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初試共和》內容簡介：武昌城頭，辛亥革命打響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槍，孫中山以16票當選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命大逃過一劫，南北議和，清帝退位。……這一年實際上是中國歷史上建立共和國的第一年，初試共和，引出了許多精彩歷史故事。
基本介紹
- 書名：1912:初試共和
- 出版社：學林出版社
- 頁數：193頁
- 開本：16開
- 品牌：學林出版社
- 作者：廖大偉
- 出版日期：2004年4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806686452
內容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文摘,
內容簡介
《1912:初試共和》由學林出版社出版。
媒體推薦
序
一年365天，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在歷史的長河裡，有些年份平平淡淡，匆匆而過，早早為人們所遺忘，有些年份精彩紛呈，高潮迭出，一直為人們所記起。1912年顯然屬於後者，這一年的中國，帝制終結，民國開元，一年之內，新舊世紀，兩個時代，不同於以往的改朝換代。
1912年在戰火中誕生，以動盪中走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飽受凌辱，多災多難，民族危機一次比一次嚴重，清王朝腐敗賣國更使國人傷心不已，憤恨不堪。太平天國靠虛幻的上帝和裹脅民眾來把攤子做大，但農民的意識終究難得天下。辛亥革命有別於它的恰恰是有現代意識的精英革命，他們不僅懂得宣傳，能夠宣傳，而且懂得組織，能夠組織。會黨、華僑、留學生支持，當軍隊也跟著走的時候，清王朝就注定要完蛋。事實看來，革命成功不在於人數多寡，而在於領袖們的素質。眼界的寬闊使他們知道什麼必須堅持，什麼不妨妥協。
精英喜歡動腦筋，事情往往複雜化，但複雜化的過程往往是成功的前題。孫中山不同於那個時代的一般中國人，理念與價值的西化不亞於對國情的了解，革命由他發起也就毫不奇怪。袁世凱正好相反，土多於洋，對中國的理解更加實在，所以最終贏得了政權。
1912年中國是動盪之年，多事之秋。民主與君主，共和與專制，戰爭與和平，政黨與內閣，南爭與北攘。所有這一切都將1912年演繹得精彩紛呈，波瀾壯闊。從各省代表會到臨時參議院。不難看出議會權力的初步實現。從新聞自由到組黨競爭，不難看出政治氛圍的平和與政治環境的寬鬆。全國三百個政黨，國會議員普選，很難想像90年前的中國竟會如此。《劍橋中華民國史》評述1912年說：“黨的組建和競爭是一個以自由主義的熱情和社會日趨解放的趨勢為特徵的時代的組成部分。例如，對官僚的敬畏顯著地減少了。一個規模不大，但十分活躍而自信的婦女運動受到全國的注視。這個運動主張婦女有選舉權、婦女普遍受教育，主張改革婚姻習俗。報紙的數量激增，人們熱烈討論國家大事。在城市，新髮型和新款式服裝流行。”顯然，就政治改革與社會進步而言，1912年的變化是多方位的，這樣大的變化此後40年裡沒有再現。
1912年，新生的共和國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態向著現代化的目標努力邁進，不過邁進中也有惶急與慌亂，實在是等待得太久，壓抑得太深，好不容易有了今天，所以把什麼都拿來試一試，特別是國外成功的東西，希望中國一下子也能國富民強起來。當一個新時代乍乍降臨的時候，這種心態一般都有，不足為怪。
1912年的輝煌，應該歸功於20世紀的精彩開局，應該歸功於這個時代的精英。這些精英按照西方模式加上自己的理解來努力改造這個社會，他們的努力屢屢失敗，但最終還是卓有成效。貴族化的社會不復存在，中間層的地位獲得確立。也只有精英才會考慮民族、社會的利害關係，作出某種妥協。
這個階層的代表不可能第一次上台便應付自如，幼稚在所難免。他們相信制度法則可以馬上建立，他們擁有的只是外國成功的經驗。這可能是條捷徑，但移植的種子還要看土壤是否適應。政權建設更多需要非理論的技術層面的東西，年輕人沒有執政經驗，急切的期待，隨著變化太慢，失望也隨之而來。沒想到執政竟然如此複雜，有人願意也就讓他去乾。可是曾經擁有，一旦失去，陡增空落落的感覺，又想重新拿回來，但這時的代價已經無法計算。至少城裡人已經不想再有變動，他們感覺到了好日子，這就是講究實惠的市民心態。
