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漢學》第二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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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漢學.第二十一輯》由張西平主編，書中設定了：周年專欄、漢學一家言、漢學家訪談錄、華裔漢學家與各國漢學、傳教士漢學文獻等欄目，收入了《對利瑪竇中西交流思想及其對兩個文明碰撞之影響的思考》《蕭公權與美國漢學》《明代“剪燈”系列小說在越南的傳播與接受》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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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學與基督教相結合為特徵的在華耶穌會傳教策略，或稱文化適應政策是由利瑪竇開創，並由隨後幾斷項榜白代傳教士繼承和發展的。這本由張西平主編的《國際漢學(第21輯)》以17世紀歐洲思想文化史為背景，以耶穌會的文化適應傳教策略及其發展變化為線索，重點分析了耶穌會士依此策略撰寫的有關中國語言、歷史、文化禁謎的幾部代表性著作，以及歐洲學者以自己的視角解讀耶穌會士著作後寫出的一些早期漢學論著，為讀者還原和描繪了歐洲漢學早期產生、發展的圖景。《國際漢學(第21輯)》是一部視野宏大的通史性研究專著，但對具體作者和著作的研究也相當細緻深入，書中所涉的參考文獻更是詳實豐富，值得從事漢學研究的學者借鑑。

作者簡介

張西平（1948-），男，漢族，河南溫縣人，中共黨員，教授。現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博導，亞非學院院長，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任，兼中文學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漢語教育史國際研究會會長，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宗教學會和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國際漢學》主編，《國外漢語教學動態與研究》主編，國務院有突出貢獻的專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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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世紀前半葉的利瑪竇研究

民國初年推動中國天主教史研究的最重要人物是馬相伯，1912年他和英斂之就上書羅馬教宗，希望開辦教會大學，認為“在我華提倡學問，而開大學堂者，英德美之耶穌教人都有，獨我羅馬聖教尚付闕如，豈不痛哉”！他們認為，應繼承利瑪竇的學問之道，推動中國大學的發展。馬相伯認為：“教育者，國民之基礎也。書籍者，教育之所以藉以轉移者也。是以數年之國髓，傳於經史；五洲各國進化之程度，僉視新書出版多寡為衡。……然而芝汽全，書籍之不注意，何也？”④由此．他重視收集明清間天主教中文書籍。馬相伯先後為《辨學遺牘》、《主制群征》、《真主靈性理證》、《靈魂道體說》、《靈艷蠡勺》、《王覺斯贈湯若望詩翰》等明清問中國天主教的重要中文文獻的出版作序，他在《書<利先生行跡>後》一文中對利瑪竇在中國天主教史上的地位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說，利瑪竇“生三十許，而學行大成。矢志繼聖人之志，愈迍邅坎坷，而志愈堅，卒為我中國首開天主教之元勛”。馬相伯認為符淋殼，為了在中國傳播天主教，利瑪竇30餘年刻苦學習中文，他通過翻譯介紹西方思想和文化，凶樂嘗炒在這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循朵寒。“唐之景教鄰於梵譯，元之鎮江十字寺碑，羼以音譯；遠不如利子近譯，戛戛獨造，粹然一本於古書，文質彬彬，義理周洽，沾丏後人，於今為烈，蓋不獨首開天主教為足多也已。”

在馬相伯的積極推動下，英斂之、陳垣、向達等人以文獻整理為其主要使命，對民國初年的利瑪竇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英斂之的主要貢獻在於重新整理出版了《天學初函》民國初年，他經十餘年努力找到了《天學初函》的全本，並重新刊印其中的部分文獻，他在重刊《辨學遺牘》的序言中說：“《天學初函》自明季李之藻彙刊以來，三百餘年，書已希絕。鄙人數十年中，苦志搜羅，今幸尋得全帙。內中除器編十種，天文曆法，學術較今稍舊，而理編則文筆雅潔，道理奧衍，非近人譯著所及。鄙人欣快之餘，不敢自秘，擬先將《辨學遺牘》一種排印，以供大稚之研究。”⑦《天學初函》包含了利瑪竇的10部著作，英斂之重新整記料驗理出版這本書，功不可沒。

