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內容簡介:京西賓館原定20天的會議何以延長到36天，華國鋒定框框，原定的三個議題何以被突破，“只進不出”，人事調整，陳雲進常委，“宜粗不宜細”，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華國鋒作檢討，真理與“凡是”的正面交鋒，胡耀邦四次發言，極言“黨內有黨，法外有法”，小平的手稿被“發現”，揭示轉折時期的最大謎底，二胡“胡耀邦、胡喬木”之爭，農業檔案的藏頭藏尾。
基本介紹
- 書名：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
- 出版社：中央編譯
- 頁數：318頁
- ISBN：7801093038
- 品牌：中央編譯出版社
- 作者：于光遠
- 出版日期：2008年1月1日
- 開本：16
- 定價：36.00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
不讓後人知道歷史真相，就不能深刻地吸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這是一種對歷史對後人極不負者的態度。我自始至終參加了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作為這次歷史轉折的見證人，我覺得應該把自己親身經歷的事情和自己當時以及現在的想法寫下來。
——于光遠
不讓後人知道歷史真相，就不能深刻地吸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這是一種對歷史對後人極不負者的態度。我自始至終參加了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作為這次歷史轉折的見證人，我覺得應該把自己親身經歷的事情和自己當時以及現在的想法寫下來。
——于光遠
作者簡介
于光遠（1915-），中國經濟學家。193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1941年起從事陝甘寧邊區經濟的研究工作，後在延安大學財經系任教。1948-1975年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1964年任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任。1975年以後任國家計畫委員會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國家科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委會副主任等職。
于光遠長期從事經濟研究工作，50年代末，參與組織了有關商品經濟、價值規律、社會主義再生產、經濟效果、經濟發展速度與比例等重要經濟理論討論會。70年代，他參與組織了全國按勞分配理論討論會。一他積極支持新學科的創立，如生產力經濟學、國土經濟學、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學、技術經濟學等學科，並對經濟效益學、教育經濟學、消費經濟學、環境經濟學、旅遊經濟學等學科提出了指導性見解，還先後發起組織了與上述學科有關的學術研究會、學術團體和學術活動，創辦了有關刊物。著有《關於規律客觀性質的幾個問題》、《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一個應該研究的重要問題》、《論社會主義生產中的經濟效果》、《論社會科學研究》、《改革、經營、生活、組織建設》、《論地區發展戰略》、《中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選編》等。
于光遠長期從事經濟研究工作，50年代末，參與組織了有關商品經濟、價值規律、社會主義再生產、經濟效果、經濟發展速度與比例等重要經濟理論討論會。70年代，他參與組織了全國按勞分配理論討論會。一他積極支持新學科的創立，如生產力經濟學、國土經濟學、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學、技術經濟學等學科，並對經濟效益學、教育經濟學、消費經濟學、環境經濟學、旅遊經濟學等學科提出了指導性見解，還先後發起組織了與上述學科有關的學術研究會、學術團體和學術活動，創辦了有關刊物。著有《關於規律客觀性質的幾個問題》、《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一個應該研究的重要問題》、《論社會主義生產中的經濟效果》、《論社會科學研究》、《改革、經營、生活、組織建設》、《論地區發展戰略》、《中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選編》等。
圖書目錄
自序
第一篇 真理標準討論和中央工作會議的召開
第一節 三中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
第二節 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歷史背景
附記：一個材料和一個考證
第三節 從真理標準討論到中央工作會議
第二篇 關於華國鋒的開幕講話
第一節 會議的出席者
第二節 華國鋒在開幕會上的講話
第三節 重讀十一大報告
第三篇 重點轉移和三大議題的討論
第一節 分組討論
第二節 關於著重點轉移問題的討論
附記：評胡喬木《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一些提法問題》
第三節 第二次大會：紀登奎對農業檔案的說明
第四節 關於農業問題的議題
第五節 關於1979-1980年國民經濟計畫這個議題
第六節 關於國務院務虛會這個議題
第四篇 對原定議題的重要突破
第一節 陳雲提出解決冤假錯案問題
第二節 爭取為“天安門事件”徹底平反
附記：1978年“北京市委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真相
附：胡績偉對此文的一點補充
第三節 應該對“天安門事件”進一步作科學分析
附記：確認“天安門事件”是偉大的革命事件
第四節 華國鋒在11月25日大會上的表態
第五節 一件會外發生反映到會內的事情
第五篇 正面較量，點名批評汪東興
第一節 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
第二節 汪東興與“兩個凡是”
第三節 吳德的檢討發言
第四節 康生問題
第六篇 真理標準問題的交鋒
第一節 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第二節 我與楊西光、王惠德的三次聯合發言
第三節 一場端正思想路線的哲學辯論
第七篇 胡耀邦在中央工作會議上
第一節 熱烈的西北組
第二節 胡耀邦與中央工作會議
第三節 胡耀邦在西北組的四次發言
附記： 我與胡耀邦的一段交往
第八篇 人事與機構調整
第一節 中央人事問題
第二節 中央特偵組等幾個機構的問題
第三節 西北組的《十二點建議》和其他類似的建議
第九篇 鄧小平和“宣言書”的起草
第一節 鄧小平和外國人的兩次談話
第二節 鄧小平關於閉幕講話稿起草的幾次談話
第三節 關於鄧小平在閉幕會上的講話
附：一份鄧小平珍貴手稿的發現
第十篇 葉劍英功不可沒
第一節 葉劍英講話的起草情況
第二節 關於葉劍英在閉幕會上的講話
第十一篇 閉幕與散會
第一節 關於華國鋒在閉幕會上的講話
附記： 我對華國鋒的印象
第二節 閉幕時汪東興的書面發言
第三節 對五個常委在會上的立場觀點再補充講幾句
第四節 中央工作會議散會
第十二篇 命運之門向中國打開
第一節 強調科學思想的會議
第二節 充分發揚民主的會議
第三節 倡導改革的會議
第四節 推進建設的會議
第五節 寬厚團結的會議
附記： 鄧小平與許世友等九人的一次談話
第六節 善於引導的會議
第十三篇 舉行三中全會的那五天
