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序 凡例
總述 大事記
第二篇崑劇、京劇、越劇、滬劇、淮劇
第三篇曲藝、雜技、魔術、木偶、皮影戲
第四篇音樂、舞蹈、歌劇
第五篇美術、攝影
第六篇民眾文化
第七篇文化娛樂場所
第八篇藝術教育、藝術研究、藝術交流
第九篇文化藝術管理
第十篇人物
專記 編後記
《上海文化藝術志》編纂審定人員名錄 供稿與提供資料單位名錄
著作權頁
話劇
晚清以來,上海一些教會學校學生用英語搬演西方名劇片斷,並開始編排“時事新戲”。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上海聖約翰書院的中國學生,在聖誕節演出了《官場醜史》,諷刺納粟捐官的財主醜態。儘管它仍有不少套用戲曲的東西,但是穿時裝、演時事,既無唱工又無做工,透出了新劇誕生的信息。
光緒三十三年秋,在春柳社於東京編演《黑奴籲天錄》的影響下,由王鐘聲領導的春陽社在上海蘭心劇場演出了採用布景、燈光和服裝,並有整齊分幕的《黑奴籲天錄》。光緒三十四年,王鐘聲在剛從日本歸來的任天知幫助下,又排演了《迦茵小傳》(根據英國哈葛特同名小說改編),更進一步掃除了舊劇的痕跡,成為早期話劇(當時稱為文明新戲)形成的標誌。以後,陸鏡若、歐陽予倩等從日本歸國的春柳社成員也投入了上海的新劇活動,先後成立進化團、新劇同志會等社團,編演《黃金赤血》、《共和萬歲》、《家庭恩怨記》等一批順應時代潮流,宣傳民主革命思想,鞭撻封建專制的劇目,文明新戲得到蓬勃發展,一些社團逐步走向職業化。
民國3年(1914年)以後,文明新戲陷入低潮。許多劇團改變了演劇方針,編演了《惡家庭》、《情海劫》等大批言情戲、家庭戲,出現了演出繁榮的“甲寅中興”局面,但在商業化浪潮的衝擊下,新劇日益粗製濫造,流於低級趣味又逐漸衰落下去。以後,有些劇團和藝人,保留了較多文明戲的特點和風格,積累了一批傳統劇目,逐漸採用上海方言演出,嬗變為話劇的分支——方言話劇。
民國8年五四運動爆發,《新青年》開展了對脫離時代、缺乏現實內容舊戲的批判和對反映現實的新戲的呼喚,以及對歐洲現實主義戲劇大師易卜生的介紹,給上海話劇注入了新的活力。稍後汪仲賢、陳大悲提出“愛美的”即非營業性質的戲劇運動,以後又提出“提倡職業的戲劇”主張,進一步推動現代戲劇運動的發展。歐陽予倩、應雲衛、洪深、田漢和朱穰丞等組織上海戲劇協社、辛酉學社、南國社等,排演了《終身大事》、《少奶奶的扇子》、《文舅舅》、《獲虎之夜》、《名優之死》等,從創作演出實踐上,反映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並較全面、完整地引入西方現代話劇藝術的形式和創作理論。
民國16年大革命失敗,社會政治鬥爭和文化運動發生新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加強對現代戲劇運動的直接領導。民國18年夏衍、鄭伯奇等領導的上海藝術劇社成立。民國19年,戲劇協社、南國社、辛酉劇社、藝術劇社等又聯合成立“上海戲劇運動聯合會”(簡稱“劇聯”),後演變、改組為“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劇聯”廣泛開展革命演劇活動,演出《洪水》、《卡門》等劇作,發揚話劇的戰鬥傳統,在學生、工人中反映強烈,掀起民眾演出熱潮。九一八事變以後民族矛盾上升,在中國共產黨正確路線指引下,上海戲劇界各方面的力量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進一步聯合起來。這一時期活躍於上海的中國旅行劇團、上海業餘劇人協會、四十年代劇社先後推出田漢、夏衍、曹禺、阿英、陳白塵等創作的《回春之曲》、《上海屋檐下》、《雷雨》、《日出》、《群鶯亂飛》、《太平天國》和歐洲古典名劇《娜拉》、《欽差大臣》、《大雷雨》、《羅密歐與朱麗葉》等,題材廣泛、風格多樣,塑造了許多過去從未出現過的生動的藝術形象。隨著抗日鬥爭的日漸高漲,出現了“國防戲劇”運動,充滿激情的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上海話劇團體聯合演出集體創作的氣勢磅礴的《保衛蘆溝橋》在上海首演後很快在全國流傳,拉開了抗戰戲劇的序幕。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後,上海戲劇工作者組織十多個救亡演出隊直接投入到抗戰救國的洪流之中。
“孤島”期間,上海進步的戲劇運動依然很活躍,在特殊的環境下堅持現實主義的道路,或寫出人情世故,鞭撻虛偽邪惡;或通過歷史事件,借古喻今。於伶的《夜上海》、阿英的《葛嫩娘》、吳祖光的《正氣歌》、姚克的《清宮怨》等都是當時膾炙人口的優秀之作。民國30年初,日偽勢力逐漸侵入“孤島”。白色恐怖日益嚴重,進步劇運愈來愈困難,於伶、阿英等按照中共的指示撤離,上海劇藝社等被迫停止演出,直至解散。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中共地下組織採取“交朋友”的方式,爭取團結大批戲劇工作者進行堅強的鬥爭,戲劇運動仍顯示出蓬勃生機。在30~40年代,上海湧現了一批著名導演,以各自的學識與才華使上海的導演水準達到較高境界;一些優秀演員脫穎而出,以不同風格和出色演技,使話劇迅速成為深受觀眾歡迎的藝術形式。在舞美的設計與製作上也出現了一批舞台美術專家,使演出更趨完美。幾十年來,大批人才在這塊土地上集聚、實踐、成長,奠定了上海在全國話劇中的重要地位。
