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1月22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中國誠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中國巨觀經濟論壇（2015-2016）”在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會議中心舉行。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院長劉元春教授代表課題組發布了《2015-2016中國巨觀經濟分析與預測——探底進程中的中國巨觀經濟》。
基本介紹
- 中文名：2015-2016中國巨觀經濟分析與預測
- 時間：2015年11月22日
- 地點：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會議中心
背景,發展建議,現狀,2015年,2016年,人物觀點,
背景
中國人民大學等多家學術研究機構組建的中國巨觀經濟分析與預測課題組最新研究顯示，2016年是中國經濟持續探底的一年，經過2015-2016年全面培育新的增長源和新的動力機制，中國巨觀經濟預計將在2017年後期出現穩定的反彈，並逐步步入中高速的穩態增長軌道之中。
11月22日，中國人民大學新任校長劉偉在“中國巨觀經濟形勢報告會(2015-2016)發布會”上表示，探底進程中的中國巨觀經濟是對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新階段的一個總結和展望，這個主題與當前巨觀經濟形勢和政策結合得非常緊密。
發布的報告預計，2015年全年GDP實際增速為6.9%，較2014年下滑了0.4個百分點，基本完成政府預定的經濟成長目標。預計2016年GDP實際增速為6.6%，比2015年進一步下滑0.3個百分點。
發布的報告預計，2015年全年GDP實際增速為6.9%，較2014年下滑了0.4個百分點，基本完成政府預定的經濟成長目標。預計2016年GDP實際增速為6.6%，比2015年進一步下滑0.3個百分點。
發展建議
“中國巨觀經濟的持續探底，決定了2016年必須對巨觀經濟政策進行再定位。”劉元春說。課題組為此提出了九個方面的建議：
高度重視世界經濟在大停滯和大分化進程中對中國經濟的衝擊。世界經濟不平衡的逆轉和基本參數的變化決定了“取長補短”式的供給側增量調整與存量調整是本輪危機治理中的基本政策定位，需求側管理具有輔助性，其核心在於防止轉型過猛帶來的總量性過度下滑和系統性風險的爆發，
近期出現的“衰退式順差”說明全面啟動供給側管理和改革的同時，還需要重新定位需求側管理政策，進一步積極的需求管理政策必有必要性。
從戰略層面看，調動各級精英階層的積極性是當前以及未來經濟成功轉型升級的核心。過度下滑甚至出現持續的蕭條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政治社會風險，因此在反腐倡廉取得重大戰略性勝利之後，應當在穩增長的基礎上，積極構建新一輪大改革、大調整的激勵相容的新動力機制。2016年應當藉助經濟探底的契機，重新審視和評估現有的改革，在大破大立之中尋找到大改革的突破口，並根據該突破口來重新梳理改革方案，尋找改革的可行路徑。
高度重視2016年面臨的兩大類風險和四大核心領域。一方面要利用供給側調整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阻斷內生性下滑的各種強化機制，防止微觀主體行為出現整體性變異;另一方面在強化監管的基礎上關注可能出現的各種“衰退式泡沫”。
在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率的基礎上，強化積極財政政策的定向寬鬆。建議財政赤字率可以達到3%左右，總量達到2萬億元左右，同時逐步將結構性減稅轉變為總量性減稅，改革現有財政支付模式。
貨幣政策應當根據新時期的要求全面重構，在巨觀經濟探底的進程中貨幣政策必須旗幟鮮明地從明確“穩健定位”轉向“適度寬鬆”，以穩定市場預期，打破“債務-通縮”的惡性循環，扭轉目前內生性回落的悲觀情緒。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匯率穩定+強外部巨觀審慎監管依然是應對未來兩三個季度波動的核心。堅持“財政挖渠，貨幣放水”的原則。