第一節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出席者和列席者
第二節 三中全會的召開
第三節 中紀委的選舉和陳雲的講話
第四節 三中全會結束後的任職和免職
結束語：
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
附記：最後一點說明
附編：
一、中央工作會議前夕的一些情況
二、關於“兩個凡是”與“反對兩個凡是”
三、楊西光在三中全會前的工作會議上
四、三中全會與科學技術工作
五、強調科學思想，充分發揚民主的會議——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的兩點體會
六、我承認自己是“唯生產力論”者
附記：三位副總理和我的談話
七、提高經濟效果及其他——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書面發言
八、答記者問
九、答友人
再版序言
第一篇 真理標準討論和中央工作會議的召開
第一節 三中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
第二節 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歷史背景
附記：一個材料和一個考證
第三節 從真理標準討論到中央工作會議
第二篇 關於華國鋒的開幕講話
第一節 會議的出席者
第二節 華國鋒在開幕會上的講話
第三節 重讀十一大報告
第三篇 重點轉移和三大議題的討論
第一節 分組討論
第二節 關於著重點轉移問題的討論
附記：評胡喬木《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一些提法問題》
第三節 第二次大會：紀登奎對農業檔案的說明
第四節 關於農業問題的議題
第五節 關於1979-1980年國民經濟計畫這個議題
第六節 關於國務院務虛會這個議題
第四篇 對原定議題的重要突破
第一節 陳雲提出解決冤假錯案問題
第二節 爭取為“天安門事件”徹底平反
附記：1978年“北京市委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真相
附：胡績偉對此文的一點補充
第三節 應該對“天安門事件”進一步作科學分析
附記：確認“天安門事件”是偉大的革命事件
第四節 華國鋒在11月25日大會上的表態
第五節 一件會外發生反映到會內的事情
第五篇 正面較量，點名批評汪東興
第一節 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
第二節 汪東興與“兩個凡是”
第三節 吳德的檢討發言
第四節 康生問題
第六篇 真理標準問題的交鋒
第一節 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第二節 我與楊西光、王惠德的三次聯合發言
第三節 一場端正思想路線的哲學辯論
第七篇 胡耀邦在中央工作會議上
第一節 熱烈的西北組
第二節 胡耀邦與中央工作會議
第三節 胡耀邦在西北組的四次發言
附記： 我與胡耀邦的一段交往
第八篇 人事與機構調整
第一節 中央人事問題
第二節 中央特偵組等幾個機構的問題
第三節 西北組的《十二點建議》和其他類似的建議
第九篇 鄧小平和“宣言書”的起草
第一節 鄧小平和外國人的兩次談話
第二節 鄧小平關於閉幕講話稿起草的幾次談話
第三節 關於鄧小平在閉幕會上的講話
附：一份鄧小平珍貴手稿的發現
第十篇 葉劍英功不可沒
第一節 葉劍英講話的起草情況
第二節 關於葉劍英在閉幕會上的講話
第十一篇 閉幕與散會
第一節 關於華國鋒在閉幕會上的講話
附記： 我對華國鋒的印象
第二節 閉幕時汪東興的書面發言
第三節 對五個常委在會上的立場觀點再補充講幾句
第四節 中央工作會議散會
第十二篇 命運之門向中國打開
第一節 強調科學思想的會議
第二節 充分發揚民主的會議
第三節 倡導改革的會議
第四節 推進建設的會議
第五節 寬厚團結的會議
附記： 鄧小平與許世友等九人的一次談話
第六節 善於引導的會議
第十三篇 舉行三中全會的那五天
第一節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出席者和列席者
第二節 三中全會的召開
第三節 中紀委的選舉和陳雲的講話
第四節 三中全會結束後的任職和免職
結束語：
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
附記：最後一點說明
附編：
一、中央工作會議前夕的一些情況
二、關於“兩個凡是”與“反對兩個凡是”
三、楊西光在三中全會前的工作會議上
四、三中全會與科學技術工作
五、強調科學思想，充分發揚民主的會議——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的兩點體會
六、我承認自己是“唯生產力論”者
附記：三位副總理和我的談話
七、提高經濟效果及其他——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書面發言
八、答記者問
九、答友人
再版序言
文摘
第一節 三中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
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大成果及歷史意義做出了明確的敘述。下面是決議中的這部分文字：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會結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開始全面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這次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做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提出了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的要求，制訂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著重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全會還增選了中央領導機構的成員。這些在領導工作中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標誌著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從此，黨掌握了撥亂反正的主動權，有步驟地解決了建國以來的許多歷史遺留問題和實際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進行了繁重的建設和改革工作，使我們的國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出現了很好的形勢。
我了解這次全會。在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過程中我也參加過多次討論。在討論歷史問題決議草稿有關三中全會那段文字時也逐字逐句注意過，認為文中所作的論述除個別的字句外，完全符合這次中央全會會議之前、會議期間和會議之後的事實。自從這次全會開過到今天，20多年的時間過去了。現在人們正在對這次會議進行紀念。當我們用這20多年我國的社會實踐去檢驗這個會議時，我認為可以毫不猶豫地斷言，上述評價毫不過高，只有不足之處。這是因為在這20多年中我國實行的改革開放的深度和廣度以及由於改革開放給我國帶來的進步，是起草這個決議檔案時所想像不到的。這次全會的意義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顯示出其偉大。