抗日戰爭勝利後,上海劇藝社、上海藝術劇團、苦幹劇團等陸續恢復活動,積極創排新戲,以後又有上海觀眾戲劇演出公司、抗敵演劇九隊、新中國劇社等加盟滬上,先後演出《戲劇春秋》、《自由萬歲》、《蛻變》、《孔雀膽》、《桃花扇》等,上海劇壇重趨活躍。學生業餘演劇在反迫害爭民主運動中也有所開展,復旦劇社演出的以勸工大樓“二九慘案”為內容的活報劇和上海市立實驗戲劇學校演出的《天下為此公》,迅速反映現實,矛頭直指國民黨當局,發揮了宣傳教育作用。民國35年由上海劇藝社首演的陳白塵編劇、黃佐臨導演的《升官圖》和民國36年由演劇九隊演出的田漢新作《麗人行》,觀眾反映強烈,連續演出數月,是這一時期最有影響的優秀作品。但是全面內戰爆發以後,由於國民黨當局加緊對進步戲劇運動在政治上、經濟上的迫害,一些劇團相繼被解散或停止活動,許多戲劇工作者根據中共地下組織保存實力迎接解放的部署,或北上轉移到解放區,或分散去電影界、戲曲界,從事電影創作、戲曲改革工作,話劇舞台暫時沉寂。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上海話劇迎來了興盛的繁榮時期。50年代初期上海組建了話劇的國家劇院——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專門從事話劇的創作、演出、研究。以後,又吸納區屬朝陽通俗話劇團和蜜蜂滑稽劇團為下屬演出單位,推動了話劇、方言話劇、滑稽戲的交流和發展。還成立了培養話劇藝術專門人才的高等學府——中央戲劇學院華東分院(後改稱上海戲劇學院),使上海有了培養高等學歷話劇人才的基地。1957年上海戲劇學院又組建實驗劇團(後改稱上海青年話劇團),以歷屆優秀畢業生為班底,把理論與實踐、教學與演出更緊密地結合起來,推動話劇藝術的進一步發展。50~60年代,上海話劇界廣泛地開展學習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蘇聯專家還專門來滬執教執導,使話劇藝術有了一個整體上的提高。60年代初期黃佐臨發表《漫談戲劇觀》,提出博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蘭芳、布萊希特戲劇理論精華的寫意戲劇觀。楊村彬、田稼等又提出向民族藝術學習,從傳統戲曲吸取養料,打破了藝術上單一化的傾向,話劇藝苑吹進一股清新的春風。在這一時期,上海創作演出了《抗美援朝大活報》、《初開的花朵》、《考驗》、《枯木逢春》、《年青的一代》、《上海戰歌》、《戰鬥的青春》、《激流勇進》、《一家人》和方言話劇《三個母親》等許多反映現實生活,受到民眾歡迎的作品;並且排演了《曙光照耀著莫斯科》、《膽大媽媽和她的孩子》、《悲壯的頌歌》、《無事生非》等外國名著。舞台上一改建國前窘迫的困境,創作上的大手筆,演出上的大協作,舞美上的大製作,話劇以其思想深邃、演技精湛、形式新穎、舞台美妙煥發出鮮明的時代感和濃郁的生活氣息,閃爍著耀眼的光輝。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使上海話劇遭受嚴重的摧殘,正常的創作、演出幾乎停止,許多人遭受迫害。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和上海青年話劇團也被迫合併成了上海話劇團。在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授意、策劃下,還炮製出為他們篡黨奪權大造輿論的《盛大的節日》、《戰船台》等劇目。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上海文藝界撥亂反正,清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流毒,上海人民藝術劇院(下屬的滑稽劇團脫離劇院單獨建團,方言話劇團大部分成員調離而解體)、上海青年話劇團又恢復了原來的建制,大批話劇藝術家重返舞台,一批優秀劇目復排上演,上海工人文化宮創作演出的優秀劇目《於無聲處》,猶如戲劇舞台上的一聲春雷,在全國產生了巨大影響。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新時期的話劇又出現了新的突破,《陳毅市長》、《秦王李世民》、《中國夢》、《尋找男子漢》、《留守女士》、《大橋》、《血總是熱的》等新作迭出,令海內外矚目。《假如我是真的》等一些有爭議的作品也得到正確妥善的對待。各種流派的外國劇作《西哈諾》、《三劍客》、《馬》、《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也紛紛登場。表導演和舞美上,寫實的、寫意的、現代派的、間離效果的、民族化的多種藝術風格精采紛呈。由黃佐臨等導演的《家》、《中國夢》等還應邀到日本和香港地區訪問演出,擴大了對外文化交流。
1995年,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和上海青年話劇團順應體制改革的需要,實行撤二建一,即撤銷原先兩個院團的建制,成立上海話劇藝術中心。
新建的“上海話劇藝術中心”集中了兩個院團的優秀人才,創作演出了一系列劇目。其中有《陪讀夫人》、《徐虎》、《蒼天在上》、《商鞅》、《歸來兮》等受人注目,取得較好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在此期間,還有《東京的月亮》應邀赴德國訪問演出,《留守女士》、《喜福會》參加新加坡藝術節演出,《留守女士》應邀赴韓國演出,上海話劇進一步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