1912年處處可見國外來的影子，有些東西既想擺脫又不得不模仿，這也許是許多民族在現代化起步階段的共同遭遇和心理。
1912年似乎遙不可及，但又恍如昨天，它是那么的短暫，又是那么的耐人尋味，沒有它，便沒有今天，它和我們緊密相連。這就是撰寫這本書的原因。
感謝學林出版社，感謝褚大為先生。
敬請各位批評賜教。
廖大偉
2003年12月10日
一年365天，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在歷史的長河裡，有些年份平平淡淡，匆匆而過，早早為人們所遺忘，有些年份精彩紛呈，高潮迭出，一直為人們所記起。1912年顯然屬於後者，這一年的中國，帝制終結，民國開元，一年之內，新舊世紀，兩個時代，不同於以往的改朝換代。
1912年在戰火中誕生，以動盪中走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飽受凌辱，多災多難，民族危機一次比一次嚴重，清王朝腐敗賣國更使國人傷心不已，憤恨不堪。太平天國靠虛幻的上帝和裹脅民眾來把攤子做大，但農民的意識終究難得天下。辛亥革命有別於它的恰恰是有現代意識的精英革命，他們不僅懂得宣傳，能夠宣傳，而且懂得組織，能夠組織。會黨、華僑、留學生支持，當軍隊也跟著走的時候，清王朝就注定要完蛋。事實看來，革命成功不在於人數多寡，而在於領袖們的素質。眼界的寬闊使他們知道什麼必須堅持，什麼不妨妥協。
精英喜歡動腦筋，事情往往複雜化，但複雜化的過程往往是成功的前題。孫中山不同於那個時代的一般中國人，理念與價值的西化不亞於對國情的了解，革命由他發起也就毫不奇怪。袁世凱正好相反，土多於洋，對中國的理解更加實在，所以最終贏得了政權。
1912年中國是動盪之年，多事之秋。民主與君主，共和與專制，戰爭與和平，政黨與內閣，南爭與北攘。所有這一切都將1912年演繹得精彩紛呈，波瀾壯闊。從各省代表會到臨時參議院。不難看出議會權力的初步實現。從新聞自由到組黨競爭，不難看出政治氛圍的平和與政治環境的寬鬆。全國三百個政黨，國會議員普選，很難想像90年前的中國竟會如此。《劍橋中華民國史》評述1912年說：“黨的組建和競爭是一個以自由主義的熱情和社會日趨解放的趨勢為特徵的時代的組成部分。例如，對官僚的敬畏顯著地減少了。一個規模不大，但十分活躍而自信的婦女運動受到全國的注視。這個運動主張婦女有選舉權、婦女普遍受教育，主張改革婚姻習俗。報紙的數量激增，人們熱烈討論國家大事。在城市，新髮型和新款式服裝流行。”顯然，就政治改革與社會進步而言，1912年的變化是多方位的，這樣大的變化此後40年裡沒有再現。
1912年，新生的共和國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態向著現代化的目標努力邁進，不過邁進中也有惶急與慌亂，實在是等待得太久，壓抑得太深，好不容易有了今天，所以把什麼都拿來試一試，特別是國外成功的東西，希望中國一下子也能國富民強起來。當一個新時代乍乍降臨的時候，這種心態一般都有，不足為怪。
1912年的輝煌，應該歸功於20世紀的精彩開局，應該歸功於這個時代的精英。這些精英按照西方模式加上自己的理解來努力改造這個社會，他們的努力屢屢失敗，但最終還是卓有成效。貴族化的社會不復存在，中間層的地位獲得確立。也只有精英才會考慮民族、社會的利害關係，作出某種妥協。
這個階層的代表不可能第一次上台便應付自如，幼稚在所難免。他們相信制度法則可以馬上建立，他們擁有的只是外國成功的經驗。這可能是條捷徑，但移植的種子還要看土壤是否適應。政權建設更多需要非理論的技術層面的東西，年輕人沒有執政經驗，急切的期待，隨著變化太慢，失望也隨之而來。沒想到執政竟然如此複雜，有人願意也就讓他去乾。可是曾經擁有，一旦失去，陡增空落落的感覺，又想重新拿回來，但這時的代價已經無法計算。至少城裡人已經不想再有變動，他們感覺到了好日子，這就是講究實惠的市民心態。
1912年處處可見國外來的影子，有些東西既想擺脫又不得不模仿，這也許是許多民族在現代化起步階段的共同遭遇和心理。
1912年似乎遙不可及，但又恍如昨天，它是那么的短暫，又是那么的耐人尋味，沒有它，便沒有今天，它和我們緊密相連。這就是撰寫這本書的原因。
