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好文學:2012最佳文學批評》薈萃了2012年最好的中國文學評論和思想者，林建法先生精心遴選的篇目，代表了2012年中國文學批評的高度，入選文章站在當代文學、文化的最前沿。《中國好文學:2012最佳文學批評》集中展示了而當下學人的風采，對當代文學的研究具有年鑑的性質。
基本介紹
- 書名：2012最佳文學批評
- 作者：林建法
- 出版日期：2013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39961095
- 外文名：The Best Chinese Literature
- 出版社：江蘇文藝出版社
- 頁數：407頁
- 開本：16
- 品牌：江蘇文藝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中國好文學:2012最佳文學批評》編輯推薦：一本圖書，讀懂2012的中國文學；李敬澤總主編，各文學門類泰斗傾情加盟；最權威的文學年度精選；2012，中國文學不止是莫言。
作者簡介
林建法，男，漢族，1950年11月出生，福建連江人。1982年1月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理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1982年始一直從事文學理論編輯工作，主要著述有《尋找精靈——文學情感及其他》，譯著有《性與文本的政治——女權主義文學理論》（與趙拓合譯），主編有《中國當代作家面面觀》六部、《21世紀中國文學大系——文學批評》七部、2000—2007《中國最佳中篇小說》七部、2000—2007《中國最佳短篇小說》七部、“新經典文庫” 等數十部。
圖書目錄
批評的視閾與深度（序）
當代作家評論
沈從文與二十世紀中國
面對歷史糾結時的精準與老到——再論莫言《蛙》的文學貢獻
春夢，革命，以及永恆的失敗與虛無——從精神分析的方向論格非
“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齊邦媛與《巨流河》
破碎如瓷：《古爐》與“文化大革命”，或文學與歷史
虛構
《遍地月光》與長篇小說的語言問題
解構者·樂觀者·見證者——論余華《兄弟》中的李光頭形象
現代漢詩研究
“搭建一個古瓮般的思想廢墟”——評歐陽江河的《鳳凰》
文學講堂
文學與世界
我的中國經驗
文學對話錄
做同代人的批評家
文學思潮與流派
文學“全球化”背景下的學術史研究
文學經典、審美與文化權力博弈
從文化研究的視窗望出去
去歷史化的大敘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精神中國”的文學建構
關於“九十年代文學”的再認識
文學與年齡：從“60後”到“90後”
新世紀十年短篇小說論
文學史寫作與研究
魯迅對馬克思主義批評觀的另一種理解
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研究芻議
海外漢學研究
從反文典到後文典時期的超文典：作為文本和神話的張愛玲
當代外國文學
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
當代作家評論
沈從文與二十世紀中國
面對歷史糾結時的精準與老到——再論莫言《蛙》的文學貢獻
春夢，革命，以及永恆的失敗與虛無——從精神分析的方向論格非
“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齊邦媛與《巨流河》
破碎如瓷：《古爐》與“文化大革命”，或文學與歷史
虛構
《遍地月光》與長篇小說的語言問題
解構者·樂觀者·見證者——論余華《兄弟》中的李光頭形象
現代漢詩研究
“搭建一個古瓮般的思想廢墟”——評歐陽江河的《鳳凰》
文學講堂
文學與世界
我的中國經驗
文學對話錄
做同代人的批評家
文學思潮與流派
文學“全球化”背景下的學術史研究
文學經典、審美與文化權力博弈
從文化研究的視窗望出去