在這個三中全會之前舉行了一個中央工作會議。三中全會舉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為期5天。會前的那箇中央工作會議舉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為期36天。
在這篇文章中我想著重追記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那箇中央工作會議的情況。為什麼我想做這件事呢？請同志們看一下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公報》。這個《公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要檔案。《公報》一開頭在敘述了這次全會的出席者和主持者之後，緊接著專門寫了一個自然段，只有一句話：“在全會前，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為全會做了充分準備。”
在這箇中央工作會議12月13日的閉幕會上，鄧小平——當時他的職務是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做了一個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鄧小平文選》收入這篇講話時做了一個注釋：
“這是鄧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為隨即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充分準備。鄧小平同志的這個講話實際上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公報》和《鄧小平文選》注釋中指出的“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充分準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實際上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又是怎么一回事？這兩個問題今天可能許多人不那么了解它的具體內涵。我從頭到尾出席了這箇中央工作會議，隨即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也非正式地列席了。我認為應該根據自己親身經歷過的事實，把這兩點講明白，或者說對這兩點作一個很長的“註腳”。我覺得這是作為歷史見證人的我應盡的一個責任。
我有一個看法，那就是：雖然三中全會是三中全會，中央工作會議是中央工作會議，它們是兩個會議，各有各的功能，但是由於這兩個會議之間存在一種不尋常的關係，在論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成果和意義時，不得不把中央工作會議包括進去。在紀念三中全會時，不能不同時紀念中央工作會議。中央委員會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在黨的章程中的地位不同。對許多重大問題，中央工作會議無權做出正式決議，必須召開全會才能使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各種主張正式成為全黨遵循的決議。因此我們今天使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這個說法。但是就當時的歷史事實來說，中央工作會議已經為三中全會做了充分準備，即三中全會要確定的路線方針任務等，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都已經提了出來，並且有了解決問題的主張。對錯誤觀點如“兩個凡是”已經進行了嚴肅的批評，而當時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華國鋒在會上承認自己犯有錯誤，承擔了責任。改善中央領導機構的名單也已經準備好了，在中央工作會議到會者中取得共識。由於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規格是很高的，不但中央政治局委員（其中包括五位常委）全部到會，而且在十一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資格出席中央委員會全會的45．4%的人，也參加了這個會。加上參加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即現在所說的“三副兩高”中的黨員，有中央軍委常委，有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各中央直屬機關、各中央國家機關、各軍委直屬機關、各軍兵種的主要負責人，許多重要問題在這樣一個範圍內取得共識，也就意味著整箇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基本上取得了共識。在這樣的基礎上再把原先沒有通知到會的中委、候補中委通知到會，就成了中央全會了。
這兩個會議，三中全會開得很短，中央工作會議開得很長，中央工作會議舉行的時間為三中全會的7倍。但是三中全會是正式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中央工作會議只是起為三中全會作好充分準備的作用。既然三中全會要解決的問題都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準備好了，我們就一定要充分重視中央工作會議的作用。中央工作會議是值得紀念的，但不必也不應單獨紀念，只要我們認識到紀念三中全會時不能不把紀念中央工作會議包括在內就可以了。
在這裡我先把這個關於兩個會議相互關係的看法寫下來。下面我用自己親身經歷的歷史事實說明這一點。
第二節 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歷史背景
追記這箇中央工作會議，最好能夠介紹這個會議的醞釀和籌備過程。但是我不能根據自己的回憶做這件事。這倒並非因為時問隔了這么久記不起來了，而是我當時就不知道有關情節。我不清楚是何時、由誰首先提出要召開這個會和怎樣提出來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幾個人對召開這個會都有怎樣的想法；不清楚提出召開這個會議後，在幾位中央常委之間都經過怎樣的討論，最後又怎樣做出了決定；不清楚中央工作會議開幕時華國鋒的報告是怎么起草的，在起草過程中是否徵求過其他幾位常委的意見；如果徵求過，華國鋒對自己原先提出的稿子做過一些怎樣的修改；等等。這些情況我當時都不知道，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因此在這裡只好不說。當然黨史研究者會設法查明這些情況，我也希望弄清楚這樣的史實（參見附記）。
當然，召開這個會議的歷史背景我當時是清楚的：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隔離審查”，把他們從黨和國家的統治者的地位上拉了下來。除去這一群禍國殃民的邪惡分子，為中國共產黨的新生打開了道路，這是舉國上下高興的事。但是掌握著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華國鋒等人的立場、觀點並沒有立即轉變過來。華國鋒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很深，並囿於自己的水平，同時也為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沒有也不敢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不願意讓在政治思想水平上、在智慧上、在治黨治國能力上比自己不知高明多少倍的鄧小平出來領導黨和國家，因而在1976年10月到1977年3月近半年的時間內，一方面提出要揭批“四人幫”，集中批判“四人幫”的“極右路線”，一方面在“批鄧”事實上已經搞不下去的情況下還要“繼續“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講的“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這是第三個版本。按照這個方針，鄧小平也就不好出來領導中國共產黨和我們國家，“天安門事件”和許許多多冤案錯案也就得不到平反，我們還要繼續執行“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那套路線方針政策。