感謝學林出版社，感謝褚大為先生。
敬請各位批評賜教。
廖大偉
2003年12月10日
圖書目錄
Ⅰ 風暴終於來了
偶然一聲槍響，引來全國大風暴。新軍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黎元洪當了都督。
梟雄袁世凱東山再起，韜光養晦終成正果。
南北議和一波三折，先在武漢後移上海。
“各省代表會”充當臨時議會，設計出未來政府的樣子。
眾望所歸，孫中山以16票當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Ⅱ “臨時政府，革命時代之政府也”
Ⅲ 南北議和，清帝退位
Ⅳ 時勢選擇了袁世凱
Ⅴ 政潮迭盪
Ⅵ 現代化嘗試的甜酸苦辣
後記 郭太風
……
偶然一聲槍響，引來全國大風暴。新軍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黎元洪當了都督。
梟雄袁世凱東山再起，韜光養晦終成正果。
南北議和一波三折，先在武漢後移上海。
“各省代表會”充當臨時議會，設計出未來政府的樣子。
眾望所歸，孫中山以16票當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Ⅱ “臨時政府，革命時代之政府也”
Ⅲ 南北議和，清帝退位
Ⅳ 時勢選擇了袁世凱
Ⅴ 政潮迭盪
Ⅵ 現代化嘗試的甜酸苦辣
後記 郭太風
……
文摘
書摘
武昌起義帶有一定的偶然性，這場反清革命起先有點雜亂無序，既沒有相應的細緻計畫，也沒有統一的領導機構。隨著光復省份不斷增加，一些人開始考慮捏成拳頭建立政權的問題了。然而，臨時中央政府不可能一蹴而就，於是過渡性的類似議會的組織“各省代表會”便應運而生了。
“各省代表會”最初成立於上海，全稱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耐人尋味的是，發起籌建這個組織的不是革命黨人，而是江浙立憲派。
立憲派是清末一支重要政治力量，主要成員為一些開明紳商和官僚，曾經對清王朝的立憲許諾抱有極大的幻想。他們既不滿清廷的專制集權，同時又反對革命，因此一再採取文明請願的方式，乞求能夠分享政權，建立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國家。可是，昏聵而又多疑的清朝當權者原本就無誠意兌現它的諾言，“皇族內閣”出籠後，立憲派這才如夢初醒，拂袖而去。立憲派與清王朝權貴集團裂痕的擴大，削弱了清王朝統治基礎，致使後者陷人了更加孤立的困境，
這樣就為革命提供了便利。
10月14日獲悉詔請袁世凱，以上海為活動基地的江浙立憲派人士頓時興高采烈，會聚一堂。他們認為應付目前局面，革命黨人還欠火候，只有袁世凱“擁有實力”，因此希望袁能組閣，統握大權。是月下旬，林長民致函湖北咨議局議長湯化龍，提議聯合各省籌建一個統一的臨時政府。不久上海光復，江、浙獨立，江浙立憲派仍積極與袁世凱聯絡，希冀建立以袁為首的新內閣。
正當江浙立憲派在上海秘密籌劃之際，武昌方面則率先公開提出了組建臨時中央政府的倡議。漢口失守後，武漢的戰事一度沉寂。11月7日，湖北軍政府就組織臨時中央政府問題向各地軍政府發出了徵求意見電。電報說：“現在義軍四應，大局略定，惟未建設政府，各國不能認交戰團體。敝處再四籌度，如已起義各省共同組織政府，勢近於安偏，且尚多阻滯之處；若各省分建政府，外國不能於一國之內承認無數之交戰團。茲事關係全局甚大，如何之處，乞貴軍政府會議賜教。”兩天后黎元洪再次發出通電，正式邀請獨立各省選派代表赴武昌籌建臨時中央政府。
由於蕪湖至九江的電纜發生故障，上海方面未能及時收到武昌發來的電報。此時江浙立憲派又擬訂了一個“宣布臨時國會成立計畫”，他們打算越過各地軍政府，趁革命黨人正注重和戰問題而無暇顧及建設政權之際，搶先在上海成立一個具有臨時國會性質的“全國會議團”，以便召集各地立憲派及與之關係密切的舊官僚勢力，控制籌建臨時中央政府的主動權。
他們曾以各省代表的名義擬定了一個《組織全國會議團通告》，列入發起者名單的18人均系各省在滬的知名人士，除少數革命黨人外，大多數屬於立憲派、舊官僚，而且江浙立憲派人士明顯優居比例。具體名單是：湖北樊雲門，湖南宋教仁，陝西于右任，江西夏劍丞，江蘇唐文治、張謇、趙鳳昌、莊思緘，浙江湯壽潛、張菊生、姚桐豫，安徽江易園，福建高夢旦，廣東伍廷芳、溫宗堯，貴州湯壽彤，四川程德全，河南王搏沙。