去歷史化的大敘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精神中國”的文學建構
關於“九十年代文學”的再認識
文學與年齡：從“60後”到“90後”
新世紀十年短篇小說論
文學史寫作與研究
魯迅對馬克思主義批評觀的另一種理解
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研究芻議
海外漢學研究
從反文典到後文典時期的超文典：作為文本和神話的張愛玲
當代外國文學
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
序言
批評的視閾與深度
林建法
在編選2012年文學批評選時，我做的另外一件工作是為遼寧人民出版社主編了一本《說莫言》，這本即將出版的書收錄了1986至2012年間《當代作家評論》刊發的研究莫言的論文或者訪談錄等八十二篇。這一工作始於2006年秋天《當代作家評論》和北京魯迅博物館、蘇州大學文學院、渤海大學聯合召開的莫言創作學術討論會，許多基礎性的工作從那一年就開始了，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則加快了這本書的編輯和出版速度。
我說起《說莫言》這本書，並不是突出《當代作家評論》對莫言的研究起到了何等重要的作用，儘管無論是集結在《當代作家評論》還是其他雜誌的批評家，事實上對當代文學創作的發展功不可沒；也不是在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後想以這本書的出版給《當代作家評論》順便戴上什麼光環；我想強調的是，批評與創作的良性互動，一直是文學發展的要義之一。在這樣的互動中，文學批評介入文學前沿，通過價值判斷和作家建立起一種對話關係。《當代作家評論》創刊三十年了，我的前任和我本人，想做的其實就是建立這樣一種對話關係。我一直想以三十而立的《當代作家評論》為個案，梳理一下三十年來文學批評在文學生產中的意義，這個想法或許很快能夠實現。
如何評價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近三十年的文學，是這些年來文學批評和文學史寫作一直面對的主要問題。我並不認為，新時期以後的文學毫無問題，但在整個當代文化領域內，文學的成就無疑是突出的；倘若漢語寫作是個廣泛的領域，那么能夠和文學寫作媲美的門類或學科並不多見。我們應當有足夠的自信，文學寫作在相對貧乏的文化領域是一座高峰。但多年來，當代作家的價值被低估了。而文學批評應當旗幟鮮明地重估近三十年文學的價值。在2001年“小說家講壇”開壇時，王堯教授和我在致辭時說：“這個講壇的設立，是為了彰顯小說家們被遮蔽掉的意義，在這個講壇上演講的小說家堪稱是傑出的甚至可能是偉大的作家。關於‘傑出’或者‘偉大’的提法，或許暫時不為一些人接受並被非議，或許會引起相當一部分人的反感並被譴責。但我們相信以後的文學史會做這樣的敘述。熟悉百年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史的人都知道，在這二十年當中，我們已經有了一批傑出的或者偉大的作家；但我們常常由於莫名其妙的思想與心理作用，由於學術的或者非學術的原因不敢或者不想作這樣的表述——這是最糟糕的失語。”這是十年之前的判斷，十年之後，我們更堅定地重申當代中國已經有了一批傑出的或者偉大的作家。
當然，就像十年前我們意識到的那樣，這一判斷會引起一些同行的非議、反感，但這不妨礙我對這一價值判斷的信心。莫言是2001年第一個受邀到“小說家講壇”講演的小說家，他在一次會議上的發言《文學與世界》中，同樣說到給當下文學下結論的困擾。在談到當代作家入圍或者獲得國際獎項時，莫言說：“這是否說明我們中國文學走向了世界呢？這是否能說明中國作家已經變成了世界性的作家呢？我想，如果下這樣的結論，會受到很多的批評。網路上會板磚揮舞，講堂上會唾沫橫飛。許多人，包括在座的很多人，都不會同意我下這樣的結論。我自然不會下這樣的結論。但是我認為，這毫無疑問是一個信號，標明著中國作家的創作正在越來越多地引起國際文壇的關注，也標明中國作家的作品已經引起了國際出版業和讀書界的重視。