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ustrial Enlightenment

Industrial Enlightenment

“工業啟蒙”(Industrial Enlightenment)是描述17、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之前,知識作用於經濟發展的一種理論模型。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學與歷史學教授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於《雅典娜的禮物——知識經濟的歷史起源》(The Gifts of Athena: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一書中提出的。

“對於工業革命為什麼在那個時間發生這個問題,相較於關注政治和經濟變化造成的影響這一觀點,我更傾向於認為工業革命的時機是由知識進步(的程度)決定的。”工業啟蒙是兩種有用知識——命題知識和指令知識——及其二者關係都發生了根本性轉化的一種社會變遷過程,這一過程孕育了工業革命。莫基爾提出的工業啟蒙概念試圖對工業革命發生的時間和地域進行解釋,這種觀點建立在一種西方現代性的觀點之上,即科學,技術和經濟成長是同步的。與此同時,工業啟蒙概念巧妙的將經濟學問題引入科學文化的範疇,激發了不同領域學者對這一概念的進一步解讀與批判。

莫基爾將工業啟蒙作為論述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之間關係的橋樑,建立了一個對於歐洲科學史的平穩敘述。莫基爾對工業啟蒙概念的闡發很大程度上只是理論性的。他沒有結合歷史說明知識傳播的有效路徑,沒有分析不同社會階層之間互動的可能性,也沒有對知識成本的降低找到史料支撐。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工業啟蒙
  • 外文名:Industrial Enlightenment
在莫基爾系統提出工業啟蒙理論後,工業啟蒙這一概念引起了廣泛討論。
華威大學的伯格教授(Maxine Berg)認為,在工業啟蒙這一概念中,“啟蒙”是指文化或教育水平的顯著提升,而工業啟蒙則偏重強調一種“技術素養”。莫基爾將工業革命的產生與科學革命和有用知識的擴散相連線,對工業革命發生的時間和地域做出了有效的解釋和論述。工業啟蒙概念的提出既能體現生產創造的實用性,又貼切的描述了工業革命前有助於發明創造產生的啟蒙氛圍。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莫基爾在刻畫工業啟蒙這一概念是是審慎入微的。
莫基爾提出“要理解工業革命為什麼在那時發生,就必須從17世紀的科學革命中尋找答案”,他認為,有兩個工業革命前的歷史事件使西歐社會利用有用知識的方式發生了變化,其一是17世紀的科學革命,其二即工業啟蒙。經濟史學家艾倫(Robert C. Allen)將莫基爾的論證結果概述為:“工業啟蒙運動乃是科學革命向縱深方向推進所產生的一個必然結果”。即,莫基爾將工業啟蒙作為科學革命的“餘溫”,由此科學革命與啟蒙的關係得到說明。
在論證知識對經濟的作用時,莫基爾聲稱,“歐洲工業化與啟蒙之間這種強因果性無需自證或被證明其合理性,我們只需要建立一種啟蒙運動影響實體經濟的機制來說明其重要性”。其結論是:工業啟蒙孕育了工業革命。格拉斯哥大學比爾斯(M. H. Beals)將其結論概述為“自然哲學家、學者和工業商人(industrial tradesmen)、製造商之間的知識轉移推動了歐洲的工業革命”。
瓊斯考察了以伯明罕月光社為代表的社團活動,詳細說明了成員書信往來和科學講座等知識流通渠道。此外,瓊斯整理的索霍工廠遊客記錄也成為了說明伯明罕工業啟蒙過程中知識傳播的證據。遊客的通信和遊記所展現的工業啟蒙運作機制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劍橋大學歷史學博士博頓利(Sean Bottomley)論證,專利制度對技術擴散的速度做出了重大貢獻。其次,專利規格,相對於默會的知識形式,降低了技術信息獲取的成本。
艾倫就工業革命關鍵技術突破的領域(蒸汽機,棉紡機械,煤和焦炭煉鐵)中,67位關鍵技術發明家的教育水平和社會活動進行了數據分析。其關注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工業啟蒙時期的新發明成果及其發明家;發明家所處的社交網路;科學方法集體套用於實踐的過程;工業啟蒙運動參與人員的階級構成。
艾倫認為,工業啟蒙的解釋暴露出一些明顯的破綻,“因為科學革命和工業啟蒙運動引發的各種效應都擴散到了歐洲的很多地區,英國和歐洲大陸國家在這一點上並不存在明顯差別。因此這種解釋的適用範圍不宜過分誇大。”這一批評暴露了莫基爾對概念論述時過於模糊籠統的弊端。
雅各布(Margaret C. Jacob)雖然認同莫基爾表述的知識的作用,但是也並未明確對工業啟蒙這一概念表達認同。雅各布指出,製造商們從自然哲學的教科書和講演中學習相關知識,他們學習的科學知識主要集中於套用方向,然後他們將一些新概念工具引入自己的技術之中。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使得這些機械知識適應他們的特殊工業需求。她認為,所謂理性主義的企業家(the rationalism of the entrepreneur)是一個文化產物,是源於科學啟蒙、實驗、控制變數、改進習慣和觀察工具的一個必然結果。在《早期現代歐洲:科學文化和西方工業化的形成》(Early Modern Europe:Scientific Cultu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Industrial West)一書中,雅各布得出科學,技術,地方性社團的不同配置會相對的會引起工業變動的結論。對於科學革命對工業的影響,雅各布進行了具體論證:科學革命中克卜勒,哥白尼,挺特別是牛頓等人的貢獻對製造商的數學知識有所影響。在其與斯圖爾特(Larry Stewart)的著作中即明確表達“英國的數學教育在英國工業化的複雜故事中必須占有首要地位”。但在對與莫基爾工業啟蒙同期內容進行描述時,其最新的著作(The First Knowledge Economy:Human Capital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1750-18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甚至沒有提及工業啟蒙概念。
對於莫基爾關於有用知識是歐洲工業化的起源的論述,托莫里(Leslie Tomory)試圖將其套用於煤氣照明業發展的研究中。他指出,早在18世紀末就產生了足以激發一個全新的工業的有用的知識——氣體化學,但啟蒙運動並不是化學的進步推動的,而是商業的進步推動的。氣體化學的發展並不單單是英國的實踐活動,煤氣照明作為衍生於現代科學產業技術的一個最早的案例,之所以在英國率先得到產業化,是因為英國的商業企業家關注供水和內陸運河。在英國豐富的煤炭和煤炭蒸餾的發展解決了供給的關鍵問題的同時,商業動機下交通的發展使得跨越海峽生產和傳送氣體更加容易。
穆爾(Richard K. Moore)提出,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以這樣的一幅歷史圖景聯繫起來:經濟的、實用性的發明首先出現,導致了思想的解放,即我們所謂的啟蒙運動。與此同時,這些實用性的發明成為工業革命的直接開端。這一說法強調了發明對啟蒙的重要影響。莫基爾則認為,啟蒙運動影響了一些關鍵人物對於自然環境的看法,促使了他們進行發明和發現的活動,而他們的發明和發現成為了影響經濟的重要因素。
綜上所述,國外學者對工業啟蒙概念的解讀存在多種分歧。已有的共識是:17、18世紀確實存在著人們可以通過科學方法理解自然這樣一種觀念。知識的積累對經濟發展確有影響。莫基爾沒有對這種知識作用於經濟的機制進行具體解讀,通過科學史家的研究工作我們可以看出,在對工業啟蒙中知識傳播的路徑進行考察時,社團的角色顯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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