金融改革應當持續推進，特別是正對中國巨觀“去槓桿”的資本市場改革、資產證券化和國有企業改革等組合性措施應當快速推進。
調整目前的房地產調控政策，改變簡單寬鬆的政策導向，針對不同區域和不同類型房地產企業進行分類治理，防範市場分化進一步加劇。一方面防止部分區域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形成新一輪泡沫，另一方面防止三四線庫存過高的城市出現局部房地產崩潰的問題。房地產庫存調整政策應當與農民工市民化扶植政策結合起來。
隨著巨觀經濟調整探底過程展開，經濟下行壓力還可能會進一步加大，必須高度關注就業形勢演變，防範和化解勞動力市場風險。低度的大福利體系的構建是放鬆就業約束的必然之舉。
近期出現的“衰退式順差”說明全面啟動供給側管理和改革的同時，還需要重新定位需求側管理政策，進一步積極的需求管理政策必有必要性。
從戰略層面看，調動各級精英階層的積極性是當前以及未來經濟成功轉型升級的核心。過度下滑甚至出現持續的蕭條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政治社會風險，因此在反腐倡廉取得重大戰略性勝利之後，應當在穩增長的基礎上，積極構建新一輪大改革、大調整的激勵相容的新動力機制。2016年應當藉助經濟探底的契機，重新審視和評估現有的改革，在大破大立之中尋找到大改革的突破口，並根據該突破口來重新梳理改革方案，尋找改革的可行路徑。
高度重視2016年面臨的兩大類風險和四大核心領域。一方面要利用供給側調整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阻斷內生性下滑的各種強化機制，防止微觀主體行為出現整體性變異;另一方面在強化監管的基礎上關注可能出現的各種“衰退式泡沫”。
在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率的基礎上，強化積極財政政策的定向寬鬆。建議財政赤字率可以達到3%左右，總量達到2萬億元左右，同時逐步將結構性減稅轉變為總量性減稅，改革現有財政支付模式。
貨幣政策應當根據新時期的要求全面重構，在巨觀經濟探底的進程中貨幣政策必須旗幟鮮明地從明確“穩健定位”轉向“適度寬鬆”，以穩定市場預期，打破“債務-通縮”的惡性循環，扭轉目前內生性回落的悲觀情緒。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匯率穩定+強外部巨觀審慎監管依然是應對未來兩三個季度波動的核心。堅持“財政挖渠，貨幣放水”的原則。
金融改革應當持續推進，特別是正對中國巨觀“去槓桿”的資本市場改革、資產證券化和國有企業改革等組合性措施應當快速推進。
調整目前的房地產調控政策，改變簡單寬鬆的政策導向，針對不同區域和不同類型房地產企業進行分類治理，防範市場分化進一步加劇。一方面防止部分區域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形成新一輪泡沫，另一方面防止三四線庫存過高的城市出現局部房地產崩潰的問題。房地產庫存調整政策應當與農民工市民化扶植政策結合起來。
隨著巨觀經濟調整探底過程展開，經濟下行壓力還可能會進一步加大，必須高度關注就業形勢演變，防範和化解勞動力市場風險。低度的大福利體系的構建是放鬆就業約束的必然之舉。
現狀
2015年
發布會上，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院長劉元春代表課題組發布了《2015-2016中國巨觀經濟分析與預測——探底進程中的中國巨觀經濟》報告。
劉元春介紹，2015年是中國巨觀經濟新常態步入新階段的一年，是全面步入艱難期的一年，也是中國巨觀經濟結構分化、微觀變異、動盪加劇的一年。
課題組認為，GDP增速的“破7”，非金融性行業增速的“破6”，工業主營業務收入的“0增長”，GDP平減指數、企業利潤和政府性收入的“負增長”，“衰退式順差”的快速增長以及“衰退式泡沫”的此起彼伏，都標誌著中國巨觀經濟於2015年步入深度下滑期和風險集中釋放期。
劉元春認為，隨著2季度中國“穩增長”政策的全面加碼，中國巨觀經濟將於四季度短期趨穩。但由於“通縮-債務效應”不斷發酵，巨觀經濟內生性收縮力量不斷強化，去產能與去庫存不斷持續、基層財政困難陸續顯化、部分行業和企業盈虧點逆轉，“微刺激”效果遞減等因素，“穩增長”政策難以從根本上改變本輪“不對稱W型”周期調整的路徑。
