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1衡陽圍毆律師事件是指2015年4月21日周方毅等45名“涉黑”案多名辯護律師，在湖南衡陽中院大門口被一群身份不明人員拉扯、抓傷的社會事件。
基本介紹
- 中文名：4·21衡陽圍毆律師事件
- 發生時間：2015年4月21日
- 事發地點：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門口
- 性質：社會暴力事件
事件背景,事件經過,事件回應,專家評析,
事件背景
4·21衡陽圍毆律師事件，現場情況經由社交平台被廣為傳播。事發後，湖南省律師協會介入交涉，要求衡陽有關部門“對毆打律師的惡劣行為及人員嚴肅處理，並要求切實保障律師人身安全”。
衡陽中院大門外的這一幕，看似突然發生，卻又並不意外。當地警方已經介入調查的這起具體事件，對暴力實施者、組織者的查證尚在進行。從披露的細節以及惡劣程度看，針對辯護律師的這種暴力與圍攻，必須得到嚴懲與反省。而藉由此次（以及過往很多次）律師被打事件，更多關涉律師職業環境的問題，非常有在社會層面展開探討的必要。
事件經過
2015年4月21日上午8時許，要為一起刑事案件出庭辯護的律師王甫、劉金濱、張磊3人在湖南衡陽中院門口遭到多名身份不明人員襲擊。現場圖片顯示，有律師被撕破衣服以致上身裸露。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新聞發言人張遠毅向記者證實，法院門口確實發生了“拉扯行為”。
遭襲的律師劉金濱介紹，他從酒店走向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遠遠聽到喊叫聲，就加快腳步趕到法院門口，“看到王甫律師被10多人圍攻，我剛開口呼喊即遭到七八個人毆打和辱罵，他們打掉了我的眼鏡，扯我的西服，襯衣被撕壞。”劉金濱說：“王甫律師的西服和內衣全被撕爛，上身完全赤裸。張磊律師見我被圍攻，遠遠趕來拍照，也被七八個不明身份者毆打。”
2015年4月21日上午張遠毅接受記者採訪時稱：“可能是（案件）受害人家屬所為，目前衡陽市公安局已介入調查。”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隨後發布訊息稱，當天該案庭審休庭。
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
事件回應
事件發生後，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外通報稱，當日8時20分許，周方毅等45名被告人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等一案的辯護律師王甫、張磊、劉金濱等前往參加庭審辯護時，在該院大門外被一群人拉扯、抓傷。鑒於此，審判長宣布休庭，開庭時間另行通知。湖南省高院一負責人表示，經初步調查，此事為案件受害人家屬所為。
專家評析
此次律師被襲擊，暴力手段有升級傾向，毆打、侮辱、撕扯衣服，而過程中的法警作為，各方表述有差異。據衡陽中院說法，事發當時，法警及相關人員“立即上前制止”，但被打律師則認為，現場法警和安保人員“行動很遲緩”，“沒怎么用勁”、“制止圍攻似乎是象徵性的”。對現場情況的最終還原，有賴監控錄像的公開，耐人尋味的是，據媒體報導，現場只有與警方熟識、“握過手”的某身份不明人員的拍攝行為未遭遇暴力對待，而律師群體的拍攝取證則被暴力阻斷。暴力事件發生前，辯護律師發表公開信，指偵查機關涉嫌“刑訊逼供”與“編造證據”。相關人員與警方的關係，有待獨立權威的調查，律師在具體案件中的遭遇，難免引來外界對律師執業環境的擔憂。
混亂的圍攻律師場面，嘈雜的方言謾罵，“律師為黑社會辯護”或是此次暴力事件的誘因，有知名微博博主甚至發出“對這些無恥律師就要往死里打”的聲音。結合此前類似事件中的社會輿論，會發現，愈演愈烈的庭外暴力，集中聚攏於刑辯律師這個群體，在惡性的肢體攻擊之外，更多的不理解、非議甚至敵視並不少見。現行《律師法》對律師的定位已經非常明確，“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但法律規範上的統一認識，並不代表社會層面對律師行業的態度與認知不存在爭議，所謂“為壞人辯護”便是非常典型的一種誤解。
曾經一度，《律師法》將律師定義為“國家法律工作者”，進而還有“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等說法，更多地強調律師的國家與社會使命。直到2007年10月，新《律師法》才將律師的角色定位回歸到“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這一更符合律師職業、也更有助於法治社會建設的視角之下。“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捍衛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包括實體權利，也包括程式性權利，這是律師的天職。也正是在律師依法、忠實、盡責地履行職務過程中，控、辯、審三方藉由訴訟程式所實現的司法正義，才有可能實現。
“壞人”該不該有律師？在法治原則尚未確立的社會，可能會是一場無休止的爭論，但現代法治環境中，作為最基本的底線共識，卻不應有撕裂。任何社會成員，在未經法院判決之前，都不得認定為無罪，這是無罪推定原則的核心內容，由此出發設計並運轉的法治秩序，對任何一個公民的罪與非罪，認定需要有非常嚴苛的法律程式。在此之前，律師為公民提供法律幫助、為其合法權益進行辯護，都不該被非議，更不能暴力相向。社會不能只在冤假錯案爆出後才“悔不當初”，要有對每一個具體案件中律師執業的充分尊重，才能防範於未然。
近些年來，律師在執業過程中所遭遇的非難不少，而業界湧現出的“死磕派”律師群體，說到底實際上就是對一些現行法律早有規定、但卻一直得不到有效執行的法律程式與權利更較真。也正是這種“較真”相較於以往訴訟過程一片和諧的局面顯得格格不入，使得這樣一群較真的律師被視為搗亂者。這種對較真律師的不滿、敵視，不僅是公檢法司等法律部門內個別領導、工作人員的心態，更內化成為一種體制性的對待，甚至與維穩思維掛鈎，將敢於較真的律師看作對社會穩定的威脅。
法治秩序之中，律師職業的角色在於獨立於偵控審機關，保障公民在訴訟中的權益不被侵犯。最高法常務副院長沈德詠，在關於“防範冤假錯案”的專文中大篇幅強調律師的重要性。“現代的訴訟構造，為防止一邊倒，通過立法安排了刑事辯護這樣一種對抗力量，從而形成了訴辯對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訴訟格局”，“辯護律師都是法庭最可信賴和應當依靠的力量”。需要大法官撰文強調這樣一個法治常識，足可見相關誤解與敵意在各領域的普遍性。
律師是為“對抗”而生，但這種對抗不應該在法院的大門外，更不應該以暴力的方式，律師是為公民合法權利而在法庭上做控辯對抗，不該在法庭外為暴力所圍攻。讓律師無人身危險、免於恐懼地走向法庭，讓充分的言辭與證據之爭在法庭進行，庭審過程中的控辯雙方有效對抗，是解決“庭審虛化”問題的關鍵，而與此同時，讓法庭外的暴力與恐嚇得到遏制，是有效刑事辯護與司法程式公正實現的必要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