獲獎當然不能說明所有問題，但是獲獎起碼可以部分地說明問題。在那么多入圍的作品中，你得了獎，另外的人沒得獎，那就說明，大多數的評審還是認為你的作品比他們的作品要好。因此我認為這些獲獎的訊息和入圍獎項的訊息是值得我們高興的，也是值得我們振奮的。”奠言的表述謹慎、婉轉，但他並不諱言對當下文學的積極評價：“對於中國當下的文學評價，最近幾年有很激烈的爭論。我作為一個正在寫作的作家和歷經了三十年文學發展歷程的作家，當然希望能夠給當代的文學打一個高的分數。徹底否定當代文學的批評意見我是不接受的，但我尊重這種意見。對於這樣一個龐大的寫作群體，對於已經出現的成千上萬部作品，如果沒有充分地閱讀就下結論是冒險的。我現在可以看到的刊物有三十多種，我每一期都會把頭條看一下，我發現刊物上發表的中、短篇小說的藝術水平和思想水平，已經超過了八十年代初我們這批作家出道時的水平。所以我想說中國當下文學的水平，是和世界文學的水平比肩齊高的。這是我的看法，絕不強加於人。”
關於“中國文學”、“世界文學”，“中國經驗”、“西方視角”的問題，本序言無法做出理論上的闡釋。我們如此劃分“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時，實際上承認了考察“中國文學”時有另外的視角和參照系。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提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不僅因為中國曾經在很長時間內自外於世界，而且重新激活中國文學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來自“西方”、“世界”，只有當兩者交融激盪時，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才是一個偽問題。諾貝爾文學獎給莫言的頒獎詞，不僅讓我們領略到這種交融，而且也表明“西方”或者“世界”對中國文學的重視。也許有朋友認為我這樣一種思路已經深陷“西方視角”，但正如莫言所說，“在那么多入圍的作品中，你得了獎，另外的人沒得獎，那就說明，大多數的評審還是認為你的作品比他們的作品要好”。所以，我們不必狂妄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
雖然我把年選分成作家論、文學史研究、現代漢詩研究、海外漢學研究等，但作家作品論一直是年度文學批評選的一個重點。入選的2012年作家作品論，幾乎都不是跟蹤式的短評，而是從作家作品入手，在廣泛的聯繫之中深入研究文本及相關問題。如王德威論齊邦媛與《巨流河》，欒梅健談莫言《蛙》的文學貢獻，張新穎論沈從文與二十世紀中國，王安憶說蘇童，張清華論格非，王彬彬論劉慶邦的《遍地月光》，洪治綱解讀余華《兄弟》中的李光頭，等等。這些作家作品論，其視野、方法和觀點都有新意。張新穎討論沈從文，重點在作家與二十世紀中國的關係，“一個人和他身處的時代、社會構成什麼樣的關係，本來應該是有自覺意識的，可是現代以來的中國，也許是時代和社會的力量太強大了，個人與它相比簡直太不相稱，懸殊之別，要構成有意義的關係，確實困難重重。這樣一種長久的困難壓抑了建立關係的自覺意識，進而把這個問題掩蓋了起來——如果還沒有取消的話。不過總會有那么一些個人，以他們的生活和生命，堅持提醒我們這個問題的存在。”①張新穎所說的個人與社會、時代力量對比的懸殊與變化，或許為我們在更大範圍內認識作家與社會和時代的關係帶來了啟示。張清華發現，“格非越來越自覺地逼近於一種‘真正的知識分子寫作’了，不只是他對歷史和現實的批判性思考，更重要的是他的寫作風格與氣質，他漸趨凝重的精神情懷，還有文本中愈見稠密的知識與思想元素，這些使他的小說顯露出了日漸龐大的信息載力。而且，來自中國傳統小說的某些風骨與質地，在他的敘事中似乎也表現得越來越濃厚了，這使他的小說在文本和修辭層面上也愈加精細和耐讀。”張清華為自己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研究格非確立了三點理由，並深入解讀了格非作品“精神史的深度構造”與敘事詩學。