這樣一個方針理所當然地受到廣大民眾幹部其中包括許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強烈反對。1977年5月，華國鋒主持下的中共中央轉發了鄧小平批評“兩個凡是”的信件，局面開始有所改變。兩個多月後召開的十屆三中全會恢復了鄧小平被撤銷的所有職務，隨後召開的十一屆一中全會又選舉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十一大後揭批“四人幫”的工作也有了進展。特別是在胡耀邦主持中央組織部期間，大批“文革”中受迫害的幹部得到平反，回到領導工作崗位。但是由於處理重大案件的大權掌握在中央特偵組手中，仍有許多重大案件得不到解決。
1978年2月舉行十一屆二中全會和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這次中央全會我列席了，五屆人大我是代表)。這時候國務院也得到了改組。許多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在國家機關中擔任了領導職務。我國的經濟建設工作開始步人正軌。但是當時思想上受“兩個凡是”的禁錮，講的還是反對“資產階級法權”、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那一套。我參加了五屆人大華國鋒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的起草，檔案的基本調子改變不了，我只能做到講一通撥亂反正的言論，在起草組內同一些人爭論一番，但改變不了他們的觀點，只能做到“我講了，我的靈魂得救了”。
至於揭批“四人幫”中遺留下來的許多大是大非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比如“天安門事件”性質問題，廣大民眾和黨員幹部要求平反，但是汪東興、吳德、張耀祠出來反對，因此不但許多1976年清明節去天安門追悼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革命青年還在囚禁之中，而且又有人因為發表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批評吳德的言論而以犯了“惡毒攻擊罪”被投入監獄。黨內民主和社會上的民主，繼續受到極大的壓抑。黨內民主和社會上的民主本來是互相聯繫的。黨內個人崇拜和個人獨斷沒有受到批判，而吹喇叭、抬轎子者也不乏其人。對粉碎“四人幫”後繼續出現的這樣的局面，廣大民眾幹部當然極不滿意。
但是“四人幫”的覆滅對於中國人民來說畢竟是一個大解放。人們比以前敢說的話多了，誰也恢復不了“天安門事件”被鎮壓後那種對人民實行高壓政策，而人民暫時無可奈何的局面。人們積極行動起來。進入1978年之後，局勢有所進步，同時，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尤其重要的是思想路線尚未端正。1978年5月《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全國各地區、各部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文章一發表就受到某些人的攻擊，在討論中遇到了頗為頑固的抵抗。在前進的道路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主張，需要開展一次討論，讓各種思想、各種主張碰撞較量，才能求得一個解決。
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我高興地得知有一個中央工作會議即將召開，而且收到了要我出席這個會議的通知。
附記：一個材料和一個考證
在寫這篇追記的過程中，我在故紙堆里發現一個有關中央工作會議召開的材料，經過一番研究，我做出這樣一些初步判斷。
我查到的那個材料是1978年10月14日鄧小平同韋國清的談話記錄，那是當時我抄來的材料。韋國清向鄧小平請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總政治部準備發一指示，要求在全軍幹部中學習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問小平同志的意見。鄧小平答覆：“葉帥提議召開理論務虛會，索性擺開來講，免得背後講，這樣好。實事求是很重要，不僅領導機關，就是一個小企業，生產隊也應實事求是。……這就是毛主席講的要解放思想，開動機器，不要思想僵化。……葉帥說，要把這篇東西印發到全國去。”關於葉劍英提議召開理論務虛會的事，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華國鋒的講話中也講到了。
華國鋒那天講話時我聽得很清楚，他說在一次中央常委聽1978年7月到9月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情況匯報時，大家認為那個務虛會開得很成功，葉劍英聽了很滿意，提議在理論問題上也開那樣一個務虛會，討論真理標準問題。這件事知道的人比較多，大家認為三中全會後1979年那個理論務虛會就是葉帥提議召開的。其實葉帥提的理論務虛會就是中央工作會議，當然後來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的內容豐富得多了，但是葉帥想召開理論務虛會的內容也是中央工作會議的一個主要內容。
從鄧小平同韋國清的談話中可以看出這一點。鄧小平說開這個理論務虛會可以起“索性擺出來講，免得背後講”這個作用。擺開來講，當誰的面？當然是當華國鋒、汪東興等人的面，中央工作會議上做了這件事。葉帥講的理論務虛會不是三中全會後1979年開的那一個，在1979年舉行那個理論務虛會時，問題早就已經擺開，而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大擺特擺過了。葉帥講的那個理論務虛會已經實現為中央工作會議，不是1979年的那一個，這一點我還可以從鄧小平回答韋國清的第二個問題時的談話進一步得到證明。韋國清向鄧小平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能否印發鄧小平九月間在東北的講話。那次講話是很有名的，是講真理標準問題的。鄧小平的回答是“可以在機關少數幹部中先講一講，給部隊發通知，等一下務虛會”。可見在鄧小平的心目中，這個務虛會是很快就要召開的，不是以後1979年開的那個。
鄧小平與韋國清談話的時間，離中央工作會議舉行的時間只有二十五六天。看來在10月14日後不久，中央提出召開中央會議，討論的結果是舉行那箇中央工作會議。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10月底11月初就發出了，因此中央決定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時間，推算起來在10月底，即在這次講話半個月之內。這是我對準備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知道的唯一可靠的材料。