可是，要想越過各地軍政府而獨立發起，尤其是排斥滬軍都督府在上海成立“全國會議團”，客觀上非常困難，即其本身也缺乏足夠的號召力。經過反覆醞釀斟酌，張謇、趙鳳昌等不得不又調整策略，於是將《組織全國會議團通告》改由江蘇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湯壽潛向滬軍都督陳其美通電建議的形式在報上發表。電報說：“自武漢事起，各省回響，共和政治已為全國輿論所公認……吾國上海一埠，為中外耳目所寄，又為交通便利、不受兵禍之地，急宜仿照美國第一次會議方法，於上海設立臨時會議機關，磋商對內對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統一，復人道之和平。務請各省舉派代表，迅即蒞滬集議。”
其實，江浙立憲派真正著眼的不是“全國會議團”，而是臨時中央政府，只不過一時上海難與武昌競爭，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作為首義之地，武昌已被中外矚目，黃興、宋教仁等著名革命黨人又正在那裡，相比之下，上海不過是回響之區，聲望顯然不及武昌。考慮到這一現實，他們才決定採取主動，“請求各省都督府公認武昌為中華民國新政府”。這一方案，張謇等後來明確稱之為“政府設鄂，議會設滬”。
“於上海設立臨時會議機關”，滬軍都督陳其美舉雙手贊成。首先這確是革命形勢需要，“外交內政，均有聯合一致的必要”，其次在自己統轄的地區開會，肯定對同盟會有利，他本人就是一位老會員。陳其美(1877—1916)字英士，個性張揚，敢說敢當，留學日本時加入了同盟會，回國後從事秘密活動，並成為上海青幫的大頭目。1911年7月，被推為同盟會中部總會庶務總長。武昌起義後，其美任滬軍都督後，發起組織各省代表團，商議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陳主張由各省都督指派，江蘇人±則主張由各省臨時省議會或咨議局推出代表，因此兩者之間發生了摩擦，進行了明爭暗鬥。”關於設立臨時政府還是設立議會：陳其美“議建臨時政府”，而程、湯等只是提出“於上海設立臨時會議機關”。主張不同，動機迥然。前者想借滬軍都督府的優勢，利用在上海開會的便利，把籌建臨時中央政府的主動權掌握在革命黨人手中。後者想通過組織臨時議會，集合自己的力量，從而控制會議，確保對權力的分享。
儘管陳其美等革命黨人與江浙立憲派、舊官僚在醞釀籌建新政權之初存在分歧，而且這種分歧還滲雜著對上海軍政領導權的爭鬥，但是對外他們的基本立場還是一致的，那就是爭取主動，使上海成為醞釀籌建新政權的中心。經過磋商，江、浙、滬三方不久達成妥協，同意組織各省都督府代表會議，並決定由三方先派代表組成。由於各省大多委派已經在滬的名流為代表，故至11月15日已有10省代表報到。這一天，代表會在上海的江蘇教育總會正式開幕，議決名稱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與此同時，湘、贛、粵、桂等省都督府因黎元洪電邀，已派代表赴武昌，這樣便形成了上海和武昌兩個中心。
“各省代表會”成立後，立刻通告到滬的各省都督府代表及時參加會議，並“派人到鄂，請其即舉代表來滬”。至11月17日，實際與會的已有江蘇都督府代表沈恩孚、雷奮，滬軍都督府代表俞寰澄、袁希洛、朱葆康，鎮江都督府代表馬良、陶駿保，福建都督府代表林長民、潘祖彝，浙江都督府代表姚桐豫、高爾登。此外，山東都督府代表謝鴻燾、雷光宇正在赴滬途中。
也就在這一天，上海方面才得知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曾有過請各省派代表赴武昌商組臨時政府的通電，但仍決定回電武昌：“本會各代表以上海交通便利，多主張在滬開會，倘蒙同意，請即派代表來滬。”由於武昌方面態度十分強硬，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遂又決定：“認鄂軍為民國中央軍政府，即以武昌都督府執行中央政務，統籌全局，劃一軍令。其中央軍政府組織，請貴都督府制定。”而對武昌方面會議遷鄂的要求則不置可否。其實，上海方面仍想採取“政府設鄂，議會設滬”的方案。