王德威分析《巨流河》，知人論世，知性與感性合一，他的論文也像他近年來重點研究的中國抒情傳統一樣充滿詩意：“《巨流河》最終是一位文學人對歷史的見證。隨著往事追憶，齊邦媛在她的書中一頁一頁地成長，終而有了風霜。但她娓娓敘述卻又讓我們覺得時間流淌，人事升沉，卻有一個聲音不曾老去。那是一個‘潔淨’的聲音，一個跨越歷史、從千年之淚里淬鍊出來的清明而有情的聲音。”“是在這個聲音的引導下，我們乃能與齊邦媛一起回顧她的似水年華：那英挺有大志的父親，牧草中哭泣的母親，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著《松花江上》的東北流亡子弟，初識文學滋味的南開少女，含淚朗誦雪萊和濟慈的朱光潛；那盛開鐵石芍藥的故鄉，那波濤滾滾的巨流河，那深邃無盡的啞口海，那暮色山風裡、隘口邊回頭探望的少年張大飛……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讀王德威的文章，我們便會覺得中國大陸批評家的論文缺少鮮明的個人修辭風格——我覺得，這是不斷深化的作家作品論為整體的當代文學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顯然，如果僅局限於文本研究，文學批評總是淺薄的。近年來批評的學術化的特徵是對文學史、文學現象的歷史反思和深度解讀。陳眾議《文學“全球化”背景下的學術史研究》、南帆《文學經典、審美與文化權力博弈》、孫郁《魯迅對馬克思主義批評觀的另一種理解》等論文，都是2012年文學批評的重大收穫。這些論文無論是反思文學史的建構，解讀重要思潮現象，還是回答創作與研究中的突出問題，都顯示了深厚的學養和理論勇氣。這樣的特點，同樣也反映在批評家對九十年代以來文學格局和文學現象的研究之中，如王曉明《從文化研究的視窗望出去》、陳曉明《去歷史化的大敘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精神中國”的文學建構》、王堯《關於“九十年代文學”的再認識》和張學昕的《新世紀十年短篇小說論》等。
2012年的文學批評並非突如其來，是近幾年來文學研究不斷深化的一個環節。當我用“批評的視閾與深度”作為年選的序文的題目時，既是對2012年的初步估價，也是對來年的期待。
林建法
在編選2012年文學批評選時，我做的另外一件工作是為遼寧人民出版社主編了一本《說莫言》，這本即將出版的書收錄了1986至2012年間《當代作家評論》刊發的研究莫言的論文或者訪談錄等八十二篇。這一工作始於2006年秋天《當代作家評論》和北京魯迅博物館、蘇州大學文學院、渤海大學聯合召開的莫言創作學術討論會，許多基礎性的工作從那一年就開始了，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則加快了這本書的編輯和出版速度。
我說起《說莫言》這本書，並不是突出《當代作家評論》對莫言的研究起到了何等重要的作用，儘管無論是集結在《當代作家評論》還是其他雜誌的批評家，事實上對當代文學創作的發展功不可沒；也不是在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後想以這本書的出版給《當代作家評論》順便戴上什麼光環；我想強調的是，批評與創作的良性互動，一直是文學發展的要義之一。在這樣的互動中，文學批評介入文學前沿，通過價值判斷和作家建立起一種對話關係。《當代作家評論》創刊三十年了，我的前任和我本人，想做的其實就是建立這樣一種對話關係。我一直想以三十而立的《當代作家評論》為個案，梳理一下三十年來文學批評在文學生產中的意義，這個想法或許很快能夠實現。