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大成果及歷史意義做出了明確的敘述。下面是決議中的這部分文字：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會結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開始全面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這次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做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提出了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的要求，制訂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著重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全會還增選了中央領導機構的成員。這些在領導工作中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標誌著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從此，黨掌握了撥亂反正的主動權，有步驟地解決了建國以來的許多歷史遺留問題和實際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進行了繁重的建設和改革工作，使我們的國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出現了很好的形勢。
我了解這次全會。在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過程中我也參加過多次討論。在討論歷史問題決議草稿有關三中全會那段文字時也逐字逐句注意過，認為文中所作的論述除個別的字句外，完全符合這次中央全會會議之前、會議期間和會議之後的事實。自從這次全會開過到今天，20多年的時間過去了。現在人們正在對這次會議進行紀念。當我們用這20多年我國的社會實踐去檢驗這個會議時，我認為可以毫不猶豫地斷言，上述評價毫不過高，只有不足之處。這是因為在這20多年中我國實行的改革開放的深度和廣度以及由於改革開放給我國帶來的進步，是起草這個決議檔案時所想像不到的。這次全會的意義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顯示出其偉大。
在這個三中全會之前舉行了一個中央工作會議。三中全會舉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為期5天。會前的那箇中央工作會議舉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為期36天。
在這篇文章中我想著重追記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那箇中央工作會議的情況。為什麼我想做這件事呢？請同志們看一下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公報》。這個《公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要檔案。《公報》一開頭在敘述了這次全會的出席者和主持者之後，緊接著專門寫了一個自然段，只有一句話：“在全會前，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為全會做了充分準備。”
在這箇中央工作會議12月13日的閉幕會上，鄧小平——當時他的職務是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做了一個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鄧小平文選》收入這篇講話時做了一個注釋：
“這是鄧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為隨即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充分準備。鄧小平同志的這個講話實際上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公報》和《鄧小平文選》注釋中指出的“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充分準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實際上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又是怎么一回事？這兩個問題今天可能許多人不那么了解它的具體內涵。我從頭到尾出席了這箇中央工作會議，隨即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也非正式地列席了。我認為應該根據自己親身經歷過的事實，把這兩點講明白，或者說對這兩點作一個很長的“註腳”。我覺得這是作為歷史見證人的我應盡的一個責任。
我有一個看法，那就是：雖然三中全會是三中全會，中央工作會議是中央工作會議，它們是兩個會議，各有各的功能，但是由於這兩個會議之間存在一種不尋常的關係，在論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成果和意義時，不得不把中央工作會議包括進去。在紀念三中全會時，不能不同時紀念中央工作會議。中央委員會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在黨的章程中的地位不同。對許多重大問題，中央工作會議無權做出正式決議，必須召開全會才能使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各種主張正式成為全黨遵循的決議。因此我們今天使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這個說法。但是就當時的歷史事實來說，中央工作會議已經為三中全會做了充分準備，即三中全會要確定的路線方針任務等，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都已經提了出來，並且有了解決問題的主張。對錯誤觀點如“兩個凡是”已經進行了嚴肅的批評，而當時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華國鋒在會上承認自己犯有錯誤，承擔了責任。改善中央領導機構的名單也已經準備好了，在中央工作會議到會者中取得共識。由於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規格是很高的，不但中央政治局委員（其中包括五位常委）全部到會，而且在十一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資格出席中央委員會全會的45．4%的人，也參加了這個會。加上參加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即現在所說的“三副兩高”中的黨員，有中央軍委常委，有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各中央直屬機關、各中央國家機關、各軍委直屬機關、各軍兵種的主要負責人，許多重要問題在這樣一個範圍內取得共識，也就意味著整箇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基本上取得了共識。在這樣的基礎上再把原先沒有通知到會的中委、候補中委通知到會，就成了中央全會了。