劉元春介紹，課題組利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巨觀經濟分析與預測模型—CMAFM模型，設定主要巨觀經濟政策假設為，2015年與2016年財政預算實際赤字分別為16000億元與21000億元;2015年與2016年人民幣與美元平均兌換率分別為6.21:1與6.50:1。預測結果顯示，整體經濟的困難度比實際增速所顯示的更為困難。
課題組認為，GDP增速的“破7”，非金融性行業增速的“破6”，工業主營業務收入的“0增長”，GDP平減指數、企業利潤和政府性收入的“負增長”，“衰退式順差”的快速增長以及“衰退式泡沫”的此起彼伏，都標誌著中國巨觀經濟於2015年步入深度下滑期和風險集中釋放期。
劉元春認為，隨著2季度中國“穩增長”政策的全面加碼，中國巨觀經濟將於四季度短期趨穩。但由於“通縮-債務效應”不斷發酵，巨觀經濟內生性收縮力量不斷強化，去產能與去庫存不斷持續、基層財政困難陸續顯化、部分行業和企業盈虧點逆轉，“微刺激”效果遞減等因素，“穩增長”政策難以從根本上改變本輪“不對稱W型”周期調整的路徑。
劉元春介紹，課題組利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巨觀經濟分析與預測模型—CMAFM模型，設定主要巨觀經濟政策假設為，2015年與2016年財政預算實際赤字分別為16000億元與21000億元;2015年與2016年人民幣與美元平均兌換率分別為6.21:1與6.50:1。預測結果顯示，整體經濟的困難度比實際增速所顯示的更為困難。
2015年下半年在各類“穩增長”政策的作用下改變上半年巨觀經濟快速下滑的趨勢，於四季度逐步趨穩。但由於外需持續疲軟以及政策刺激效應的弱化，經濟趨穩的基礎並不紮實，巨觀經濟總體狀況依然疲軟。預計全年GDP實際增速為6.9%，較2014年下滑了0.4個百分點，基本完成了政府預定的經濟成長目標。但由於GDP平減指數為-0.5%，名義GDP增速僅為6.4%，名義工業增加值增速僅為0.2%，較2014年分別下滑了1.8個百分點和4.7個百分點。
從供給角度來看，在工業蕭條的持續衝擊下，第二產業回落幅度進一步加大，第三產業逆勢上揚，增長較為強勁。預計2015年第二產業增加值增速為5.9%，較2014年下降了1.4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增速為8.2%，比2014年上升了0.4個百分點，第一產業在各類農業政策的作用下保持相對穩定的狀態，其增加值增速為4.0%。
從總需求角度來看，三大需求都呈現疲軟，其中投資和出口增速的回落較為明顯。在供求失衡與輸入性通縮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2015年價格水平回落明顯。預計全年CPI增速為1.4%，較2014年下滑了0.6個百分點，遠低於國家3.0%的政策目標。
穩健貨幣政策進一步持續，但受到資金內生性收縮的壓力，貨幣供應量與全社會融資增速之間的差額大幅度擴大，流動性向實體經濟的滲透力進一步下滑。預計M2增速保持在13.3%，社會融資總額為151926億元，增速為-7.7%，“寬貨幣、緊融資”的局面進一步惡化。
在房地產蕭條、工業蕭條以及進出口大幅度下滑的作用下，中國政府性收入2015年預計出現-2.2%的增長，政府財政壓力全面上揚。
從總需求角度來看，三大需求都呈現疲軟，其中投資和出口增速的回落較為明顯。在供求失衡與輸入性通縮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2015年價格水平回落明顯。預計全年CPI增速為1.4%，較2014年下滑了0.6個百分點，遠低於國家3.0%的政策目標。
穩健貨幣政策進一步持續，但受到資金內生性收縮的壓力，貨幣供應量與全社會融資增速之間的差額大幅度擴大，流動性向實體經濟的滲透力進一步下滑。預計M2增速保持在13.3%，社會融資總額為151926億元，增速為-7.7%，“寬貨幣、緊融資”的局面進一步惡化。
在房地產蕭條、工業蕭條以及進出口大幅度下滑的作用下，中國政府性收入2015年預計出現-2.2%的增長，政府財政壓力全面上揚。
2016年
“2016年將是中國經濟持續探底的一年。”劉元春說，在世界經濟周期、中國房地產周期、中國的債務周期、庫存周期、新產業培育周期、政治經濟周期以及巨觀經濟政策再定位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國巨觀經濟將在2016年出現深度下滑，本輪周期的第二個底部在3-4季度開始出現。
劉元春同時表示，仍有諸多問題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並將一起決定著本輪中國經濟下行的底部以及底部下行的深度和持續的長度。