可是這一折衷方案同樣遭到武昌方面的斷然拒絕。為了實現府、會統一，他們特派居正、陶風集順流東下，準備與在滬各省代表直接溝通。與此同時，譚人鳳等14位革命黨人也從武漢發來聯名電報，希望滬上革命黨“諸君速來鄂組織一切”。
孫中山宣誓就職之後，立刻著手組建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中央政府需要設立參議院作為立法機關。由於時間關係，正式參議院來不及成立，遂以各省都督所派的參議員組成代理臨時參議院代行職權。
1912年1月3日，代理臨時參議院門前熙熙攘攘，不僅代理臨時參議員們來了，孫中山、黃興等人也來了。這一天將審議表決臨時政府各部總長人選，這意味著將決定臨時政府當天能否如期成立。
按照《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一、政府各部總長由臨時大總統任命，但須經過臨時參議院審議通過；二、臨時政府設內務部、外交部、財政部、軍事部、交通部，總長直接對臨時大總統負責。
這是一個美國式的政府模式，與孫中山的想法不謀而合。但是，不設副總統和只有5個部的規定使孫中山大大為難，因為需要安排的人實在太多了。
當初《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公布的時候有人就主張修改，可是遭到“各省代表會”的拒絕。1911年12月29日孫中山接到當選臨時大總統的訊息後，曾立刻委派黃興赴南京斡旋，爭取臨時中央政府設立一位副總統，並且適當增加幾個總長名額，這樣平衡兼顧，有利於革命陣營內部的團結。當晚9時，“各省代表會”召開緊急會議，討論修正《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問題。許多代表起先不贊同修改，擔心臨時大總統會因此權力過大，難以約束。可
是會議開到子夜，代表們都疲倦了，陣陣睡意促使他們作出了妥協。
4天之後有人提出異議，認為如此大事不應該在深夜裡倉促作出決定。時“各省代表會”已改稱代理臨時參議院，於是重新討論修改《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結果通過了《修正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
修正大綱的問題得到解決，具體的人選又起波瀾。
1912年1月3日，代理臨時參議院舉行副總統選舉，這一職位顯然名花有主，黎元洪當選自在情理中，不出人們的意料，這算是對首義的湖北人一個交待，再說他原本就當選過大元帥。黎元洪以17票全票當選，仍兼湖北軍政府都督，常駐湖北，5天后在武昌宣誓就職。
接下來議程是審議由臨時大總統提交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許可權》，這項法律檔案必須在臨時政府組建以前獲得確認。
……
武昌起義帶有一定的偶然性，這場反清革命起先有點雜亂無序，既沒有相應的細緻計畫，也沒有統一的領導機構。隨著光復省份不斷增加，一些人開始考慮捏成拳頭建立政權的問題了。然而，臨時中央政府不可能一蹴而就，於是過渡性的類似議會的組織“各省代表會”便應運而生了。
“各省代表會”最初成立於上海，全稱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耐人尋味的是，發起籌建這個組織的不是革命黨人，而是江浙立憲派。
立憲派是清末一支重要政治力量，主要成員為一些開明紳商和官僚，曾經對清王朝的立憲許諾抱有極大的幻想。他們既不滿清廷的專制集權，同時又反對革命，因此一再採取文明請願的方式，乞求能夠分享政權，建立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國家。可是，昏聵而又多疑的清朝當權者原本就無誠意兌現它的諾言，“皇族內閣”出籠後，立憲派這才如夢初醒，拂袖而去。立憲派與清王朝權貴集團裂痕的擴大，削弱了清王朝統治基礎，致使後者陷人了更加孤立的困境，
這樣就為革命提供了便利。
10月14日獲悉詔請袁世凱，以上海為活動基地的江浙立憲派人士頓時興高采烈，會聚一堂。他們認為應付目前局面，革命黨人還欠火候，只有袁世凱“擁有實力”，因此希望袁能組閣，統握大權。是月下旬，林長民致函湖北咨議局議長湯化龍，提議聯合各省籌建一個統一的臨時政府。不久上海光復，江、浙獨立，江浙立憲派仍積極與袁世凱聯絡，希冀建立以袁為首的新內閣。