這兩個會議，三中全會開得很短，中央工作會議開得很長，中央工作會議舉行的時間為三中全會的7倍。但是三中全會是正式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中央工作會議只是起為三中全會作好充分準備的作用。既然三中全會要解決的問題都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準備好了，我們就一定要充分重視中央工作會議的作用。中央工作會議是值得紀念的，但不必也不應單獨紀念，只要我們認識到紀念三中全會時不能不把紀念中央工作會議包括在內就可以了。
在這裡我先把這個關於兩個會議相互關係的看法寫下來。下面我用自己親身經歷的歷史事實說明這一點。
第二節 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歷史背景
追記這箇中央工作會議，最好能夠介紹這個會議的醞釀和籌備過程。但是我不能根據自己的回憶做這件事。這倒並非因為時問隔了這么久記不起來了，而是我當時就不知道有關情節。我不清楚是何時、由誰首先提出要召開這個會和怎樣提出來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幾個人對召開這個會都有怎樣的想法；不清楚提出召開這個會議後，在幾位中央常委之間都經過怎樣的討論，最後又怎樣做出了決定；不清楚中央工作會議開幕時華國鋒的報告是怎么起草的，在起草過程中是否徵求過其他幾位常委的意見；如果徵求過，華國鋒對自己原先提出的稿子做過一些怎樣的修改；等等。這些情況我當時都不知道，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因此在這裡只好不說。當然黨史研究者會設法查明這些情況，我也希望弄清楚這樣的史實（參見附記）。
當然，召開這個會議的歷史背景我當時是清楚的：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隔離審查”，把他們從黨和國家的統治者的地位上拉了下來。除去這一群禍國殃民的邪惡分子，為中國共產黨的新生打開了道路，這是舉國上下高興的事。但是掌握著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華國鋒等人的立場、觀點並沒有立即轉變過來。華國鋒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很深，並囿於自己的水平，同時也為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沒有也不敢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不願意讓在政治思想水平上、在智慧上、在治黨治國能力上比自己不知高明多少倍的鄧小平出來領導黨和國家，因而在1976年10月到1977年3月近半年的時間內，一方面提出要揭批“四人幫”，集中批判“四人幫”的“極右路線”，一方面在“批鄧”事實上已經搞不下去的情況下還要“繼續“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講的“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這是第三個版本。按照這個方針，鄧小平也就不好出來領導中國共產黨和我們國家，“天安門事件”和許許多多冤案錯案也就得不到平反，我們還要繼續執行“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那套路線方針政策。
這樣一個方針理所當然地受到廣大民眾幹部其中包括許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強烈反對。1977年5月，華國鋒主持下的中共中央轉發了鄧小平批評“兩個凡是”的信件，局面開始有所改變。兩個多月後召開的十屆三中全會恢復了鄧小平被撤銷的所有職務，隨後召開的十一屆一中全會又選舉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十一大後揭批“四人幫”的工作也有了進展。特別是在胡耀邦主持中央組織部期間，大批“文革”中受迫害的幹部得到平反，回到領導工作崗位。但是由於處理重大案件的大權掌握在中央特偵組手中，仍有許多重大案件得不到解決。
1978年2月舉行十一屆二中全會和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這次中央全會我列席了，五屆人大我是代表)。這時候國務院也得到了改組。許多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在國家機關中擔任了領導職務。我國的經濟建設工作開始步人正軌。但是當時思想上受“兩個凡是”的禁錮，講的還是反對“資產階級法權”、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那一套。我參加了五屆人大華國鋒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的起草，檔案的基本調子改變不了，我只能做到講一通撥亂反正的言論，在起草組內同一些人爭論一番，但改變不了他們的觀點，只能做到“我講了，我的靈魂得救了”。
至於揭批“四人幫”中遺留下來的許多大是大非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比如“天安門事件”性質問題，廣大民眾和黨員幹部要求平反，但是汪東興、吳德、張耀祠出來反對，因此不但許多1976年清明節去天安門追悼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革命青年還在囚禁之中，而且又有人因為發表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批評吳德的言論而以犯了“惡毒攻擊罪”被投入監獄。黨內民主和社會上的民主，繼續受到極大的壓抑。黨內民主和社會上的民主本來是互相聯繫的。黨內個人崇拜和個人獨斷沒有受到批判，而吹喇叭、抬轎子者也不乏其人。對粉碎“四人幫”後繼續出現的這樣的局面，廣大民眾幹部當然極不滿意。
但是“四人幫”的覆滅對於中國人民來說畢竟是一個大解放。人們比以前敢說的話多了，誰也恢復不了“天安門事件”被鎮壓後那種對人民實行高壓政策，而人民暫時無可奈何的局面。人們積極行動起來。進入1978年之後，局勢有所進步，同時，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尤其重要的是思想路線尚未端正。1978年5月《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全國各地區、各部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文章一發表就受到某些人的攻擊，在討論中遇到了頗為頑固的抵抗。在前進的道路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主張，需要開展一次討論，讓各種思想、各種主張碰撞較量，才能求得一個解決。
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我高興地得知有一個中央工作會議即將召開，而且收到了要我出席這個會議的通知。
附記：一個材料和一個考證
在寫這篇追記的過程中，我在故紙堆里發現一個有關中央工作會議召開的材料，經過一番研究，我做出這樣一些初步判斷。
我查到的那個材料是1978年10月14日鄧小平同韋國清的談話記錄，那是當時我抄來的材料。韋國清向鄧小平請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總政治部準備發一指示，要求在全軍幹部中學習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問小平同志的意見。鄧小平答覆：“葉帥提議召開理論務虛會，索性擺開來講，免得背後講，這樣好。實事求是很重要，不僅領導機關，就是一個小企業，生產隊也應實事求是。……這就是毛主席講的要解放思想，開動機器，不要思想僵化。……葉帥說，要把這篇東西印發到全國去。”關於葉劍英提議召開理論務虛會的事，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華國鋒的講話中也講到了。