如何評價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近三十年的文學，是這些年來文學批評和文學史寫作一直面對的主要問題。我並不認為，新時期以後的文學毫無問題，但在整個當代文化領域內，文學的成就無疑是突出的；倘若漢語寫作是個廣泛的領域，那么能夠和文學寫作媲美的門類或學科並不多見。我們應當有足夠的自信，文學寫作在相對貧乏的文化領域是一座高峰。但多年來，當代作家的價值被低估了。而文學批評應當旗幟鮮明地重估近三十年文學的價值。在2001年“小說家講壇”開壇時，王堯教授和我在致辭時說：“這個講壇的設立，是為了彰顯小說家們被遮蔽掉的意義，在這個講壇上演講的小說家堪稱是傑出的甚至可能是偉大的作家。關於‘傑出’或者‘偉大’的提法，或許暫時不為一些人接受並被非議，或許會引起相當一部分人的反感並被譴責。但我們相信以後的文學史會做這樣的敘述。熟悉百年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史的人都知道，在這二十年當中，我們已經有了一批傑出的或者偉大的作家；但我們常常由於莫名其妙的思想與心理作用，由於學術的或者非學術的原因不敢或者不想作這樣的表述——這是最糟糕的失語。”這是十年之前的判斷，十年之後，我們更堅定地重申當代中國已經有了一批傑出的或者偉大的作家。
當然，就像十年前我們意識到的那樣，這一判斷會引起一些同行的非議、反感，但這不妨礙我對這一價值判斷的信心。莫言是2001年第一個受邀到“小說家講壇”講演的小說家，他在一次會議上的發言《文學與世界》中，同樣說到給當下文學下結論的困擾。在談到當代作家入圍或者獲得國際獎項時，莫言說：“這是否說明我們中國文學走向了世界呢？這是否能說明中國作家已經變成了世界性的作家呢？我想，如果下這樣的結論，會受到很多的批評。網路上會板磚揮舞，講堂上會唾沫橫飛。許多人，包括在座的很多人，都不會同意我下這樣的結論。我自然不會下這樣的結論。但是我認為，這毫無疑問是一個信號，標明著中國作家的創作正在越來越多地引起國際文壇的關注，也標明中國作家的作品已經引起了國際出版業和讀書界的重視。獲獎當然不能說明所有問題，但是獲獎起碼可以部分地說明問題。在那么多入圍的作品中，你得了獎，另外的人沒得獎，那就說明，大多數的評審還是認為你的作品比他們的作品要好。因此我認為這些獲獎的訊息和入圍獎項的訊息是值得我們高興的，也是值得我們振奮的。”奠言的表述謹慎、婉轉，但他並不諱言對當下文學的積極評價：“對於中國當下的文學評價，最近幾年有很激烈的爭論。我作為一個正在寫作的作家和歷經了三十年文學發展歷程的作家，當然希望能夠給當代的文學打一個高的分數。徹底否定當代文學的批評意見我是不接受的，但我尊重這種意見。對於這樣一個龐大的寫作群體，對於已經出現的成千上萬部作品，如果沒有充分地閱讀就下結論是冒險的。我現在可以看到的刊物有三十多種，我每一期都會把頭條看一下，我發現刊物上發表的中、短篇小說的藝術水平和思想水平，已經超過了八十年代初我們這批作家出道時的水平。所以我想說中國當下文學的水平，是和世界文學的水平比肩齊高的。這是我的看法，絕不強加於人。”
關於“中國文學”、“世界文學”，“中國經驗”、“西方視角”的問題，本序言無法做出理論上的闡釋。我們如此劃分“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時，實際上承認了考察“中國文學”時有另外的視角和參照系。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提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不僅因為中國曾經在很長時間內自外於世界，而且重新激活中國文學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來自“西方”、“世界”，只有當兩者交融激盪時，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才是一個偽問題。諾貝爾文學獎給莫言的頒獎詞，不僅讓我們領略到這種交融，而且也表明“西方”或者“世界”對中國文學的重視。也許有朋友認為我這樣一種思路已經深陷“西方視角”，但正如莫言所說，“在那么多入圍的作品中，你得了獎，另外的人沒得獎，那就說明，大多數的評審還是認為你的作品比他們的作品要好”。所以，我們不必狂妄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