正當江浙立憲派在上海秘密籌劃之際，武昌方面則率先公開提出了組建臨時中央政府的倡議。漢口失守後，武漢的戰事一度沉寂。11月7日，湖北軍政府就組織臨時中央政府問題向各地軍政府發出了徵求意見電。電報說：“現在義軍四應，大局略定，惟未建設政府，各國不能認交戰團體。敝處再四籌度，如已起義各省共同組織政府，勢近於安偏，且尚多阻滯之處；若各省分建政府，外國不能於一國之內承認無數之交戰團。茲事關係全局甚大，如何之處，乞貴軍政府會議賜教。”兩天后黎元洪再次發出通電，正式邀請獨立各省選派代表赴武昌籌建臨時中央政府。
由於蕪湖至九江的電纜發生故障，上海方面未能及時收到武昌發來的電報。此時江浙立憲派又擬訂了一個“宣布臨時國會成立計畫”，他們打算越過各地軍政府，趁革命黨人正注重和戰問題而無暇顧及建設政權之際，搶先在上海成立一個具有臨時國會性質的“全國會議團”，以便召集各地立憲派及與之關係密切的舊官僚勢力，控制籌建臨時中央政府的主動權。
他們曾以各省代表的名義擬定了一個《組織全國會議團通告》，列入發起者名單的18人均系各省在滬的知名人士，除少數革命黨人外，大多數屬於立憲派、舊官僚，而且江浙立憲派人士明顯優居比例。具體名單是：湖北樊雲門，湖南宋教仁，陝西于右任，江西夏劍丞，江蘇唐文治、張謇、趙鳳昌、莊思緘，浙江湯壽潛、張菊生、姚桐豫，安徽江易園，福建高夢旦，廣東伍廷芳、溫宗堯，貴州湯壽彤，四川程德全，河南王搏沙。
可是，要想越過各地軍政府而獨立發起，尤其是排斥滬軍都督府在上海成立“全國會議團”，客觀上非常困難，即其本身也缺乏足夠的號召力。經過反覆醞釀斟酌，張謇、趙鳳昌等不得不又調整策略，於是將《組織全國會議團通告》改由江蘇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湯壽潛向滬軍都督陳其美通電建議的形式在報上發表。電報說：“自武漢事起，各省回響，共和政治已為全國輿論所公認……吾國上海一埠，為中外耳目所寄，又為交通便利、不受兵禍之地，急宜仿照美國第一次會議方法，於上海設立臨時會議機關，磋商對內對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統一，復人道之和平。務請各省舉派代表，迅即蒞滬集議。”
其實，江浙立憲派真正著眼的不是“全國會議團”，而是臨時中央政府，只不過一時上海難與武昌競爭，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作為首義之地，武昌已被中外矚目，黃興、宋教仁等著名革命黨人又正在那裡，相比之下，上海不過是回響之區，聲望顯然不及武昌。考慮到這一現實，他們才決定採取主動，“請求各省都督府公認武昌為中華民國新政府”。這一方案，張謇等後來明確稱之為“政府設鄂，議會設滬”。
“於上海設立臨時會議機關”，滬軍都督陳其美舉雙手贊成。首先這確是革命形勢需要，“外交內政，均有聯合一致的必要”，其次在自己統轄的地區開會，肯定對同盟會有利，他本人就是一位老會員。陳其美(1877—1916)字英士，個性張揚，敢說敢當，留學日本時加入了同盟會，回國後從事秘密活動，並成為上海青幫的大頭目。1911年7月，被推為同盟會中部總會庶務總長。武昌起義後，其美任滬軍都督後，發起組織各省代表團，商議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陳主張由各省都督指派，江蘇人±則主張由各省臨時省議會或咨議局推出代表，因此兩者之間發生了摩擦，進行了明爭暗鬥。”關於設立臨時政府還是設立議會：陳其美“議建臨時政府”，而程、湯等只是提出“於上海設立臨時會議機關”。主張不同，動機迥然。前者想借滬軍都督府的優勢，利用在上海開會的便利，把籌建臨時中央政府的主動權掌握在革命黨人手中。後者想通過組織臨時議會，集合自己的力量，從而控制會議，確保對權力的分享。
儘管陳其美等革命黨人與江浙立憲派、舊官僚在醞釀籌建新政權之初存在分歧，而且這種分歧還滲雜著對上海軍政領導權的爭鬥，但是對外他們的基本立場還是一致的，那就是爭取主動，使上海成為醞釀籌建新政權的中心。經過磋商，江、浙、滬三方不久達成妥協，同意組織各省都督府代表會議，並決定由三方先派代表組成。由於各省大多委派已經在滬的名流為代表，故至11月15日已有10省代表報到。這一天，代表會在上海的江蘇教育總會正式開幕，議決名稱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與此同時，湘、贛、粵、桂等省都督府因黎元洪電邀，已派代表赴武昌，這樣便形成了上海和武昌兩個中心。