華國鋒那天講話時我聽得很清楚，他說在一次中央常委聽1978年7月到9月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情況匯報時，大家認為那個務虛會開得很成功，葉劍英聽了很滿意，提議在理論問題上也開那樣一個務虛會，討論真理標準問題。這件事知道的人比較多，大家認為三中全會後1979年那個理論務虛會就是葉帥提議召開的。其實葉帥提的理論務虛會就是中央工作會議，當然後來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的內容豐富得多了，但是葉帥想召開理論務虛會的內容也是中央工作會議的一個主要內容。
從鄧小平同韋國清的談話中可以看出這一點。鄧小平說開這個理論務虛會可以起“索性擺出來講，免得背後講”這個作用。擺開來講，當誰的面？當然是當華國鋒、汪東興等人的面，中央工作會議上做了這件事。葉帥講的理論務虛會不是三中全會後1979年開的那一個，在1979年舉行那個理論務虛會時，問題早就已經擺開，而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大擺特擺過了。葉帥講的那個理論務虛會已經實現為中央工作會議，不是1979年的那一個，這一點我還可以從鄧小平回答韋國清的第二個問題時的談話進一步得到證明。韋國清向鄧小平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能否印發鄧小平九月間在東北的講話。那次講話是很有名的，是講真理標準問題的。鄧小平的回答是“可以在機關少數幹部中先講一講，給部隊發通知，等一下務虛會”。可見在鄧小平的心目中，這個務虛會是很快就要召開的，不是以後1979年開的那個。
鄧小平與韋國清談話的時間，離中央工作會議舉行的時間只有二十五六天。看來在10月14日後不久，中央提出召開中央會議，討論的結果是舉行那箇中央工作會議。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10月底11月初就發出了，因此中央決定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時間，推算起來在10月底，即在這次講話半個月之內。這是我對準備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知道的唯一可靠的材料。
後記
明年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為這次會議作了充分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三十周年，中央編譯出版社打算第三次印刷《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一書。聽到這個訊息，我感到很欣慰。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歷史證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之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的確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它改變了中國的命運。經過改革開放，使我國經濟獲得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改善、社會穩定、國家地位逐步提高。
作為那次歷史性會議的親歷者，我覺得自己有責任把這段歷史真實地記錄下來，留給後人。希望這《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的再版能使更多的人了解這段歷史。
于光遠
2007年12月15日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歷史證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之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的確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它改變了中國的命運。經過改革開放，使我國經濟獲得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改善、社會穩定、國家地位逐步提高。
作為那次歷史性會議的親歷者，我覺得自己有責任把這段歷史真實地記錄下來，留給後人。希望這《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的再版能使更多的人了解這段歷史。
于光遠
2007年12月15日
序言
今年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和為這次全會做了充分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召開的20周年。作為這次歷史轉折的見證人，我沒有忘記自己的社會責任，我覺得應該把自己親身經歷的事情和自己當時以及現在的想法寫下來。於是從四五月間紀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20周年開始，我就陸續寫了有關這次轉折的紀念文章。這些文章大都是報刊編輯向我約稿趕寫出來的，寫成了就得去報刊上發表。經過近半年的寫作，寫出了《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轉折》很長，大約有20餘萬字，我本來沒有出書計畫，後來覺得既然已經寫了這么多，看看哪個出版社願意出版，結果得到中央編譯出版社的支持，這《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很快就可以同讀者見面了。
在寫這《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的過程中，我加深了這樣一個認識，那就是現在人們對歷史淡忘得很快。這大概是一種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歷史的進步越快，世上人們的接觸面越廣，對新的事物接觸得越多，對歷史的淡忘就會越快。由此，我也就覺得應該加強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工作。因為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是人類創造的財富，有的甚至是以慘重的損失為代價取得的寶貴財富，把重複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淡忘了，是很大的損失。我看過蘇聯的一個話劇，劇名大概是《曙光照耀著莫斯科》，裡面引用了列寧的一句話：“千萬不要忘記過去，忘記過去意味著背叛。”這話《列寧全集》上沒有，也許是創作者編出來的。不管怎樣，這句話很好。不過我還是對它做了一個修改，改成“千萬不要忘記過去，忘記過去就把握不了未來”。我覺得列寧那句話(姑且假定列寧真的講了那樣的話)兩個句子都只說了過去，而沒有說到未來。我加進了“未來”的字樣，為的是講這樣一個道理：如果忘記了過去，就會有人去重複過去犯過的錯誤，使本來可以進步得更順利的未來世界受到損害。