民國初年對中國天主教史學術研究推進最大的當屬陳垣，在利瑪竇的研究上他主要收集和整理了《辨學遺牘》、《利先生行跡》等文獻。陳垣對文獻的收集和整理極為重視。在談到這批文獻的整理時，他認為應該繼承李之藻的事業，把《天學初函》繼續出版下去，在給英斂之的信中說：“頃言翻刻舊籍事，與其請人膳抄，毋寧徑將要籍借出影印。假定接續天學初函理編為天學二函，三函——分期出版，此事想非難辦。細想一遍，總勝於抄，抄而又校，校而付排印，又再校，未免太費，故擬仿涵芬樓新出四部叢刊格式，先將《超性學要》（21冊）影印，即名為天學二函，並選其他佳作為三函，有餘力並復影初函，如此所費不多，事輕而易舉，無膳校之勞有流通之效，宜若可為也。乞函商相老從速圖之。此事倘性行之於數年前，今已蔚為大觀矣。”@為此，他曾肆力蒐集有關史料，並計畫仿《開元釋教目錄》及《經義考》、《國小考》體制而為《乾嘉基督教錄》，為中國天主教的文獻作一次全面的清理，也為《四庫全書總目》補缺拾遺。他的這一計畫最終僅完成了一部分。

向達先生不僅是民國期間敦煌學的重要開拓者，也是利瑪竇文獻整理的重要學者，他在《上智編譯館》上所發表的《台校本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跡》是他把自己在法國、羅馬等地的幾個刻本統一勘校後整理幽來的，在當時是最好的校本。

正是在馬、英、陳等人的努力下，民國初年在這批文獻的收集和整理、出版上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在《天學初函》以外，他們發現並抄錄和整理了《名理探》、《聖經直解》、《利先生行跡》、《天學舉要》、《真主靈性理證》、《靈魂道體說》、《鐸書》、《幼童教育》、《超性學要》、《王覺斯贈湯若望詩翰》、《教要序論》、《代疑論》、《天釋明辯》、《豁疑論》、《辟妄》、《代疑編》、《代疑續編》、《答客問》、《天教蒙引》、《拯世略說》、《輕世金書直解》、《古新經》、《三山論說》、《遵主聖范》等一系列的天主教歷史文獻，這些文獻的整理和出版對於民國初年的瑪利竇研究和整個天主教史的研究起到奠基性的作用。

20世紀20年代以後，在利瑪竇研究上開始從文獻整理階段進入到深入研究階段。這一時期在利瑪竇研究上有兩個領域十分突出：一是語言領域，一是地圖領域。

我們首先從語言學界對利瑪窶的研究說起。利瑪竇的《西字奇蹟》是最早的拉丁字母漢字注音方案。王征和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8）《西儒耳目資》吸取了利瑪竇的成果，更為系統地研究了這個問題，並在明末清初就產生過重要的影響。我們在方以智的《切韻聲原》，楊選杞的《聲韻同然集》和劉獻廷的《新韻譜》、《廣陽雜記》中都可以看到這一點。鴉片戰爭後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認識到漢語拼音對於識字的重要性，從陳垣先生整理出版了利瑪竇的《明季之歐化美術與羅馬字注音》後，傳教士對漢字的注音歷史開始逐步引起人們的注意從1892年盧戇章的《一目了然初階》開始，一直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1908年劉盂楊的《中國音標字書》，1916年劉繼善的《劉氏羅馬字》都是在探討用羅馬字注音問題，在這些著作中都涉及了對利瑪竇《西字奇蹟》的評價，例如，利氏所用的字母數量，所發明的送氣符號等問題。

其間徐景賢1928年的《明季之歐化美術及羅馬字注音考釋》和羅常培的《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漢語音韻學的外來影響》是最有學術價值的文章。羅常培認為，對來華耶穌會士在倫理、輿地、理化、生理、農業、水利、製造等各方面的成就都有了研究，但他們在音韻學上的關係，不大引人注意。在他看來利瑪竇等人在以下三個方面展開了研究：“1.用羅馬字母分析漢字的音素，使向來被人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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