“各省代表會”成立後，立刻通告到滬的各省都督府代表及時參加會議，並“派人到鄂，請其即舉代表來滬”。至11月17日，實際與會的已有江蘇都督府代表沈恩孚、雷奮，滬軍都督府代表俞寰澄、袁希洛、朱葆康，鎮江都督府代表馬良、陶駿保，福建都督府代表林長民、潘祖彝，浙江都督府代表姚桐豫、高爾登。此外，山東都督府代表謝鴻燾、雷光宇正在赴滬途中。
也就在這一天，上海方面才得知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曾有過請各省派代表赴武昌商組臨時政府的通電，但仍決定回電武昌：“本會各代表以上海交通便利，多主張在滬開會，倘蒙同意，請即派代表來滬。”由於武昌方面態度十分強硬，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遂又決定：“認鄂軍為民國中央軍政府，即以武昌都督府執行中央政務，統籌全局，劃一軍令。其中央軍政府組織，請貴都督府制定。”而對武昌方面會議遷鄂的要求則不置可否。其實，上海方面仍想採取“政府設鄂，議會設滬”的方案。
可是這一折衷方案同樣遭到武昌方面的斷然拒絕。為了實現府、會統一，他們特派居正、陶風集順流東下，準備與在滬各省代表直接溝通。與此同時，譚人鳳等14位革命黨人也從武漢發來聯名電報，希望滬上革命黨“諸君速來鄂組織一切”。
孫中山宣誓就職之後，立刻著手組建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中央政府需要設立參議院作為立法機關。由於時間關係，正式參議院來不及成立，遂以各省都督所派的參議員組成代理臨時參議院代行職權。
1912年1月3日，代理臨時參議院門前熙熙攘攘，不僅代理臨時參議員們來了，孫中山、黃興等人也來了。這一天將審議表決臨時政府各部總長人選，這意味著將決定臨時政府當天能否如期成立。
按照《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一、政府各部總長由臨時大總統任命，但須經過臨時參議院審議通過；二、臨時政府設內務部、外交部、財政部、軍事部、交通部，總長直接對臨時大總統負責。
這是一個美國式的政府模式，與孫中山的想法不謀而合。但是，不設副總統和只有5個部的規定使孫中山大大為難，因為需要安排的人實在太多了。
當初《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公布的時候有人就主張修改，可是遭到“各省代表會”的拒絕。1911年12月29日孫中山接到當選臨時大總統的訊息後，曾立刻委派黃興赴南京斡旋，爭取臨時中央政府設立一位副總統，並且適當增加幾個總長名額，這樣平衡兼顧，有利於革命陣營內部的團結。當晚9時，“各省代表會”召開緊急會議，討論修正《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問題。許多代表起先不贊同修改，擔心臨時大總統會因此權力過大，難以約束。可
是會議開到子夜，代表們都疲倦了，陣陣睡意促使他們作出了妥協。
4天之後有人提出異議，認為如此大事不應該在深夜裡倉促作出決定。時“各省代表會”已改稱代理臨時參議院，於是重新討論修改《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結果通過了《修正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
修正大綱的問題得到解決，具體的人選又起波瀾。
1912年1月3日，代理臨時參議院舉行副總統選舉，這一職位顯然名花有主，黎元洪當選自在情理中，不出人們的意料，這算是對首義的湖北人一個交待，再說他原本就當選過大元帥。黎元洪以17票全票當選，仍兼湖北軍政府都督，常駐湖北，5天后在武昌宣誓就職。
接下來議程是審議由臨時大總統提交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許可權》，這項法律檔案必須在臨時政府組建以前獲得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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