從這點出發，我也覺得自己應該拿出點時間“向後看”——回顧一下歷史。但是我們自己同時也應該“向前看”，了解新情況，研究新問題。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給我的三頁提綱中，寫有“向後看是為了向前看”這樣幾個字。後來這幾個字雖然在《講稿》中沒有照樣用，而是用了“處理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那樣的話把它具體化了。可是提綱中的這幾個字我卻記得很牢，因為它是一切歷史研究、歷史教育的意義所在。
以眼前的事情為例，我認為人們對1978年那一段歷史轉折的具體情節和思想背景知道得太少了，實在需要增進這方面的知識。比方說人們只知道三中全會，不知道三中全會只開了5天，且明白何以5天的會議能解決這么多的問題，不明白三中全會何以沒有主題報告。我認為我們既然要紀念，就應該多講些歷史的真實。只要把當時的情況講清楚了，就可以明白原來三中全會前開了一個36天、規模很大、規格很高的中央工作會議，為這個三中全會做了充分準備。而三中全會上並沒有專門的主題報告，三中全會是一個沒有主題報告的會議。華國鋒主持了三中全會，而且在開幕時講了話，但這個講話是在三中全會第一天的晚上講的。而會議安排沒有出席中央工作會議而出席全會的中央委員，用整個白天看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的講話。由於鄧小平的那個講話講得最全面、最深刻，因而後來人們說這個講話實際上就成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又比方說很多人以為會議既然在反對“兩個凡是”這件事情上也取得了成功，因此就可以做到實事求是地糾正農村中“一大二公”的錯誤，使農村改革可以很快順利進行。人們不知道當時反對“兩個凡是”的成功，只是解決“天安門事件”性質的平反、解決“文化大革命”的若干重大遺留問題，而那時還有不少問題，其中包括農村工作的錯誤指導思想還不可能做到比較徹底的糾正。人們以為關於發展我國農業、改善農民生活的措施從那時起就可以實行，實際上並非如此。由於對包產到戶這一點，毛澤東多次堅持反對，因此起草農業檔案的人，不但不敢在檔案中寫進要包產到戶的思想，反而在三中全會上發下的農業檔案中還寫有“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幹”的規定。三中全會後經過兩三年時間才逐步糾正過來。
又比如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幾個中央領導人葉劍英、鄧小平甚至華國鋒都十分強調充分發揚民主，鄧小平、葉劍英的講話中有關於充分發揚民主的許多精闢的言論，現在應該介紹出來讓大家看看，受到教育。
1978年那次歷史轉折，我有幸親身經歷。而且我現在雖然到了“杖朝”之年，但身體也還可以，還能伏案寫作，如果不把自己知道的、對於今天和未來有用甚至寶貴的東西寫出來，的確是說不過去的。於是我就寫了這么多篇。可是我開始做這樣的事情的時間太晚了，我雖然力求準確，但畢竟太匆忙了，難免有講得不深不透，甚至不夠準確的地方。至於遺漏的事情那就會更多了，好在現在許多老同志在寫三中全會的紀念文章，這些文章會幫助我回憶起和弄清楚更多的事情，對寫出這些東西進行補正。
于光遠
1998.10.25
在寫這《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的過程中，我加深了這樣一個認識，那就是現在人們對歷史淡忘得很快。這大概是一種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歷史的進步越快，世上人們的接觸面越廣，對新的事物接觸得越多，對歷史的淡忘就會越快。由此，我也就覺得應該加強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工作。因為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是人類創造的財富，有的甚至是以慘重的損失為代價取得的寶貴財富，把重複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淡忘了，是很大的損失。我看過蘇聯的一個話劇，劇名大概是《曙光照耀著莫斯科》，裡面引用了列寧的一句話：“千萬不要忘記過去，忘記過去意味著背叛。”這話《列寧全集》上沒有，也許是創作者編出來的。不管怎樣，這句話很好。不過我還是對它做了一個修改，改成“千萬不要忘記過去，忘記過去就把握不了未來”。我覺得列寧那句話(姑且假定列寧真的講了那樣的話)兩個句子都只說了過去，而沒有說到未來。我加進了“未來”的字樣，為的是講這樣一個道理：如果忘記了過去，就會有人去重複過去犯過的錯誤，使本來可以進步得更順利的未來世界受到損害。
從這點出發，我也覺得自己應該拿出點時間“向後看”——回顧一下歷史。但是我們自己同時也應該“向前看”，了解新情況，研究新問題。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給我的三頁提綱中，寫有“向後看是為了向前看”這樣幾個字。後來這幾個字雖然在《講稿》中沒有照樣用，而是用了“處理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那樣的話把它具體化了。可是提綱中的這幾個字我卻記得很牢，因為它是一切歷史研究、歷史教育的意義所在。
以眼前的事情為例，我認為人們對1978年那一段歷史轉折的具體情節和思想背景知道得太少了，實在需要增進這方面的知識。比方說人們只知道三中全會，不知道三中全會只開了5天，且明白何以5天的會議能解決這么多的問題，不明白三中全會何以沒有主題報告。我認為我們既然要紀念，就應該多講些歷史的真實。只要把當時的情況講清楚了，就可以明白原來三中全會前開了一個36天、規模很大、規格很高的中央工作會議，為這個三中全會做了充分準備。而三中全會上並沒有專門的主題報告，三中全會是一個沒有主題報告的會議。華國鋒主持了三中全會，而且在開幕時講了話，但這個講話是在三中全會第一天的晚上講的。而會議安排沒有出席中央工作會議而出席全會的中央委員，用整個白天看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的講話。由於鄧小平的那個講話講得最全面、最深刻，因而後來人們說這個講話實際上就成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又比方說很多人以為會議既然在反對“兩個凡是”這件事情上也取得了成功，因此就可以做到實事求是地糾正農村中“一大二公”的錯誤，使農村改革可以很快順利進行。人們不知道當時反對“兩個凡是”的成功，只是解決“天安門事件”性質的平反、解決“文化大革命”的若干重大遺留問題，而那時還有不少問題，其中包括農村工作的錯誤指導思想還不可能做到比較徹底的糾正。人們以為關於發展我國農業、改善農民生活的措施從那時起就可以實行，實際上並非如此。由於對包產到戶這一點，毛澤東多次堅持反對，因此起草農業檔案的人，不但不敢在檔案中寫進要包產到戶的思想，反而在三中全會上發下的農業檔案中還寫有“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幹”的規定。三中全會後經過兩三年時間才逐步糾正過來。
又比如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幾個中央領導人葉劍英、鄧小平甚至華國鋒都十分強調充分發揚民主，鄧小平、葉劍英的講話中有關於充分發揚民主的許多精闢的言論，現在應該介紹出來讓大家看看，受到教育。
1978年那次歷史轉折，我有幸親身經歷。而且我現在雖然到了“杖朝”之年，但身體也還可以，還能伏案寫作，如果不把自己知道的、對於今天和未來有用甚至寶貴的東西寫出來，的確是說不過去的。於是我就寫了這么多篇。可是我開始做這樣的事情的時間太晚了，我雖然力求準確，但畢竟太匆忙了，難免有講得不深不透，甚至不夠準確的地方。至於遺漏的事情那就會更多了，好在現在許多老同志在寫三中全會的紀念文章，這些文章會幫助我回憶起和弄清楚更多的事情，對寫出這些東西進行補正。
于光遠
1998.1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