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的論戰，中國“五四”運動時期，馬克思主義同資產階級社會改良主義關於中國走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道路的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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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
這場論戰批判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世界觀，劃清了真假社會主義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宣傳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論。經過1919年7月到1920年初的“問題與主義”的論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更加擴大。1920年上半年報刊上出現了宣傳和討論社會主義的熱潮。接著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先後成立，並積極醞釀建立中國共產黨。同年10月英國哲學家B.A.W.羅素來中國講演，宣揚“新實在論”的唯心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攻擊俄國革命，抵制社會主義，鼓吹中國必須開發實業、興辦教育、發展資本主義。與此同時，研究系分子梁啓超、張東蓀等人打著社會主義旗號向馬克思主義進攻。11月初張東蓀在《時事新報》上發表《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發揮羅素的觀點，反對社會主義。對此，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立即進行了反駁。12月初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動員大家進行廣泛討論和批判。同月中旬張東蓀又在《改造》月刊上發表《現在與將來》，系統闡述他的觀點。次年2月梁啓超也在《改造》上發表《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支持和發揮張東蓀的觀點。接著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在《新青年》、《共產黨》等刊物上進行批判，3～8月先後發表了李大釗的《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李達的《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蔡和森的《馬克思學說與中國無產階級》等重要文章，對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反社會主義的觀點進行了系統的駁斥。在論戰中，張東蓀、梁啓超等人認為精神改造決定物質改造，社會主義不必從物質上破壞現存社會制度入手，只須從思想上改造資本主義的習慣勢力入手即可。他們說中國國民的特性是“中庸妥協”、“政治上不干涉主義”，宣傳馬克思主義實行社會革命是違反國民性。他們認為中國無知貧窮到了極點，當務之急是開發實業，增加富力，興辦教育，發展資本主義，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中國工業不發達，沒有真正的無產階級，不能建立共產黨，不能發動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他們反對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主張疏泄、矯正資本主義，用勞資協調的辦法慢慢實現所謂社會主義。針對張東蓀、梁啓超等人的論調，李大釗等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指出：①社會革命在於客觀的經濟變動，而不在於主觀的願望。張東蓀等人的“重精神輕物質”是一種“唯理主義”的唯心論，實質是反對階級鬥爭，主張改良；②生產力推動生產關係的變革，決定了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新陳代謝底公例”，是不可避免的；③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不能消除多數人的貧困。中國已成為國際資本主義的侵略對象，不可能再走資本主義道路。要在中國開發實業，增加富力，不能指靠資本主義，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④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已形成相當數量的無產階級，他們受國內外資本的剝削，比歐美日本無產階級所受的壓迫更深。中國革命必須依靠無產階級，建立中國共產黨，進行階級鬥爭，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實行生產資料公有，才能達到社會主義。
參考書目
李新、陳鐵健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偉大的開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83。 丁守和、殷敘彝：《從五四啟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