與狗》與聖經的“犯罪——審判——救贖”情節

《城市與狗》與聖經的對應關係不僅體現在人物形象方面，也貫注在故事情節中。聖經中二元對立的人物模式無處不在。首先，貫穿於聖經始終的歷史框架就是人與神的對立統一一面是上帝的創造和救贖，另一面是人的犯罪、受罪和得救。聖經中普遍存在的“犯罪、受罰和得救”敘述模式被諾斯羅普·弗萊叩概括為“U型結構”，即“先是犯罪、墮落，然後是悔罪和拯救的循環運動，其發展曲線就像英語字母中的U，先是下降而後是上升……整部聖經從人類始祖墮落到最終獲得拯救，也暗示著型結構的模式框架。”《城市與狗》的主人公“美洲豹” 所經歷的“犯罪一審判一救贖”之路，正體現了聖經的型結構敘述模式。

“美洲豹”的得救歷程十分清晰。他小時候是一個天真、勤奮、細膩、熱情的好孩子，難於教父家，與教母私通；到了學校又創建“圈子” ，稱王稱霸，酗酒抽菸、打架鬥毆、無惡不作。他借軍事演習之機槍殺“奴隸”，走上犯罪的巔峰；雖然歷經風雨，卻由於其堅信的強權理念而始終滿面春風。隨著“奴隸”命案的發生，阿爾貝托的檢舉，“美洲豹”被甘博亞中尉隔離關押。隔離期間，士官生們混亂、墮落的生活曝光了，以致他被所有同伴誤認為是卑鄙的“告密分子”，是“奸細”。他在一片謾罵甚至躍躍欲試的拳頭中，開始反思自己的生存理念，審查自己的所作所為。通過反思，他重新認識了他人與自我。首先，他意識到弱者的“被踩在腳底下生活”充滿了屈辱滋味，作為弱者的“奴隸”對所謂強者的他們其實充滿了無言的仇恨其次，他發覺自己的強權地位不過是泡沫，他夢寐以求的英雄自我完全是荒誕的第三，強者的蠻橫對弱者的孤獨心靈造成了毀滅性的傷害，所謂的強權總是建立在踐踏他人權力的罪惡之上。“美洲豹”成功地進行了自我審判，“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所以，他最終主動向甘博亞中尉自首，執意接受法律的制裁。

“美洲豹”所受的審判並非外在的監禁審問或同學的鄙棄，而是他對自我的嚴格拷問，故其救贖完全是一種心靈超越。他被眾人離棄後，學會了從他人角度看問題理解人和世界，學會了用柔軟的心看待周遭的一切，體認存在的意義。小說末尾，“美洲豹”對甘博亞坦言，他始終無法忘掉“奴隸”的那張臉，此語更是集中反映了他的人性復甦。顯然，他已不再是一個僅為權力而瘋狂的惡棍，而是一個深具人文關懷情慷的人。

在聖經中，耶穌曾說“一個人若有一百隻羊，一隻走迷了路，你們的意思如何他豈不撇下這九十九隻，往山里去找那隻迷路的羊嗎若是找著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他為這一隻羊歡喜，比為那沒有迷路的九十九隻歡喜還大呢！”耶穌之言旨在說明，失足浪子若能迷途知返，上帝將會無比歡悅地接納他，使他得救。“美洲豹”審判了、自己的罪惡並誠心人獄服罪以洗刷自己的罪孽，此時，他這隻迷途的羔羊已經回頭皈依上帝，按耶穌所說，上帝已在無比歡喜地接納他，他已獲得新生，贏得拯救。“美洲豹”經歷的這一“犯罪——受審——得救”的情節結構，生動地展現了一個非理性時代的失足青年如何由美好善良走向麻木不仁，繼而重獲人文關懷的黑色青春物語。超越聖經的是，這一情節結構還為小說結尾所要揭示的現世人類得救之不可擺脫的局限作了必要鋪墊。為此，在小說最後，作者將“美洲豹”設定為小偷“瘦子”眼中的“正派人”，但他並非真正“正派”、“公正”，而是落入更大也更不可言喻的權力體制的怪圈。因此，在一個弱肉強食、藏污納垢的現代社會，“美洲豹”的新生必然是片面的，其得救也必然是短暫的。從“美洲豹”的新生之路可見，作為現實社會強權體制下的生存者，完整的救贖並不存在。

社會評論

《城市與狗》小說從一開始就打破了常規的按故事情節發展來寫作的套路， 略薩不斷地變換著手法從一個場景引向另一場景。這些看似分割的片段， 其實是略薩別具匠心的安排隨著閱讀的深入讀者往往有恍然大悟之感。

——雷雨

《城市與狗》小說不僅由不同的人物和事件組成了小說世界，借他們不同的經歷反映了時代的本質，而且在敘事結構上，也以眾多的情節單元構成了完整的作品本身，同時還在敘述聲音方面，同樣也以單個的聲音和集體型的聲音，來講述那些有個性的“我”及群體的“我們”的故事，這種個別與全體、部分和群體相結合的方式，無論在小說的主題還是藝術形式方面都得到了完美的統一。

——張金玲

作者簡介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1936年3月28日生於秘魯南部亞雷基帕市，秘魯詩人、作家。1953年進入秘魯國立聖馬爾科斯大學雙主修文學與法律，1957年入同校語言學研究所做研究生。201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作品有：《略薩全集》、《城市與狗》、《綠房子》、《酒吧長談》、《潘上尉與勞軍女郎》、《胡利婭姨媽與作家》、《世界末日之戰》、《狂人瑪依塔》、《水中魚》、《首領們替白郎蒂郎下戰書》、《利圖馬在安第斯山》、《頂風破浪》、《塔克納小姐》、《無體止的縱慾-致青年小說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