這些問題包括，世界經濟是否將在2016年出現二次探底?房地產投資是否會在明年二季度成功反轉?中國的債務重組是否能夠緩解企業的債務壓力?中國存量調整是否能夠大規模啟動?增量擴展是否足以彌補不平衡逆轉和傳統存量調整帶來的缺口?巨觀經濟政策的再定位是否有效改變微觀主體的悲觀預期，並有效化解“通縮-債務效應”的全面顯化?新一輪大改革和大調整的激勵相容的動力機制是否得到有效的構建?等等。
劉元春說，2016年不僅要面對探底的不確定性，同時還將面臨兩大類風險：一是微觀主體行為整體性變異帶來的巨觀經濟內生性加速下滑的風險;二是各種“衰退式泡沫”帶來的各種衝擊和系統性風險。
“因此必須對於改革動力體系的構建、房地產市場的復甦、世界經濟的變異以及經濟探底進程中的巨觀經濟政策再定位等4大問題進行高度關注。”劉元春說。
“值得注意的是，本輪經濟探底與以往下行期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蕭條期有本質性的區別。”課題組認為，中國巨觀經濟出現了大量的新產業、新業態和新動力，在低迷中有繁榮，在疲軟中有新氣象，在舊動力衰竭中有新動力，在不斷探底的進程中開始鑄造下一輪中高速增長的基礎。經過2015-2016年全面培育新的增長源和新的動力機制，中國巨觀經濟預計將在2017年後期出現穩定的反彈，並逐步步入中高速的穩態增長軌道之中。
課題組預測，2016年將是中國巨觀經濟持續探底的第一年，也是近期最艱難的一年。各類巨觀經濟指標將進一步回落，微觀運行機制將出現進一步變異。這將給中國進行實質性的存量調整、全面的供給側改革以及更大幅度的需求性擴展帶來契機，從而為2017年經濟周期的逆轉，為中高速經濟成長的常態化打下基礎。
在具體指標方面，預計2016年GDP實際增速為6.6%，比2015年進一步下滑0.3個百分點，但由於GDP平減指數僅為-0.1%，2016年GDP名義增速為6.5%，較2015年回升了0.1個百分點。其中第一產業增速基本持平，第二產業增速為5.4%,較2015年進一步回落0.5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小幅回落，增速為8.0%。
2016年固定資產投資持續回落，增速估計為9.6%，但考慮價格效應，實際增速與2015年基本持平。2016年消費依然平穩，增速估計為10.3%，較2015年略有下滑。
隨著世界經濟危機的傳遞，新興經濟體動盪的加劇，歐洲和日本經濟復甦的乏力，2016年中國外部環境持續低迷，但由於基數因素，全年貿易增速將出現反彈。預計2016年出口增速為2.1%，進口增速為1.1%。貿易順差為37892億人民幣(5829億美元)，較2015年僅增長5.1%。
隨著全球需求的低迷、超級大宗商品周期的持續以及各種地緣政治的影響，輸入性通縮的壓力依然存在，疊加內部需求的下滑，將使2016年價格水平保持較為低迷的狀態。預計CPI為1.3%，PPI負增長明顯收窄，GDP平減指數為-0.1%。
經濟下行帶來的財政問題進一步惡化，預計2016年在基金收入持續惡化的作用下，政府性收入同比僅增長2.1%。
這些問題包括，世界經濟是否將在2016年出現二次探底?房地產投資是否會在明年二季度成功反轉?中國的債務重組是否能夠緩解企業的債務壓力?中國存量調整是否能夠大規模啟動?增量擴展是否足以彌補不平衡逆轉和傳統存量調整帶來的缺口?巨觀經濟政策的再定位是否有效改變微觀主體的悲觀預期，並有效化解“通縮-債務效應”的全面顯化?新一輪大改革和大調整的激勵相容的動力機制是否得到有效的構建?等等。
劉元春說，2016年不僅要面對探底的不確定性，同時還將面臨兩大類風險：一是微觀主體行為整體性變異帶來的巨觀經濟內生性加速下滑的風險;二是各種“衰退式泡沫”帶來的各種衝擊和系統性風險。
“因此必須對於改革動力體系的構建、房地產市場的復甦、世界經濟的變異以及經濟探底進程中的巨觀經濟政策再定位等4大問題進行高度關注。”劉元春說。
“值得注意的是，本輪經濟探底與以往下行期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蕭條期有本質性的區別。”課題組認為，中國巨觀經濟出現了大量的新產業、新業態和新動力，在低迷中有繁榮，在疲軟中有新氣象，在舊動力衰竭中有新動力，在不斷探底的進程中開始鑄造下一輪中高速增長的基礎。經過2015-2016年全面培育新的增長源和新的動力機制，中國巨觀經濟預計將在2017年後期出現穩定的反彈，並逐步步入中高速的穩態增長軌道之中。