雖然我把年選分成作家論、文學史研究、現代漢詩研究、海外漢學研究等，但作家作品論一直是年度文學批評選的一個重點。入選的2012年作家作品論，幾乎都不是跟蹤式的短評，而是從作家作品入手，在廣泛的聯繫之中深入研究文本及相關問題。如王德威論齊邦媛與《巨流河》，欒梅健談莫言《蛙》的文學貢獻，張新穎論沈從文與二十世紀中國，王安憶說蘇童，張清華論格非，王彬彬論劉慶邦的《遍地月光》，洪治綱解讀余華《兄弟》中的李光頭，等等。這些作家作品論，其視野、方法和觀點都有新意。張新穎討論沈從文，重點在作家與二十世紀中國的關係，“一個人和他身處的時代、社會構成什麼樣的關係，本來應該是有自覺意識的，可是現代以來的中國，也許是時代和社會的力量太強大了，個人與它相比簡直太不相稱，懸殊之別，要構成有意義的關係，確實困難重重。這樣一種長久的困難壓抑了建立關係的自覺意識，進而把這個問題掩蓋了起來——如果還沒有取消的話。不過總會有那么一些個人，以他們的生活和生命，堅持提醒我們這個問題的存在。”①張新穎所說的個人與社會、時代力量對比的懸殊與變化，或許為我們在更大範圍內認識作家與社會和時代的關係帶來了啟示。張清華發現，“格非越來越自覺地逼近於一種‘真正的知識分子寫作’了，不只是他對歷史和現實的批判性思考，更重要的是他的寫作風格與氣質，他漸趨凝重的精神情懷，還有文本中愈見稠密的知識與思想元素，這些使他的小說顯露出了日漸龐大的信息載力。而且，來自中國傳統小說的某些風骨與質地，在他的敘事中似乎也表現得越來越濃厚了，這使他的小說在文本和修辭層面上也愈加精細和耐讀。”張清華為自己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研究格非確立了三點理由，並深入解讀了格非作品“精神史的深度構造”與敘事詩學。王德威分析《巨流河》，知人論世，知性與感性合一，他的論文也像他近年來重點研究的中國抒情傳統一樣充滿詩意：“《巨流河》最終是一位文學人對歷史的見證。隨著往事追憶，齊邦媛在她的書中一頁一頁地成長，終而有了風霜。但她娓娓敘述卻又讓我們覺得時間流淌，人事升沉，卻有一個聲音不曾老去。那是一個‘潔淨’的聲音，一個跨越歷史、從千年之淚里淬鍊出來的清明而有情的聲音。”“是在這個聲音的引導下，我們乃能與齊邦媛一起回顧她的似水年華：那英挺有大志的父親，牧草中哭泣的母親，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著《松花江上》的東北流亡子弟，初識文學滋味的南開少女，含淚朗誦雪萊和濟慈的朱光潛；那盛開鐵石芍藥的故鄉，那波濤滾滾的巨流河，那深邃無盡的啞口海，那暮色山風裡、隘口邊回頭探望的少年張大飛……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讀王德威的文章，我們便會覺得中國大陸批評家的論文缺少鮮明的個人修辭風格——我覺得，這是不斷深化的作家作品論為整體的當代文學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顯然，如果僅局限於文本研究，文學批評總是淺薄的。近年來批評的學術化的特徵是對文學史、文學現象的歷史反思和深度解讀。陳眾議《文學“全球化”背景下的學術史研究》、南帆《文學經典、審美與文化權力博弈》、孫郁《魯迅對馬克思主義批評觀的另一種理解》等論文，都是2012年文學批評的重大收穫。這些論文無論是反思文學史的建構，解讀重要思潮現象，還是回答創作與研究中的突出問題，都顯示了深厚的學養和理論勇氣。這樣的特點，同樣也反映在批評家對九十年代以來文學格局和文學現象的研究之中，如王曉明《從文化研究的視窗望出去》、陳曉明《去歷史化的大敘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精神中國”的文學建構》、王堯《關於“九十年代文學”的再認識》和張學昕的《新世紀十年短篇小說論》等。
2012年的文學批評並非突如其來，是近幾年來文學研究不斷深化的一個環節。當我用“批評的視閾與深度”作為年選的序文的題目時，既是對2012年的初步估價，也是對來年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