課題組預測，2016年將是中國巨觀經濟持續探底的第一年，也是近期最艱難的一年。各類巨觀經濟指標將進一步回落，微觀運行機制將出現進一步變異。這將給中國進行實質性的存量調整、全面的供給側改革以及更大幅度的需求性擴展帶來契機，從而為2017年經濟周期的逆轉，為中高速經濟成長的常態化打下基礎。
在具體指標方面，預計2016年GDP實際增速為6.6%，比2015年進一步下滑0.3個百分點，但由於GDP平減指數僅為-0.1%，2016年GDP名義增速為6.5%，較2015年回升了0.1個百分點。其中第一產業增速基本持平，第二產業增速為5.4%,較2015年進一步回落0.5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小幅回落，增速為8.0%。
2016年固定資產投資持續回落，增速估計為9.6%，但考慮價格效應，實際增速與2015年基本持平。2016年消費依然平穩，增速估計為10.3%，較2015年略有下滑。
隨著世界經濟危機的傳遞，新興經濟體動盪的加劇，歐洲和日本經濟復甦的乏力，2016年中國外部環境持續低迷，但由於基數因素，全年貿易增速將出現反彈。預計2016年出口增速為2.1%，進口增速為1.1%。貿易順差為37892億人民幣(5829億美元)，較2015年僅增長5.1%。
隨著全球需求的低迷、超級大宗商品周期的持續以及各種地緣政治的影響，輸入性通縮的壓力依然存在，疊加內部需求的下滑，將使2016年價格水平保持較為低迷的狀態。預計CPI為1.3%，PPI負增長明顯收窄，GDP平減指數為-0.1%。
經濟下行帶來的財政問題進一步惡化，預計2016年在基金收入持續惡化的作用下，政府性收入同比僅增長2.1%。
人物觀點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出席會議，並對未來五年中國巨觀經濟走勢發表觀點：
第一，五中全會召開之後，我們一方面要認識到經濟形勢的嚴峻性，與此同時還要有一個底線思維。五中全會規定了前面叫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基本目標。其中有一個很強的約束性指標，就是兩個翻番，2010年我們的GDP是41萬億，到2020年必須達到82萬億，2010年我們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城市是一萬九，到2020年應該是三萬八。農村2010年是五千九，到2020年是一萬一千八。因此，隨著五中全會精神在明年3月份被寫入“十三五”的正式規劃，並且以法律程式加以通過，這就是一個必須完成的基本目標，對於我們未來五年的巨觀經濟政策的研究重心。
第二，中國經濟的復甦取決於整個世界經濟的進程，看一看過去七八年間世界經濟所走出的基本軌跡，再看一看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問題，我們可能說未來五年我們的整個巨觀經濟的基調是擴張性的，這種擴張可能不是年度性的擴張，而是一種周期性的擴張。用長周期的眼光研究未來五年的中國巨觀經濟政策，擴張是一個基本的趨向。
第三，全面討論巨觀經濟政策的總效應和淨效應是我們要抓緊研究的事情。以財政政策為例，財政預算是否擴張就是看今年的赤字是不是比去年的赤字多了，不是今年有沒有赤字。確確實實2015年的財政赤字是比過去多了，但是考慮到財政性存款四萬億，它的擴張性就要被打上折扣了。再緊接著把政府性基金的收支加入其中，它就是一種緊縮效應。大家要注意從2015年開始，我們所說的預算和2014年以及之前的預算就有很大的補充點。2015年實行的新預算法，新預算法是包括資本預算而成的政府收支預算。這牽扯到記賬方法的問題，很可能在年預算執行過程當中的財政存款到年底就會轉化為集中存款。
第四，要描繪、布局未來五年的中國的巨觀經濟政策，必須有與以往大不同的思維方式，我們要採取倒比擴張的方式來確定未來五年的財政政策，你必須倒過來思維，你的擴張效應應該是怎樣一種方式？這是一個基點。其次，以倒計時的方法去推動真正的改革，2020年同時還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到位的年頭，我們所有的巨觀經濟的工作，最終都要依賴於改革，因為中國的未來五年年均增長不低於6.5%，一個是潛在的增長速度，第二個是改革的紅利，第三還要採取倒算賬的辦法，未來五年之內，需要把擴張性效益能夠算清楚，而且把它分解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